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作者对那些歌评得有理,但疏忽了一点。老红歌对很多爱歌者,只是一个过去时代的记忆。唱的是份青春年代的回忆,而非对那时代的肯定。
转: 半是挽歌半是招魂曲 段协平 题记:《共产党宣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有好事者倡导唱所谓红歌,脑子里马上涌出一个疑问:什么是红歌?到网上浏览一番,算是长了见识:被冠以红歌的100首歌曲,虽有几个版本,但大同小异。前50首,多选自战争年代和阶级斗争年代,冠以红歌,自是胡闹,下面细论。后50首,选自改革开放之后,冠以红歌,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也经不起推敲。因为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还有更多的歌曲,如《茉莉花》这样的百年经典,是什么呢?黑歌?白歌?灰歌?绿歌?黄歌?给歌曲上颜色,这样的蠢事,阶级斗争年代干过。那时,曾经传唱的大部分歌曲,都被抹黑,被判为反动歌曲和毒草而遭封杀。而类似《造反有理》这样的歌曲,在“文革”时期,响遏行云,而今安在?唱歌,有所谓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新近青歌赛上又推出原生态唱法,是从唱歌技法上作出的归纳与分类,或许有必要。给歌曲上颜色,历史证明,不仅无聊,尤其荒诞。 回过头说前50首所谓红歌,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歌颂毛泽东。如《东方红》《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从阶级斗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歌曲,不是直接歌颂毛泽东,就是间接歌颂毛泽东,所谓“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震耳欲聋,一个比一个肉麻。中国人民就是唱着这样的歌曲,一步一步把毛泽东送上神坛,也把自己送往地狱。人们在被耳提面命毛主席如何英明伟大、全知全能、他说的话能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同时,在被反复教导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同时,在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恫吓和血腥教训中,又被告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于是,大陆中国人,不管你是能征善战,还是学富五车,不管你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为温饱苦命挣扎的农民,还是所谓吃皇粮的人,全成了长不大的乖孩子,不争气的坏小子,甚至简直就是脑残障患者,当然更有无处不在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出路只有一条,“把一切献给党”,也把生活的全部希望上缴,还得上缴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饥饿的自由,言论自由,甚至不说话的自由,最后把灵魂也上缴了。算是给自己上了份人身保险。人们把“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再也不用也不敢去动脑子,需要思考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一个人去包办。“我们唱着东方红”走向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文字狱,走向“五七反右”等一个接一个的阳谋和陷阱,走向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瞎胡折腾,走向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尸骨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走向全面内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中华民族全都匍匐在毛泽东的神坛下。这就是阶级斗争年代中国大陆真实的写照。 我们这才明白,歌颂毛泽东的所谓红歌,原来竟是让人顶礼膜拜的歌,个人迷信的邪教歌,肆无忌惮为专制和愚昧张目的梦呓歌。毛泽东最后之所以能变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狂人,敢于以秦始皇自诩,公然宣称实行独裁,最终患上政治妄想症、迫害依赖症,折腾成瘾,流氓成痞,给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巨大的灾难,唱红颂圣,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为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拒绝“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行改革开放。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他们逐步打碎套在身上的各种枷锁,在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一切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这样的时候,打出唱红歌的旗帜,实属倒行逆施。《国际歌》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东方红》鼓噪大救星,试问,哪个对呢?如果《东方红》是红歌,与之泾渭分明的《国际歌》是什么呢?大概好事者也看出其中的尴尬,百首红歌中,难觅《国际歌》踪影。劣币驱逐良币,《国际歌》只能被打入另册。 我们不要红歌,不愿意再了,当然也不要什么大救星——我们要不起。要什么呢?要民主这个铁笼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4年7月4日在美国国庆日发表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是人类历经苦难后形成的共识,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东方红》之类,与其说是唱红,毋宁说是唱黑,纯属逆潮流而动。这些把戏,对被彻底洗脑的人,对当年靠捞过一把的人,对今天靠得到和想得到超额红利的人,对涉世不深、没经历过被神撕咬过的人,也许有用。从那个黑暗年代走过来且学会严肃思考的人,今天只要一听那些在恐怖年代炮制、出笼的所谓红歌,就明白,这无非是一场闹剧,是为个人迷信招魂,为专制独裁唱挽歌,露出的是又粗又长的专制主义扈从者的尾巴。 另一类,歌颂内战,如《十送红军》《红星歌》《映山红》《过雪山草地》等。内战者,豆萁相煎、兄弟反目、骨肉相残之谓也。原不值得歌颂。或曰,为反抗压迫,如陈胜吴广者,揭竿而起,也不值得歌颂?不值得。因为,以暴易暴,必然充满血腥,不仅社会成本太大,更因为用暴力取得的胜利和政权,必然要用暴力去巩固和维护。正如波兰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中所指出的:“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悲惨的巴士底狱”.原中国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何家栋说得也很好:“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中国历史上,为反抗压迫的农民战争,史不绝书。哪一次战争,不是烽火连天,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哪一次战争过后,不是千村凋敝,万户萧疏,元气大伤?哪一次战争,不是为野心家所利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哪一次战争过后,取得政权者,不是新瓶装旧酒,甚至如洪秀全者,变本加厉?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能制造更大的仇恨。歌颂战争,就是歌颂仇恨,歌颂丑恶,歌颂血腥。 那么,受压迫者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当然不是。怎么斗争?受到全世界尊敬的著名政治家、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为反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策,争取黑人解放,1944年,曼德拉就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非国大”。1961年,他也曾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准备搞武装斗争。1964年入狱,被判终身监禁,度过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活。因为曼德拉是要犯,专门看守他的人就有3个,对他很不友好,总是寻找各种理由虐待他。对当时的南非白人政权,曼德拉可谓苦大仇深。但是,当他被释放后,没有再选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以牙还牙,誓言“血债要用血来还”。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他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和形式,继续与种族隔离政策做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1996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曼德拉起身致辞欢迎来宾。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然后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南非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无地自容,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曾关押他的看守致敬,在场所有来宾以至于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在就职演说中,曼德拉说,“我们要把南非建设成这样一个社会:它是所有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所共有的;人们可以自由行走,内心没有恐惧;确保每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尊严,总之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彩虹国家” 以如许胸怀,假如曼德拉当年开展了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他会歌颂自己领导的战争吗?我想是不会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印证。美国南北战争,在经过一场惨烈的大决战过后,南方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宣布投降。获胜的联邦军队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准备宴席要好好庆祝。但是,格兰特将军得知之后,连忙走到欢庆的战士中间,语重心长地阻止道:“这场胜利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庆祝的,战士们,因为战争结束了,叛乱者重新成为了我们的同胞。”他讲完话,所有的人都静默了,他们仿佛从一场迷梦中猛然醒来,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一场战争无关正义,只是一场家人的争执,战场上淌着的都是自己同胞的鲜血;甚至,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成败都不值得庆贺,因为每一场胜利的背后必然流满血泪。所以,当联邦军队接受南方军队的投降时,没有责骂和唾弃,没有侮辱和惩罚,两军的战士都以军礼向对方致敬。这样的受降仪式仿佛成了一次战友的换岗。之后,当然也没有定谁是战犯,搞什么镇压反革命之类的运动,没有对南方叛军进行任何清算之类的迫害。倒是南方军队著名将领的塑像,至今还竖立在南方很多纪念馆里,供人们瞻仰、怀念。一百多年来,美国不乏有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电影,但不管哪部小说或电影,看到的只是对战争的反思和诅咒,对人性光辉的礼赞,独独没有对战争的歌颂。这一点,只要看看小说《飘》和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获得十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乱世佳人》就可一目了然。也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那篇著名的千古绝唱《我有一个梦》中如是告诫自己的兄弟:“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实现高尚的目标,不需要血腥和卑鄙手段。 战争,特别是内战,说到底,是内耗,是民族的灾难,国家的耻辱,是战争双方政治智慧黔驴技穷后的博弈,是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一场负和游戏。战后,失败者固然悲哀,胜利者也没什么可骄傲。毕竟,一将功成万骨枯。1965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身边的外交部长陈毅说,他这个元帅打败了八百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蒙哥马利称赞陈毅很有本事。此事我们的媒体广泛报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后边的事。蒙哥马利在夸完陈毅后继续说,在西方国家,我们尽量不宣传内战的战绩,因为这是杀自己的同胞! 与蒙哥马利有同样慈悲心怀的,在中国,怕是首推刘伯承元帅了。刘伯承曾被誉为“战神”。但建国后,他却不愿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帅一见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更换频道。他多次感慨道:“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刘帅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如此看来,对内战,歌得不歌得,似乎不用多讲了。 被选为红歌的,还有一类,造假,粉饰太平。借用八十年代初那场文艺讨论中用的一个词,叫歌德。歌德者,歌颂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文治武功,浩荡皇恩。如《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颂歌》《谁不说我家乡好》等等。这类歌,千篇一律,矫揉造作,捏腔拿调,舌卷兰花,把黑暗当光明,把恶刺当鲜花,在民不聊生时,高唱凯歌,莺歌燕舞,无不是热混的胡话,虽然丑恶、干瘪得令人作呕,却也如迷魂汤一样,把当初的人们欺骗得硬是相信“风光这边独好”并下定决心,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出尽了洋相。让我们耐住性子来欣赏几首代表作: 《让我们荡起双桨》描绘了这样一份幸福:“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请问,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有几个孩子有这份福分?当你的父母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后,你还有心情去什刹海荡起双桨?当1960年前后,你放学回家,饿得眼睛发绿时,鬼才相信“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当你连学都上不起时,当“文革”炮火连天,你的父母被揪斗、你即将被撵到广阔天地时,你还能“愉快歌唱?”至于那些出身所谓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家庭的孩子,那些所谓黑五类的孩子,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打入另册的孩子,笑容早就从他们稚嫩的脸上消失了,幸福,对他们无非是美丽的童话,水中的月亮,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谁不说俺家乡好》描绘了这样一番美景:“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一阵阵歌声随风传。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喜看咱们的胜利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果树满山岗,这分明就是对抗当年“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不法办你就是轻的了。全国学大寨,你敢不种粮食种果树?也罢,就算果树满山岗,那些水果呢?除了享受特供者,全国每人一年能吃到几个水果?麦浪闪金光,这情景,作为农村出身者,见过。更见过1958年人民日报上小麦放卫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报道,那是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让人当年就无法想通的是,种小麦的农村人,即使夏收结束,也不敢放开肚皮吃几顿干面条。我生活在旱涝保收的汾河谷地,地肥水美,但一年下来,即使丰年,每人每年也就分给400斤左右的原粮,还粗粮居多。若遇到年成不好,就只能半饥半饱了。上高中,到了城市里,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每人每月28斤粮食,凭证供应。城里人不敢留客吃饭,是那时普遍的尴尬。青山,白云,有过。但到大跃进期间,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一座座青山很快就变为秃岭,绕山间的只能是乌烟瘴气了。在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年月,人们谈富色变,幸福的生活万年长无异于呓语。“大锅饭”已经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精气神儿全部扼杀、窒息,别说山上梯田,就是江南水乡,也在三年大饥荒中“千村薜荔人遗矢”一阵阵歌声,怕是鬼唱歌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画家罗立中画了幅画:《父亲》那是中国的父亲:共和国几十年中给予的苦难、酸涩、艰辛、无奈,全部写在布满皱纹的脸上。美好的家乡,苦难的乡亲——是谁制造了这巨大的断层?红歌者,昧心歌也! 《北京颂歌》纯属虚张声势:“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道着祖国的黎明。......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捷报来自边疆海防,喜讯传遍村镇城乡......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对这首在“文革”期间推出的歌曲所描绘的景象,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大寨这面旗帜早已破败并倒下,而“喜讯传遍村镇城乡”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热血是有的,那是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抗争的热血,是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们的热血。他们的热血,的确“道着祖国的黎明”这首歌推出时间不长,继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倚重的“四人帮”也树倒猢狲散,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有人也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至于判决书,中国人民早在心里把它写好了。当中国的历史走出三峡时,也就是公布他罪行之日。这么看来,即使那时,也算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只是,这条大路上布满了太多的荆棘,设下了太多的暗坑,充满了太多的凶险。多少人在这条大路上悲壮地、凄惨地倒下,有的后来艰难地熬过来了,有的,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田家英、傅雷、张志新、林昭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如三年困难时期那三千多万人,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写下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一笔 这就是好事者推出并大力倡导的红歌。这些所谓红歌,远离、违背了基本的常识,今天重新抖搂出来,展示给我们的,无非是当年那一个个拙劣的童话、一张张画饼、一块块遮羞布和一碗碗迷魂汤。在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民主法治渐昌的年代,唱这样的歌,只能理解为是给个人迷信唱的挽歌,是呼唤专制独裁的招魂曲。因为你从这些歌里,看不到一丝人性的关怀与温暖,充斥其间的满是浸透血泪的谎言,假大空等陈词滥调,是古墓中腐尸的臭气,甚至不乏冷冷的寒气,于无意间坐实了那个时代文化的耻辱与堕落。还是陈丹青说得好:“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就像真善美被无情地扼杀,必然使假恶丑如罂粟花疯长一样,既然那个时代不容《茉莉花》就只能让所谓红歌大行其道、风光无限了。在那样一个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原是不能指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被恩准面世的,除非是在暗室,一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 我无意苛责当年写这些歌、唱这些歌的艺术家。在那个年代,你不写不唱,也有别人写和唱,比如郭沫若。红色恐怖中,连国家主席、总理等一班文臣武将都低下了头,违心地一遍又一遍检查、请罪,违心地挥动红语录本,山呼万岁,甚至昧着良心,向受难者吐唾沫,扔石头,对所谓红歌的作者、歌者,当然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但现在,没人逼你了,却又兴风作浪,致使沉渣泛起,毒气四溢,祸水泛滥,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怕是全无心肝了。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在想,薄熙来书记,他在重庆倡导、推广唱红歌,召集百名将军后代——当然个个八面威风,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到重庆唱红歌,最近还把宋祖英也请去唱红歌,很是红火。只是,假如推前40年,薄一波还作为叛徒被关在监狱中,他可有这份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