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九旬美军翻译官：大四从军，追着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陈元瑞 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林夏 实习生张健 整理 2015-04-02 08:57 【编者按】 今年95岁高龄的陈元瑞先生1920年生人，家住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1944年，即将大学毕业之际，他突然被征调成为一名中缅印战区（CBI）的美军翻译官，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抱着“抢救性”报道的初衷登门拜访，请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虽然已近期颐之年，但老先生口齿清晰，且不时冒出一两句英文，向记者解释美军机构缩写字母代表的涵义。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老人的女儿告诉记者，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束菊花，插在窗台的花瓶中，默默地悼念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 历史不容遗忘，向老兵致敬！
95岁高龄的陈元瑞先生
父亲拒当汉奸，刚上大学被迫离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还在军训，8月初有消息说日本人要打来，军训就结束了，那时我才上高一。“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烧掉了不少房子，难民都逃进租界。我和家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逃到了法租界，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很近。那时候，日军攻来攻去，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中国坚持了三个月，惨啊。国军的77、78师、教导团都在这个地方打。我们住在租界里，白天空中有中国飞机和日本打，晚上还有高射炮，空袭来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 我们家在上海，父亲是海军上校，因为战争，他的工资降到了一百五十块。1937年底上海全部沦陷了，敌伪让我父亲出来工作，给汽车、洋房，工资还加一倍，但我父亲知道这个不能做，要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生活很艰苦，生病了也没办法看病。到了1940年6月，父亲就去世了。说起来也很巧，我当时考取了还属于国立的交通大学，不需要学费，还有补贴，所以我就念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交大校区被日本人占领了，只能借着震旦大学的教室上课。念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交大当时因为要被敌伪政府接收，所以我就在1942年的小年夜离开上海，去了内地。 我和同学穿过封锁线，经过象山港，在临海登陆。经过七天，我们才到金华，当时杭州已经沦陷，而金华还没有。在金华交大校友的资助下，我们又经过赣州、曲江、衡阳、桂林，最后来到贵州的平越（现在叫福泉）。我在迁到平越的唐山交大借读了一年，一年后，上海交大的老师、系主任都到了重庆，交大在重庆九龙坡复课，我在那里上了四年级，这是在1943年。
征调大学生担任美军翻译官 等到1944年元旦过后，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征调了所有四年级学生，被征调的学生就在重庆的五所大学里受训。这五所大学是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大、重庆大学、西南联大。 训练结束后，有的分配到了后勤部，有的到了航委会，有的做了美军翻译。我当翻译的时间，是从1944年2月一直到1945年10月中旬结束。 我最初是隶属于美军中缅印战区的云南部队，在汽车运输处（MTS）工作。这个司令部在下关，是配合远征军的第五辎重兵团。我们这个地方有修理厂，我最初就是管理汽油，也修过车。第五辎重兵的车子从前线到昆明再到陆良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比昆明飞机场还大，我们有一个流动修车队，就跟着队伍修车子。等到1944年底打通了怒江、腾冲，还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国远征军本来是由史迪威将军负责，后来改由魏德迈将军负责。 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物资全靠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过来，汽油、粮食、军火都是美军支援的。以前我们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现在我们有美军第14航空队负责运东西过来，局势就转变了。 当时印度、缅甸那边的远征军向东打，我们向西打，渡怒江，过芒市、腾冲，这样子打过去。我们汽车兵团主要是运东西支援前线，并且还要负责在运输线上修理汽车，这样来回跑，最后我们打通了、胜利了。腾冲、芒市这些日军占领的地方是很难打的！
中缅印战区示意图 在昆明美军炮校的后勤工作 因为滇缅公路打通是在1944年12月，下关司令部在这时就结束了。我不晓得他们有些人分去了哪里，我们有二三十人调到了昆明。 1945年初我被调到昆明的炮兵训练中心（FATC）进行训练，美军有两个学校在昆明，一个是步兵学校（ITC），另一个就是我所在的炮兵学校，我只知道美军的校长是个上校。炮校的组织蛮多的，有教射击打炮的，有电信，还有骡马组。各个部队都要派军官和士兵来这里训练，青年军里面也有人在这里训练。我们主要还是训练这些军官，然后再让这些军官去训练下面的士兵，其中没有海军、空军，只有陆军。 我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翻译官里面分为一、二、三级，我属于第三级，第一级是最好的。后来复员的时候，我先要到美军司令部办手续，再去昆明外事局办手续，拿到外事局的复员证明，就是三级翻译。后来回到重庆，我凭这个复员证明拿到了毕业证。 我们做翻译不拿美军的钱，中国外事局给我们很低的待遇，吃穿都是美国人供应的，同美国人在一起。他们上前线我们也跟着上前线，他们去后方我们也跟着去。我主要负责汽车供应方面的翻译，美国人运来汽油、军服。 当时的日军都打到贵州了，半壁江山已经沦陷。老实讲，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打不了胜仗的。那时日本的飞机进来，要被美国飞机打掉的，后来我到衡阳的时候，空军都是美军飞机了。美军在太平洋打日本人，也牺牲了不少。日本联合德国、意大利，等到德国吃败仗了，日本人还能够坚持打。日本人实在是坏，特别凶狠，又抢良田又杀人。 那时候美军军官有二三十来位，顶高的是上校，也还有普通兵，另外一些兵负责给部队做饭。后来我们三个交大、四个联大的同学修理车子，我们把车子全部拆掉后再重新装起来，主要是上士教我们，我跟的就是一个上士，他们都很有文化。 这个炮兵学校里有很多组，我们汽车修理组是最大的，因为当时中国的75大炮都是用骡、马来拉，后来用105大炮必须要汽车拖，所以需要汽车组。炮兵学校的翻译有一百多人，我们修理组就有七个人，还有驾驶员，他们来自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英语也很好。 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儿子翁心钧当时就同我在一起工作。在修理组主要是联大和我们交大的，同住在一个帐篷。还有一位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也是联大同学，叫钱林宝。这样和我同住在一个军用帐篷里就的就有四个人，钱林宝、翁心钧、杨大雄，还有一个姓官的同学，他们四个都是联大的，加上我一共五个人。 抗战的时候只征调了我们这一届，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就又招了一批青年军，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都有，有一部分做翻译，有一部分做正式的海军、陆军。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胜利，结果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投下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假定没有原子弹的话，战争恐怕起码还要持续两年。 复员后的颠沛生活：政治运动中的“交代”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吃了原子弹之后就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好开心啊！当时炮校给我几张证明，一张是给我们这些译员的感谢信，一张是炮校的感谢信，还有一张是我们汽车组的感谢信，对我们的评价很高。于是10月份我就开开心心地回到重庆，拿到毕业证书后就开始工作了，最初是在公路总局运输处。 1946年1月我到南京，我大学学的是运输管理专业，主要是铁路运输。我有好多同学被派去做航运、铁路运输，但我改行去做公路运输了。1947年救济总署公路运输总队调我去做组长，管理汽车。这一年我订了婚，我的爱人在上海，又因为我的系主任做了上海运输管理委员会处长，我就追随他，调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后，一开始也是被派去做铁道管理，后来在运输处管理委员会做运输管理工作。 再后来，我又调到中央银行外汇部工作。1949年4月28日上海解放，人民银行5月6日开业，我5日调到人民银行工作。1950年我升为副科长。那个时候我过得很顺，“三反五反”也顺利度过了，没出什么问题。但到了1952年，领导忽然提出来，我做翻译官时期的问题要交代一下，我就写了报告。 1954年，总行在苏州成立一所银行学校，我就被调到苏州去了。我本来在上海第一营业部工作，当时上海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在第一营业部开户，它是实力非常雄厚的分行。那时候实行现金管理、信贷管理，所有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是由银行来管理的，我就调到那个学校教短期信贷，做信贷教研室所谓学科委员会的工作。 结果调到这个学校教了一年多，“镇反”、“肃反”运动开始，领导要我讲做翻译官的事情，我说我在抗日时期做翻译官，在汽车运输部队，没有做其他事情。大概经过半年多，好像没有事情了，就派我到北京总行编写教材，又在那儿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到了“反右”的时候我才回来，“反右”我倒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大概他们也调查了，知道我的情况，就比较顺利地过去了。1958年底，这个学校撤消了，我就调到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去教书，一方面做教务工作，一方面改行教英语。后来工业专科学校又被撤销了，1962年我就被派到苏州第七中学教英语，做英语教研组组长。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最初的时候还好，但1967年底我就进了牛棚，在牛棚又是挨批斗又是劳动，主要是因为我当过翻译官。他们调查了一年半，结果没有事情，到了1969年10月，我从牛棚被解放出来，可以做个普通老师了。但12月8日又下乡，我又到苏北沭阳临海公社去了，我一个人在草棚里面过活，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我又到沭阳中学教英语，当时我还不能回苏州。 到了1979年5月我才调到苏州，进了现在的苏州职业大学，恢复工作，做教研室主任，不久之后工资还升了一级。1985年我六十五岁才退休，当时还留用，因为我教英语，在进出口贸易、财经方面还可以教学生，直到1996年我才停职不去上课了。后来我的爱人生病，1999年她过世了，我就一个人住在上海女儿的家里。
 陈元瑞老人在家中
为交大同学杨大雄立碑 现在我的情况很好，感谢天地，所以我很知足。我现在看书看报都看不清了，耳朵也不行了，身体毛病很多。但我以前估计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就背了很多古书、古诗，抄下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谈到对国家的贡献，当然是我在抗日战争那段时期，自觉还是对得起父母、祖国的。假定我当时没有到内地去，那就有可能当汉奸，那是很丢脸的，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 想当年我们大学管理系全班(学英语)十三个同学都去做了翻译官，战争结束后，有八九个同学留在了国内，有四个同学去了外国。其中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一个在加州某个城市的超市里当总经理，一个在台湾做铁路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同学叫徐虎，也是局长。当然这些同学都已经过世了。其余在国内的同学境况就难讲了。 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同学，不是我们管理系的，1945年解放前向东打的时候在战争中牺牲了，他叫杨大雄。交大在抗战胜利后给这位同学立了一块碑，在学校图书馆旁边，但解放后他的碑却被弄掉了，在同样的地方另外立了一块碑给地下党。但我觉得给牺牲的地下党员立碑可以，但是何必把杨大雄的碑掘掉呢？这件事情，我们心里是有个疙瘩的。 一直到2004年，我们毕业六十年，才在另外的地方又给杨大雄立了一块碑。这个事情我们心里都是郁闷的。人生如浮云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