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下对周扬的介绍
维基百科 周扬（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週莧等；湖南益陽人；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曾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因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文艺界的官方领导地位，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曾遭监禁和批判；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纪委常委等职。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论和异化论。 1989年7月31日，因脑部疾病病逝，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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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毛恶粉红称：“毛主席不会给周扬一个名单让他去抓右派 。”另一小粉红曰“不可能的。毛不可能管到那么细的。就如毛给某人某地区，划分地主的名单一样。毛还不累死了？” 网友回复评论：当时周扬是毛在文艺界的第一代表，毛要抓文艺界的右派，不找周扬找谁？周恩来不可能管那么多。反右的时候，主持中央工作的恐怕是刘邓。文艺界反右派和某个地区划地主不可相比。文艺界的重要性是全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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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7 老衲读史老衲读史 抓右派之前，毛泽东给周扬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周扬每天汇报“战果”。周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说，翻延安的老账！本文原载于《记忆》第118期，作者郭罗基，原题为《周扬按毛名单抓右派》。
周扬
1957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年的“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1975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
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1958年1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1958年1月26日出的《文艺报》第2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7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老衲读史ID：lldushi）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主席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
“编者按语”继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大鸣大放中噤若寒蝉，为什么还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因为又一次被列入毛给周扬的名单，“在劫难逃”。由此可见周扬所言非虚。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名单？
起初，毛泽东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矛头指向帮助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毛泽东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
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储安平“向老和尚提点意见”，批评“党天下”，更是“尾巴”翘上天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什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毛泽东“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7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②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
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老衲读史ID：lldushi）“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反而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
从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毛泽东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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