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悲劇：1945——1957年的中國革命史》（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945 - 1957）是任教於香港大學的荷蘭漢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2013年出版的書。

《赤地之戀》是張愛玲1954年出版的小說。由於大陸當局的審查制度，華人讀者知道的不多。《赤地之戀》描寫的是中國大陸在“解放”之後的數年內，一個小人物及其戀情的悲劇。其中涉及的主要歷史背景包括了所謂的“土地改革”、“三反運動”、和所謂的“抗美援朝”。

這兩部書的出版相距一甲子，敘述中的歷史背景有諸多重合，然而體裁不同、風格迥異。我最近有幸都讀了，且試比較一番。

《解放的悲劇》是歷史作品，主要根據的是近年大陸解禁的歷史檔案，構建出一個真實的歷史畫卷，否定了歷史學界某些人關於這一時期是中共治理大陸的“黃金時代”、“蜜月期”等無根據的神話，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as this book shows, the first decade of Maoism was one of the worst tyrann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nding to an early grave at least 5 million civilians and bringing misery to countless more. ” （……這本書表明：毛主義的第一個十年是二十世紀歷史上最殘暴的一個時期，殺害了至少五百萬性命，且給無數民眾帶來苦難。）

閱讀《解放的悲劇》是一種沉甸甸的感覺。歷史的事實、敘述、數據、圖景紛至沓來，在馮客的梳理與組織下，形成一個個主題，呈現出一幅幅1949年前後的大陸歷史畫卷。色調是冷靜的、敘述是實事求是的、沒有多餘的描寫與議論，卻給人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悲涼的氣氛。

閱讀《赤地之戀》，這種悲涼的氣氛、沉重的感覺是一樣的，然而張愛玲的筆觸與小說敘事的張力讓這一段歷史活起來了，更加形象、更加生動、更加恐怖。比如， 其中描寫土地改革“殺人越貨”的本質時，關於槍決所謂的“地主惡霸”、虐殺孕婦、地主的生動描寫讓人血脈僨張、手腳冰涼。《赤地之戀》的焦點放在幾個鮮活的人物身上，讀來更有代入感，也就更為印象深刻。

不僅如此，《赤地之戀》對中共官場下至農村基層黨組織，上至省級大員的卑劣言行有惟妙惟肖、生動活潑的刻畫，讓人浮想聯翩，形成了一群中共幹部的群像。由於大陸政治局面的僵化，這類中共幹部迄今沒有明顯的改變。稍有點大陸背景的人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見過的中共幹部。

《赤地之戀》的深度，就其挖掘中共的政治運動對個體命運的身、心理影響上，是歷史作品夠不上的。記得其中寫到基層黨員幹部都知道的慣例：中共發起一個運動時就鼓勵黨員幹部放手去干；然而一旦看到民眾反抗情緒高漲，就“糾偏”。人已死了、財物也損失了，沒法彌補；於是就把下級或基層黨員幹部抓幾個來懲罰或殺害，以收買人心。這樣的模式使得基層黨員幹部在心理上的扭曲與畸變十分明顯。2021年的中國大陸上，這種行為模式依然在運作中，而中共基層幹部的心理變態一如解放前後。

然而，小說的體裁也決定了《赤地之戀》在對於中共政治運動的描寫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在反映歷史的廣度上必然收到限制。

《赤地之戀》的另一重意義，是一個獨立作家對大陸“解放”之後數年內的社會的犀利觀察，從而對共產黨作家臭名昭著的“十七年文學”（1949-1966年）提供了一劑強大的解毒劑，刺破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等所謂“革命文學”營造出來的肥皂泡。

《赤地之戀》從文學上成就的，《解放的悲劇》從歷史敘述中也達成了。

《解放的悲劇》運用了大量的歷史檔案、資料，呈現1949年前後大陸民眾的生活，有着前所未有的廣闊視角，然而歷史敘事的局限使得它無法深入探討那些歷史事件對個人的心理影響，從而或者有心理深度上的不足。

不可否認，作者自身的時代文化背景對於兩部書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張愛玲是那個年代的人，據說還參加了土改，逃離大陸後還在港台地區生活，對於解放前後的中國有最切近的觀察。張又是一位中國味十足的著名作家，對於中國文化的浸淫與理解是國外漢學家無法企及的。這對於張愛玲小說的深度有積極的影響。

馮客，生於1961年，成年之際是在八十年代，開始在香港大學工作據說是2006年。大陸自八十年代以來進入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經濟市場化、政治自由化，大量歷史檔案解密，從而為馮的寫作帶來了許多素材。然而，馮畢竟不是那個年代的人，並且也不是中國人，即便他漢語超級流利，他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難免隔了一層；對於五十年代的大陸，又隔了一層歷史的時空。

然而，恰恰是這種文化、時空上的距離，也給了馮客一個新鮮的視角、思想上的自由、讓他不受中國式思維的拘束，才容易出現新鮮的立論。歷史著作不僅僅是歷史事實的堆砌，必然要有一個觀點、一種看法。《解放的悲劇》恰恰在這一點上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五十年代是毛澤東及中共對大陸民眾進行恐怖統治的開始，已經是你死我活、血流成河的紅色恐怖時代了。

距離有時候是障礙，但是有時候會帶來優勢。在馮客《解放的悲劇》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優勢。他在香港大學工作，可以接觸中共解禁的歷史檔案，卻同時不必受中共當局宣傳部門的管控，在英國出版此書。如果馮客是中國人，除非他是一個與今日中國大陸毫無私人聯繫的人，那麼他將無法不顧慮自己的寫作與觀點可能對自己在大陸的私人關係產生的影響。面對中共大陸當局的全球霸權主義，海外華人的話語空間已經被極大的壓縮了。幸運的是，馮客不是中國人，還有着中國大陸人享受不到的學術自由、言論與出版自由。

幸運的是，在海外的華人以及一切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人們，還可以讀到《赤地之戀》與《解放的悲劇》。《南華早報》2013年對《解放的悲劇》的評論上說，該書“對於任何想要了解中共政權的本質與歷史的人來說，是必讀的（作品）”。我覺得，對於想了解中共政權的本質與歷史的任何人來說，《赤地之戀》與《解放的悲劇》都是必讀的作品，兩本書的異同、長短可以互為補充，為我們提供一個認識1949年前後大陸的更完整的歷史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