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這當屬國內有良知力量發出的好文。那些辱罵港民抗爭、站在惡共立場為虎作倀、禍害（包括港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粉紅五毛/自乾五等反華小丑們，是看不到香港這面鏡子，照出了它們“自身的污濁和陰暗”的。

透過這面鏡子我們看到什麼？

不一樣的看見1 南燕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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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28453.17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為24000.98億元。2018-19年香港財政總收入5997億港元，支出5318億，盈餘400億港元，財政儲備高達11,430億港元。2018年香港人均收入超過20萬港元，香港人每月最低工資標準為4520港元。

2018年，深圳市生產總值（GDP）24221.98億元，按人民幣來比較計算，2018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億元，這是深圳市GDP首次超越香港。2018年深圳財政收入9102億元，幾乎是香港的二倍，而深圳的財政儲備是一個空白，截止到2018年底，深圳政府債務餘額145.9億元。至於人均收入，2018年深圳居民人均收入57543.60元，最低工資標準2200元/月，最低生活保障標準1070元/月。

香港的繁榮，依託的是自由和法治。一旦失去自由和法治，香港的繁榮將如煙飄散。所謂的自由包括資金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貨物自由往來，信息自由流通。香港的法治則體現在獨立的司法體繫上，包括法官獨立辦案和律師的特殊地位以及廉政公署有對貪腐分子形成的巨大威懾力。

資金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是國際金融中心成功的必要條件。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國際投資者不能有嚴密的外匯管制，在香港，個人和企業可以自由兌換外匯。港幣匯率和美元掛鈎，而美元是國際貨幣，可以兌換各個國家的貨幣。投資者在香港可以直接買賣全球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香港的金融機構服務全球客戶，內外無別。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如果資金只能進不能出，或者進出要受到嚴格管制，投資者為了資金安全就會對投資有顧慮，不敢投資，或者跑去其他地方投資了。有人說只要有合適的政策，上海、深圳也能取代香港的功能，但實際上，如果資金不能自由進出，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待遇不平等。上海、深圳永遠無法取代香港，也無法取代任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自由，還體現在稅賦低，營商環境好。香港的稅制有三大特點:簡單,透明，低額。只設三種直接稅，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最高稅率只有17%，並設有免稅額度。香港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都免徵。低稅收讓香港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也讓香港成世界聞名的購物天堂。世界銀行發布的《賦稅環境報告》認定，香港的賦稅環境是全球最佳地區之一。

香港的自由，還體現在信息流通。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是一個最依賴信息傳播速度的地方。在香港，國際上流行的網站和社交工具都能無障礙地瀏覽使用，各大國際媒體可以無障礙發行，投資者可以買到當天出版的各種報刊。香港人只要花少許有線電視費，就能實時收看全球各國的電視頻道。可以自由獲取世界各地的各種信息，不用擔心因為信息壁壘而看不到真實的消息。

所謂法治，對香港來說，最基本最關鍵的要素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得以確保，市民才會對法院抱以信任，法治在香港人心中被置於核心價值之首。2014年香港做了一個有關“核心價值”的民調，“法治”居首位（92.7%），“公正廉潔”次之，第三是“社會穩定”，第四才是“自由”，然後是“和平仁愛”、“保障私人財產”、“公平競爭”、“重視家庭責任”、“民主”、“多元包容”和“市場經濟”。

2010年香港做了一個有80位候選人的“最受信任人物”網上調查，時任特首曾蔭權排名倒數第四，電影明星成/龍墊底，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排名第四——這第四是公職人員中的最高排名了，因為排在前三的是護苗基金會主席蕭芳芳、香港中文大學候任校長沈祖堯、探險家、熱心公益人士李樂詩。

兩項調查都佐證了香港市民對法治的期許和對法院、法官的信任程度確實很高。實際上在去年的國際法治指數排行榜中，香港高居全球第17位，美國的排名才第19位。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國際規範的法治至關重要。香港的法治，也體現在廉政公署的設立上。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剛剛起飛的香港曾經也是無官不貪。市民無論做什麼都要行賄。去醫院看病，要給醫生紅包；擺地攤做小生意，要給警察紅包；連房子着火了，都要給消防隊行賄，否則消防隊就是干看着不滅火。

當時香港的反貪污部是香港警隊的下屬部門，直接受香港警隊管轄。而香港警隊可以說是香港當時最腐敗的部門。據統計，當時的香港警察95%以上收受賄賂。有名的四大華人探長更是貪污無數。其中華人總警司呂樂貪污額高達五億，人稱五億探長呂樂。後來在廉署反貪風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韓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詞：“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自然。”

反貪污部受如此腐敗的警察部門管轄，自然無法清除腐敗，反而與貪污的警察狼狽為奸，坐地分贓，收受華人總警司呂樂貪污“分紅”，對腐敗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香港市民飽受貪污腐敗之苦。香港社會活動家杜葉錫恩曾經回憶說:“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 每一個小市民都曾受苦受害。徙置區內每一位店東、街市每一位小販，都要給港警付黑錢，簡直要把他們勒榨至死才肯罷休。”

廉政公署的設立改變了這一切。1973年，來自英國葛柏是香港九龍區副總指揮，是九龍區警察第二位最高負責人，被懷疑貪污420萬港幣遭到調查。而他歷年的合法收入總計只有93萬港幣。調查期間葛柏先是以太太生病及自己體力衰退為由，要求提早退休。然後在警方監控下看風頭不對乾脆通過新加坡逃往了英國。

這點燃了香港社會對貪腐的怒火，對腐敗忍無可忍的香港市民紛紛走上街頭，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最終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1974年2月15日，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沒有關係的獨立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誕生了，其人事、財政完全獨立，不屬於公務員序列。從此，香港社會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

誕生後短短幾年內，廉政公署就雷厲風行地肅清了腐敗，淨化了社會風氣，使香港躋身於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僅1977年一年，廉政公署就起訴了272名貪污的警務人員，其中145人被定罪。逃亡的葛柏更是被從英國引渡回香港接受審判，最終鋃鐺入獄。

從葛柏成為香港司法史上第一個因貪污罪入獄的英國人高官開始，1978年到2008年間，廉政公署共調查了70691宗案件，遭檢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職人員。同時，香港的反腐工作不僅針對公權力機構，公共機構和私營機構的行賄、受賄罪名及刑罰也被明確納入《防止賄賂條例》。

1997年，廉政公署拍攝了一部名為《才俊》的公益廣告，其中的廣告詞打動了許多人：“掙錢並不是錯，錯的是你怎樣掙錢。公平不代表每個人都賺一百元，公平是說你有賺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賺一百元；你有賺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賺二十元，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掙的錢比我多，但若我的才華比你多，終有一天我掙的錢會比你多。”

隨着社會風氣轉變，廉潔逐漸與法治、自由一起，成為香港人最引以為豪的核心價值。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實名舉報的市民投訴不超過30%，後來這一比例超過70%。在透明國際連續多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香港在18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前十。

香港對腐敗行為的“零容忍”原則也體現在每一次司法實踐中。著名導演王家衛的電影《2046》拍攝的時候，一個娛樂記者為了進入拍攝現場拍照，塞給門衛300元，結果被判入獄3個月。2009年，一名來港定居的內地婦女被分配了一個公屋單位後，寫信給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書主任表示感謝。她在信封里夾了一張100元的港幣，讓這名主任“買水果吃”，結果也被判入獄3個月。

在香港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眼裡，“零容忍”是一種態度：“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時候你就不覺得大。貪污就是貪污，小也是貪污，大也是貪污。”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曾表示，無論是大貪還是小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處理”。

媒體還披露過香港行政機構的一些信息：比如情形公務宴請沒有酒水，所有公務接待必須提前申請報備，表格內容包括：宴請人數、賓客名單、宴請緣由、陪同人員、預計費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環境保護署保護鯨的要求所簽署的一個“未點魚翅”的聲明。

香港人口700萬人，公務員17萬人，專車只有20餘輛。所有公車車號公開，媒體掌握全港高官的公車車號，曾有官員上班時順路載孩子上學，下班時順路停在路邊到市場買菜，都被傳媒迅速鎖定、放大，最終高官道歉。事實上，很多時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員的習慣。內地有法官一次趕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個人名義的宴請，發現這位70歲的老太太，是坐着地鐵前來赴宴。

香港公務員公私分明，即使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動，也不得報銷，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務員公款消費的詳細賬單明細，尤其是特首。一份香港特首曾蔭權外事訪問費用的清單曾經引發熱議——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除去往返機票5572港元，其餘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廣州拜會內地官員，支出僅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費只有32.5萬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