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參與韓寒與方舟子的論爭，接觸到“反智”這個詞。於是進一步閱讀，讀到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薛涌和中國學者吳稼祥關於”反智主義”的爭論。薛涌在鼓吹“反智主義”的崛起；吳稼祥則反問“中國需要反智主義嗎”。
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是對知識、知識分子和智力活動的敵意和不信任；通常表現在對教育、哲學、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嘲笑，把它們視為不切實際和可輕視的。在公共領域，反智主義者通常把自己視為、且把自己打扮成草根民眾的擁護者---- 反對政治精英主義和學術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提議說：受教育的人構成了一個遠離了多數人日常生活的社會階級，他們統治了政治領域和高等教育領域。
反智主義把知識分子宣布為“異類” ----知識階層不是“我們自己人”；他們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對於草根民眾缺乏同情心。
反智主義主要有兩個源頭：其一，極權主義。獨裁者及其支持者一貫使用反智主義來獲得大眾的支持。他們會指控知識分子脫離社會、質疑現存社會規範、對確定的看法持異議、拒絕民族主義（因而是不愛國的），結論：
其二，民粹主義。當正統的民主政治失敗的時候，民粹主義往往泛濫於政壇，從左翼、中間派到右翼都有。大家都推崇草根民眾未墮落和不諳世故的美德，用以批評職業政客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助手們、公共知識分子、學者和智囊團。有的民粹主義把知識分子說成精英分子，他們利用華麗辭藻來欺騙草根民眾。
反智主義的歷史在美國可以追溯到17世紀；在歐洲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在亞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反智主義最極端的形式出現於七十年代的柬埔寨，在紅色高棉統治之下，一個平民會因為戴眼鏡而被送到萬人坑殺害。
薛涌的反智主義
初看起來，薛涌是要用“反智”的旗幟，來支持草根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從理論上說，“反智主義”是以憲政民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在這種社會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擁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利，並作為自由的經濟人在市場上進行選擇。不管你擁有的知識和財富比別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這樣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這是我所鼓吹的“反智主義”的核心。（《“反智主義”思潮的崛起》）
薛涌說的反智主義就是反對知識階層代替（代表）普通百姓對公共事務決策，以保證老百姓一人一票的平等政治權利和經濟上的自由選擇權。這裡的前提是：知識階層在僭越普通百姓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沒有這個前提，薛涌的反智主義就無的放矢。
問題是，知識階層中許多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比如薛涌本人，雖然是個知識分子吧，在美國也就算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什麼知識精英，更談不上他能夠僭越普通美國人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那麼假設薛涌在美國“反智”，是否包括反對自己？從他上述的觀點看來，顯然不是 。
在《網絡文化的“反智主義”》一文，薛涌自述："承認自己是讀書人，但不承認知識分子的道德優勢，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識分子的文化壟斷"。這裡，他假設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壟斷”這個前提，然後要用“反智”的旗幟去推翻之。
問題是：他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壟斷”這個前提也是站不住腳的。
不可否認，在一切社會中，幾乎都存在享有特權的部分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些人也確實成為學霸，着實壟斷起文化來。但是，他們應該是知識階層中的少數人。因為少數人壟斷了文化而要反對全體知識分子，是否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毛病？
事實上，知識階層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古今中外，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一直是一個常態；中國人所謂“文人相輕”。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御用文人這一階層，他們可能把持權力、壟斷文化甚至於鉗制思想，實行文化專制，為禍不小。但是也一直有許多不是御用的文人，體察民情的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文人。我們如何能夠把所有知識分子都視為壟斷文化的所謂權威？
薛涌的反智主義如果是針對那些被統治階級利用來鉗制思想、施行文化專制的知識分子們，我堅決支持。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薛涌需要對“反智主義”進一步界定才行，或者考慮易幟為“反精英主義”，而不是譁眾取寵地用這面旗幟來賺取眼球。
薛涌說：“在這種社會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擁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利，並作為自由的經濟人在市場上進行選擇。不管你擁有的知識和財富比別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這樣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這樣的論述好像在告訴大家：美國社會，老百姓擁有政治平等的權利，經濟自由的權利。薛涌完全忘記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忘記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他這是別有用心，還是率先在學術上反智？現實是：美國社會雖然一人一票，卻依然在政治上不平等、經濟上不自由，作為市場經濟大國，民主憲政大國，薛涌所謂的個體，特別是非知識階級的個體的所謂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依然沒有實現。
那麼，在普通民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沒有得到有效保證因而未能完全實現的情況下，薛涌認為反智主義已經崛起了，這能否算是一個“自然結果”呢？美國尚且如此，中國呢？市場經濟有了，但是憲政民主呢？憲政民主這個基礎既不牢靠，市場經濟也不夠全面深入成熟，這樣的情況下，薛涌以為反智主義也已經崛起了。這也算“以憲政民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結果”嗎？
如果薛涌以為：“反智”為的是要保證百姓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權的話。那麼薛涌錯了。歷史一再證明：百姓的政治權利不是靠“反智主義”抗爭得來的，相反，往往是統治者用反智作為手段在操控百姓；百姓只有在受到啟蒙或自我覺醒之後有了“智”才得以爭取政治權利。沒有“智”，百姓不會去抗爭，或者不知道如何去抗爭。
如果薛涌的目的是要通過“反智”來推倒知識霸權，或者某些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過分強大的話語權、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的話，我想，他的“反智”主張是矯枉過正了。要反對知識霸權，需要的決不只是一人一票，更要反抗霸權的力量，這種力量，從歷史上看，不是通過民粹主義、蔑視知識、反對知識分子能夠達成的。
在我看來，薛涌所謂“反智主義”，其實質是反抗壓迫。 而反抗壓迫，在我看來，離不開知識。比如，韓寒的超級話語權，是否可以通過一人一票和“反智”來改變？不能。強調感覺的普通民眾很難質疑一個享有特權者的話語權。強調理性的知識分子的質疑才真正幫助民眾看到了真相和批判性思考。在韓寒事件上，或許我們可以說，反智的韓粉們，在一定程度上用一人一票幫助確立了韓寒的超級話語權。可見，未必需要知識才可以有霸權。訴諸感覺的偶像崇拜一樣可以建立霸權，其危害未必就比知識精英對知識的壟斷要小。
反智還是反反智
薛涌在鼓吹“反智主義”的崛起；吳稼祥則反問“中國需要反智主義嗎”。在我看來，關鍵的問題不在我們需不需要反智主義，而在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反智”，或者，我們需要反“什麼樣的”智？
不論是薛涌還是吳稼祥，似乎都把反智絕對化和簡單化了。給人的印象是：我們要麼得反智，要麼得反反智。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民眾個人不可以反對某些“知識分子”，而支持另一些”知識分子”？而不是簡單化地要麼反對一切知識（分子），要麼支持一切知識（分子）？難道草根民眾就一定沒有判斷力，就一定是古斯塔夫筆下的“烏合之眾”？
不論是薛涌還是吳稼祥，似乎都對草根民眾缺乏真正的信心。吳稼祥是中國體制內的學者，很大程度上屬於知識精英，對於中國公共政策有比較多的發言權；他不相信庶民的智慧，順理成章。而薛涌，打着反智主義的招牌，自稱“草根民眾意見領袖”，卻還是對草根階級缺乏信心和信任。他用“反智主義”作旗幟，用感覺代替理性來賺取眼球，譁眾取寵而已。
殊途同歸的是，在美國任教的薛涌和在中國做研究的吳稼祥都選擇了替草根民眾做決定：薛涌建議大家反智，吳稼祥建議大家反反智。那麼真正的草根民眾會如何選？雖然薛涌自稱“草根民眾意見領袖”，我疑心他對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因此，他所鼓吹的“反智主義崛起”也就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