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活着，魯迅會怎麼評價習近平？會不會橫眉冷對小習？

隔壁老三敲門怒道：你用什麼本事讓老魯迅復活，起死回生？當然這是一個虛擬的故事，一個假說。由於習是共產主義者，至少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與毛澤東如出一轍。我們不妨從魯迅評論毛澤東之中看出他如何評價習。

說起魯迅，又不能忘記胡適，他們兩人當時都看透了毛；同理，毛也知道他們看透他，毛也看中他們兩人。是相互利用，不一定是相互理解。主要他們大部分時期沒有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否則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絕對不是現在史上記錄的那樣。

魯迅如果活着，會怎麼評價習近平？魯迅可能對習的評價和毛澤東差不離，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一旦政權到了手，就會把令來行。因此魯迅對習一定是充滿了批評的。而且鐵骨錚錚的魯迅，一定不會服氣，不說話，毋寧死。其實他如果活到解放後，反右不倒，文革必倒，已經死在老毛手裡了。

那麼習怎麼評價魯迅，肯定是敬而遠之，習不會太多理會魯迅。如果魯迅不罵人，他可能井水不犯河水。但是魯迅的脾氣，對中共目前的壓抑之舉，哪有不批評的。所以兩個人的關係不會好過習對劉小波的態度。說不定早已劍拔弩張，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搞死對方，不達目的不罷休。同理，魯迅被習投進監獄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習也並不是對魯迅一無所知，他2014年2月7日在索契同冬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座談時引述魯迅的話，“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些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嵴梁”。那是習近平首次在公開場合引用魯迅的話。後來基本上把魯迅忘記了，很少提及。

魯迅胡適毛澤東都是批判中國現實以及文化歷史，都是智者。但是魯迅胡適有批判有思想但沒主義。胡適朦朧介紹歐美西方思想， 魯迅朦朧讚揚他自己其實一點都不了解的蘇聯社會主義，而毛澤東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模範，他有自己的主義。

和現在空談理論的左派差不多，魯迅胡適是有良知的智者，分別代表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性激進自由派與批評性保守革新派。但是沒有具體的倡議和遠大理想，屬於紙上談兵的口頭革命派，和實踐者差別很大。

不過毛澤東文化不高，卻狡詐至極，是一個超級流氓大王。魯迅胡適在於啟迪國民心智，而毛在於用智者的旗號鼓動愚民。在中國人口最廣大的愚民群落里，醫生郎中書生都是鬥不過法師匪首兵勇的。文明的歐洲探險家醫生傳道士等被部落人殺死吃掉，但是海盜們用槍炮烈酒鴉片這樣的法術，然後再用基督教，很快征服了那些部落。

毛澤東說魯迅要是活到他掌權的時代，必須被他閹割做狗，估計魯迅不會吃驚。但是如果魯迅聽到毛澤東晚年對陪着他看香港電影《一雙繡花鞋》的一群寢宮娘子說的那番話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本質：“那個【把井下救人的人害了的】井上的青年好些。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下流地整人是老毛奮鬥一生的縮影。

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時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毛的話似乎可信，以魯迅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魯迅曾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他還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着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為什麼魯迅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在當代中國最了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了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毛澤東開始關注魯迅始於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了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迴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弟子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這段話非常值得着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分子，之所以他喜歡共產黨。因為他們是反抗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當時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工農利益受損。而且魯迅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魯迅讀了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

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你來了，我要逃亡。”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裡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

毛澤東曾在一個演講中指出：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魯迅是反對聖人的，但是自己沒有想到，他一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因為毛澤東自己有想當聖人的願望，認為聖人是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

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又做了兩個重要評價：第一，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也就包含了毛澤東對於五四的評價。

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台詞是，他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王實味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因為他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毛也提着燈去看了牆報，看完之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主義掛帥？所以被老毛打倒了，倒霉呀。

對胡風來說，應該要堅持魯迅的方向，而且他還振振有辭：是你（毛澤東）說的啊！這個問題怎麼解釋是非常頭疼的問題。所以毛就動員了黨內一些理論家來解釋這個難題，展開對胡風的批判。

如果一九四九年魯迅還活着，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可以從魯迅生前的言論看出，一來，他可能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二來，魯迅不是又說，共產黨來了我要跑嘛。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魯迅笑了。胡風也說魯迅在微笑。

當時人們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所以毛澤東孤獨寂寞時就會想到魯迅。魯迅誕辰八十周年，毛澤東寫出了魯迅的心事:“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里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魯迅不幸，歷史轉折點總被人們抬出。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一直是一顆牆頭草，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既要造反，又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我生長在邊遠地區所以喜歡魯迅，和知青到農村一樣。在那裡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我們在農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要知道魯迅藝術的根和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人們讀魯迅可以讀得熱淚盈眶，到了農村才感到魯迅深入了群眾，同底層人民同甘共苦，那支筆是神奇的農民和城市小市民的最好記錄器。不過，魯迅之偉大，完全是毛澤東利用他為自己的獨裁鳴鑼開道而喧囂出來的，說到底也就是一個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