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亲友微信群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曾饱受政治摧残的知识分子们，纪念你们为这个民族坚守的良知！

看看那些政治流氓是怎样迫害“中国的爱因斯坦”的?

摘要：直到1972年，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回国。他对周恩来总理直言不讳地说：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只是你们没有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中国的爱因斯坦，却扫了十几年厕所，儿子不认他，尸骨草埋操场..看得泪流满面。

束星北的名字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然而他的天赋之高，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他的性格之强，在中国知识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

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但是未能如愿。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恩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而且已经扫了十几年。

这个束星北到底是谁？

翻开束星北的履历我被吓了一跳，束星北早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爱丁堡大学攻读物理学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的孙子）。

1931年5月他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后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可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朱福炘；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

1944年，李约瑟到抗战时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时，将该校誉为“东方的剑桥”。

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用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

而坐在课堂中仰望束星北的一个学生深得束星北赏识，束星北发现他有物理天赋，因此说服他主修物理。在束老师的强烈支持下这个学生放弃原本学的电机专业转到物理系开始学习，他的名字叫做李政道。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

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他说：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但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能包涵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他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在那个社会也有生存的空间。

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有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因此，他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要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拆卸，从而遭到国民党的囚禁。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运动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对象。

但是，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刚性更强的体制。1950年束调到山东大学，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而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束把他们称为“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引起气象学轰动！他不是天才是什么呢？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

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中国科学院，他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他看不惯。”

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而此时的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他的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然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束星北先生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7年他成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六十年代初，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同事全都联系不上，于是他感到，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他多么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去啊。

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好，刷干净，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

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声音撕心裂肺……这是怎样一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没？是遗憾？令人深思…

束星北有一个儿子，在束星北还是教授时，他儿子在部队很有发展前途，束星北落难后，由于当时“株连九族”，他儿子正要被提拔，却直接被赶回了家，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能想象，他儿子回来是什么工作都不给干，也就是毫无生活来源，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他的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他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但这是束星北的错吗？

有一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王淦昌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性格跟我们不一样一身的傲骨!”

直到1972年，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回国。他对周恩来总理直言不讳地说：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只是你们没有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在那之后，多亏李政道的关心，1979年，束星北被平反。他是最晚一批平反的人。束星北终于又拿起了教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个71岁的老人，他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当时距离他去世，也只有四年时间。

1979年，中国研发的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

整整一个中国科学院没有人能计算出来。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但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枝笔，一摞纸，甚至没用计算机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当年他已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就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前，他想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但是他去世时青岛医学院把他的遗体遗忘了，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2000年后，资深记者刘海军开始辗转收集并整理束星北的故事，写出了一本珍贵无比的《束星北档案》。刘海军给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写信，并没指望着他能回信。因为像李政道这样的大人物，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信，每个都回就不用干别的了。

但李政道回信了，并写得很认真，有二十多页，把刘海军先生原稿中很多地方做了仔细的修改，并为《束星北档案》这本书写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