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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華大學英文系教授錢鍾書，把大三年級的期末考卷帶回家裡批改，11歲的女兒錢璦在旁邊給爸爸登分。
突然，錢璦指着兩份卷子說：“這個英若誠跟這個吳世良要好，他們是（男女）朋友！”錢鍾書疑惑不解：“你怎麼知道的？”錢璦說：“全班人都是用藍黑墨水答題，只有他倆用的是紫墨水！”
就這樣，英若誠和吳世良的戀情才終於曝光。
對這兩個學生，錢鍾書都不陌生。
據說，晚年時錢鍾書自己說過：全中國真懂英文的，加起來只有兩個半，一個我自己，半個是復旦大學的林同濟，另一個，是輔仁大學的英千里。——誰都知道，馬英九是給蔣經國當英文秘書起家的，他的英文就是英千里先生教出來的。英若誠就是英千里的最鍾愛的兒子。
而英千里本人，又出生於一個典型的晚清民國崛起的知識精英家庭：父親是《大公報》和輔仁大學的創始人；岳父是北洋大學創始人和北洋政府教育部長。
至於吳世良，同樣出身民國大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吳保豐先生，是民國初年第一批學成歸國的留美學生，中國無線電事業的奠基人，後來長期擔任交通大學校長。
英若誠與吳世良的戀愛故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精英家庭子弟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寫照：隱忍、低調、雋永，永遠靜悄悄卻又自有浪漫情致。
1950年7月17日，他們在北京結婚。從此以後，這個家庭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開始了身不由己的“漂泊”，在斯文與侮辱峰谷之間幾經波折，最終不可逆折的走向文化上的敗落，成為近代中國文化世家命運的典型樣本。
英若誠吳世良夫婦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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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英若誠和吳世良相識的前一年，吳家正經歷一場巨大的歷史考驗。
這一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因為抗議美國石油公司員工撞死中國學生，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交通工程系的同學甚至拆毀了一段滬寧鐵路以示抗議。已被震驚全國的“沈崇事件”搞得焦頭爛額的蔣總統，大發雷霆，要求校長吳保豐立即前往南京接受訓話。
面對震怒的蔣介石，國民黨員吳保豐平靜地說：委員長，記得1927年北伐的時候，全國的學生和老百姓都向着我們，如今剛剛過去二十年，民心向背天翻地覆，這是到了我們該自己檢討的時候了。
盛怒之下，蔣介石拍着桌子對吳保豐說：你已經老糊塗了，作為交大校長，你的影響太壞！如果十天之後我發現你還在上海，就別怪軍統對你不客氣！
吳保豐先生是二十世紀第一代留美歸國的知識分子，三十年代，在他的擘畫下，中國第一個無線廣播電台在南京建立。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他為五個孩子分別取名：溫、良、恭、儉、讓，吳世良是他第二個孩子。然而，就是這樣溫柔、敦厚、謙虛、靜默的學者，在巨大的威權面前，卻保持了內而外的風骨和傲氣。
在這樣家庭里長大的吳世良，終其一生，始終保持着高貴、優雅的文化貴族氣質，無論身處優渥抑或身陷囹圄，從未表現出任何自嬌自傲或者自艾自憐的態度。
直到臨終前，吳世良都在翻譯美國華裔女作家包柏漪的名作《春月》。主人公春月，仿佛正是吳世良的化身：隱忍、博學、堅毅；寫字、畫畫、做詩，靜悄悄地吃飯……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一個方面。
原交通大學校長吳保豐先生（189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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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吳世良，英若誠的家族，更仿佛是一個傳奇。
這個奇蹟的締造者，是英若誠的爺爺英斂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這個原名“赫舍里·英華”的滿洲正紅旗下層武士，都是一個傳奇。他只活了58歲，卻幹了三件大事：一是創辦《大公報》；二是創辦北京輔仁大學；三是創辦香山孤兒院。
1902年，35歲的英斂之創辦《大公報》時，曾向讀者解釋過這三個字的寓意：“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各固已善矣”。自從創辦伊始，《大公報》就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宗旨，從創辦之初的“提倡變法維新，反對頑固守舊；要求民族獨立，反對外來侵略；敢罵酷吏、不避權貴”到四十年代的“不黨、不私、不盲、不賣”，《大公報》是中國報人最優秀品質的集中體現。
到了晚年，英斂之深刻意識到“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精”的同時，不能捨棄“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上書羅馬教廷，力主在中國開辦天主教高等教育學校。
這所大學就是亞洲惟一一所由羅馬教廷直接設立的天主教大學：輔仁大學，校名是英斂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資創辦上海震旦大學的馬相伯曾主張以“本篤”為校名，英斂之堅持取名“輔仁”，典出《論語》中的“會友輔仁”。
英斂之（1867-1926）先生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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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英家人來說，英斂之的故事太過遙遠，他的兒子英千里，才是真正改變了家族命運的人。
辛亥革命以後不久，年僅12歲的英千里就被父親交給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帶到英國去學習強國之術，這個舉動至今令英家後人嘖嘖稱奇，“英斂之這個人意識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這樣的眼光、氣魄，他可就這麼一個兒子。”
十二年之後，英千里自歐洲回國成親。婚後頭六年，他仍然生活在歐洲，偶爾回國探望。英斂之意識到，兒子雖精通西學，在全英註冊考試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學位，卻連中國字都寫不好，中國話都說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預時政，推進社會變革。這種“追悔莫及”的心態，使他開始重新反思當年“全盤西化”的主張，最終創立了以兼收中西之長為宗旨的輔仁大學。
英斂之親自幫兒子挑選了妻子——北洋大學創始人、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蔡儒楷的女兒蔡葆真小姐。英若誠後來說，“一個是當時天津唯一一家報紙的社長，一個是當時天津唯一一所大學的校長，這是一樁典型的門當戶對的知識分子聯姻”。
回國以後，英千里一度同時擔任輔仁、北大、北師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時每月一千塊大洋。每月發了薪，孩子們就爬在床上拿大洋當玩具。當時北京城裡的福特汽車，不超過二十輛，其中一輛，就屬於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帶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別墅度假。而平時，他帶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慶親王奕劻的府邸。
更令人羨慕的，是這個當時的知識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氣與文化氛圍。
母親蔡葆真奉行“樹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給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間。父親英千里即便給他們立規矩，也“總是很紳士”。英千里有三間書房，裡面堆滿了各種書籍，孩子們從小就在裡面胡亂看書。晚上父親情緒一高，就把孩子們叫去，給他們講希臘神話，每天都講一段，《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基本上都講完了，特別生動，太好玩了。
英千里先生（1900-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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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後，英家失去了這份喜樂平靜。
英千里和輔仁大學的一些愛國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組織“炎武學社”，由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書記長，直接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思想，鼓勵學生投身抗戰。
1941年12月30日，日偽特務翻牆闖進英家，帶走了英千里。妻子蔡葆真對12歲的兒子英若誠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抗日積極分子的名單被你父親夾在一本書裡，得在日本們發現之前找到它。
英千里在監獄待了三個月，日本人用盡刑罰，卻一無所獲。作為在家的長子，英若誠無數次給父親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記得父親在日偽監獄裡的編號：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國民政府起初以為他已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追悼會。直到日本投降前兩周，他才在社會各界的營救下出獄，一夜之間成為大英雄。
日本投降後，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買了一包綿白糖。整個抗戰期間，與絕大多數愛國知識分子一樣，英家與祖國同甘苦，共命運，他的幾個最小的孩子，甚至沒有見過白糖的樣子，以為那是雪。
英千里先生的國大代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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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圍城，英千里作為國民黨政府“大陸人才搶救計劃”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適等人從北京東單機場匆匆飛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誠曾專門從清華大學跑回城裡，勸說父親留下來，不要跟着國民黨去台灣。“我的宗教信仰怎麼辦？”這是英千里最大的擔憂。
到台灣後，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業，他除擔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還在多所院校任教，並和輔大校友們共同努力，促成輔仁大學在台北市開學。據說，當年台灣地區所有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四年級的英文教科書，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在台灣，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準則，一生沒有另娶。而在海峽的那一邊，他的孩子們與他劃清界限，放棄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卻因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關係複雜，多數被組織拒之門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醫院故去，享年69歲。臨終前留下遺囑，將公教保險費新台幣13.8萬元全部捐給英氏獎學金基金會，用於嘉獎優秀青年。他的最後一筆款項，永遠留給了後人。
直到十年之後，英若誠訪美，才從白先勇那裡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又過了十四年，英若誠才在父親學生馬英九的幫助下實現了去台灣祭掃先人的願望。在父親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樣子比我記憶中要衰老”。這是他與父親的最後“團聚”，此後，英若誠的身體狀況惡化，再沒有踏上台灣的土地。
英千里先生晚年在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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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誠這個名字，是父親當年請史學泰斗陳垣先生取的。
當年從天津聖路易中學畢業時，英若誠已經獲得免試進入劍橋大學的資格。英千里與兒子長談了一次，“當初你爺爺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西方文化，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將來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造成我一生無法彌補的欠缺。我12歲出國，24歲回來，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很多應該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勸兒子以自己為鑑，放棄劍橋，改在國內上大學，“千萬不要從一個外國學校出來，再進到另一個外國學校里去。”
英若誠為此放棄了劍橋的入學機會，進入清華大學念英文。畢業以後，因為同樣酷愛戲劇，他和妻子吳世良雙雙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為院長曹禺先生鍾愛的演員和助手。1958年，因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劇《茶館》裡的劉麻子，英若誠一舉成名。
改革開放後，英若誠精通的洋文終於派上了正經用場，他結識了美國戰後最重要的劇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瑪麗蓮.夢露最後一任丈夫），《推銷員之死》、《譁變》、《請君入甕》、《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寵兒》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誠翻譯、引進到北京人藝的外國戲。
英若誠把自己認為一流的西方大師之作引進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戲劇文化傳播到西方。作為密蘇里大學的客座教授，他給美國學生排了兩部中國話劇，《家》和《十五貫》。他是當時北京人藝海外影響最大的演員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馬可·波羅》等影視作品為他贏得了一大批海外觀眾。
英若誠曾說，“我們提倡愛國主義，首先要讓青少年知道中國與世界的現狀，加以對比，祖國才可愛。有的人認為應當把中國說成好而又好，革命燈塔、世界樂園、人間天堂，這便是愛國……這種說法太片面，經不起比較和事實的檢驗，往往連真正的偉大之處，也被後代輕易否定……什麼叫愛國？就是‘要在他的領域裡贏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麼事都有一套公認的規則，不能關上門老子天下第一”。
1986年，他從一名股級幹部一躍成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藝術院團和藝術院校。曹禺送給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戲當好官，奇君子辦實事做真人。”
英若誠先生（192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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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牢獄之災，是英若誠一生永遠的創痛。
1952年起，北京市長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關係，了解西方動向，為組織搜集情報，他還獲准可以閱讀大量英文讀物。結果，1968年他以“美蘇雙重特務”的罪名被捕入獄，經過多次審訊，他才意識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經為那位被打倒的彭市長工作過。
他在北京、河北等幾座監獄過了3年牢獄生活，他的妻子吳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們16歲的女兒英小樂被送到內蒙古插隊，7歲的兒子英達先是跟奶奶生活，後來被迫流浪街頭，住在下水道里，在街頭要飯吃。在自己最需要模仿學習父母的年齡，英達和他的兄弟姐妹並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和教育，這是英若誠一生無法消弭的心靈創傷。
作家“惠說惠道”說她在北京接觸了一些世家子弟，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他們似乎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個階層的人，為什麼他們身上似乎沒有他們父輩身上那種斯文體面的氣質呢？
慢慢地，她找到了答案，“頻繁政治運動的衝擊，令每一個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傷害，父母忙着搞運動，小孩子是沒人教育的。回頭看，這些政治運動已嚴重戕害割裂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傳統，體現在個人家庭生活中的就是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全然喪失了溫潤斯文的氣質”。
政治運動對傳統文化的衝擊超過戰爭和自然災害，對家庭成員的傷害更是超過戰爭和自然災害。當政治運動來臨時，英達的所有親朋好友都在追求“進步”，努力切斷與家庭的紐帶，實際上也就隔絕了與家族文化血脈的傳承。
英達無疑是一個典型代表。
且不說當年他與妻子宋丹丹不惜公開撕破臉皮的爭執，就說2017年初媒體重炒舊飯，拿2011年“英達涉洗錢”的舊事炒作——英達和第三任妻子梁歡為了規避美國稅務局的監管，多次來往於多家銀行，每次存款額度小於1萬美元。這種斯文掃地的小里小氣，這一個個的英達和我們，構造了當下中國的氣質。
如今，英達把梁歡和兒女放到了美國，如很多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一樣，他們想找到不浮躁的家庭生活，也想藉此治癒自己年少時一人流浪在北京街頭時所受的傷害。
只是，文脈斷了，還有可能找回來嗎？
徵引文獻
徐梅、易潔：《英氏家族：中國面向世界的微觀樣本》，《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
惠說惠道：《英達的不斯文與政治運動對家庭傳承的戕害》，惠說惠道（ID：linhui1612），2017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