低。

我羡慕我的母亲，在她那个年代，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兄妹俩制得服服贴贴。
省了她很多烦心的事。而且稍有不如意，动则不是一顿臭骂，就是拳头棍子还加耳
光。一顿畅快淋漓打过之后，再让我跪在毛主席像前听她语重心长的说一套。不外
乎，俺在外面教书时，不能打骂只能用说服，以理服人。家里可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不是把我当出气桶了吗？况且俗话说，黄金棍棍出好人。我打你是为你好厄。
“打是亲，骂是爱，不管不教要变坏”。我大概是命苦，小我几岁的妹妹却不挨打，
而且每每妹妹哭鼻子，母亲还不分青红皂白，揍我一顿。

我那时在家里为长子，像保姆一样承担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是一个地道的“好儿童”。
引以为骄傲的是6岁开始学做饭。当时是在保姨家作客，她要上班。问我能不能学做
饭，我欣然答应。她指导我：水开加米，饭将熟时，加上东苋菜。当时一次成功，
饭还不仅熟透，而且还没糊锅，我吃得很香，并受到众人夸奖。

从此一发不可收，一回家，我就成了家里天然的厨师。我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做过
饭，也没洗过衣服。我却是包揽各种家务活。洗衣做饭，挑水担米，打扫卫生，提
蓝小买。除此之外，拾柴拾煤渣就更不用说了。担米买碳，要到十里之外的镇上，
担回家往往满头大汗，腰酸背疼。盛夏酷暑，渴了是喝的稻田里的水。因此记忆里，
除了学习外，从来没有偷个闲。连参加体育运动都是太奢侈了。各种活中，洗衣服
和洗碗是很艰苦的，尤其洗衣服在南方的冬天更是最累人苦活。在结冰或者零下的
温度下，我在堰塘里洗衣服，北风吹过，手冻的像典型的胡萝卜红通通的，而且肿
的很粗大。由于手是僵硬的，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衣服还不能挤干，冻疮生的遍手，
壳脱了，露出肉芽，疼的难忍。洗完了要一件件晾晒，干后要折叠成形，放入衣柜，
整个流水作业一步也不能拉掉。

至于做饭，现在电气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文革时我家没柴，没煤，要利用
所有的空余时间去捡二煤炭(烧过的煤变费为宝)，拾树叶，废纸，树枝。由于湿树
枝不易燃，炉火经常燃得不顺，我就要用自制的吹火筒，像吹号一样鼓足腮帮，使
奄奄一息的火苗起死回生。有时被烟灰熏得泪流满面(哈哈，盟友嘲弄我在忆苦思甜
)。我还有一个“偷”看小说的习惯，有时一面烧火做饭，一面偷看几页“平原游击
队”或“艳阳天”。但是妈看到后要把书收走，唠叨道：“把眼睛看坏了，咋办”？
我妈管得比较紧，一点没有民主。不爽的是，每天兢兢业业干完活，是理所当然的
义务，得不到赞许。要是摔破了碗，还要招来责骂和打。现在我儿子作点小事，都
要我点名表扬，否则不行。而我挤出时间与同学刚打上篮球时，她就到来到校门口
叫着：“都6点了，还不回家做饭”。在艰苦文革年代，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基本上没有业余时间，也牺牲了个人爱好。相信当时不少孩子都经历类似的童年及
青少年，见惯不惊。

看看现在的继续可怜的我吧，居然没有遗传到我妈那种严厉品格和专断的能力，却
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儿子11岁了，不作家务不说(似乎是香蕉人的共性)，而且又不
爱学习，忒贪玩。但是他们这一代，饭来开口，衣来伸手。IPAD离不了手。不同的
游戏类变换着玩来玩去，没有个完。就是不做作业，尤其不学中文。叫他练练琴，
要三番五次，往往当成耳边风不听。回忆我妈那时享有“特权阶层”的地位，我自
叹不如。其实我并不想让儿子成个书呆子，也认为美国教育非常人性，小孩子从小
就充分享受生命的真谛。但是，他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每每得等到睡
觉之前忽然想起，学校的作业还没完成。然而连续玩几个小时不会嫌累，也不厌烦。
作业或练琴，坚持不了几分钟，注意力就不在了。

我这时唯一可以感叹的是，民主有什么用。想一想，中国想建高铁，中央一句话，
下面雷厉风行，几个月或一年之后，轰隆隆，火车说到哪就到哪儿。再看老美，奥
巴马说要修铁路，可就是没人理睬他呢。碰到财政悬崖，政府拿着议会也没辙。可
惜，我现在在家里施行民主多年，不可能改弦易辙，进行“政治改革”，搞家长制
呀？忆当年，我妈怎么就那么容易把我制服得小绵羊似的，我真是由衷的佩服我亲
爱的妈妈！哎，同学们，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