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失敗的“黨宣傳” zt

轉自 三輝圖書

柏林牆的倒塌，1990年。

/ “黨宣傳”為何難以成功？ /

文 / 徐賁

出自 /《統治與教育》

在1989年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之前，東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政府的政治宣傳是在東歐國家中最有效的。匈牙利出現過1956年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過“七七憲章”，波蘭有過團結工會，但東德人民的思想卻很穩定，1953年出現的動亂被很快平息，在這以後的36年間，東德的政權一直沒有放鬆對人民的宣傳教育和思想統治，人民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抗。似乎誰也不懷疑東德政權和政局的穩定，而且以為會一直如此，長治久安。

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連學者們都一直在預言，統一社會黨政權會在東德長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東德政權卻一下子崩潰了。在這政權存在的時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擁護，但在它垮台的時候， 卻很少有人為它惋惜，更不要說挺身而出，拼死保衛了。這樣出人意料的突變到底源於何種原因？是純屬偶然，是出於統治者的一時疏忽？還是有一些更深層的必然原因？

東德的宣傳面臨一個由它自己製造，因此也就格外難以消除的悖論困境：它想要得到的，並沒有得到；而它得到的，卻又未必是它想要得到的。儘管黨在宣傳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但實際的宣傳效果卻收效甚微，也就是說，國家並未能成功地把正統思想灌輸給國民，並以此將他們“社會化”為它所要的那種“新人”。宣傳得到的只是人們的表面順從，這種順從包括了“行動”的兩個方面：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和命令，順從地有所行動或避免行動。泰德·史密斯（T. J. Smith）指出，宣傳的目的主要不是影響群眾的想法，因為想法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之中，想法是否真的受到宣傳影響，是無法有效測定的。宣傳的主要目的是影響群眾的公開行為，如果能夠做到讓群眾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不讓他們做什麼他們就不做什麼，宣傳就算收到了成效。但是，成效不等於成功。成功是指形成或改變人的想法，然後再有相應的行動。宣傳的悖論是，它一開始就以行為而不是思想為影響的目標，那它註定只能是不成功的。它所改造成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人”，他們那種沒有思想來源的行為只是一種動物性的條件反射。

宣傳官僚其實自己早就意識到黨宣傳機器出了毛病，但他們看到的總是技術性的原因，例如，某些環節出了問題、對某問題宣傳力度不夠、弦繃得還不夠緊、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和人力、加強“軟實力”等等。宣傳官僚不可能從極權體制本身去找原因，因為這樣做，便是對體制心存懷疑，缺乏堅定的信心，而這無疑會成為一種自殺行為。對失敗的真正原因，他們會下意識地拒絕承認。正如埃呂所說，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只要一開始有對話，宣傳便完了”。宣傳官僚知道宣傳的致命弱點是什麼，因此，他們的宣傳是以禁止社會中的自由對話為先決條件的，它必須嚴格控制社會中的自由言論和理性的平等討論。它既然不可能改變這個先決條件，也就必然只能尋求宣傳方法和技術的改良。

技術的問題總是可以有對策的，但如果是極權宣傳體制自身的問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恰恰是一些制度原因使得極權宣傳的自我完善能力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不僅如此，任何的技術性改良只會加深這些內在缺陷，使得極權宣傳越來越不得不依靠宣傳之外的強權壓制和暴力威脅。大致而言，極權宣傳體制本身有三種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是任何技術性的改良都無法克服的，也是它註定不能成功的原因。

極權宣傳的第一個內在缺陷是為自己設置了不切實際的目標。不切實際的目標註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結果。極權宣傳自稱代表絕對真理，並企圖統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須證明極權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絕對正確， 證明其領袖的絕對英明、制度的絕對優越、政策的絕對正確等等，並以此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絕對服從。絕對的正確必然需要絕對的權力來支撐，而絕對的權力又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

絕對正確的宣傳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獨立的想法，而代之以由宣傳武斷規定的“正確思想”。宣傳還必須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願，變來變去。這實際上是在為它自己製造一個逆水行舟式的困境。試想，宣傳想要改變的思想是“自發”的，而它自己卻是需要“灌輸”的。以不自然對抗自然，這是多麼辛苦、多麼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這就是老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說的那種“園丁困境”。赫胥黎在1894年出版的《進化和倫理》一書的序言中描述了一個意欲干預自然的園丁，園丁要以他的武斷設計來重新規劃自然。園丁可以成功於一時，但只要他停止經營他的花園，自然就會立即恢復原貌。17黨宣傳不斷試圖以“先進思想”去教育群眾，以革命運動去動員群眾，提高他們的覺悟。然而，一旦停止了這種政治運動式的干預，群眾立即開始恢復到先前的“落後”狀態，甚至比以前的落後更加落後。

極權宣傳與別的種類的宣傳有本質的區別。例如，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那裡的宣傳是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宣傳者不可能以代言唯一真理、實現統一思想為己任。美國競選總統時，參選者及其團隊都會全力使出宣傳招數，如果誰以60%的選票當選，那已經算是“壓倒性優勢”。極權政治宣傳稱自己絕對正確，60%的支持率不但不是絕對優勢，而且是“非常失敗”。宣傳如果說80%的人支持現政權，可信度會比說98%的人支持要來得高，但它決不能這麼說，因為這麼一說，就等於承認有20%的反對者，這是對絕對真理的重大打擊。而且極權統治下的社會，思想“純潔”，處在一種“無菌”狀態下，不要說有20%的反對者，就算只有5%，只要讓民眾知道這些人的存在，就會出大麻煩。不滿的情緒是會傳染的，只要有人公開表示不滿，就可能鼓動其他人加入反叛、到處傳染異端思想。極權宣傳從一開始就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成功目標”，看起來非常強悍，但這卻是一種非常脆弱的強悍，因為它連5%的對立面都經受不起。  

極權宣傳的第二個內在缺陷是自我評估機制失靈。極權宣傳表面越成功，就越無法評估自己實質是多麼失敗。極權宣傳是一種典型的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的宣傳。它的有效性可以從人們沒有公開的不正確行為來評估，卻無法從人們沒有不正確思想來評估。極權宣傳深知這一點，由於無法評估它對人們思想的控制效能和程度，它處在一種持續的不安、提防、焦慮、戒備狀態之下，因此事無巨細，絲毫不敢馬虎。對思想的審查和管制因此也必須延伸到所有的文化、出版、新聞、言論、文藝、娛樂領域，任何一點疏漏都可能對整體控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也就是埃呂所說的，成功的宣傳必須是無一遺漏的“整體宣傳”（total propaganda）。

但是，管製得越細緻，未必就等於管製得越有效，防不勝防的狀況還是會隨時出現。宣傳的效能只是強迫人們把自然的想法從公開轉為隱蔽，強使人們的公開行為與真實想法之間不再對應，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的是一個樣，公開行為又是一個樣，這就形成了哈維爾所說的那種“在謊言中的生活”。人們知道在公開的場合下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如此集體行動的人越多，願意或膽敢有不同行動的人就越少，這便是假面社會的特點，每一個生活於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樣的假面。不只是受宣傳的群眾，就連做宣傳工作的幹部也都是戴着假面。這些宣傳幹部不像那些經過出生入死的信仰考驗的老幹部，他們是從官場裡混出來的，憑的就是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該做的做、不該做的不做的那套本領。他們自己就未必相信自己所宣傳的，再加上極權官場報喜不報憂的積習，這些宣傳幹部對自己工作成績的評估和報告根本就難以做到真實可靠。

宣傳幹部們從事沒有創意的機械工作，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工作不過是端一個飯碗，既不需要他們真正相信自己所宣傳的，也不需要能夠使他們的受眾真正相信。但是，他們的工作又不能沒有成果，所以就只能宣傳那些無法作效率評估的空洞無物的口號。

官場上不能說真話和社會中不能說真話是共生的現象。下級向上級所作的呈報會一級級過濾掉不好的消息。研究德國歷史的歷史學家富爾布洛克（Mary Fulbrook）對東德的觀察是：“關於民眾支持政權和統治者的報告，在從地方向中央的匯報中，一層層地越來越好聽。……東德的地區黨委書記向柏林的報告總是陳述一連串的成績，在提到現實問題時謹小慎微……這形成了一種黨內的虛假風氣”，大家都知道真話常常會有害無益，“沒有人批評，也就沒有真實。當領導對自己的偉大深信不疑的時候，拍馬溜須的人也就自然多了起來”。

極權宣傳的第三個內在缺陷是，黨邏輯的意識形態無法控制人對經驗世界的感受。為什麼連宣傳幹部都難以相信自己所宣傳的東西呢？這是因為他們也是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老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埃呂說，宣傳必須與事實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體的事實不符，就再難相信”。 東德宣傳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必然在歷史中取代資本主義，但經不起東德人與西德的經驗性比較。東德宣傳總是說“社會主義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們的經驗事實是，公民並不能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東德宣傳總是說東德的社會比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光明道德，但人們在這個社會中看到的卻是普遍的虛偽、謊言、陰謀、暴力和非正義。

用一黨意識形態來解釋一切現實經驗，它的基本條件是將國家與外界，尤其是與外界信息徹底隔絕。這在當時的東德已經很難做到，這樣做必須付出太高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在無法用意識形態進行思想控制的情況下，只能越來越藉助於強權和暴力壓制的手段，如國家安全秘密警察或軍警對任何群眾場面如臨大敵，隨時準備動用武力進行鎮壓。這等於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經失去了民心，承認老百姓已經成了它必須時時防範的對象。這樣的政府權力實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得不到民心支持的統治。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在東德存在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裡，它一直把宣傳當作一項最重點的政治工作，對宣傳加強了又再加強。但是，宣傳還是成了一件越做越棘手，越做越事與願違的事情。東德的宣傳既不是無效的，也不是無用的，它是四十年來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的主要支撐之一，沒有它，這個政權也許早就垮台了。但是，儘管這個政權在宣傳上投入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宣傳的“有效性”卻一直不能令它的主子滿意。

就“有效性”而言，它所取得的效能未必就是它想要取得的，而它想取得的效能卻一直到最後都無法取得。真正成功的宣傳是塑造“新人”，形成“新思想”，讓受宣傳者心服口服地追隨宣傳，誠心誠意地接受宣傳的立場和想法。東德四十年的宣傳沒有能取得這種有效性，就此而言，它是失敗的。但是，它卻在另一種意義上是相當有效，相當成功的，那就是，它確實消除了異端的聲音，維持了一種至少是表面上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由於宣傳的力量， 人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得不充分“自覺”而“積極”地配合，不得不在公開場合有正確的表現和正確的行為。“黨宣傳”實現了那種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以條件反射代替理性思考和判斷的有效控制。這種表層效用並不是宣傳以前所能滿足的，也許至今仍然不是它所最理想的，但是，即便是退而求其次，對維持極權統治，這樣的宣傳也絕對是必不可少的。

題圖 | 柏林牆的倒塌，1990。柏林牆，建於1961年，是德國分裂期間東德政府環繞西柏林邊境修築的全封閉邊防系統，以將其與西德領土分割開來，阻止東德居民逃往西柏林。1989年東歐發生一系列政治變動，柏林牆也在民眾壓力下開放。1990年柏林牆被正式下令拆除，東西德統一，東德政府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