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谈了《美国种族骚乱背后的统计学陷阱》，但是如今的事实迷雾重重，真相难辨，考验我们大脑的，不单单是统计数字问题，更有一个逻辑问题。

比如，批评警方执法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左派，比较不愿谈及的一个事实是，黑人社区的高犯罪率问题。我们在上文提到在美国的普通大众中，黑人的坐监率（犯罪率）大概是2.5%，是白人的5倍左右。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乔治弗洛伊德，根据明尼苏达警察工会的说法，他在20年前因为持有不到一克可卡因而开始了监狱生涯，两年后因为持械入室抢钱和找毒品而被判刑5年。出狱后，他为了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而离开南方老家，来到北方的明尼苏达，干过卡车司机和酒吧保安，直到十几天前因为疑似使用一张20美元的伪钞而被警察逮捕，在收监的过程中被一个白人警察用膝盖跪压颈项8分钟而窒息身亡。

那么根据他的犯罪记录，这位弗洛伊德是否就是一个十恶不做的坏人呢？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情况在美国黑人中根本不算什么离谱的情况，根据犯罪统计，美国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黑人在青壮年时代会有至少一次被捕入狱的经历，这个比例比白人高5倍。

除此之外，美国黑人社区其他的骇人数字还包括：

2011-2012年度30%的黑人高中生不能毕业；

2015年77%的黑人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没有父亲。

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些惊人的数字。

美国黑人群族高犯罪率导致了警察在执法中对黑人的重点“照顾”，这是很多保守派对弗洛伊德事件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也同样难以逃脱一个逻辑误区。

在本次抗议运动中，左派民权人士抗议的并不仅仅是涉事凶手一人的暴行，而是整个司法系统的不公。比如，违反执法程序压人致死的只有一个警察，但是袖手旁观而无一出手制止的还有其他三个警察，这就不能不说是某一坏分子的问题，似乎是整个警局都出了问题。所以，从左派角度来看，黑人整体的犯罪/作监率高，和弗洛伊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卡死，都是美国司法体系这一棵恶树上结出的两个毒果。如果保守派试图用一颗果子去论证本是同根生的另一果子之合理性，那就不免陷入了循环逻辑的陷阱。

Walter E Williams教授提出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那么从1954年到现在这半个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造成了黑人的无业率大幅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呢？

有人认为是60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让黑人变懒了，但是我找不到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民权运动之后，尼克松总统上台，开始大力实行的一项政策，却对黑人社区的家庭就业和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政策叫做：严厉打击毒品犯罪（War on Drugs）。

美国的打击“毒品之战”，一直持续了50年直到今天。2014年美国著名智库布鲁克林研究所发表了一个报告，发现白人青年和黑人在使用毒品（大麻可卡因）的比例类似，而白人青年贩卖毒品的比例还高些（区别是白人主要是在熟人中交易毒品，而黑人是社区内公开进行）。但是，黑人因为拥毒而被捕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5倍，因贩毒被捕的几率要高3.6倍。

近几十年来，黑人由于暴力犯罪而入狱的数目逐渐降低，但是因为毒品入狱的比例却大增，1980年监狱中黑人毒品犯占23%， 到了90年代增长到了41%，而这些毒品犯绝大部分是非暴力的。

中国有句老话形容监狱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小偷小摸进去，五毒俱全出来，形容黑人社区的情况正合适，本次种族骚乱的导火索，遇害者乔治弗洛伊德正是陷入了这个怪圈，他起初入狱的罪名是诸如持有可卡因这样的非暴力罪，结果出入监狱几个来回之后，就堕落成了持械入室抢劫了。

在70-80年代“严厉打击毒品罪”后面，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推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War on Crime）的政策。由于毒品罪成为监狱常客的黑人青少年，由于在狱中沾染了更多的不良习气，犯了更多的罪甚至包括暴力罪，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了。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终于形成了今天了三分之一的美国黑人男性，也就是超过六百万的人口有犯罪记录的惊人数据。

那么黑人社区的一系列惊人数据就有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单亲妈妈？因为父亲都在监狱服刑；为什么如此高比例的黑人青少年无法高中毕业？因为药物入狱，家庭缺失缺乏管教；为什么黑人社区失业率如此高？因为有犯罪记录的人很难再找到体面工作。

高呼“我不能呼吸”的乔治弗洛伊德，还算出狱后成功地重新做人的，他没有寄居在政府福利房中无所事事，而离开老家从头再来，在第二故乡当了卡车司机和酒吧保安，只是由于新冠疫情才丢了工作；这个“我不能呼吸”呐喊声的始作俑者，纽约市的Eric Garner，就多年没有正经工作，为了补贴家用而无照卖香烟，也由此被捕并在逮捕过程中遭锁喉而丧命。

如果有人问，在美国，什么样的文件和制度被认为是神圣？什么样的法律是最难改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

宪法。

在美国，要想改宪法，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

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条宪法修正案，第18修正案禁酒案，在1919年被通过，仅仅过了15年就被废除了。同样是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保护拥枪权的第二修正案，对美国民众来说，都象圣经一样神圣。

100年前的酒精，就是今天的大麻和可卡因，当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推动力之一，所以1919宪法禁酒令的实施没有遭到多大阻力，在参院以65赞成20票反对的压倒优势通过。但是，这个修正案并没有带来禁绝酗酒的效果，反而让酒精交易转入地下，催生了大量城市黑帮，黑帮间的火拼极大地恶化了城市治安，威胁到警察的人身安全，也同时刺激了警察的滥用警力。

我们如果看过现代美国都市的黑人犯罪片，或许对这样的一幕不会陌生：一辆破车在荒凉的街道上呼啸而过，车里坐的是黑帮贩毒分子，有时向车窗外射出一串串子弹以震慑乡里，有时是定点清除竞争对手。其实，这一幕早就在100年前的美国大城市中上演过了，只不过当年的“毒贩”是非法的酒贩子而已。

严打酒精犯罪的不良社会后果很快显现出来。于是1929年胡佛总统下令，前司法部长Wichersham牵头成了调查委员会，用了两年时间推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发现黑市的存在让禁酒令形同虚设，而且大大提高了犯罪率，警察滥用暴力现象广泛存在，结论是宪法18修正案问题很大，有一个委员甚至建议完全推翻禁酒令。

果然，到了1933年，作为宪法18修正案的禁酒令被正式推翻，只有15年的寿命。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行了50年的严打毒品的政策，尽管在黑人，西裔和印第安保留地社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却一直得不到重视。

人们怀疑这里面有种族因素。南方黑人大规模迁徙到北方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所以30年代的禁酒令引发的都市犯罪潮，主要是白人犯罪，所以得到了当局的及时重视，连宪法修正案也毫不犹豫地改掉。

类似的现象还有近年来贫苦白人社区内泛滥的阿片类止疼药上瘾现象，美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把这个问题当成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头等大事。本界政府的疾病控制防御首长（CDC director）Robert Redfield博士，他的首要使命本来是治理这个把白人社区害惨的阿片药上瘾症（当然历史却把他给带到另一个轨道上去了）。

看到这样的现象，黑人群族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对政府来说，黑人社区的毒品上瘾的现象是犯罪，需要施以严刑峻法；而白人社区的毒品上瘾则是公共卫生挑战，能得到联邦拨款和治疗。

另外，美国司法体系中还有两个堪称为毒瘤的弊端，让种族和犯罪问题缠绕不清，愈演愈烈。

第一个是检察官在起诉和量刑上的所谓“讨价还价”（Plea Bargain）。

本来，我们期望中的司法体系应该是主持正义，为民做主。而实际上，这个体制却更象是在自由市场中的坐地起价就地还钱。

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有次我开车，路不好，中间有坑坑洼洼，我为了躲这些坑所以行车线有点曲里拐弯的，警察以为我酒驾，截停开单，我不服决定上庭申诉。

法官把我分配给一位仪态万方的年轻女检察官，prosecutor，她说哦你这种情况，要缴300刀罚款外加记三点，不过呢，为了照顾你，可以免去交通记点，单交钱就行了。我一听脑袋摇得象波浪鼓，说不行太贵了，我宁可选择再次出庭，和截停我的警察当面对峙。女检察官知难而退说要不你缴80吧。我一算计，再次出庭我还要误工，而且万一法官偏听警察，那我罚款一分不少还要交通记点，不值得。所以就从了，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

这个小小不言的交通违章，其实是整个美国犯罪司法系统的一个小缩影。美国95%的刑事犯罪，是通过这样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的讨价还价来实现的。

我交这80块只是肉疼而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来自底层的穷苦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严打毒品中落网，如果他有个好律师就可以脱罪，但是他没钱，官派律师和公诉人一核计，撺掇他认罪坐三年班房，这样就免去5-7年徒刑的危险。而且你还得赶紧认罪，因为这个“宽大量刑”的许诺到了下午六点时候就失效了。苦主只能象鱼一样乖乖咬钩，因为个人和体制斗是没希望的。只是，一旦进了班房，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在监狱和政府福利房之间往返了，直到在黑帮火拼或警察执法中丧生。

美国司法体系的第二个毒瘤，就是营利性的私人监狱。对，你没听错，美国有不少监狱是私人开的，在华尔街挂牌上市，市值还不低。其实开监狱和开旅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重要的都是要“客满”。而且，联邦和地方政府和私人监狱都有合同，为了达到年度指标，每年送多少人进去，这都是生意，需要MBA水平的规划和统筹。那么什么人是最理想的客源呢？不用想都能猜出来。

所以说，美国黑人的社会问题，是一个一步错而步步错的恶性循环，而且牵涉的因素太多，我这篇文章写到6000字了，也仅仅是接触了冰山之一角而已。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告诉你“真相”：“别瞎激动！在美国，黑人政治地位最高”，或者貌似很有哲理地说：“把历史过去的东西来为自己现在的困境找理由，这是无能者的借口”，这都是在忽悠你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叫W. E. B. DuBois， 他很幸运，不是出生在奴隶之家，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成长在麻省一个多种族并存的社区，并于1895年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DuBois在博士论文中写道，内战之惨痛，60万青壮年死亡，美国从18岁到22岁的适龄男青年，三分之一都死掉了。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这些开国元勋，如果地下有知，必然是痛心疾首，因为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缔造的国家，会在80年后陷入如此的自相残杀。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Dubois写道，根源恰恰是因为国父们亲手在这个国家的根基中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对此有良知上的清醒认识，但是却迟迟没有勇气去直面和纠正，所以造成了大灾难在80年后的总爆发。

Dubois的结论是：什么时候才是纠正良知过犯的最好时机？就是在你刚刚认识到的那一刻开始（The right time to correct the moral wrong is the very moment when you recognize it）。

这也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中国古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允许我引申一下的话，马丁路德金也有类似的说法：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每个人都需要立即行动，因为，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