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来墙国青少年一代中还不乏明白人，欣慰。

几名高中生给另一位高中生的信

Original 几名高中生 Philosophia 哲学社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

郑渊洁

见信好。

总而言之，希望今后的高中生即使无甚深刻的洞见，至少能堂堂正正说话，光明磊落做人。

什么是「作家」？方方是真正的作家吗？

信件中，你首先给出了对「作家」的定义——这确实是合乎高中教育的论证方法，但你具体下定义的方式却令人愕然：

我特地查了百度百科，结果很失望。一个说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的人，另一个说作家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也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您说作家是什么呢？

你给出了定义——只有鼓舞人、激励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才叫作家。窃以为在后文里你也认同了这定义——你批判了方方不鼓励人、不激励人、不弘扬主旋律、不传播正能量。那你为何又「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在论证中，论证者采取的定义是论据的一部分。你怀疑这定义的真伪，未免有为你的论点掘坟墓之嫌——你到底信不信自己说的话？

再说你的「特地百度」。或许你不知道，一些时候百度并非可靠的信息来源——还记得轻信百度可能意味着就医事故么？不是所有互联网上的材料都能被当作论据。照搬百度内容来为自己撑腰有失媒介素养。

此外，我们用同一搜索引擎的结果如下：

作家，泛指能以文化创作为业，写作的人，也特指文学创作上有盛名成就的人。

可见你给出的定义甚至和百度都没有什么关系，实则是自己发明的；而你发明这一定义也缺乏普遍性和可靠性，也就不能支撑你其后围绕「作家」一词、或身为作家的意义而展开的论述。

哪怕从你给出的定义来谈，你的观点也自相矛盾。试想一名受困于湖北乡下的普通青年，是从「谢谢领导，湖北没有困难」的文章中更能得到「鼓舞」「激励」，还是更从一些记叙生活点滴、柴米油盐的字句里得到宽慰？所谓的主旋律、正能量，一旦成为脱离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官腔、套话，就失去了其宏大叙事昂扬向上的力量——没有人会在葬礼上放《好日子》，你也不会在「爸妈晚上动静太大」的时候高声朗诵「少生优生」。

此外，即便我们非要同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确实是作家的神圣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也必须指出，如果一位作家止步于此，那 ta 就不是作家，而是复读机罢了。对既有的主旋律的翻唱不具有创造力，也与艺术分道扬镳，遑论成就那记录、呈现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伟业。从屈原到雨果，从托尔斯泰到鲁迅，作家从不因你所谓的「正能量」伟大；「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的、写「遥想湘江欢父老，汉皇今睹沛中归」的严嵩是个驰名贪官。论歌功颂德，纵诗圣杜甫自当退远；颂海晏河清，虽胸无点墨又有何难？

至此，一个险恶的预设已经水落石出。试问：揭露社会问题可否能鼓舞、激励人？作家揭露社会问题，是否与传播正能量矛盾？——倘若矛盾，「正能量」又是什么？如果「正能量」的传播意味着压制批评乃至忘却记忆，那如此「正能量」还有「正」之意义么？ 

你在写作时似乎有意无意将揭露丑恶和歌功颂德相提并论，似乎预设：这二者除立场外，无论难度还是方法都无区别。你会做出如此预设，若非无知导致的低幼，就是刻意为之的虚伪。揭露丑恶之声和歌功颂德之音，何者更危险脆弱、何者更稀缺、何者更需要保护，对这些显而易见之事，你又在装什么外宾呢？

你说：

方方阿姨，鲁迅诞生在一个黑暗多于光明，被压迫多于压迫，被奴役多于奴役的时代，那时候，反抗与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鲁迅扛起的是那个时代的担当，是一个作家的时代使命感。

 

我看了您的日记，我在琢磨，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吗？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您肯定能。您是作家！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光明的时代，所以作家应当「提振民族精气神」而非「不停地揭露和追问」，着眼于「黑暗」的文字和信息不当有。可是，既然已经是光明的时代，为何还会有众多由其讲述、却被制止的黑暗？

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逻辑问题：你不能率先通过规定「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黑暗）时代」来制止别人揭露黑暗，再通过这种揭露之缺乏，反过来论证现在已经是光明的时代了。 

而你所谓之光明与黑暗，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总是同时存在、相互角力——却并不对称：人们如果不能充分发掘和消灭黑暗，就会堕入更深刻的黑暗乃至灭亡；人们如果不能发现光明，那就更说明这个时代已被黑暗充满、而人们是时候「敢叫日月换新天」。

 工业革命时期，人们有热火朝天的机械化生产、有完善的「劳资分工合作」，难道不是「光明的」时代？有多少人看得见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工人长时间工作得不到休息、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等社会问题呢？倘使马克思、恩格斯们都不着眼于时代的黑暗，当下你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又要从何处得来那革命的一线光明？

清政府统治时期，不是还有康乾「盛世」，其中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么？讴歌这份「光明」的人们，又哪里看得见西方正进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革命，以及某已经延续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里行将就木的黑斑？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我们不是也号称拥有了共和体制、拥有了三民主义么？按你意思，这又为何不是「光明」的时代？假令在这体制下工作和生活的鲁迅们，都众口一词沆瀣一气的对它感恩戴德、歌功颂德，人民何以得见国民政府压制言论、残害政敌、漠视民生，又何以得见改变之希望？

我们倒是想说，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在于过度关注黑暗，而恰恰在于我们过度热爱光明了——乃至让这种强光损害了我们的视力。

去年十一月，知乎上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再遭遇一次非典，以现在的城市规模，人口流动速度，医疗条件，中国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抵御疫情？」

当时所有的回答都极其乐观，我们仅在此摘抄几例：

这些答主难道没有看到、没有歌颂光明吗？歌颂「光明」和盲目乐观是下一场灾难的起始，而在下一场灾难中罹受苦难的人民，又要再次成为粉饰太平时被歌颂的新素材么？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那个为求助而即时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的死了两次的人、那个被扣上「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帽子的人——这些人和其他人，每一个人，就这么被忘掉了么？

判断一个时代是否光明，不只要看最亮的顶层有多闪耀，更要看最暗的角落有多幽暗。这些幽暗恰恰需要如方方的作家去依实记录反映；因为已经成为了光污染的「光明」会干扰视线、会使人精神患病、会使人们遗忘黑暗和深陷苦难中的人们。 

捂住眼睛和耳朵培养出的「自信」不叫自信，叫掩耳盗铃。

2020年1月31日

未亡的人们，要去骂谁？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完胜」二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武汉都这样了！全国都这样了！千千万万的人有如惊弓之鸟，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无数家庭业已支离破碎。胜在何处？完在哪里？都是同行，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说有人说话不过脑吗？不是。为讨上面欢心，他们是很过脑的。所幸，立即看到另一个作家的批评文字，一声声质问，措词严厉。这让我知道，有良知作家应该很多。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作家方方

你说，方方不应当「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

然而这个世界的黑暗又的确需要被揭露。「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的「不应当」是谁说的「不应当」？是谁判断的「不应当」？恐怕，是黑暗判断的「不应当」，是恶人判断的「不应当」！

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世界不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声音，从而让黑暗被揭露。在这种揭露的过程中，「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难道不恰是在做一种必要的区分？将黑暗从光明中剥离，不是为国家好？

你说，

作为社会一员，每个人有义务和权利监督社会，不仅是作家。但是，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党和国家的不足，那他关注的焦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国家好』的初衷。老师举例说，一个人给同事提建议，说他某个方面没做好，人家会感激他，如果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这仅仅是提建议吗？方方阿姨，政治老师说的对吗？

我们想你的政治老师混淆了一点：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无法与同事关系类比；公民与政府，是被服务者与服务者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公仆的工资以纳税人的钱维系、他们的政治权力由人民授权。公民与政府，是共同构成国家的成分。因此，你老师所做的类比不恰当。同事没有为彼此服务的责任或义务，但政府和「领导」却必须负起为人民服务之责任。所以对于你的疑问，我会自豪地宣称：恰恰相反！正是持续的批评和指正，正是「无论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见面就敢于指责人家不好」的精神，才使得党和国家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备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正如伟人所说，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们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73-374 页

而今天，我们发出批评声音的空间却在越来越小。扪心自问，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夸赞声当真不多？这些歌功颂德声有何意义？

我们缺的并非轻浮的褒奖，而恰恰是严肃的批评。我们最需要的，甚至也不是「中庸」的建议，而恰恰是批评。因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建议」已成为了某些有鸵鸟心态之人的一种有利话术——当然可以提意见，但要讲场合，要在任何情况下无伤大雅！人们不断强调提意见的方式，便错过了提意见的真正意义，即揭示并督促解决问题。此时，本当反对某种观念和其实践的意见却必须服从于它所反对之对象。何其可笑！当真诚的批评被认为是居心匿测而被铲除，温和的建议也会面目可憎，最终，所剩的将与沉默无异。

这也是对你说「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的一点见解。既然是一家人，当然能说，当然不怕说，当然要说。不然，你的家长指责你犯错误，你难道还要反问「你是不是真的为我好」吗？究竟是谁不懂感恩？

你说，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满眼失望，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我们想问，什么是「家丑外扬」？对家里人提出批评建议难道是「家丑外扬」？退一步讲，当你强调「家丑不可外扬」的时候你所反对的究竟是「外扬」还是谈论「家丑」？恐怕你更倾向于反对后者。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不正视「丑」，我们就无法解决它。 

疫情危机中，「丑」部分约莫集中于湖北和武汉政府，这从最初八位医生被训诫到后期湖北大范围政府官员免职可知。让「家丑外扬」发生的，是丑本身。没有丑何来外扬？但你说的恐怕是颠倒的逻辑：未有外扬，就不会有丑。这无疑错误，无论如何掩饰，丑还是已成为了真实的事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述的、关于「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的这个笑话：

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组成「家庭」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去努力解决如此「家丑」，那这「丑」只会逐渐累积、愈演愈烈、最终再无法不「外扬」。姑且不讨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家丑」可否还能不「外扬」，就此次危机中的「丑」而言，正视它、继而团结起来解决它才有可能真正地消灭它。

而当「担当着时代使命感」的方方，记叙在武汉中个体的真实经历、让祖国的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更清晰地看到家里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试图揭露这种「丑」时，你却不干了。你这眼一闭、嘴一张的行为，是否合乎尊师「一个人说话要拍胸膛，而不是拍屁股」之教诲？只不过你拍的不是自己的屁股。

你也许还想说，《方方日记》指责国家；但只需一点点认真阅读，我们就可以看到方方非但没有指责国家，反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国家与人民最大的赞许和鼓励。

2020年1月29日

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火神山工地建设得热火朝天，但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是最大的受害人。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从此破碎。一些媒体，在记录这些。更多自媒体，也早就在默默地记录。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录。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父亲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别堵得慌。这一家，也算中产了。那些更穷的病人呢？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其实前些天，看到诸多医护人员疲惫和病人崩溃的视频，那种悲哀无助的感受，我今生从未有过。川鄂（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

2020年2月2日

还有，我很想夸一下武汉的年轻人。有几万青年志愿者在疫情前线奔忙。纯粹都是自愿服务，他们以微信群的方式组织起来，做什么的都有。相当了不起！以前我们常常担心年轻人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这个时候，看着朝气蓬勃的他们，心想，我们这些老家伙瞎担心什么呀！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年长者不必杞人忧天。昨晚，陈村传我一个视频，是武汉一个年轻人拍下封城后每一天每一天的事。连续拍了好多天，我一口气看完。真好。以后有机会见到这小伙子，一定送他几本我的书，以表达我的敬意。还要告诉他，在某个寒冷而忧伤的夜晚，他的视频鼓励了我。

2020年2月11日

正炒菜时，同事告诉我：她的同学下午在市妇幼顺利剖腹产，生了个8 斤4 两的胖小子。她还说，新生命的降临让人开心。

这是今天最好的消息。是的，新生命的降临，就是上天赐予的最好希望。

或许，反倒是对于一些太害怕谈论「家丑」的人，一切谈论这个家的内容都是「家丑」吧。

你说，方方在记录里忘记了感恩。

方方阿姨，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视频，很受震动。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该记着父母做的饭，身上穿的衣！您说是不？去年，国家搞了个教育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也学习了。老师问我的初心是什么？我说，就是好好上学，为家里争口气，为国家出份力。方方阿姨，你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您在家乡困难时期，肯定做了不少鼓舞武汉人民士气、提振武汉人民信心的事吧。我看网上，批评您的多是您那个年代前后出生的人，是他们忘了初心，还是您忘了初心。

其后，你又说：「端别人碗，要服人管。」

你以子女与父母之关系类比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也许还想表达不服从国家的行为就如吃着父母饭的孩子埋怨父母，是不感恩的行为。然而其一，人民与国家、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皆不尽类似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如前所述，作为国家的公民，我们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但我们同样有权利指出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中的问题，因为这些法律法规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揭示真实不等于不服从国家，反而是在实践我们身为公民的权利、义务、使命。其二，不服从并不意味着不感恩。试问，一人与我有教导之恩，一日她让我去死，我只能以服从命令的方式感念她么？

此外，你对方方的指控也是子虚乌有：你认为方方不懂得感恩，但这却是因为你搞错了应当被感恩的对象。在我们看来，方方女士从来没有忘记「初心」和「感恩」——作家方方所感恩的是武汉的人民。尤其是疫情初期，政府努力调动力量压制疫情却力有不逮时，解人燃眉之急的正是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们。方方对他们的记录是一种高尚的感恩。

2020年2月11日

我一直说，我所有记忆的根须都深深地扎在这座城市，是随着这些我从幼童到老年前前后后认识的武汉人扎下去的。我就是地道的武汉人。前两天，一个网友私信给我。她或是他，传给我一段文字。是一段我自己都已经忘光了的文字。那是上世纪的某年，陈晓卿在央视纪录片部主持做“一个人和一座城”的纪录片时，我为武汉写的撰稿词。我写道：“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尤其气候令人讨厌。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是它的历史文化？还是它的风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记得纪录片播出后，画家唐小禾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一段讲得太好了。这也是我们所想的。唐老师和他的夫人程犁老师，是比我在武汉生活得更久的更地道的武汉人。

正是因为我们在武汉生活得太久，正是因为我们与武汉无数人密切相关，才会尤其担心这座城市的命运，才会为它的苦难而深深悲哀。那么洒脱那么爽快那么喜欢没理由的大笑的武汉人；那些说话劈里啪啦，让外省人以为是吵架的武汉人；那些充满烟火气充满江湖义气充满没来头自信的武汉人。你熟知了，你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热诚多么爱耍酷。然而今天，很多的他们却在受难，在与死神较量。而我，或是我们，却根本无力相帮。至多只能在网上小心问一声，大家还好吧？甚至有时不敢问：我害怕没有回音。

没有从小到老都生活在武汉的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心情，也很难理解这份伤痛。二十天来，我每天都要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我自责自己，终究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们甚至认为有些时候，方方过于温柔了。

2020年1月28日

顺便说一下周市长的帽子。从昨天到今天，这事都在网上被人吐槽。如在平时，我可能会跟着嘲笑一番。只是当下，周市长正领着市府众官员为抗疫四处奔波，他的疲惫和焦虑，一眼可见。我推测，他甚至也想过事平之后自己将会有什么下场。人到此时，内疚、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类，他必然都有。然而，他到底是市府首脑，无论如此，都得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件天大的事情。他也是个凡人。我听人说，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口碑一直不错，他是从鄂西山里一步步实干出来的。可能人生中，从未遇到如此大事。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来看这个帽子事件？比方，或许他觉得，这样的寒冷天气，他戴了帽子，而总理没戴。他比总理年轻，这么戴着，显得颇为不礼貌，于是摘下来交给助手。这样想想，是不是好一点？

就连对在网络上被群众嘲笑的「官僚主义」的周市长，方方也没有任何嘲笑的意思，而是去体谅他。这些内容，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在文章中读到呢？

你说，

你看到了武汉人民在疫情里的不安，可是，那些勇敢逆行者你看到了吗？为了救武汉，有的千里骑车赶来家乡，有的胸前挂满救人的药包，有的⼀家家上门送补给……这些的这些，你都看到了吗？你看到了武汉生病后的熬煎时刻和困难前的困惑。可是，四万多外省外市的医护⼈员抛弃别子义无反顾驰援武汉，你看到了吗？数万将士穿梭街头为⼈民服务，你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当作你对英雄的「称赞」，在你眼中方方似是一叶障目的可怜人。但被蒙蔽的可怜人究竟是谁？你认为方方看不见武汉人民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但你自己又何尝看见了武汉人民作为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痛苦和艰难？可能你不是看不见，而只是将这一切视为「不可外扬」的「家丑」。

和你同龄的几位高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