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华国锋习近平排座次 最近大家在讨论华国锋和习近平谁更厉害，我觉得应该把邓小平加上来评。如果给近现代中央领导人排序，邓小平好于华国锋。我想起了一年半以前的一个豆腐干文章：“邓小平为何逼下华国锋又不当老大”。历史到了另一个时刻，我们不光可以比比邓小平和华国锋，还可以比比习近平和华国锋，甚至把他们三个人比一比，看究竟谁是王者？ 咱们似乎不用动脑筋，就可以得出邓小平是真正的王者。如果不信，看看下面的故事，你也许会同意我的意见(其实我的看法已经不重要了)。不光是眼光，知识，还有气魄，特别不要忘记作为政治家玩弄权力的本事最为要紧，而这方面最厉害的，还非邓小平莫属。 大家最近议论纷纷的是小习对于权力有些如痴如醉，但是他玩弄权力的方法却有些欠妥。其他不说，个人崇拜搞得过分。华国锋那时候虽然也想搞个人崇拜，可惜邓小平眼尖，立马识破，并把他从权力宝座上掀倒在地。咱们劝习学习小邓，不用把党政军大权集一身就可以运筹帷幄。如果人家来找你解决问题，你就是实权派。邓小平也许没有读那么多的书，但是水平不一般，手腕也不一般，而这正是小习缺乏的东西，那就是胆识！至于习近平与华国锋相比，我看华国锋不咋的，连两年都没有坐满，粉碎四人帮也是形势所逼，并且由叶帅一手策划的。习至少在台上已经坐了五年半了。
以下是旧文：邓小平为何逼下华国锋又不当老大(2017年1月)
不看中共历史记载，还以为邓小平真的是一个绵里藏针的软绵绵的人。当然，当年在毛泽东面前，学生邓小平是唯唯诺诺的，反对也是心里面的。他实际上有朝一日权在手，也是很霸道的。 不过，邓小平不贪表面权利，要的是说话有份量就行。与毛泽东的巨大不同在于，他只要实不要名。而毛泽东毕竟没有出国，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一辈子就是想当皇帝。他长期追求心里的满足，尽情享受着权利的乐趣，是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理念的写照。而邓小平讲究话语权，一辈子就鼓捣一个白猫黑猫，其他则一事无成，除了打桥牌手艺还不错外。他眼里看的不是虚名，是拿到实权没有，邓小平不在乎是否有那份名誉，不讲究名正言顺，所以有个副职就心安理得了。这个小事能够看透一个人。当年，林彪就是等不及，想早点上位，结果是弄巧成拙，被老毛看破。最后身败名裂，坠机温都尔汗荒漠。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是典型的宫廷政变，已经构成野心家、阴谋家罪名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邓看重的是不是真的控制了局势，即使隔靴搔痒，名不正，言不顺，不要紧；即使垂帘听政也没有关系。所以他独树一帜，搞了一个变异品种--美其名曰“中央顾问委员会”，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中央委员也不是，没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他从来没有作过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经历得出结论。但是他还是聪明过人，狡猾狡猾的，因为他不嫌弃中央军委主席这样一个要职，而且只要军委主席一职，别无所求。其实这是出于一个著名的典故，书写者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典故名为党指挥枪，那就是共产党独霸一方的原则，军委主席是无冕之王。 回过头来看，其实华国锋只要可以接受邓小平的管理方式和理念，本可以在总书记的宝座上蹲起。事实上后来也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直是在找年轻的接班人，包括胡和赵，只不过不是那么顺利而已。主要问题是华国锋不审时度势，顽固坚持老毛的路线，认准了的理就是转不过弯来，非要搞什么“两个凡是”不可。惹得邓小平不爽，几个回合下来，邓烟缸起火，七窍生烟。只好和几个老鬼串通一气，大打出手，把他从中共的总书记(主席)的宝座上拉下马来。 1978年与华国锋派系的斗争十分屈折而艰苦，而且激烈之程度不亚于76年粉碎四人帮的政变。邓小平在暗中捣乱，搅动叶剑英和陈云一伙，兴风作浪，拉帮结派，终于一鼓作气把汪东兴，吴德，陈永贵等等逼到断壁悬崖，只有缴械投降的死胡同。本来汪东兴，吴德自己还是不服，早期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以为邓小平还可以大慈大悲，像两年前他们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一样，手下留情。谁知邓小平恩将仇报，而且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他必须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汪东兴傻呼呼一帮人，一些毛泽东忠实信徒，并没有学到毛残忍和羯毒的秉性和奸诈的手腕，终于不是老邓的对手，败下阵来，并且溃不成军。当然，毛泽东何许人也，资治通鉴读过二十遍，红楼梦更是读了不知多少遍，厚黑学的专业博士后。哪里用得着读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部头涅？ 回放一点当时的几次会议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有不少问题。貌似集体领导，大家民主决策。但是如果你能够串通一气，煽风点火，很容易就误导民众和一般小政客(赵紫阳和胡耀帮只能屈尊当小虾而已)。当然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在形式上必须走多数人的路线。怎么个走法，猫腻很多。酷似很早以前，毛泽东搞掉一个个政敌(彭德怀，高岗，刘少奇)的卑鄙无耻的手法。中共的黑箱操作看来永远是灵验的，什么民主集中制是骗人的鬼话，只要你有权，或者你有不可告人的心机和“出类拔萃”的隐秘手段，你就有控制权。 以下是史实记载(ZT)：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副总理)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一出山，阴谋诡计就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他心里有宏伟的抱负，要把中国引向发达国家，而且只有资本主义才行，不过要冠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已。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甚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因此，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后来呢，故事结尾十分简单。不仅汪东兴辞职，而且吴德等人也不得不下马。也是在兔死狐悲情况下，华国锋孤立无助，只好乖乖的缴械投降，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拱手让人宰割。从此中国革命航船偏离了毛泽东终身奋斗不息的专政和革命康庄大道，行入了资本主义的羊肠小道。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且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同志的方向越来越远了。否则川普哪里如此惊惶失措，要宰下中国这头肥羊下酒，犒劳新政府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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