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转：你不懂穷人【上篇】/ 那人命如草的极左年代
转自 微信公众号：老邹记事 （老邹风光网站）
原创 2016-09-19 杜昌华
1 随手写的《你不懂穷人》得到大家的肯定，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宁愿不要这些让我创伤累累的故事。其实，我的故事只是一些生活的碎片，我的家族真正能够全面反应百年中国历史的是我祖父、父亲、二哥和三哥，他们的故事将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等到我足够强大时，我会写出他们的故事，现在还不敢面对。
穷人不只是感到寒冷，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温馨和欢乐，尉医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974年3月，再过两个月我11岁。下嘴唇离右嘴角大约两厘米的地方，鼓起一个小肉包，像粉刺，不痛不痒。“粉刺”渐渐长大，有半粒米大。这“粉刺”一碰就出血，而且流血不止。
四月，村里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和女人，是武汉“湖医”来的医生。我麻着胆子，让他们看看我的“粉刺”，一个女的掰开嘴唇瞧了瞧说：“恐怕是血管瘤，直通血管，要用激光烙。”
我立即起了一种恐惧和莫名的兴奋。这里长的居然是一种有名堂的病，还要用激光！把血管瘤和激光的事告诉了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是什么，也没有人提出治疗的建议。 “粉刺”到半粒米那么大就不再长了，出血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好在每次用手指压着，最终都还能止住。
日子，每天在放牛打柴上学中度过。那时的上学是学工学农，干开山种茶、劈山填湖的活，上学比在家里还累。每天晚上，把自己放倒在稻草铺就的床上，立即像死狗一样只有鼾声没有了知觉。
五月是抢种早稻和抢收小麦的“双抢”季节，学校照例放农忙假，让孩子们在家里充当割麦插秧的主力。每天十多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人只要一粘床铺，立即进入黑甜乡，与其说睡着了，还不如说是死去，第二天天刚亮，大人需要连喊带推，才能把这些“死人”唤醒，再让他们拖着僵尸一般的身体到田地里劳作。
一天早上，天麻麻亮，我自己醒了过来，想翻身坐起，却头沉得像被石磨压住，怎么也起不来了。用手撑住竹垫子，却满手都是一种黏黏的东西！赶紧叫母亲点亮油灯，鬼火一样的油灯亮起，母亲突然尖叫一声，油灯差点掉到地上！
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看了看自己，见自己上半身躺在血泊之中，竹垫子上也都是血，有的血已经半干，黏黏糊糊的，像熟透了的苦瓜瓤子。
２ 这些血都是从那“粉刺”里流出来的！现在血已经不外流了，也许我身上的血已经放干了。父亲赶紧起床，只听他说伢儿脸色像黄蜡，要送医院。 天大亮，父亲背起我前往杨柳医院，我头晕晕的，全身软得像面条，紧紧黏贴在父亲瘦得没一点肉的后背上。
到杨柳医院，父亲把我放在一个屋子外间的木长条椅子上，自己进到里间，求一位S医生—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也许他还活着，取个代号吧—救命。
“你这伢儿血管瘤破裂！要到武汉用激光烙，我们治不了！”S医生很坚决地说。 “你们好歹试试？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向你们保证，治死了算我的！算我的！你们放心治，好不好？我不认字，你们写上，我按手印，好不好？”父亲在哀求医生，我第一次听到人把我和“死”连在一起，就像有人往自己身上灌冰水，冷的直抖索。
“你说得轻巧！我们治不了！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你到别的地方想办法吧！哪里也治不了！”医生冷冷地坚决地回绝。
父亲没再说什么，他走出里间，把我又背在了背上。我像面袋子一样趴在他背上，感到他的身子在一下子一下子地抽动。
父亲走出医院，在路口犹豫了一阵，好像要决定往哪里去。他说，我们到西庄畈管理区卫生所去试试吧。
３ 父亲背着我翻山过河，15里路，没有歇过一脚。终于到了西庄畈卫生所。
卫生所坐落在一个面向土门河的小山上，大概有十来间土坯房。父亲背我进了其中一间诊室，进来了一位男医生。
这医生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中等身高，国字脸，脸皮白净，不像乡下人。他非常和善，甚至满脸喜气，他仔细看了我的嘴唇，说我恐怕已经感染，身上已经有浮肿，他愿意动手术试试，看能不能把流血的缺口缝起来！ 父亲很感激，问医生叫什么，他说叫“尉（RU）应年”。父亲讲了在杨柳医院的遭遇，尉医生皱了皱眉，说那医生是他师傅。
当天下午，我就要做手术。 医生没来，我就独自先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是和诊室一样的土坯房，门口挂着半块白布，上面有三个红字—手术室。有一扇向西的窗户，太阳正好透过木制的“栏杆子”射进来。一张蒙着白床单的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个铝皮饭盒，放着刀剪药棉之类的东西。
我眼睛扫视了全屋，再没看到手术室有什么与其他房间不同的地方。看完墙上看地下，我发现墙角土地上有一个放电池的纸盒子，盒子没盖盖，里头放着一团肉，再一看，那分明是一个没成型的小孩！小孩大概五寸长，手脚都有了，脸上嘴有了，该长鼻子和眼睛的地方只有一点肉泡泡，就像播下的豆子正要发芽拱土。
尉医生走了进来，说那是刚打下的一个小孩，大概四个月。
４ 尉医生叫来一个护士做帮手，让我躺床上，给嘴唇上打了一针麻醉，又往我脸上蒙了一块有洞的白布，就开始通过洞口在我嘴唇上做手术。
从来没有打过麻醉，又担心痛，很害怕，但想到这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心底里又像有一个柱子长起来，我扶着这假想的柱子，很快稳定了心神。 医生用刀切开血管瘤时，我嘴唇已经变成了一块木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那地方离耳朵不远，能够清晰听到刀子的切割声。
护士按着我的嘴和白布，方便尉医生切割缝针。但她一只手紧紧摁住的是我的鼻孔，出不来气，我只好拼命吹气，提醒她挪下手，她以为我要乱动，摁得更狠。
手术不多大会就做完了，我被扶到病房休息。那是这个卫生所唯一的一间病房，在十来间土砖房的西头。屋里有三张床，西侧一张已经躺了个老太太，我躺了中间一张，东边一张空着。
入夜，病房里电线上吊着一个25瓦的电灯。没有任何分心的东西，麻醉也醒了，嘴唇很痛。我不能吃饭，打了一针葡萄糖。母亲陪着我，小心安慰我。
熬过了第一晚，第二天我就可以起床了，只是精神恍惚，两条腿不停打辫子。 我勉强到卫生所外上了一趟厕所，见粪坑里丢着几个死孩子，都是比老鼠大不多少的，吓得没完事又回来了。
下午，卫生所一阵骚动，人们往手术室抬进去了一个人。手术室也没关门，我往里头看了看，在昨天我躺过的那床上，有个女人在哼哼，肚子已经被拉开，很厚的黄油翻到了肚皮外。
我不敢看了，回到病房。不大一阵，病房里抬进来那胖胖女人，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的胖小子，重达八斤，就是这八斤肉，在她娘肚子里闹腾了一天，把她娘没给折腾死，用板车拉到这里，让尉医生动刀子给取了出来。
这小子睁着大眼，他家里人用勺给他喂糖水，看那样子不像刚出娘胎，倒像是出世了三天。 ５ 有了这娘儿俩，病房里就热闹多了，小家伙晚上不停哭闹，我也无心想疼了。 麻烦的是，我浮肿越来越厉害，没有任何补品，早上喝稀饭，中午和晚上是一碗米饭，加半碗煮豇豆。
哥哥们在占河水库工地，离家80里，父亲在大队茶场，只有母亲陪着我。父亲来看过我两次，有一次说借到了一斤肉票，又借到了7角4分钱，他于是淌过土门河，到水口桥合作社买回了一斤肉。 这一斤肉本是不大的一块，一头是骨头，一头是肥肉，肥肉被母亲割下来熬油，剩下中间一块半瘦半肥的煮熟了，盛在一个小饭碗里，母亲让我吃下去。
那年头，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斤肉票，所谓吃肉，都是过年时在一堆面条或者菜里，有那么几片肥肉。那肉没人舍得吃，通常是吃下面和菜，把肉剩在碗里，下次来客人，再把他们放进碗里。到亲戚家拜年，往往就有这么一碗面和这么两片肉，面是新煮的，那肉就不知道被放在嘴边舔过几次了。
面对这半碗纯肉，我实在感到受之有愧，觉得吃下它是罪过。让母亲吃，她坚决不吃，一定要看着我把它吃光。这半碗肉就是我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得到的唯一补品。 一周后，我出院了，母亲千恩万谢地谢过尉医生，带我出院了。
过几天，尉医生步行15里，翻过几座山，到我家做过回访，开了些利尿消炎的药，让我消肿。尉医生永远白白净净，脸上永远用祥和的微笑，走到我家黑屋子，屋子马上就亮了许多。
出院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去过西庄畈卫生所。 ６ 过了两年，我上高中了，有一天突然无意间听同学说尉医生死了，死的很惨！
这同学原是尉医生的同村，他讲述了恩人生命最后的时光。
1974年，英山遍地都是学大寨的工程，有河的改河，无河的挖山。挖山是要把树都挖掉，改成像大寨虎头山那样的梯地。梯地上没有土，只好再挖深沟，往里填从山下挑来的熟土。
1975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晚上，西庄畈卫生所匆匆跑来一个人，说在他们夜战挖山的工地上出现了塌方，有人埋在了土里，要赶快抢救。尉医生抄起急救箱，就和来人跑向十里外的工地。
工地上，沟豁纵横，在跳过一个深沟时，尉医生不幸踩空，跌进了深沟里！ 尉医生当时就不能动弹，他自己用手摸了摸，告诉同行的人，腰椎断了，走不动了。同行的人赶快叫来人，把尉医生连夜送到了杨柳医院。
我不知道在医院的细节，尉医生后来没有得到很好治疗，腰部都溃烂了，24岁那年的春天，他撒手西去，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刚一岁的女儿。
苍天为什么要带走尉医生？他是那样和善热心，永远朝气蓬勃，难道是上天缺少这样一位医生？
听完同学的讲述，我眼泪夺眶而出，找到校后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那里哭了一节课的时间。
40年去过去了，在写这些文字时，我还能清晰看到尉医生的笑，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无畏。在那荒山野岭里，那微笑是照亮很多无助穷人的太阳和月亮。
（写于2016年9月17日晚） 2016-09-20 杜昌华 杜具只眼 物质匮乏有时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它侵蚀还没成熟的心智，用屈辱和绝望给你永久的创伤，让它溃烂、钙化，那些心智成熟后遭逢困难的人，不一定了解这种复杂的机制。 幸好，生活中那些温暖的元素，也在通过类似光合作用的机制，转化成支撑生命的能量。 深陷冰窟而没有冻死，那一定是你找到了足以对抗寒冷的热源，我有足够的能量源，比如母亲。 
母亲和大侄女
一 1974年，因为极左，无钱无粮，生活空前困难。二哥脑子灵活，发现粮管所收粮和领钱不在同一地方，有冒领的可能。他仿冒了一张几元钱的卖粮收据，叫三哥去冒领卖粮款，我11岁，跟随三哥望风。
我们的计谋第一眼就被人识破。粮管所给派出所打去电话，来了两个人抓走了三哥，我全身筛糠，尾随其后。三哥抓进派出所后，我一直蜷缩在派出所外不远处。
派出所又给村里打了电话，这是我们最害怕的。父亲是我们那一带资历最老的革命家，成天教育别人，说话硬得炸响，这样的消息传回去，我们的皮肉还能保全吗？
下午三哥放了出来。兄弟俩一路回家，一路无语，我仍然停不住全身哆嗦。走到离家一里多路的地方，看到一个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地向我们移动，那是母亲！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顿怒骂和皮肉之苦在所难免！
距离在一步一步缩短，心跳在一下一下加速，等到面对母亲，出人意料，她的面孔上却是微笑！“你们干的好事，能干呀！”然后再无二话，默默领我们回家吃饭。
四十年过去，母亲的表情还像面前的油画一样清晰，甚至每一道皱纹的走向。母亲面色发红，明显气怒，但用僵硬的笑容盖住气和急。
这应当是母爱的本能。可是为什么还有母亲要砍杀孩子呢？这样的母亲一定是迷失了心智。
这件事后不久，有一天母亲突然拿了一个破布袋子，说要和毛正英细奶出远门。 我很奇怪，她这小脚能到那里去呢？到哪也不能不带着我这个小尾巴呀？
三天后的黄昏，母亲回来了，袋子里是几块干的苦地瓜片，原来母亲和毛奶奶到安徽太湖要饭去了。
母亲说，她开不了口，都是毛奶奶要来的，分给她一点。毛奶奶还在太湖，她实在放心不下孩子，提前回来了。
我至今不知道，来回120里山道，母亲的小脚是怎么一下一下钉过去的。 二 母亲46周岁才生我，我第一眼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她身材矮胖，又有心脏病，走路歪歪斜斜。这个看起来随时会倒下的身体，从来就没倒过，她是我深信不疑的靠山。
三哥从小非常聪慧，心思细腻，我五六岁和他一起放牛打柴时，常常听他说一些很让人惊悚的话，又一次他就和小伙伴说，“死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1974年秋天，三哥突然疯了。疯狂乱跑和打人，谁也摁不住。
有一天他回家了，把我摁在床上，掐住我的脖子，我无法进气和出气，已经翻白眼了。幸好母亲知道了，冲进来拼命掰开三哥的手指。
三哥终于被人弄进了县医院，母亲陪护。 家里没有一分钱，住院费没有交，也没有钱吃医院提供给病人的饭菜。父亲送去柴米，又借了一个铝锅，母亲在医院后山山坡挖了个土灶，在那里熬粥喝。
我家离县城近40里山道，父亲是老共产党员，不可能不干农活天天伺候病人。哥哥们在60里外的西河水库工地，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管理，任何人都没有私逃的可能。送柴米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
第一次去县城由父亲带领。在县城东关河滩上，父亲跟我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国共战争，他说满河滩都是死人。父亲那时是县农民武装委员，我没问他是不是参加了战斗。
很快，由我独自第一次送柴米。一头是木柴，一头是大米、蔬菜和其他用品，一担东西将近50斤。
朝阳升起，喝过一碗稀饭出门，5里路后来到土门河口。远处沙滩上，几只喜鹊争吵，我知道那里一定有死去的野物，放下担子就冲了过去！河滩上有一只比筷子还要长的干鱼！闻了闻，还不是很臭，找了根草，把它挂在担子上继续前行。
很快肩膀磨破了，腿也迈不动了，下午翻越北风岭，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 医院到了，天也黑了。母亲很高兴我拿来一条鱼，立即检查了一下，剔出几个蛆虫，熬了一碗鱼汤。她给我半碗，我没喝，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三 在西河工地的二哥听说老三得病，借钱买了二斤挂面，放在军挎包里，步行60里，晚上八、九点钟赶到了医院。
英山县虽是鱼米之乡，极左年代，虚报产量，粮食几乎全部交公，只剩下一点勉强糊口的口粮。小麦更是绝大部分交公粮，一般一个人一年能留下十斤小麦。人们通常在端午节前后吃一顿馒头，在春节时再用小麦换一点挂面，不是过年，是见不到挂面的。
那天我正好送柴米在病房，二哥找了个屋角坐着睡了一小会，连夜返回水库。 晚上九点左右，我拿起一把面条到后山坡上煮面。山坡上黑灯瞎火，捧着面锅返回病房时，一脚踏空，面条全泼到了地上，铝锅也滚出去老远。 头嗡的一下，眼前一黑，心像崩了出去！脚也钻心痛，肯定崴了。我立刻爬起来将烫手的面条划拉到锅里，一瘸一拐找到一处水房，冲掉沙子，把面条放回锅里。 面条放回一楼的病房后，我眼眶里全是泪，但这泪好像又被大火逼住，烧干了一个硬壳，流不出来。
我默默走出病房，不知往何处去，两只脚像脑子一样麻木，全身木偶一样自动往前挪移，挪到了三楼阳台。阳台上有一堆扫病房的扫帚，我就偎在扫帚堆里。阳台外是县城的主干道，人来车往，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只在想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一个念头，其余的世界跟我没关系。
半夜，突然我听到凄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那是母亲。在忙过一天送走二哥后，她突然发现小儿子不见了。我看见她冲出医院，跑到大街上，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喊我的名字。
我没有答应。我站不起来，也张不开嘴，眼珠子好像也不会转，我就像木头一样任凭母亲像狼一样嚎叫到深夜。 四 如果健在，母亲今年正好一百岁。 母亲出生在鹿溪冲一个叫花桥的山沟里，六岁时我随母亲去过她那已经没有娘家人的娘家，河沟上有一座带屋顶的有画的木桥，很像这几天电视新闻里出现的那些被台风暴雨摧毁的福建文物。
我听到地里有人叫母亲的乳名。母亲叫“爱儿”，这是我从没有告诉别人的秘密，这世界上大概只有我知道母亲的乳名了。 母亲几乎从来没得到过爱！
她生下来不久外婆就死了，外公是地主，有一个妾，她将母亲卖到太湖做童养媳。母亲生了一身疮，被人退了回来。母亲再次给到几十里外的周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征兵死在外面，带着两岁的大哥改嫁给我父亲。在杜家几十年，母亲不知道什么叫温饱，只有无穷无尽的劳作。五个孩子，猪，鸡，做饭，浆洗缝补衣服，全是她的事。
母亲并不怎么抱怨，相反，她还有天生的幽默，我现在的幽默感有八成来自她的遗传。我还记得她说过的许多有趣的话，比如说“女人三宗狠，一哭二饿三吊颈”。
病榻上的母亲。
母亲去世于1991年，享年75岁。
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到我赶回家，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母亲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但身体还是热的，也似乎还有一丝意志，我叫了几声娘，她眼窝里流出了眼泪。大概十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她用最后一丝生命，支撑了三天，等待她的心肝宝贝归来。
我大叫一声，哭死过去。 醒来后，天已黑净。我撵走了所有人，我还要和母亲睡在一起，像小时候一样，像我大学回家探亲那样，用胸口暖她那冰凉的小脚。我希望母亲能半夜回来，能跟我说话。
一夜陪伴母亲，没有任何异象，鬼魂之说纯粹是鬼话！早晨，我挪开母亲的枕头，在底下稻草中发现一个小袋子，倒出来一看，是我几岁时的两件玩具：一个打火机，一粒鹅卵石。这两样东西，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见。现在，它们躺在我北京家里的抽屉里。
（写于2016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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