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Frank Dikotter）的书《文革：中国人民的历史》（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

在文革中，毛始皇为了在权力斗争中获得优势，发动群众，把宪法赋予大陆民众的自由权利恩赐给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群众”有了言论自由，可以自由地贴大字报；有了出版自由，可以自己发行印刷报纸；有了一定限度的思想自由，可以质疑上级领导的决定；等等。

后来，文革这出荒诞剧终于落幕了。那种大鸣大放的所谓自由，毕竟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恩赐，因此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快被中共当局收回了。虽然“自由”啊， “民主”啊，作为欺骗群众的宣传口号/标语，依然可以在一些被称为法律的文件中看到。

一直到1989年，民众自发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冲破了中共当局的专制压制。经历过、见证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历史的民众都会同意：那短暂的一两个月是中国大陆民众最自由、最有尊严的时刻。

二十世纪的大哲、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被认为是研究自由与自由主义的权威。他曾经这样阐述自由：

“自由的要旨在于有能力自主选择，因为你希望如此选择，不受强迫、不受霸凌、不被某个庞大的体制吞没；以及反抗的权利、不从众的权利、坚持自己的看法仅仅因为它们是你的看法的权利。”

那么，自由大约可以分解为：

第一，自主的选择的能力，或者说自由选择的能力，完全出于自己个人的意愿，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而做出选择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比如，他们没有选择哪个政党或哪个领导人执政的能力。没有自由选择，因为中共当局拒绝给予民众选择的机会，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制，没有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机制，他们所谓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不给大陆民众自由选择的机会。

第二，自由反抗的权利。或者说，个人不服从大众、与众不同、坚持己见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反抗的权利。这体现在大陆民众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罗织罪名然后用腐败的法制系统定罪。这也体现在文革中，以及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现象。这还体现在近年来在“一国一制”的香港中共对于抗议民众的镇压，对于自由媒体的的打击行动。这更体现在新疆中共把少数民族民众关进集中营，非法限制自由，甚至实行种族清洗的罪行。他们的原罪或者就在于他们是少数民族，与以汉族为主的大陆民众有许多不同，宗教的、语言的、服饰的、习俗的，等等的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更近的事例。如今全球各国都在努力的打疫苗防武肺病毒问题。在今日中国，据说已经有六亿人次接种了国产疫苗。然而前不久，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规定，对于未打或不打疫苗的民众进行种种限制，比如不能走访党政机关，不能去商场，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虽然某相关部门出来澄清说，打疫苗遵循自愿原则。然而考虑到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自由的现状，中共当局的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出台这类政策，就因为他们很明白：大陆民众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也没有自由反抗的权利。

反观美国、加拿大乃至欧美国家，政府大力推广疫苗，想方设法鼓励民众打疫苗，然而没有任何联邦或地方政府出台什么限制未打或不打疫苗民众自由权利的政策。原因很简单：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知道法律，特别是宪法规定的民众的自由权力与权利。在这些民主国家，即便是面对危险的疫情，即便政府觉得打疫苗对民众是有益无害的事儿，他们也没有权力侵犯每个个体民众自由选择的能力，即不受政府干涉的选择不打疫苗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能力侵犯民众自由反抗的权利，即虽然大多数人都打了疫苗我坚持不打做钉子户的权利。

因此， 在欧美多国，政府虽然有比中国大陆生产的疫苗有效得多的先进疫苗，并且开放给民众全体免费施打，甚至还有的政府采取一些鼓励、帮助的政策，比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推出为行动不便民众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流动施打服务，等等各种便民措施。然而说到采取“疫苗护照”，对于已经接种了疫苗的民众提供一些便利的事情，政府迟迟不敢作为。而大陆当局据说已经通过手机的健康码已经开始管控民众疫苗的接种情况。比较一下，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些医护人员希望政府强制规定医护人员人人都应该打疫苗，安省省长的回答：“不行！他们有宪法规定的（不打疫苗的）权利”。

从打武肺病毒疫苗的问题上，比较一下美加与中国大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个国家的民众有自由，哪个国家的民众没有自由。

历史，尤其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帮控制的中国大陆这最近七十多年，自由如果在宪法或什么重要文件里提到过，也不过是一个幌子、狗肉铺挂的一个羊头而已。同时高挂的羊头还有：民主、共和国、宪法，等等。

唐德刚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专政是中国几千年帝制的一次回光返照。现在毛始皇虽然成了一堆腊肉，他的幽灵却依然在中国大陆游荡。

我猜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历史上秦朝以来的朝代并列，合成一部“中华帝国全史”。

因为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现实与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并没有本质差异，性质上都是前现代帝国主义专制政权（或者“封建”帝国主义专制政权，如果借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来描述的话）。唯一的不同似乎只是：原先的家天下变成今天的“党天下”罢了。

文革中的短暂自由，是一种伪自由，民众的自由能力也好，自由权利也罢，只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段罢了。那种表面上的自由掩盖不住背后的被权力之手操控的事实。

1989年大陆民众自发发起的争取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力与权利的社会运动是一个例外。当权利是民众自由争取来的的时候，强大的中共当局也无法阻挡。遗憾的是，觉得无法阻挡的中共当局就动用了暴力手段，用流血杀人、秋后算账等红色恐怖手段来恐吓大陆民众，遏阻人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与行动。

六四、文革、以及包括文革在内1949-1978年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历史一再证明：中共一直在防止、制止、利用、甚至镇压大陆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因为对于中共来说，保住江山，或者保住政权，更确切地说，保住中共一党专制是其根本底线。

自由、民主与一党专制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共高层看得很明白。害怕自由、民主会导致一党专制的垮台使得他们不顾一切地对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实行严防死守的策略，如今又加上了高科技的技术手段，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式极权主义在今日中国大陆几乎实现了。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不自由不民主不共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共产极权帝国，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事实。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引用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已经极为魔幻地被中共的口号“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了实处。

世上罕见的武肺疫情，使得不自由不民主不共和的中国大陆那十四亿民众的悲惨现实直接影响到全球七十亿民众的生命、健康与自由权利。如果世人没有从这一惨痛经历（近四百万民众无辜丧生，几百个国家的数亿民众染疫而遭受到生命、健康、自由权利的伤害）醒悟过来，认识到：只要有一个人依然没有自由，其他人的自由就是不完全的，就是脆弱的，就是有可能被侵犯的。那么，类似武肺疫情一样的灾难极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演，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极可能再次遭到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