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已經被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決策、子彈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後來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布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為例，公開報道的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裡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六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實即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上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在近三十年前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官方決議前止步，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的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不把人當人”是毛澤東現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間自發地回顧毛澤東時代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現象時，依照中國人傳統的為人準則，普遍達到一個共識，即毛澤東這個人“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用來概括其食言自肥，“陰謀”“陽謀”，其不講誠信，背離道義，印證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言行，實例不勝枚舉。這一語可作對他的政治道德的評價。

　　道德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說法便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皇權專制主義的王國。他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在是“不把人當人”這一執政理念的實踐。“不把人當人”也能叫做執政理念嗎？是的，它是某種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的集中表現，也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歷代的帝王都是皇權專制主義者，不管他們嘴裡唱得多麼好聽，誇稱“與民同樂”，“愛民如子”，其實都是把自家置於萬民之上，區別只在牧民有術或牧民無術，“牧民”者，把千百萬老百姓視為牲畜來驅使服役也。

　　毛澤東很少講人類，更沒有講過“以人為本”，甚至很少單獨用一個“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力避所謂“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從早年的“與人斗其樂無窮”到晚年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當作他的鬥爭對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戰術式的大躍進初起之際，他竟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大談“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仿佛極其重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時在從上到下批駁馬寅初《新人口論》後不久，卻是正面把“人多”同“幹勁大”聯繫起來，既符合其“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又緊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兵團作戰戰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百萬人，如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兵源-戰鬥力一樣，在此刻則是實現其超英趕美宏偉藍圖的勞動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帝王們居高臨下，只見匍匐於地的百姓的黑髮，故稱之為“黎民”“黔首”，今天“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黎民”“黔首”們在權力者眼中的實際地位，與中外古代奴隸主看作“會說話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戰爭有戰爭的邏輯，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邏輯，毛澤東指示林彪，不惜犧牲五萬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後來在長春戰役中，犧牲的指戰員不算，圍城期間餓死的無數平民，絕大多數並非毛澤東詞典中的階級敵人。1949年後的和平時期里，毛澤東還曾宣稱，即使打起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還會有三億人，女人照樣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說，這樣的奇談，或許可以辯解為針對核訛詐故作驚人之語，但說到億萬人的死難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輕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鐵石心腸莫辦。

　　更現實而非虛擬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生日那天與文革親信們餐聚，開頭就笑說“慶祝全國全面內戰”，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並挑動群眾、幹部互斗初見戰果之後，躊躇滿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動的信號。因為這時即將開展“全面奪權”行動，隨之引起全國各地或有軍隊介入的群眾組織間的武鬥，運用從長矛到機槍諸種冷熱兵器，造成巨大傷亡。如果說從這句惡毒的讖言已可窺見其變態心理的話，轉過年來，“上柴聯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決策者，王洪文之流不過是執行他的指令。而在現場槍殺的，正是毛澤東多年來口頭上、書面上封為“領導階級”和“基本群眾”的工人！

　　無論是漫畫家、詩人喻之為“鬥蟋蟀”或“古羅馬鬥技場”的鬥獸表演，都嫌規模太小。毛澤東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視“臣民”如土芥，無情地踐踏。這是典型的“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稍有違拗，就“堅決、徹底、全部、乾淨、乾脆消滅之！”從“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鬥倒，鬥垮，斗臭”，直到肉體消滅。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還是針對地主豪紳，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文革當中，那就不管是他原來定性的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以至黨內矛盾，轉眼就可變成敵我之勢。而藉口則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後十幾年發生的“**”屠殺（實際上從6月3日晚上開始的），也仍是毛澤東無視人的生命尊嚴的“把人不當人”的執政理念起了主導作用。所謂用多少萬條生命換二十年“穩定”云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果然是高舉了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旗幟！

　　“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建立的時候，一度的確呈現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象。中共的宣傳強調這一次全國性政權易手，不同於三千年來重複多次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大變革，讓人民大眾代替反動統治者，在自己的國家裡“當家作主”。

　　人們記得，毛澤東不止一次許諾過，要用槍桿子打出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解釋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其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將由選舉產生，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①這些話出自他1945年7月書面答路透社記者問，不但白紙黑字印在當時的黨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而且收入了東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顯然不是別有用心的外國記者造謠。

　　然而，僅僅四年以後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人們發現，原先所說的一套，不過是出於戰爭期間籠絡國內人心以至爭取國際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後來有人說的，憲法並不是為了實施，僅僅是訂給外國人看的。只有書呆子才去較真你當時是怎麼說的。現在端出來的才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性文件。

　　過去人們熟知的“國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權”的三位一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這裡只有順從共產黨的人才算人民，此外盡皆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共產黨與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黨政不分，擁有軍隊、警察、監獄，是一部實施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對階級敵人加以專政，就體現了“人民民主”。對誰講“民主”，對誰搞“專政”，最後裁決權屬於共產黨，甚至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句話（自下而上是簡報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則是批條政治）。強國弱民，大政府，小社會，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並窒息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產生。這樣的國家裡，共產黨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產黨從上到下的組織，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遵奉的馬恩列斯，都是只許服從不許反對，豈止不許反對，而且不容懷疑，不容稍有異見，甚至不容建言（毛澤東說“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號稱黨的三大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對絕不接受批評的諷刺，以致在毛身後沒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這樣的國家稱得上“人民共和國”嗎？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這是不折不扣的“黨國”。

　　“黨國”體制的創議者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毛澤東有時抬出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導的“聯俄聯共”政策。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鑑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提出了黨國模式，未及親身踐行就逝世了，這份遺產留給了蔣介石。我們年輕的時候，便曾把蔣介石治下的“中華民國”如實地叫做“中華官國”或“中華黨國”。這一體制是孫中山政治遺產中的負面部分。不過，孫中山畢竟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潤，他還是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讓人看到“還政（權）於民”的遠景。蔣介石不肯放棄獨掌的大權，等到他匆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演出一幕行憲的戲，已是戎馬倥傯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於形勢搞立憲一樣，為時已晚，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至於毛澤東，與慈禧載灃袁世凱蔣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思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和國家機器、政府事務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當然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則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權，自然不存在“還政（權）於民”的問題，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不僅是挑撥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且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無須論證，也無須驗證，一切的論據都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句話里。打江山的理所當然坐江山，這就是出發點，也是結論。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幹部決定一切，“黨管幹部”，黨內黨外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幹部人選，委任升遷，概由各級中共黨委說了算。原說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的平等關係，不知何時暗轉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黨獨大，壟斷公權，嘴裡說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要的只是一個聲音，應者雲集，應聲蟲而已。

　　共產黨於是成了國中之國，國上之國，而黨的領導層則成為人上之人。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語-關鍵詞，民主是前綴-修飾語。其基本原則是從少數服從多數生發出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則服從核心的核心之一人，這是在實踐中必然的邏輯結果。據說鄧小平晚年講過，從前是毛澤東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最後決定權”的制度-這一制度經毛澤東1953年《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鄧雖在名義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實際上的“最後決定權”則是事實。這也是中共組織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理論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人所共知，全國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裡。各級人代會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遴選，分配各選區投票通過的，儼然是“上帝的選民”，理應舉足輕重了；然而從總體上說，人大也只是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罷了。至於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協商”產生的各級政協，不但不同於1946年時的舊政協，也不同於1949年建國前夕的新政協，入選的與會成員實際上都被剝奪了獨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話語權，要他們不當“花瓶”“擺設”也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同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一樣，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僅有的被允許參政議政的人，但他們之所謂參政議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對執政黨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評，就會遭到反擊，就是不安於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禮”。梁漱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羞辱，不下於劉邦階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那樣打成右派亦即“資產階級反動派”，換句話說是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

　　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是“老子黨”，中共執政後對各個弱勢黨派，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老子黨”自居。毛澤東從來不畏人言，自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即使是“小權”也仍由各級黨政幹部執掌，草民不得與焉）。《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回答“你們獨裁”的指責時，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這是一句名言，言為心聲，對普世斥罵的政治獨裁，大有以可恥為誇耀之嫌。這樣的“反潮流精神”，唯後來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庶幾近之。

　　毛澤東仍是皇帝，中國人仍是皇權治下的“臣民”

　　毛澤東自陳他於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是取其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社會革命論。其他則是後來的補課。“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後一半沒有做到。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二十八年的後期，毛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號人物，並且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被譽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但若問他的治國方略，對不住，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就是革命時期的原裝貨色，“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選”第一卷的頭題，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他根本沒考慮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轉變變問題。仍然不乏大敵當前的危機感，仍然是為要對付敵人才去找朋友。落實下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敵人是劃定了。當然，現在看到的“毛選”第一卷卷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敵人，已是建國後再三刪改定稿的小名單。要知道1926年當時毛澤東目為敵人的大名單，還是要看最初的真跡②。那末，為什麼後來不同時期毛澤東總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歸入“人民”的人，特別是把所有知識分子當作敵人來打，就明白其來有自，一點不奇怪了。或曰，毛澤東“不把人當人”，是對敵人。革命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革命運動如農民運動的敵人。這些敵人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一貫不把人當人，則革命者也不把他們當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此之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紅色恐怖以對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這方面不須贅述。

　　① 《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閻長貴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