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寫作的癤子
來源 | 《人物周刊》
尼采說：“極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後解放者。惟有此種痛苦，才強迫我們大徹如悟”。放下楊顯惠的書，很多人都會不禁打寒戰，仿佛在鬼門關前走了那麼一遭——看着那些痛徹心肺的故事如同電影片段一般閃過，自己卻心知肚明：那些苦難曾經歷歷在目。
對於楊顯惠而言，那些文字更像是一種釋放，把所有藏在記憶深處的故事，所有憋在胸口的話，都給一口氣吐光。如果不是這樣緊握苦難的楊顯惠，一次又一次地用文字喚醒我們，也許歷史會輕易從我們的指縫間溜過。楊顯惠現在只能用一隻耳朵聽人說話，他的聽力出了問題。這幾年，他心臟也不好，住過院，卻還是要往外邊跑。妻子總是很掃心，卻阻止不了。“他坐不住。不讓他出去，比不讓他吃飯還難受。”
楊顯惠對寫作的痴迷，讓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曾經說過的話：“寫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長了個癤子。只等癤子一熟，就非得把膿擠出來不可。”
楊顯惠和很多作家不同。他寫一部作品，要花掉幾年的時間。一半的時間用來寫作，一半的時間用來調查採訪。很少有人會在寫作上花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更何況他已經是一個花甲老人。這些年，很多作家選擇了閉門造車的寫作，楊顯惠卻還在執拗的堅持，只寫真實的故事。“我這人很笑，編不出來。”
至今，他依然保持着外出採風的職業習慣，花的都是自己的錢。以前用的是自己的工資，現在用的是自己的稿費，不夠的時候家裡人也給資助一些。不採風的時候，楊顯惠總是等待在自己的房間裡，沒日沒夜讀書和寫作。除了吃飯的時候，妻子會來個電話，讓他下樓吃飯。吃完飯，他又上樓，拿起筆，繼續進入自己文字築造的城裡。幾年前，記者為他拍下一張照片。那時，楊顯惠的兩鬢剛剛有了幾絲白髮，臉上卻滿是溝溝壑壑的皺紋，深鎖的眉頭間全書寫着一個個難以言喻的故事。妻子總是指着那張照片念叨：“六十多歲的人，怎麼看上去就像七十好幾的呢”
楊顯惠今年其實只有66歲，卻已經是滿頭銀絲。他的頭髮白得特別快。妻子說這些年來看到聽到的故事，讓楊顯惠活得越來越沉重。時至今日，談起夾邊溝和定西孤兒院的故事，他依然會落淚。那些記憶在他腦子裡扎了根，一翻動，便是揪心的疼痛。我說，也許不寫這些東西，他會過得更好。“但那就不是楊顯惠了”，妻子低聲說。採訪的最後，在攝影師的鏡頭前，他依然是眉頭深鎖。“笑一笑，我們家就有一張你看上去開心的照片了”。聽了妻子的話，楊顯惠動了動嘴角，臉上卻終究沒有舒展開來。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知青的楊顯惠就在閒談中零零星星聽說，甘肅十一師四團——位於玉門鎮的飲馬農場——那兒有一個從甘肅定西專區來的孤兒們組成的連隊。他一下子就記住了“定西孤兒”——1990年，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飲馬農場深入生活掛職任副場長，利用這個機會弄清了一個問題：災難的3年過去，定西專區緊急成立了一個專區兒童福利院，接納過六七百名孤兒。同期，定西專區的各縣、鎮，重災區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兒童福利院或幼兒園，共接納孤兒超過5000人。這個時候，寫“孤兒院”的想法從他心底冒了出來。
2003年，他找到了當年定西孤兒院的一個孤兒為自己帶路，從定西到通渭，再到會寧、靖遠(1958年亦屬定西專區)和臨洮，花了7個多月時間走遍了整個定西地區，採訪了150多位孤兒。
在通渭地區的村子裡，一位老人給楊顯惠講，他那時候(1959年)還是個孩子。他家鄰居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頭一天他去鄰居家，看見那個小女孩在院後的菜園裡拔韭菜，過一天再去，女孩不見了，毛角子(小女孩的頭髮用頭繩紮成兩個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於是，楊顯惠在《黑石頭》一文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扣兒娘把扣兒煮着吃了，“一推開門，扣兒娘正燒火哩……他剛進灶房就聞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鍋里冒出來的……他突然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他立即嚇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軟了。扣兒娘扭過臉問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見扣兒娘被灶火照得紅赤赤的眼睛……”
一個孤兒還記得，1959 年春天，大煉鋼鐵失敗了，他大(爸爸)說過，就煉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當時家裡還在地下埋着兩缸苞谷(玉米)，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裡叫把家裡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GC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裡存糧食幹什麼！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GC主義，只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
可是搜糧隊拿着鐵棍把院子、豬圈、廚房和住所都搗遍了，漿水缸都用鐵棍攪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來了，還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說，不敢吃，叫隊裡知道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裡不准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家裡人都快餓死了，大半夜裡煮了兩次，第三次就叫隊上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大被批鬥得鼻青臉腫，眼睛腫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隊長帶人把苞谷挖走了，連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餓死了，瘦成了一張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塊破布粘在炕上。就那麼一直趴着，給些谷衣湯她就喝上一口，不給也不出聲。後來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為谷衣、蕎皮湯喝上後她排泄不下來，掏都掏不出來。”
食堂給清湯湯喝，出門要飯也不敢白天走。上頭不叫要饃饃去，說要饃饃影響不好，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哩。食堂關門以後，孤兒鄭成義記得，村里餓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還不埋，用麥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溝里，狼吃狗啃。這是一種習俗，沒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為安。
另一個孤兒記得搜糧隊把人腿打斷，大冬天把別人家炕打塌。爺爺餓死了，家裡人都沒有力氣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東一個西一個撇着沒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過去。死去的爺爺就在炕上放了3個月，“臉皮都乾乾的，胳膊腿也乾乾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紙貼在木頭棍子上，爺爺變得輕輕的了，翻過身後背上的骨頭就扎出來了，原來爺爺的後背腐爛了。”
和姐姐一起要飯的孩子，在臘月二十幾的夜裡，快要凍死的路上，碰上一個羊圈，放羊人咋說就是不讓他們呆：“我答應你們兩個在這達過夜，你們給我啥好處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憐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門就得凍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說：“是你不可憐你兄弟！領上你兄弟走，滾出去！”
年紀還小的弟弟問姐姐：“他要做啥呢，咋這麼凶？”
姐姐光是哭，終於對弟弟說：“睡吧，你先睡。姐等會就睡……”
放羊人這才笑了，說：“這就對了。把你個要饃饃的，還高貴得很！你當你是啥人？皇親國戚？青枝枝綠葉葉？”
在《走進孤兒院》裡，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凍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書記帶着人突然走了過來。餓軟了的人體質虛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來，書記已經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無法無天了！”說着話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腳，“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嗎？我是D委書記！你膽敢在我臉前尿尿，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你們給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負責！”
楊顯惠採訪的一位老人，當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勞改隊裡勞動改造。因為老婆憋不住尿，她對負責人說：“我要尿尿。”負責人說：“你尿什麼呀尿？是想偷懶了吧！”她說：“我真的要尿！”負責人說：“那你就在這裡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湊巧，公社書記就在附近，書記拿起田埂上的钁頭，把她一頓毒打，理由是她“在書記面前尿尿了”，“不給書記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陽穴上，當時就死了。過去了40多年，老人給楊顯惠講起來還是老淚縱橫：“我女人，一聲沒出就死了，一個人就沒有了。”
楊顯惠少年時代學過繪畫，他一直記得，俄國畫家蘇里科夫畫了相當於一個小城鎮人口的素描，才創作了《給沙皇寫信》一畫中的哥薩克群像，所以那幅畫驚心動魄——因此，楊顯惠訪問了100多個右派，寫了一部《夾邊溝記事》；訪問了150名孤兒，寫了一部《定西孤兒院記事》。他為自己作品的真實做了這樣的解釋：“我的作品是用誠實的態度講述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但‘真實的故事’是除了個別的故事寫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虛構；這十之八九又都隱約晃動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虛構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實的細節。”
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一書的寫作一個月之後，楊顯惠不得不停下來，他的心臟痛得厲害，不得不住院治療。在醫院裡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裡開始寫作。那段時間，他“整天以淚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間還有這樣的事情”。
楊顯惠說，自己是個笨人，不會打字，收集來的素材都寫在本子上，交給女兒打，女兒打累了，妻子再幫着打。經常的，女兒流着眼淚打不下去，妻子接過來，也流着眼淚打不下去。
女兒說，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歲的孤兒秀秀到死也沒合上的黑眼睛。
當時各地送來的孤兒把孤兒院擠得滿滿的，拉痢疾的，換肚子的……大的，十二三歲，小的，才兩三個月。進了孤兒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頭，他們原來的頭髮里長滿了虱子。他們的步態就像剛學步的嬰兒，有的又像是殘疾人一樣，走路時一顛一顛的，就要跌倒的樣子。他們有的浮腫，頭就像南瓜一樣大，身體像水缸一樣粗，有的瘦得像樹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蕩蕩的。有的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頭歪在肩膀上，垂在膝蓋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曬太陽的時候，東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們的骨頭沒有支撐頭顱和身體的力氣了。
雖然在孤兒院能吃上麵粉了，可是孤兒們是吃過野菜野草的，心裡有一種可怕的飢餓感，總是餓得心慌。娃娃們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進嘴裡的東西，抓起來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則去偷糧店的苞谷面和紅薯干。
最頭痛的還是換肚子。
這些娃娃在家裡沒了父母，沒吃的，成天在麥場拾麥顆顆，吃草籽，吃蕎皮，吃葛蓬。榆樹皮磨成面煮湯是他們最好的吃食了。他們的腸胃已經習慣了吃草，進了兒童福利院，吃白面饃，吃豌豆面的散飯和攙了洋芋塊塊的禾田面的湯麵條，很多孩子的腸胃反倒不適應了，拉痢疾，嘔吐，頭上長瘡，人軟得站不起來。娃娃們和福利院的老師以及保育員把這種現象叫“換肚子”。
3歲的小姑娘秀秀當時就在換肚子，腿軟得站不起來，在台階上坐着，看見幾個恢復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從台階上爬下來，往人多的地方爬。
這娃娃除了一雙大眼睛撲棱撲棱地動，身上已經沒一點精神了，靜靜地躺着，臉白得像一張紙，頭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臉上有一道傷疤，從鼻梁到左臉。她告訴保育員上官芳，這是二媽砍的。為了搶媽媽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媽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給，二媽砍了一刀。
福利院開辦以後還是經常死人。有些孩子雖然什麼病也沒有，但生命已經到了盡頭——太虛弱了，一天吃6頓飯，吃寶貴的點心，吃奶粉，死亡的結局也不能逆轉。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時候一天就死幾個。
秀秀又拉血又拉膿，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聲也不吭，總是睜着一雙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後一個夜晚，3歲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員上官芳的一個手指頭，說：我大我娘(都已經餓死)從床頭出來了，他們看我來了，我存下的饃饃還有五六個，你給我娘給給。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來醫院，護士說秀秀沒了，臨死難受得眼睛睜得圓圓的，死了還睜得圓圓的，眼皮沒合上。上官芳說，你把太平間的門開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兒去。護士堅決地拒絕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開了，那護士很堅決地說：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閉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曾國藩的日記里，有一頁記的是太平天國戰爭時，安徽一帶的人肉價格表。人肉被擺到市面上公開按斤出售，一開始是80文，後來是120文。清人記載：“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新舊五代史上也曾記載：“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戰爭往往是大災荒、大瘟疫的根源。飢餓可以使人瘋狂，可以使人獸性大發。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隨之而來的 1960年的飢餓，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是一個模糊的幻影——這是一段並不遙遠的歷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沒有戰亂和大旱大澇的年代，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
1998年，曾經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位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在書中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和規律。
在饑荒分析領域，他向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傳統觀點認為饑荒最重要的解釋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是惟一的解釋。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國、愛爾蘭、中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發生的饑荒後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農作物的歉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即使農作物歉收了，饑荒也可以通過認真的再分配政策來抵禦”。
1958到1960年，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地區和河東的定西地區是重災區。在楊顯惠仔細讀過的《通渭縣誌》(1990年版)第三編中有這樣的記錄：“1959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縣是一個28萬人口的中等縣，3年大躍進過去，僅剩18萬人口——7萬人死亡，3萬人外流。80年代修志時，編撰者把這次慘烈的饑荒單列一章撰述，因為省地方志委員會的干預，他們不得已將這一章取消，而將其內容散布於各章之中，同時使用了“人相食”這樣不那麼刺激的語言。《通渭縣誌》的編撰者們認為，縣誌若不能反映那次災荒的慘烈，他們就無顏面對全縣的父老鄉親。
這樣的編撰者更激起楊顯惠寫作的勇氣。
《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飢餓的絕境”，在這絕境中，他又寫到兩位特殊的母親。
1959年，孤兒殷占嶺的娘把他14歲的二姐叫到一個窟泉跟前去，說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來。二姐下去了，娘再沒往上拉她，二姐就餓死在窟泉里了。
娘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餓得皮包骨頭，走路都搖搖擺擺的，有一天二姐餓得受不了啦，鑽進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隊長看見了，隊長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飯停掉了，不給湯了。隊長還跟娘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哩！三四天過去了，隊上還是不給打湯，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餓死，娘就把二姐丟進窟泉去了，“沒辦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顧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計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頂門哩 ……可是隊長又把這事反映到大隊去了，說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溝里絆死了，我娘被抓起來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為我把監獄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釋放了。她手裡還拿着兩個在火車上買的麵包，沒捨得吃，給我拿來了。”
母親去世後，朋友說，有條件去城裡頭生活，這個山溝里有啥蹲頭！殷占嶺說，我的老娘埋在這達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紀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兒土寶寶的大妹子餓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見了，他問村裡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飯。村裡的人看他可憐，東家給一口湯，西家給一口湯，再就是在麥場上抖麥草，拾糧食顆顆，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時一天能抖出一二兩，有時一顆糧食也抖不出來。有一次，草垛塌了，把兩個娃娃壓死了，也沒人來找，沒人來救一下……後來才進了孤兒院。14歲從孤兒院回來，土寶寶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沒有認娘。直到要娶媳婦了，他進了娘的家，叫了一聲娘，說我看你來了。娘正在餵豬，看見土寶寶，聽見孩子喊他，啪嗒一聲，手裡的豬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雙手蒙住了臉，放聲大哭，哭得站不起來。
土寶寶也有了孩子，這已是1980年。土寶寶問娘：家裡咋個相？娘說，好了，吃飽了。娘又問他：你那裡咋個相？他說好着呢。娘說，好就好，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終相信，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就在為了孩子能去孤兒院有口飯吃、把自己吊死的母親身上，就在光景好了還守在山溝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媽媽紀念老媽媽的兒子身上，就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經過饑荒，有個老媽媽說，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我覺得，這也是希望。”楊顯惠說。
如今，在定西專署兒童福利院的舊址之上建起了定西縣醫院，從前兒童福利院的痕跡幾乎找不到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孤兒大多是沉默的，在楊顯惠的再三詢問下，他們依然閃爍其詞。但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着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採訪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個笨人”，但或許當今中國文壇不缺少“聰明人”，惟獨缺少“傻子”——“我沒有多麼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歷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