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很感人的文，把我們帶回到那令人恐懼的毛惡文革年代。
今日讀到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們致全體香港人的一封公開信。信的結尾寫道“香港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啊，曾嘗到過那種恐懼滋味的人們，更懂得“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多麼寶貴，多麼值得珍惜。 近日來，萬維上反映香港民眾抗爭的文很多。一些反對抗爭的謬文硬要把這場抗爭往港獨上扯，來挑動非在港華人對港民抗爭的不滿。此博文意在強調，港民抗爭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港獨，而是為了將國內未曾達到的民主自由程度向前推進，為了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故而對國人華人有着重大的意義。
李如茹 新三屆 
作者童年時代與母親李玉茹合影。
原題
我為何在英國大學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李如茹（李玉茹之女）
50年前發表的“516通知”把全中國引向了十年動亂之中。這段歷史造就了我、與我同時代的人，乃至當今中國。我想，每一個在那個時代長大的人都沒有也不會忘記那十年，只是出於各種原因，很多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去思考那些日子罷了。
自從1988年以來，我就成了英國利茲大學的教書匠，一邊跟隨Martin Banham教授攻讀莎士比亞；一邊向Don Rimmington教授學習怎麼教漢語。於是我有機會把我的思考注入在我教的課程中，並且把它們傳達給對於文化大革命毫無了解的英國青年學生。
◇ 我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利茲大學“中國學”的學生都是從bābábǎbà、一筆一划寫漢字開始學習中文的。要讓他們閱讀我為《文革後的中國文學》選擇的小說，這對於只學過三年、最多三年半的西洋學生來說實在不容易，然而，凡是修這門課的學生都深深投入了這門被我稱為“談虎色變”的極為困難的課程。
因為文化大革命對於學習“中國學”學位的學生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我自己是在文革中長大的（1966年我14歲，初中二年級），更重要的是那些制定了今天很多政策或者導致了很多社會弊病的人、乃至目前在大陸舉足輕重的很多政治、文化和科技人士都與文化大革命息息相關。
採用了將近20篇不同作品以後，我鎖定了以下三篇小說：《班主任》（劉心武）、《啊》（馮驥才）和《高原的風》（王蒙）。
首先， 這三篇小說非常具體、形象地展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飛速發展。如果說《班主任》由於寫得很早，作者的筆不由自主地透着文革式語言的味道，那麼短短幾年以後發表的《啊》以及《高原的風》就凸顯出截然不同的形態與風格。《啊》從寫實的角度把學生帶入了那“觸及靈魂”、令人心驚膽戰、顛倒是非黑白的文革時代；而《高原的風》則採用了類似“意識流”的新寫作手法，在1986年就把作者感受到、剛剛開始的經濟改革給予人們的衝擊呈現給了讀者。
這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這是一群在二十世紀飽受各種經歷的人群，這些人的命運真實地表現了1950年代以來種種政治運動以及大起大落的千變萬化，栩栩如生。
然而，究竟怎樣幫助這些21歲左右的生活在英國、大部分成長於優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的青年進入這三篇作品的“此時此地”的環境中去是非常困難的。什麼叫作“觸及靈魂”？精神還是肉體？《啊》中的主人公吳仲義在飽受蹂躪以後，當他聽說自己被宣布“解放”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時，小說這樣描寫道：
這時，所革委會郝主任走上前，給他〔吳仲義〕胸前別上一枚鍍銅的像章，贈給他一套《毛澤東選集》。居然還同他握握手。他心裡猛地熱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聲呼喊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他整個身子跟着口號聲向上一躥，兩隻腳好象離開了地面似的，滿臉都是激動的淚水。
十年文革，影響了中國幾代人。
我常常問學生，這是吳仲義的真實表現還是他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在假裝？如果說是他的“真實表現”，他又為什麼、怎麼會這樣表現的？難道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所有身心的折磨嗎？
第三篇小說《高原的風》中有一位在1980年代初面臨改革、各種新思想衝擊，感到“失重”了的50歲左右的優秀教師宋朝義。這個人物被自己全心全意投入了幾十年“身”、“心”改造搞糊塗了。而我的學生們不由得會問：“為什麼在中國的50年代，說話口齒清楚、思維邏輯清晰被認為是不好的？這又和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有什麼關係？”
確實，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學生真正理解這種扭曲的人性？我教書，我選擇這三篇小說,因為我被它們感動,我的個人經歷與小說在起共鳴。我想，“我”應該成為一座架在英國青年和文革後中國文學的橋梁。
◇ 自己的經歷
其實，我的經歷沒有太特別，但是卻幫助我教書，我的故事使得英國學生明白他們讀的小說都建立在社會真實之上，“中國學”學位的目的就是探究導致中國光怪陸離現象的根源。
我的母親是京劇演員李玉茹，在文革中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我最初十分相信媽媽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資產階級藝術權威，下定決心要和她劃清界限，全身心投入到紅衛兵和黨中央的革命懷抱中去。然而，作為“狗崽子”，我們被排除在“革命”之外。
我所就讀的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是當年市重點學校，班級52個同學中只有三個是“出身不好的”，另兩個分別是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女兒。共產黨鬧革命追求的是平等，最終的共產主義是世界大同，然而文革卻成為“等級制度”最最森嚴的時刻。
我們班的同學被分為“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子弟，她們是紅衛兵，坐在教室的課桌上，普通出身的同學坐在椅子上，而我們三個人只被允許坐在地上，天天去學校，向全班同學宣讀“黑家庭”給我們帶來的階級烙印。
這種等級觀念以及“上對下”的蹂躪，不正是《班主任》的作者劉心武所抨擊的現象嗎？這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
很快，我的媽媽就不准回家了，關在“牛棚”里，被“隔離審查”。那時候我的姐姐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學生，在北京。我們家的保姆當然不可以再用了，她被趕走了。於是家裡就剩下我自己，14歲。
我曾經是一個嬌寶寶，家裡連火柴都不許我劃，確實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現在我得自己學會鋪床、洗衣服、買菜並且做飯。幸好，京劇院有一戶人家與 “造反派”沾親沾故，隨着“搶房子”的風，住進了我們家。我不願意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劃火柴，於是，每天等他們先做飯，這樣我可以用紙引火、來點着煤氣。
1970年，李如茹特地從蘇北農村趕回上海送朋友去淮北插隊，穿上他們發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假裝一下”。
我媽媽工資從近300減到95元一個月，付掉40元的房租以後，媽媽、姐姐和我的生活費就只剩下55元。我每個月去取工資時可以見到我媽媽一次，但是必須得到京劇院紅衛兵的允許，我好像與他們大吵過幾次。我留給媽媽20元生活費，因為她抽煙，一天要抽將近兩包，而最便宜的飛馬牌香煙好像都要1角7分一包呢。我給姐姐寄18元，於是我就只有17元了，除去煤、電與水費，真正可以讓我吃飯的錢是8-9元。
我那時候很喜歡夏天，因為不必早開燈，也喜歡用西紅柿、雪裡紅和土豆絲燒湯，燒一鍋，可以吃很多天。夏天，飯食容易餿（家裡曾經擁有的冰箱被封掉，不准使用，其實就算可以使用，我也付不起電費），生活讓我懂得，只要經常燒滾食物，就在大熱天也還可以保存兩三天的，9元錢的生活費教會了我怎麼勤儉過日子。
那時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恐懼的事情，與馮驥才《啊》中描寫得幾乎一樣。我想對於那時是14歲的我影響最大的是三件事吧。
◇ 王老師和管同學
我們學校有一位生物老師，姓王，她的兒子管XX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同窗整整5年。管同學從來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考中學的時候令我們大家吃驚，他並沒有被市或者區重點學校錄取，而進入了一個相當差的學校。後來同學們中間流傳 ,他落榜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班長”（也可能是排長吧），因此是反革命，在青海勞改。他們家兄弟姐妹很多，住在一個老式洋房的汽車間改建的屋子裡。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一到學校就覺得氣氛異常，後來聽說王老師在女廁所上吊自殺了。學校有大字報貼出來，說她是國民黨的三青團員，“死有餘辜”。我喜歡這位老師，倒不是因為她是管同學的媽媽，而是她有一副標準的“人民教師”的模樣，短髮、戴眼鏡，說話總是輕輕的，很安靜，但是她有本事把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女孩子帶入最無趣的“草履蟲”的世界中去。
漸漸，聽到了更多關於她自殺的事情。除了在學校“挨斗”以外，回到家裡，管同學帶着弟妹也批判她。自殺前的那個晚上，管同學和弟弟妹妹把他們寫的批判王老師的大字報，糊在了媽媽床上面的天花板上。顯然，他們要使批判完完全全地進入到這位“反黨分子”的靈魂中去，在睡夢中都必須牢記。
1968年我去蘇北農村插隊落戶，聽說管同學分在上海益民糖果廠當工人，他是家裡唯一可以掙錢養活弟弟妹妹的人。1969年上海文化廣場大火，火災之後，我在報紙上看見管同學的事跡介紹，他被稱為烈士，為了搶救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他抱着巨幅畫像從高樓跳了下來，無論他還是畫像當然都 “碎”了，但是我的同學完成了他向世人、向黨的證明： 他是一個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優秀革命青年，雖然他屬於文革中黑色家庭出身的“狗崽子”！
1972年：大約是文革中比較寬鬆的年代，母親已經“被解放了”，姐姐李莉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而作者本人也離開了淮北農村，成為南京空軍“五七幹校”製藥廠的工人，並開始在幹校宣傳隊演出樣板戲。
管同學的犧牲讓我懂得他為什麼帶着弟妹給媽媽王老師貼大字報，也深深理解他為什麼跳樓。這個故事幫助我的學生明白小說《啊》所描寫的人物關係：那道不清、說不明的複雜性。
◇ 我的外祖母
還是1966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西城區糾察隊六個梳着小短辮兒的紅衛兵突然出現在我們家。她們宣布我在北京的外祖母李毓秀於8月31日死了。 “骨灰呢？”我的母親輕輕地問。“要那幹嗎？一個老歷史反革命！”紅衛兵一句話就使得我們這些後代無法再問下去了。這些紅衛兵在我們家吃住了一個星期，想抄家，但是封條貼着，只得作罷。京劇院文革工作小組警告我媽媽，如果這六個革命小將有個差池，拿她是問。兩三天以後，其中一個女孩子漸漸說出了點我外祖母去世的實情。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當天，首都進入“破四舊”高潮。有人想砸我外婆居住的於撫院17號李家門口的兩個小石獅子（這座四合院是她的私產），李毓秀出去阻攔，這一下，招致二十多個紅衛兵進駐了十幾天。李毓秀是滿清格格的身份被揭露，她的女兒（即我的媽媽李玉茹）作為京劇名角兒在1949 年以前唱戲掙千掙萬也作為罪狀被捅出來了。當年吞沒了李毓秀東西、又帶着國民黨士兵搶她的人的後代此時趁機過來來報復，因為他們認為是李家告的狀才使他們父親被捕入獄的。
紅衛兵掘地三尺，還真發現了不少錢包括外幣和金銀首飾。住在於撫院的十幾天裡，紅衛兵用皮帶頭和棍子抽打李毓秀，還踢她，逼她供出藏東西的地方，李毓秀先是用絕食表示抗議，後來要求喝一點水，但是不給。最後，紅衛兵還逼迫我的大姨打她的母親……聽到這些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第一次每天24小時和紅衛兵在一起，看着她們的霸氣、令人髮指的野蠻，我感到我再也不想做什麼紅衛兵了。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他們的惡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們至今不知外祖母的屍骨在哪裡，只能為她建了一個空空的墓穴，放了她的一張照片，逢年過節我們可以去祭奠她。
◇ “我要活着……”
第三件事情發生在1966年底吧。有一天，被隔離審查的媽媽得到允許回來拿衣服，我看她她走路異常困難，猜想她又被紅衛兵折磨過了。文藝界的小將，大約練過功的關係，手重、腳重，會打人，善於踢人，知道哪裡是要害，哪裡最痛。我母親和另一名著名演員童芷苓被他們扒下褲子打，打到無法走路的程度，這是何等的人生侮辱。
這天她神情恍惚，然後突然非常嚴肅地告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與我商量。她說，滬劇團的一個演員被打死了，送到京劇院來，做了個假上吊的現場，然後紅衛兵把所有的牛鬼蛇神召集起來在屍體面前訓話。我媽媽想到了被打死的外祖母。她接着說，自從京劇院金素雯夫婦和言慧珠自殺後，她一直想死，但是母親的責任攔住了她。今天的事情使她無法再忍受，與其被人打死，不如自己結束生命。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
 1977年，作者母親李玉茹和童芷苓，兩隻文革中的“老牛”曾經共同倍受折磨。
於是，她勸我：“我們不像言媽媽那樣，上吊太痛了。我攢了安眠藥，再打開煤氣，我抱着你，跟你小時候一樣，很快你就再也不會吃苦了。”這些話使我怕極了，我堅決不肯，哭喊我要活着，我還沒有好好見過這個世界呢。
我這個14歲異常怕死的小孩就這樣救下了兩條命，使得我母親在文革以後獲得了她一生嚮往的愛情，她與繼父曹禺的結合為兩位老人帶來很多幸福，她也為京劇留下很多著作。同時，也使得我今天可以寫下這篇文字，並且在28年中，在英國教出了一千多名學習中國學的學生。
我1968年年底去蘇北插隊落戶，後來又轉往淮北農村，文革十年，我當農民、工人，是安徽省話劇團的學員和演員，總之，離開家整整10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復以後，我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才又回到家鄉。
◇ 夢魘十年與我
必須指出，我不見得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的命運更壞，很多人比我悲慘得多，他們家破人亡，被打入社會最底層，一直沒有翻過身來。除了最初的“破四舊”、全國動亂之外，1968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及後來的“回城風”又導致多少家庭妻離子散，造成多少後來的社會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和今天的中國緊密相關，無論中國人，還是想和中國發生聯繫的（即便那些只想在中國賺錢的）非華人的人，都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否則，不可能懂得中國社會，當然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當然希望，我從來沒有度過這夢魘的十年，我的身體一定會比現在好，我也更希望自己比現在年輕10歲，那樣，我可以做更多、更加美好的事情！然而，時鐘並不能倒撥，同時，我也常常捫心自問：沒有這十年，我會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我？
我熱愛生活、尊重文化，尊重人、熱愛人、也能夠體諒他人的處境，我“粗糙”、肯吃苦，並且頂真，做事總是“如履薄冰”、兢兢業業或者“苛求”（有時不免令人不耐煩），我想，如此種種我的特質（優點或者缺點）都來自文革十年的遭遇，正是經歷了所有那一切構成了“我”。
我一直以我的方式紀念着中國當代那一段特殊、重要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我向英國學生講授中國，希望讓更多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也希望引起更多的深思，十年夢魘的根源究竟在哪裡？我們今天應該怎樣生活和思想？
1980年，溫州。曹禺在為妻子李玉茹拍照，殊不知他們二人成為另一位攝影者的“捕獲物”。
文圖選自網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