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這是網友推薦：“這篇文章的原作者David Frum是美國著名保守派知識分子，曾任小布什總統的御用筆桿，屬於建制派保守主義者，也是美國右翼中為數不多的堅定反對川普的人士。他在大選後寫成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響。原因就在於他詳細設想了川普可以用何種方式摧毀美國民主制度，而整個體制束手就擒，無計可施。”
請別將此文看作fiction，這是篇貼切現實的文。
順帶告知一下，昨日的圖姐《ISIS威脅恐襲中國／司法部長隱瞞會見俄大使／程序員入境美》就因為放了“ISIS首次威脅中國，維吾爾族戰士揚言要讓中國血流成河”的內容，竟被國內封了。“美國華人”微信公眾號還接到了該圖姐文被封的通知。
可見國內的新聞管制有多厲害。:(
轉自“美國華人”微信公眾號 2017-03-02 David Frum 作者：大衛·弗洛姆 （David Frum），《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智庫“政策交流”主席。2001-02年任小布什總統的演講稿撰寫人。 (翻譯: 甄一)
這是2021年，特朗普總統即將宣誓就職連任。這位第45任總統在過去的四年間明顯地衰老了許多。在為數不多的公開露面中，他極度依賴於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的攙扶。
但是他很幸運，無需大力競選來謀求連任。他一直是位廣受民眾歡迎的總統：利用大減稅，大開銷，大赤字成功地玩了個老套的經濟擴張魔術。特朗普任期內，工資---尤其是沒有大學文憑的男性的工資---有大幅度的增長，即使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已經開始侵蝕這項增長帶來的實利。這位總統的支持者們讚許他限制移民的政策和特朗普工程基建計劃。
與此同時，來自該總統的批評者們的抗議和抱怨卻難以找到聽眾。參議院對於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俄國黑客入侵的調查陷入沒有結果的黨派爭吵。對特朗普涉嫌公私利益衝突問題的擔憂激發了華府爭論但從未得到美國公眾的廣泛關注。對“特朗普工程”及其它項目中的舞弊行為和自我交易的指控也同樣為人們所不屑一顧。特朗普總統定期在推特上發布新工廠開張和大招工的通告，一再重複“我給你們帶來了工作。”選民們似乎很相信他的話，也很感恩。
多數美國人憑直覺感到他們的總統及其親屬在過去的四年裡越發暴富了。但是關於貪污受賄的傳聞很容易被漠視，因為特朗普從未公布他的稅表，無人知曉真相。
再說，難道不是人人如此嗎？就在2018年國會選舉的前夜，“維基解密”公布了民主黨主要議員們數年的投資報表，顯示他們的投資回報長期以來一直都高於大盤。隨着對內線交易和裙帶資本主義的指控四處充斥，公眾陷入厭倦與憤世嫉俗之中。共和黨繼續控制國會兩院，而特朗普的忠實追隨者們將他之前的領導者撂到一邊。
商業界早早地接受了教訓。據報道，一次在特朗普一條憤怒的推文導致他公司的市值暴跌數十億之後，這位總統曾對他的一位主要聯邦承包商說，"你是來為我幹活的，不是來批評我的。” 聰明的商業界領袖們於是開始把任何好消息都歸功於特朗普的個人領導力，同時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總統或其家庭成員不快的言論。
媒體也已變得對特朗普明顯地友好得多了。其時，AT&T與時代華納（Time Warner）的合併已經推遲了一年多，在此期間時代華納旗下的CNN加倍努力地嘗試着滿足特朗普對“公平報道”的定義。根據與司法部達成的解決反壟斷控訴的協議，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已經出讓了他在華盛頓郵報的股權。這家報紙的新主人---位於斯洛伐克的一個投資者組織---關閉了該報的印刷版，將報紙的重心轉移到對都市政治和生活方式的報道。
同時，社交媒體上謠言瘋傳，日甚一日。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要弄清事實真相很費功夫。
當然，沒人廢除憲法第一修正案，美國人照舊可以直言不諱---只要他們能忍受自己的臉書和推特時間線上留滿來自挺川網噴大軍的污言穢語和瘋狂威脅。不想與噴子打交道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諸如Snapchat和Instagram之類不大涉及政治的社交媒體。
對特朗普持批評態度的媒體仍舊能找到精英聽眾。他們的調查仍舊能獲得普利茲獎；他們的記者接受邀請去參加關於腐敗、數字化新聞的標準、北約的終結、民粹威權主義的興起等問題的焦慮不安的討論會。然而不知為何，所有這些熱切的努力與美國政治越來越不相干。特朗普總統通過他的推特帳戶直接與人們交流，將他的支持者引向福克斯（Fox News）或布萊巴特（Breitbart）新聞網上對他有利的信息。
怨也罷，憂也罷，與四年前相比，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的變化比人們害怕的或希望的都要少很多。不管共和黨人的計劃如何雄心勃勃，與大多數人切身相關的美國社會福利制度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基本沒變。預料中的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的浪潮從未真正發生。數目龐大的非法勞動力仍然滯留在這個國家；雙方的默契是：只要這些移民避開政治，保持低頭閉嘴，沒人會大費周折的去找他們。
在大多數州里，非洲裔美國人、年輕一代、以及新入籍的移民感覺投票越來越困難。但儘管有很多關於民權倒退的說法，美國的大型企業仍然在追求錄用員工的多樣化。同性婚姻仍然是這塊土地上的法律。美國人說“聖誕快樂”不比特朗普就職前多，也不比那時少。
人們開玩笑說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局監聽他們，但他們並不十分認真；畢竟，今天的色情短信在美國並不比四年前少。不過，在黑客攻擊和信息泄漏---尤其對於那些政治上直言不諱的人---不斷發生的這些日子裡，在你的電郵或電話里說話小心一點畢竟是有益的常識。什麼時候政治不曾是骯髒的生意？什麼時候有錢和有權的人不是想怎樣就怎樣？聰明的做法是對政治言論充耳不聞，各人自掃門前雪，享受一個相對繁榮的時代，把問題留給喜歡惹事生非的人。
*** 憲法是一台“自動運行的機器” - 在1888年的一次演講中，詹姆斯·羅素·洛艾爾（James Russell Lowell，本刊創始人之一）對這種美好的假設提出了異議。事實上洛艾爾是對的，權力分立制衡是一個比喻，並不是一種機制。
上文設想的情形，和下文將要描述的所有情況，只有除唐納德·特朗普以外的很多人都讓其發生，才會變成事實。如果公民個人和國家官員做出正確的決定，這些情況就能夠被制止。這裡講述的故事，如查爾斯·狄更斯的“未來聖誕幽靈”一般，不是將來的必然，只是一種可能。其他路徑仍然開放。美國人民將要決定這個國家所要走的道路。
任何一個社會，甚至如美國這般富有和幸運，都不能保證一個成功的未來。當美國先輩寫下 “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等字句，絕不是為了給未來汽車保險槓貼紙提供陳詞濫調。他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以威權為常態的社會，那時的統治者慣於把國家的權力和資產占為己有。
今日，社會政治權力的操作固然與當年不同，但是也許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迥異。拉里·戴蒙特 （Larry Diamond），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把過去的十年描述為“民主衰退”的階段。在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在減少。在很多尚存的民主國家裡，治理的質量已然下降。
2010年以來的匈牙利是一個先例，也給未來的政治強人提供了藍圖。匈牙利是歐盟成員國，也是歐洲人權公約的簽署國。它有民主選舉，互聯網無須審查，然而它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這種政權過渡一般是非暴力性的，甚至經常缺乏戲劇性。持不同政見者並沒有被殺害或者監禁，雖然其中很多人會受到建築檢查和稅務審計的騷擾。如果他們在政府做事，或者服務於某些可以被政府施壓的公司，表達自己意見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儘管如此，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移民出境，有資產者也可以把財產帶走。一天又一天，政府運作依賴誘導多於恐嚇。法庭充斥着政權的盟友，並且對這樣的盟友寬大為懷。政府的朋友以高價承包國家的合同，也能夠從中央銀行以很優惠的條件借款。局內人因為這樣的偏袒越來越富有，而局外人因為整個經濟的下滑而受苦。有一個精明的觀察者最近從匈牙利訪問回來，告訴我說： “現代國家的控制者與其說是受益於以權力迫害無辜者，倒不如說是受益於以權力保護有罪者。”
匈牙利的奧班•維克多，已故的前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與南非的雅各布•祖瑪全部將他們的國家由自由民主制變為盜賊統治。世界範圍內，民主正在喪失陣地。
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總理對匈牙利的統治仍然需要依靠選舉。這些選舉多多少少還是開放和自由的--- 至少在選票統計的意義上是準確的。但是選舉並不公平。選舉人制度的遊戲規則使得在台上的掌權者明里暗裡得益； 獨立媒體在政府壓力下失去廣告收入； 每年越來越多的媒體機關到了政府的合作者手中； 面對壞消息時，政府巧妙地製造無窮無盡的爭端來維持民眾支持，使得文化上保守的匈牙利人感到被自由主義者、外國人和猶太人誤解和傷害。
民主漸行漸遠的類似情況也在這些國家發生： 納爾遜·曼德拉繼承者統治的南非，暴徒盜犯烏戈·查韋斯掌權的委內瑞拉，以及大開殺戒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管轄的菲律賓。在波蘭，類似的變化正在開始。如果法國民族陣線候選人瑪麗娜·勒龐當選總統，那麼法國也難逃命運。
在伊斯蘭世界之外，二十一世紀並不是一個以意識形態主導的時代。十九世紀宏偉的烏托邦願景已經不再風行。二十世紀噩夢般的極權主義試驗項目也被推翻或者分崩離析，只剩下如古巴和北韓等過時的殘餘。如今在世界傳播的是一種壓迫式的盜賊政體。領導人的動機已經不再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等瘋狂“理想主義”，而是貪婪。這樣的統治者減少了對恐怖手段的依賴，轉而利用對規則的扭曲，對信息的操縱，以及與精英的合作。
美國不容置疑地擁有一個非常牢固的民主制度，然而沒有一個人類的設計能防止所有的篡改，更不用說憲政民主。美國制度中有很多功能，能夠非常強烈地抑制濫用職權: 聯邦政府內的權力劃分；聯邦和各州政府之間的職權分工；聯邦機構以其獨立性自豪； 司法制度龐大，複雜，並有能力抵抗不當的影響。
然而，美國制度也有容易被攻破的脆弱性。雖然其存在已為人熟知，卻不會由此減弱其危險性。在這些弱點中最高危的是對掌握巨大的權力的總統私德的依賴。英國總理如果失去議會多數的支持，會瞬間失去權力。然而另一方面，對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制約，最重要的是其本人的道德規範和服務公眾的精神。如果缺乏這些素質的人物當上了總統，會是什麼後果？
我們在過去的一代已經親見美國政治制度被破壞的不祥徵兆：國會的共和黨人在2013年寧願把美國國債推到違約的邊緣，只為在預算談判中得分； 而奧巴馬總統行使單方面行政權給予數百萬在美非法移民合法身份，儘管他之前自己承認總統並沒有這個權力。
然而唐納德·特朗普代表的，遠比這些更加激進。是誰的上台過程十有八九至少部分歸功於外國敵對情報勢力的隱蔽干預？ 是誰用霸凌式的平台對付批評他的個人？是誰創造出名不符實的“盲目信託”，邀請其子女參與並混淆公私事務？誰能夠不知如何地逼迫同一政黨里持不同意見者要麼支持他的決定，要麼對其無可奈何？ 如果這些發生在洪都拉斯，我們都會一眼認出它。但是現在發生在美國，卻使我們困惑了。
*** “雄心必須以雄心來平衡。” 200多年前，《聯邦主義者文集》作者們用這些話闡明了美國憲政制度最重要的保障。接着他們加上了這項承諾：“在共和政體中，立法權必須占支配地位。”國會制定法律，撥付資金，批准總統任命。國會可以傳喚記錄，問訊官員，甚至彈劾他們。國會可以保護美國政體不受專橫總統的危害。
但真的會如此嗎？
隨着政治的兩極化，國會越來越變得只是對反對黨總統進行制約。最近幾任在國會享有本黨多數的總統---如奧巴馬在2009和2010年，小布什從2003到2006年---通常都遇事無阻。而在特朗普內閣時期，國會的監督多半會更加無力。
特朗普總統和國會共和黨人之間離奇的角色顛倒是令人擔心監督無力的第一個原因。通常情況下，應該是新上任的總統滿懷熱切的政策想法，因而是總統必須適應---並常常容忍---國會議員們的人性瑕疵和品德缺陷，以利推進自己的議程。這一次卻得是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來擔當推進和容忍的角色。
特朗普對國會共和黨人的想法缺乏興趣，不分享他們的意識形態，也不關心他們的命運。只要對自己有利，他能夠而且會在一瞬間對他們背信棄義。然而他們已經到了這一步，他們數年甚至數十年以來的所有希望臨近實現。他們能夠得到這個機會，全都歸功於特朗普在少數幾個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贏得關鍵選票的能力，而這為一個無法贏得全國普選多數票的政黨提供了成為有決策權的國會多數黨的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他們的所有項目和計劃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因素，恰恰是給了他們這個機會的同一個X因子：唐納德·特朗普，以及他出了名的反覆無常的個性。令特朗普興奮的是他的支持率，他的財富，他的權力。終有一天，為了更有利於達到他這些目的，他會拋棄傳統的共和黨，轉而支持一個即興組建的民粹聯盟，並將國家主義與慷慨大方的社會支出相結合---這樣的組合對於象波蘭這種地方的獨裁者曾行之有效。誰會懷疑特朗普不會這麼做？不是保羅·瑞安，也不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繼1840年約翰·泰勒（John Tyler）政府之後，國會多數黨不得不擔心他們的總統會叛離他們而不是反過來，這還是第一次。
一個執意想要凌駕於法律之上為自己和黨羽謀私利的總統有許多手段。
涉及總統的醜聞同樣也可能摧毀國會共和黨領導人多年來想要完成的功業。然而，不管他們如何熟練地管理其它事情，他們沒法阻止這樣的醜聞。不過有一件事他們可以做：儘可能地視而不見。
“你對班農（Steve Bannon）進入白宮擔不擔心？”CNN的塔珀（Jake Tapper）在十一月問過瑞安。“我不認識班農，所以我不擔心，”這位眾議院議長回答，“我相信唐納德（特朗普）的判斷力。”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60分鐘”節目上被問到是否相信特朗普宣稱的有“數百萬”非法選票存在時，瑞安回答說：“我不知道。我不大關注這些事情。”
那特朗普的公私利益衝突問題呢？“這不是我在國會所擔心的問題，” 瑞安對CNBC說。特朗普應該“想怎麼就怎麼”處理他自己的問題。
瑞安是吃過一番苦頭才學乖的。特朗普以前談論他如何騷擾女性的視屏曝光後，瑞安說他將不再為特朗普助選。不到10天，瑞安在共和黨人中的淨支持率下降了28個百分點。作為曾是黨內無懈可擊的人物，他突然發現45%的共和黨人不喜歡自己了。
隨着瑞安所看重的一些計劃越來越接近總統的簽署，國會對總統的屈膝順從很可能會日益更甚。無論是面對關於俄羅斯黑客攻擊民主黨內部通信的指控，還是關於特朗普家族斂財自肥或為特朗普生意夥伴提供優惠的指控，國會的共和黨議員們都很可能會發現自己被強征為特朗普的衛道士。
歷史上，與眾議院相比，參議院為異議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間。然而，連參議院也將發現自己處於壓力之下。參議院的兩位最重要的對特朗普抱懷疑態度的共和黨人，亞利桑那州的傑夫·弗萊克（Jeff Flake）和德克薩斯的特德·克魯茲（Ted Cruz），將面臨2018年的連任競選。他們將不願意觸怒一位本黨的總統，尤其是總統所在黨為了懲戒異議者輸得起一兩個席位的時候。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是一個比保羅·瑞安更注重結果的政客，而且他的妻子趙小蘭已被提名了一個內閣職位，這可能會使他進一步偏向特朗普。
雄心會對抗雄心，直到雄心發現遵從更有利於幫助他實現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作為本當制約總統權力的立法機構，反而成為總統最強有力的推手。
國會議員們將被迫就範，不僅由於黨的領導集團和捐款者的強制，而且還因為福克斯新聞台勢不可擋的影響力。特朗普與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並不是2016年唯一一次專橫傲慢的男人與克制忍耐的女人之爭；同樣性質的競爭也發生在福克斯的哈尼提（Sean Hannity）與凱利（Megyn Kelly）之間。在這兩個事件中，早期跡象似乎都更青睞女性這方。然而，最終卻是男性一方獲勝，哈尼提甚至比特朗普贏得更大。哈尼提肆無忌憚地把他的脫口秀節目變成了特朗普的資訊廣告，該節目在福克斯電視網中的收視率排名在2016年10月中旬躍居首位。凱利的節目下跌至第五位，甚至排在下午5點播出的圓桌評論節目“這五位”（The Five）之後。當然，凱利後來轉危為安，但福克斯也吸取了教訓：特朗普能賺眼球，批評性的報道不能。大選之後，該電視網把以前屬於凱利的9點檔給了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他給自己的定位是與哈尼提如出一轍的特朗普粉。
從典型的共和黨國會議員的角度來看，福克斯依舊強大無比：對於共和黨政治家，它是從他們所關心的選民那裡獲取知名度和肯定的最重要資源。在2009年茶黨運動的醞釀期間，南卡羅來納州的鮑勃·英格利斯（Bob Inglis）觸犯了福克斯：他批評了格倫·貝克（Glenn Beck），並在一次民眾集會上叫人們關掉格倫·貝克的節目。他被噓聲淹沒，下一年又在初選中敗落，只得到29%的選票。這個結果是對一位毫無醜聞的在位議員毀滅性的否決。
福克斯的強大還要歸功於一整個航母艦隊的援軍：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智囊團、保守派網站和社交媒體公眾人物，如今甚至包括了以往被社會唾棄的Breitbart和Alex Jones之類。只要這個艦隊目標一致，除非公眾輿論急劇轉向反對總統，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對特朗普總統的監督極可能是謹慎、有限和有條件的。
*** 特朗普並不會一上手就着手建立一個威權政府。他當總統似乎首當其衝的要務是中飽私囊。但在中飽私囊的過程中，他還需要面對法律的挑戰。特朗普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他無論如何都會想要報復批評他的人。他會構建一個保護自己報復他人的國家機器。這個過程開始時會是雜亂無章和見機行事的，但進程會加速，因為別無選擇。
如果國會不作為，特朗普能做什麼？一個更好的問題是，有什麼是他不能做的？
用法律約束一位不合作的總統有多難呢？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案例。十二月的一次電台採訪上，這位比特朗普還口無遮攔的前任議長談到了特朗普把女兒和女婿帶進白宮的問題。這是否違反反裙帶關係的法律原則呢？紐特說：“說句實話，總統有非常開放的赦免權。他完全可以說，‘我想讓他們做我的顧問；如果有人要因為裙帶關係找他們麻煩，我就赦免他倆。’從技術層面，按照憲法他是有這個權力的。”
紐特所說的是事實，同時也揭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美國雖然是一個法治國家，但法制的有效性依賴於執行者的能力和操守。一個執意想要凌駕於法律之上為自己和黨羽謀私利的總統有許多手段。
赦免權就是這些手段之一。手握赦免權的總統不僅可以蔭蔽自己的家人，也可以保護一切維護他的利益、掩蓋他的錯誤的人。此外，任免權也是這些手段之一。總統可任命或者罷免國稅局局長。他可以任命或者罷免在內閣和聯邦各主要機構負責監管內部運作的監察長們。他可以任命或罷免93位手握聯邦起訴權的聯邦地區檢察官。他還可以任免司法部長、副部長、刑事局局長。
當然，這些權力都有相應的限制，有些是憲法上的，有些是習俗上的，譬如國會對於官員任命的批准權。但是這些限制在未來很可能會不如過去那麼有效。
按照慣例，對聯邦地區檢察官這樣的肥缺，總統在任命這個職位時都會找本黨當地的參議員商量。但這次情況比較特殊。對特朗普來說，紐約和新澤西的檢察官任命至關重要---他主要的產業和生意往來都集中在這裡，然而這兩個州都沒有共和黨參議員。雖說佛羅里達檢察官的任命也同樣重要，因為那裡有馬阿拉歌莊園（Mar-a-Lago）和特朗普的很多地產，但那裡的共和黨參議員恰恰是特朗普最蔑視的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
從聯邦執法機構到廣義的公務員群體，獨立性和職業操守都具有深厚的傳統，這個傳統對總統的行政權起着約束作用。但是在未來的幾年裡，這些傳統可能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堅不可摧。長期以來，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一直在敦促政府簡化開除公務員的流程。聽上去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但如果上述改革在接下來的兩年發生，時間點將會非常敏感。官僚機構的運轉是內部政治力量和職業操守相制衡的結果。如果在政治力量進擊的時候對官僚組織進行改革，很有可能打破維持兩者平衡的結構。由於曾披露俄羅斯對特朗普競選活動的幫助而觸怒總統，情報機構將會處在一個尤其容易被報復的位置。“你們也能看出來，特朗普很喜歡開除人。” 新澤西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七月黨代會對一屋子共和黨金主開玩笑說。這將會是一個極其有用的巨大權力。 法院當然也是權力制衡的重要環節，雖然它們會被偏向現任總統的法官們逐漸占滿。但讓總統為他自己的金融違規行為負責已經難上加難。特朗普曾在11月22日對紐約時報記者宣稱，總統並不像一般的行政系統人員一樣受到利益衝突原則的限制。他並沒有說錯。
從吉米·卡特之後的每一任總統都自願公布稅表，以平衡這一特權。在一月十一日的記者會上，特朗普明確表示自己並不願意遵從這一傳統。他的律師堅持聲稱公眾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已經體現在他按照法律必須公布的年度財務報告裡。但是只要掃一眼這份報告，就可以看出缺陷。這份報告是為股票和證券撰寫的，包括抵押負債、延期高管補償等信息，卻並沒有為我們解開特朗普企業複雜的合作和品牌授權網絡。真相都在稅表里，但不會讓我們看到。
更甚者，民選官員的受賄非常難以起訴；2016年最高法院的一起判例讓起訴難上加難。最高法院以8-0多數逆轉了前任佛吉尼亞州長鮑勃·麥克唐奈爾（Bob McDonnell）受賄案。麥克唐奈爾及其夫人曾經接受現金和奢侈品，隨後幫送禮者與能夠為他提供幫助的官員牽線搭橋。陪審團甚至接受了“送禮”和“辦事”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過去許多未能成功定罪的貪腐案都敗在這一環。麥克唐奈爾夫婦曾被定罪20多條罪名。
但是最高法院稱次級法院對法律條文的解讀過於寬泛。次級法院援引的法律條文只覆蓋“官方行為”。法院對於官方行為有嚴格的定義，並判決“僅僅是安排會議，與其他官員溝通，或組織活動並不算在‘官方行為’之內”。
特朗普已經擺出了一副要混淆政府活動與商業活動的架勢；其大膽程度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只有蘇聯解體後的共和國領導人能夠匹敵。他的家族借政治手段中飽私囊的行為在過渡階段已經可見端倪，在四年任期內也很有可能再露苗頭。特朗普的印度合作夥伴與新任總統在特朗普大廈合影留念、發上臉書，向他們的家鄉人炫耀他們如今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阿根廷媒體報道稱特朗普在接受阿根廷總統的賀電時，提到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新建的特朗普大樓的工程進度（隨後被阿根廷總統發言人否認）。特朗普的女兒直接參與了特朗普與日本首相的會面---一個很有用的會面，因為她同時也在與日本一家國有銀行大量注資的公司進行執照談判。
引人聯想，令人不安。但在麥克唐奈爾案之後還能說這是違法的嗎？有多少能直接被總統罷免的官員願意陪上烏紗帽發起調查？
特朗普執政的幾年，憲法中的薪酬條例可能會被重複提起：“美國不得授予貴族爵位。凡在美國政府下受俸或任職之人，未經國會之許可，不得接受外國國王或君主之任何禮物，俸祿，官職或者爵位。”
但這個條例有很多的漏洞。第一，它只適用於總統本人，並不覆蓋他的家人。第二，它只限制來自外國政府和國家企業的收益，而不包括私有企業。第三，特朗普的律師稱這隻覆蓋禮物和爵位，不包括商業交易。第四，“國會的許可”是什麼意思？如果國會知道一個“俸祿”的存在，但拒絕採取行動制止，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種許可？最後，如何強制執行該條例？有人能把特郎普總統告上法庭要求判決嗎？誰來做？怎麼做？法庭會受理嗎？這個條例似乎假定有積極的國會和警惕的公民群體存在。但如果不存在呢？
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一個關鍵點是，特朗普不止會利用他的權力餵飽他自己的錢包，他還會餵飽很多其他人的錢包，不僅包括位高權重者，並且為了公眾形象有時也會包括一些相對無權無勢的人。委內瑞拉的民主制度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保持穩定，但它最終因烏戈·查韋斯長期利用國家資源給他的支持者發放各種好處，被偏袒政治敗壞了。委內瑞拉國家電視台甚至有固定的節目來播送人民獲得新房屋和免費家具喜極而泣、感激涕零的樣子。美國人最近也預覽了這個節目的美國版 -- 印第安納州開利公司（Carrier）的員工對着攝像機感謝當時的候任總統特朗普保住了他們的工作。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人，他甚至還沒有就職總統，就來跟我們公司談判。” TJ·布雷，一位32歲的開利公司員工對《財富》雜誌稱，“我很震驚。很多工人都很震驚。我們沒法相信好事終於發生在我們頭上。感覺我們這些小人物終於贏了一次。”
特朗普會竭力在他的任期內營造凸顯他慷慨大方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貪腐不要緊，因為規則制度不要緊。他會努力把經濟上的好處和個人恩惠緊密聯繫起來。他會創造出一批死忠支持者，並把其他人牽扯進他的貪腐行為中。長此以往，這是會顛覆民主和法治的根本要因。如果引不起大眾的關注，特朗普可以隨意任免的司法部門調查者的權力將進一步遞減。
*** “我們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把我們的公民們從那些威脅我們社區的犯罪、恐襲和無法無天中解放出來。” 唐納德·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這樣說。然後，這位剛獲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列出了一系列的襲擊和暴行，尤其是針對警察的那些。 “當我們達拉斯的警官被如此殘忍地處決的時候，美國備受震驚。達拉斯之後，我們持續不斷地看到對執法警員的威脅和暴力。最近這些天，司法人員被槍擊和殺害的案件發生在在佐治亞，密蘇里，威斯康星，堪薩斯，密歇根，田納西。 “這個星期天，更多的警察在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魯日城（Baton Rouge）遭到槍擊。三個警察被殺死，還有三個傷得非常，非常，嚴重。對警察的攻擊是對所有美國人的攻擊。對每一個威脅着我們街道的安寧和我們警察的安全的人，我有話對你們說：當我明年宣誓就職的時候，我要恢復我們國家的法律和秩序。”
從特朗普的話語中，你絕對不會了解到在奧巴馬任期內警察遇害案件的年均數量比1990年代早期要低接近三分之一。這與總的暴力犯罪下降趨勢一致，實為美國社會之福。2014年和2015年警察遇害數比歷史最低的2013年稍高，但也只是增高到2012年的水平。畢竟不可能每年都創歷史最佳。
相當多的人錯誤地以為，犯罪已經失控，美國大地上到處遊蕩着恐怖分子，警察經常性被槍殺。這種誤解是唐納德·特朗普的一筆可觀的政治資產。特朗普的選民中有78%相信在奧巴馬任期內治安惡化了。
在真正的警察國家裡，統治者靠監控和壓制來維持權力。但在民主倒退的國家，這不是統治者奪取和維持權力的方式。促成現代非自由政權產生的，是極化，而不是迫害。
或許是靠狡詐，或許是靠直覺，特朗普懂得這一點。
每當特朗普遭遇到什麼麻煩，他的應對方法就是挑起一個分裂社會的鬥爭。當華爾街日報發表關於特朗普的女婿賈瑞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的超乎尋常的公私利益衝突的文章的第二天早晨，特朗普就發推說焚燒國旗的人應該坐牢或者被取消公民身份。那個晚上，就好像計劃好了似的，一小群奇怪的人在紐約的特朗普國際酒店門口對着照相機焚燒國旗。猜猜哪個故事會主宰第二天的新聞運轉？
社會動盪對特朗普政權來說不是麻煩，而是資源。特朗普不會壓制它，而是會張揚它——保守派娛樂-公憤製造聯合體會熱切地幫助特朗普。移民抗議者舉着墨西哥國旗遊行；珍視黑人生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者打着反警察口號---這樣的反對派圖景，正是特朗普希望他的支持者看到的。抗議者越出格，特朗普越滿意。
算計好的激怒是政治上的老伎倆，但是美國政治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如此積極和頻繁地使用，也沒有人像他這樣獲得如此的成功。如果特朗普政權採用嚴酷的執法，這樣會幫助特朗普，不是因為嚴酷執法能夠壓製造反，而是因為它能夠燃起更多的造反，印證特朗普在共和黨大會講話里反覆描述的末日亂世場景。
*** 在十二月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提到了弗拉基米爾·普京。“然後他們說：‘你知道他殺死過記者，’”，特朗普對聽眾說。“我不喜歡這樣。我完全反對這樣。另外，我痛恨這些傢伙中的一些人，不過我不會殺死他們。我恨他們。不，我想，不 - 這些人，老實說 - 我誠實地說。我誠實地說。我絕不會殺死他們。我絕不會。啊，我想想 - 不，不會，我不會。我絕不會殺死他們。不過我真的痛恨他們。”
在特朗普就職前過渡時期早期，尼克·道維斯（Nic Dawes），一位在南非工作過的記者，給美國媒體提出了一個不祥的警告（文章鏈接）。“你們做好準備被蔑稱為“反對黨”，他寫到，“主意很簡單：構陷問責新聞業為黨派服務，然後人們就不認為新聞業是可靠的了。”
倒退中的民主體制的統治者厭惡獨立媒體，但他們不可能消滅獨立媒體。就像南非總統雅各布·祖瑪（Jacob Zuma）和他的黨員所做的那樣，他們會用恐嚇不友好的記者的方法來抑制媒體對批判性報道的胃口。不過，更多情況下，現代強人會試圖詆毀整個新聞行業，他們否認獨立評判是存在的。所有的報道都有目的性。真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各種為了奪權的競爭。
虛假新聞的提供者往媒體空間塞滿稀奇古怪的捏造的謠言和厚顏無恥的抵賴，他們希望用正義的怒火來動員潛在的支持者，也可以讓潛在的反對者喪失士氣，感覺所有人都撒謊，什麼都沒用。對試圖竊國者來說，與其用虛假信念來欺騙追隨者，不如散布憤世嫉俗的情緒。因為，虛假信息的信眾得知真相後會理想破滅；而那些認為萬事都是謊言的人，在謠言被揭穿的時候一點也不會義憤填膺。灌輸憤世嫉俗情緒起到的效果是打破了以下這兩種媒體的區別：那些不完美但盡力去報道真相的媒體，和那些為牟利或意識形態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的媒體。《紐約時報》將會變成大眾心目中的《今日俄羅斯》（RT，俄羅斯的外宣機構）；《華盛頓郵報》變成了布萊巴特（Breitbart，大型另類右翼媒體）；美國國家廣播電台（NPR）變成了Infowars（一個虛假新聞網站）。
下面這個極為令人不安的新聞，是這種偽造手段的極好的例子。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間，加州緩慢的計票過程，逐漸把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普選總票數的差距越拉越大：一百萬，一百五十萬，兩百萬，兩百五十萬。特朗普的得票率的最終數字，低於1960年的理查德·尼克松，2000年的阿爾·戈爾，2004年的約翰·克里，1976年的傑拉德·福特，2012年的米特·羅姆尼，僅僅略微高於1988年的邁克爾·杜卡基斯。（註：這些都是總統大選中輸掉的候選人。）
這個結果顯然讓當選總統萬般難受。11月27日，特朗普發了一個推特聲稱他其實“贏了普選票，如果把那幾百萬非法投票者的票減掉的話”。隨後他又發了一連串不斷升級的推特和轉推來加強他的這個驚人的，完全憑空捏造的聲明。
這種令人屏息的大膽指控讓人難以想像。如果是真的，最少也需要開始一個犯罪調查，而且跨多個州。但是當然這個指責完全是假的。除了他自己受傷的情感和互聯網上臭名昭著的假新聞網站的廢料之外，特朗普沒有一丁丁點的證據。但是當這位侯任總統利用他的地位來發布這個瘋狂的指責之後，對很多人來說，非法投票成了一個事實。與觀公司（YouGov）的一個民調顯示，至12月1日，43%的共和黨選民認定了2016年有數百萬的非法投票。
一個明顯的謊言忽然之間就變成了有爭議的可能性。當CNN的傑夫·澤勒尼（Jeff Zeleny）在11月28日正確地報道特朗普的推特毫無根據時，福克斯電視台的肖恩·哈尼提指責澤勒尼有媒體偏見 - 而後敦促即將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對白宮新聞團採用新手段，來懲罰澤勒尼這樣的記者。“我覺得是時候重新考慮媒體並且改變傳統的白宮和媒體的關係了，” 哈尼提說。“我今晚對媒體的話很簡單：你們完蛋了。你們是虛假的，有自己的目的，串通一氣，現在都暴露了。你們就是虛假新聞機構。”
這可不僅僅是哈尼提的特異性腦電波。前一天的早晨，小布什政府的新聞秘書阿里·弗萊徹（Ari Fleischer）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出一個類似的主意，建議白宮可以取消那些“太自由派或不公正”的媒體參加白宮新聞發布會的資格。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建議特朗普完全取消開新聞發布會。
推特，不需經由媒體的介導，已被證明是特朗普極端有效的通訊工具。煽動那些帶有潛在暴力傾向的推特擁躉來對抗那些媒體評論分析員，已經成為特朗普執政的標準手段。梅根·凱利責怪特朗普和他的社交媒體總監煽動他的粉絲來對抗她，以至於她不得不聘用武裝保鏢來保護她的家庭。我和一些資金充足的特朗普支持者交談時，談到照搬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和俄羅斯的普京控制社交媒體空間的手段，也就是聘用一支網噴大軍，恐嚇那些批評人士，並用暴風雨般的攻勢來散布疑惑和虛假信息。維基解密特別工作組最近發了一個推（隨後又很快刪除），暗示它會建立一個數據庫來追蹤推特上所有認證用戶的個人與財務信息，而這些認證用戶，很多都是主要媒體的記者的帳號。不難想象，這些採集的信息可以如何被用來進行騷擾或恐嚇。
即便如此，特朗普總統不太可能會直接把媒體趕走。他太渴望被媒體注意了。但是他和他的團隊已經通告了一個新型政府-媒體關係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所有的批評，按照定義，就是對抗，所有的批評者都會被視為敵人來對待。
生於俄羅斯的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紐約書評雜誌網絡版有一篇文章，非常精彩地指出了唐納德·特朗普和他無比崇拜的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一個共同點。“撒謊就是訊息”，她寫道。“並不僅僅是普京和特朗普都撒謊，而是他們用相同的方式、為相同的目的撒謊：明目張胆，將權力置於真相之上。”
*** 20世紀喧囂的群眾運動——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遺留給我們一種對21世紀的威權主義的過時的想象。
不論其它方面會發生什麼，就像美國人再不會手搖留聲機或跳火雞快步舞一樣，他們也再不會在閱兵式上集合走方陣了。在一個幾乎沒人步行上班的社會，為什麼還要鼓動年輕人統一着裝來占領大街？如果你想要稱王稱霸，你會讓你的帝國衝鋒隊（註：星球大戰里的storm troopers）到網上去，那才是更重要的流量。群眾煽動家們再不需要挺立在麥克風前演說幾個小時，只需要在手機上發推說謊就夠了。
“民粹推動的民主制度倒退是很難對抗的”，兩位政治學家安德烈·肯德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和埃里克·弗朗茨（Erica Frantz）去年寫道（文章鏈接）。“因為它是細微的漸進的，不會出現一個單個的時刻來激發起廣泛的抵抗或焦點議題使反抗力量得以凝聚... 民主制度被零零碎碎地侵蝕，因此，也只會激起碎片化的抵抗。” 他們的這個觀察根植於從菲律賓到匈牙利等許多國家的經歷。我們這裡也可能適用。
如果人們撤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如果批評者聲音逐漸減弱，如果憤世嫉俗成為常見病，腐敗就會慢慢變得更加厚顏無恥，對反對者的威嚇就會變得更強烈。那些用來保證可問責性或防止貪污或保護公民權利的法律就會被削弱。
如果總統使用他的職位給他和他的家庭攫取幾十億的財富，他的支持者們就會感覺有能力來攫取幾百萬。如果他成功地使用權力來懲罰敵人，他的繼承者們就會效仿他的手段。
如果公民們得知生意場或公職場的成功取決於總統或他的統治集團的恩惠，那麼會變化的就不止是美國的政治。經濟也會敗壞，整個社會也隨之敗壞。這個社會接受了貪污是常態，和當權者的關係比規則更重要，理論上合法的言論和行為會受懲罰——這樣的文化很難重新回到憲政主義，自由，和公共誠信。
那個被無數次辯論的問題 “唐納德·特朗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嗎？”並不容易回答。他的身上當然帶有法西斯的成分：社會被二分為朋友和敵人；爆棚的雄性和對暴力的喜愛；認定人生就是為獲得主宰權的鬥爭，只有一些人能贏，其他人必須輸。
不過把法西斯這樣的邪惡標籤放到特朗普身上也有一些不協調甚至荒謬之處。他對被關注的渴望強烈到令人可憐的程度，毫無廉恥的以自我為中心，毫無專注力。法西斯主義推崇堅韌，犧牲，和鬥爭——這些品質很少能與特朗普聯繫起來。
或許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或許關於特朗普更好的問題並不是“他是什麼樣的人？”，而是“他會對我們做什麼？”
所有的早期跡象都表明，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會侵蝕公共誠信與法治，並且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西方聯盟和世界民主規範產生難以估量的破壞。這種破壞已經開始了，並且很難在短期內被修復。至於能容忍多少破壞發生是一個開放問題，也是近期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極其個人的問題，因為它的答案取決於另一個問題的答案：你會做什麼？你呢？而你呢？
當然我們願意去相信最終結局會沒問題。但是，此時此刻，這個可愛的習慣性的美式假設，恰恰是最終結局能夠得以挽回的最大障礙。如果故事的結局是我們的共和國沒有受到大的損傷，那不會是因為我們臆想了危險，而會是因為公民們發起了抵抗。
我們之中那些因為意識形態或黨派或別的原因傾向於贊成特朗普總統和他的議程的人，更應該肩負起抵抗的責任。未來的幾年不僅危險，也充滿誘惑：這是一個罕有的政治機會來推進多數美國人通常會反對的議程。誰知道這樣的機會何時能夠再次出現？
憲政政體的基石在於人們都認同：政治體制的最根本在於信守規則。規則比結果更重要。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希拉里·克林頓多贏了數百萬張選票但仍然認輸給特朗普。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加州這樣的大州儘管幾乎以2:1的比例反對特朗普，但仍然接受了聯邦政府的權威。
或許現代保守主義之父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的這段話值得遵從。“如果日後我被指責忽視了我的選民的‘利益’”，戈德華特在《保守主義者的良心》中寫道，“我會回答說我認為他們的主要利益是自由，這才是我為之盡最大努力的事業。” 那些容許以使憲政制度遭受緩慢腐蝕為代價來達到減稅或醫療改革目的的保守主義者，應該謹記這段話。
特朗普將會做的最惡劣和最顛覆的很多事情也將是非常受歡迎的。選民喜歡那些為了讓開立公司（Carrier，美國空調廠家）把工作崗位留在印第安納州而給出的威逼利誘。自1789年起，明智的美國領袖們用了巨大的聰明才智建立起這套體制，以保護選民整體不受到因自己一時興起的肆意舉動的傷害：法庭，軍隊裡的職業軍人，公務員，聯儲局——並且用憲法保障，尤其是權利法案，作為這一切的基石。唐納德·特朗普比美國歷史上所有的總統，至少從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時期算起，都更加熱衷於顛覆這些體制。
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對一件事最依賴：公眾的漠不關係。在九月份被問起選民是否希望他公開稅表的時候特朗普說：“我認為沒人在乎”。“沒人在乎這個”，他在十一月份的60分鐘節目中又如此重複。海外投資涉及的公私利益衝突？特朗普在11月21日發推特說他相信選民也不在乎這個：“在選舉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在全世界各處都有房產生意。只有那些騙子媒體把這當成大事似的！”
特朗普認為美國人毫不在乎他們的民主制度以及這個民主制度依賴的慣例常規。未來四年會發生什麼，就取決於特朗普的這個看法是否成立。如果美國人出乎他的意料，他們就可以約束住他。
公眾意見，公眾審查，公眾壓力，仍然在美國政治體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在一月份，突如其來的選民的憤怒阻止了廢止獨立的國會道德操守辦公室的企圖。這種防禦需要被重複很多很多次。在本期雜誌的另一篇文章里，喬納森·勞奇（Jonathan Rauch）描述了美國人正在建立的一些防禦網。
養成給你的參議員和眾議員的本地辦公室打電話的習慣，尤其是你住在紅州的話。敦促你的參議員保證在選擇檢察官和法官的時候是根據其獨立性，並且使他們的獨立性得到保障。支持立法在總統不情願的情況下強制財政部公布他的稅表。敦促新的立法來澄清薪酬條款也適用於總統的直接親屬，並且不僅僅適用於直接來自外國政府的禮物，也適用於從與外國政府關聯的企業來的酬勞。責成稱職的專業人員來獨立調查外國情報部門在2016大選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些機構與任何美國公民（如果有的話）的聯繫。表達你對那些受到社交媒體的噴子攻擊的記者的支持與理解，尤其是那些最常被當作靶子的女性記者。褒揚那些因為拒絕執行不合理命令而被開除或強制辭職的公務員。認真提防官員有罪不罰的文化的興起，提防那些掌權者的朋友和支持者們踐踏本應被所有人遵守的法律。
某些公民想象着在加固的堡壘里抵抗暴君，這樣的人沒有弄明白在現代官僚國家裡自由是如何受到威脅的：不是靠勒令和暴力，而是靠緩慢的，打擊士氣的腐敗和騙局。保衛自由的方式不是靠業餘武器，而是靠不懈地堅持要求美國各種機構及掌管人的誠實，廉正和職業精神。我們正在經歷着今世所見過的對美國自由政府的最危險的挑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取決於你和我。不要害怕。這個危險的時刻，也正是你身為一個公民和一個美國人的最好時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