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深刻、實事求是的好文。
Original 美華 美國華人
三十年前的一個科研項目中，作者的上司、一位黑人教授提出了一個新指標：“對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後來這個指標成為那個科研成果的重要部分。在當下大家都在討論種族歧視這個社會問題的時候，這個指標不僅對非裔，對我們亞裔也有其現實意義。
撰文：張小彥
最近電視和社交媒體上種族歧視是個熱點話題。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我與匹茲堡大學一位非裔心理學教授科研合作的一段往事。
1989年我在匹大獲得社會學博士後被邀請留校參加創建“黑人家庭問題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Black Family）。資深黑人教授吉瑞·泰勒（Jerome Taylor）擔任所長，我做科研主任（Research Director）。我們申請了一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科研項目，為期三年，抽樣調查600名黑人成年女性，研究影響黑人婦女飲酒量（alcohol consumption）的各種因素。我的任務是抽樣設計，數據採集，建立數據庫，分析數據並驗證不同的統計模型。我們的科研成果1990年分別在《國際毒癮研究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dictions）（1）和《西方黑人問題研究雜誌》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上發表。
時光飛逝，當年科研的細節都已淡忘。但有一點我仍記憶猶新；那就是在社會科學常用的變量（如社會地位、身心健康、宗教信仰、婚姻狀態等）之外，泰勒教授增加了一個新指標：對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測量這個指標的問卷是他從心理學的角度親自設計的。
“自我認同”的概念來自英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e）。他認為就像一個人只能通過鏡子才能看到自己的容貌一樣，每個人對自身的認識也是通過與別人接觸中聽到的評論和反饋形成的。因此，社會環境（特別是家庭，學校，朋友圈，媒體宣傳中的形象）是一個反光鏡（reflection），個人在反射中認識自己，形成“自我認同”。比如，一個小孩是在聽到家長或老師的誇獎後才意識到自己聰明，反之亦然。
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internalized racialism）是指一個人在種族歧視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對自己族裔偏見的認可。以此引申，泰勒教授認為對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度對黑人的行為有直接影響。比如：下意識地接受了黑人是劣等民族，思維能力不如白人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後，他們會產生自卑感，並可能借酒澆愁，自暴自棄，不求進取。
我們的研究結果證明，“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是在人生發展階段（developmental status）之後對飲酒量產生影響的第二大因素，超過了社會和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影響。
這個研究成果對今天仍有意義，社會進步需要系統性的改革和個人奮鬥同時並舉，缺一不可。
1960年代的人權運動，平權法案，和消除種族歧視的運動帶來了社會進步。半個多世紀以來黑人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
馬丁·路德·金遇害五十年後，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黑人當選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反映了美國在制度和系統層面消除種族歧視取得的成就，同時也有他本人的努力。但他在任上對種族問題小心翼翼，證明他明白美國總統要為所有美國人的利益服務，而不能只代表某個族裔。
同時期在體育、文藝、教育、經濟和政治領域也湧現出一批黑人的傑出代表和明星。黑人的選票也已經成為美國選舉中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總體來講，包括華裔和亞裔在內的所有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上升的機會，相比196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少數族裔中的成功者除了受益於不斷改進的社會環境外，還要靠個人的奮鬥和努力。首先一點就是要能衝破社會中存在的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一個相信黑人的邏輯思維能力生來就低於其他種族的黑人孩子，如何能成為一個出色的科學家？同樣，一個從小認為亞裔沒有從政天賦的亞裔孩子，如何能成為傑出的政治家？
比種族歧視和刻板印象更可怕是對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這種從內部限制少數族裔發展的“自我認同”，比社會經濟地位對一個人的行為影響更大。
黑人教授泰勒就是衝破種族偏見的典範。他小時也曾受到黑人天生數學和邏輯分析能力低下的種族偏見影響。但他能逆流而上，在心理學、數理統計方面刻苦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後來他在理論研究，問卷設計，統計模型應用方面都有建樹。三十年前，當線性方程的統計模型電腦軟件LISREL (Analysis of Linear Structure Relationships by the Method of Maximum Likelihood) 剛剛問世時，他就在匹大率先購買了該系統並應用到我們的科研項目上。
我的另一位黑人朋友克里夫·斯萊特（Cliff Slater）也有不同凡響的身世。他是在美國南方出生成長的黑奴後代。小時候受到了他的一個叔叔的啟發，認識到要想衝破種族歧視對他的影響和限制，只有自己刻苦讀書，奮發向上。那時有一種汽車上裝載書籍的流動圖書館每星期來他住的小區，克里夫每次必到圖書館借書和還書。他喜愛數理化，學校教材之外他還看很多課外書。後來靠自己努力上了大學，成為一名工程師。他在越南戰爭期間被徵兵入伍進入海軍陸戰隊，復員後成為西屋電器的原子能工程師。他的經歷和奮鬥令人敬佩。
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形象的認同還會引發族裔之間的矛盾。“在主流敘事中，非裔的形象是好吃懶做，這掩蓋了他們在社會底層掙扎的苦痛，亦造就了某些亞裔對非裔的負面印象。另一方面，亞裔則被塑造成‘永遠的外國人’、自私沉默的‘啞裔’、勤勤懇懇不鬧事的‘模範少數族裔’。在美國‘黑與白’的主流種族辯論當中，部分亞裔也常感覺受到雙重歧視的夾擊，難以就族裔問題置喙。” （2）
對於一個移民國家來說，種族歧視是美國誕生後一直要面對的挑戰。以奴隸身份來到這塊土地的黑人受到的系統性虐待和歧視更是美國歷史黑暗的一頁。華裔和亞裔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不允許入籍，不能擁有土地和通婚，雖勤勞奉獻卻被當作外來人。這些制度上造成的歧視只能通過系統性的立法和廢除不公平法案來解決。在制度和系統層面消除種族歧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人人機會平等（equal opportunity）。
但機會平等不等於，也不應該造成結果一致。結果一致的社會會使個人失去進取和創造的動力。相比之下，美國為通過個人努力而改變人生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好的發展空間。這就是為什麼有源源不斷的移民來此追尋“美國夢”。在個人奮鬥的歷程中，對種族偏見的自我認同是自身發展的內在阻力。
過去華人不能入籍是不公平的法律造成的，今天成為公民之後，仍把自己看成是“過客”和“外國人”而不關注和參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則是亞裔刻板形象的自我認同。我們需要“自我解放”。
由於歷史原因，今天的美國社會仍存在着系統性種族歧視。比如在新冠疫情中，黑人和拉丁裔的感染率高於全人口平均數近兩倍，高於白人近三倍（見下圖）。黑人新冠死亡率也是白人的兩倍（3）。
病毒的傳播和致死是不分種族的。不同族裔的生活環境、醫療條件、經濟狀況是造成感染率和死亡率存在種族差別的社會原因。今天的美國社會公開性種族歧視也許已不多見，但疫情一發生，隱形的歧視馬上復燃並引出對華裔和亞裔的仇恨和偏見。
最近發生的白人警察殘忍地窒息殺害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事件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執法過程中對黑人的不公。改變這個現實仍需要體制層面的繼續改革，只有從制度和法律上消除不公，才能實現真正的人人機會平等。
體制層面的變化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才能實現。作為少數族裔，華裔和亞裔應該支持為實現這一目標的立法和改革。我們永遠不能忽視弱勢群體，而且應該堅定地聯合所有族裔共同反對種族歧視。
同時我們也要記住，美國是世界上最崇尚靠個人奮鬥而成功的國家。這正是美國的活力（American Ingenuity）所在。什麼是真正的平等和公平？和個人的能力和努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注： 1.Jerome Taylor & Beryl Jackson (1990) ，Factors Affecting Alcohol Consumption in Black Women. Part I and Part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dictions. 2.美國華人激辯“黑人的命也是命”背後的代際衝突，BBC中文駐美記者馮兆音發自華盛頓，2020年7月4日 3.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05/us/coronavirus-latinos-african-americans-cdc-data.html
致謝：本文初稿得到黃倩、朱小棣、王建平、燕曉哲、吳一平等朋友的閱讀反饋和寶貴的修改意見。
張小彥，社會學博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客座教授。美國智能決策研究所所長。美國多彩軟件公司董事長兼數據科學家。1996年創建凱特智能決策公司，將社會科學與現代信息技術相結合開發社會管理和決策支持軟件系統。曾先後為美國聯邦政府和二十幾個州政府設計、建立了毒品濫用預防活動管理信息系統。2007至2010年，被美國衛生部聘為國家級顧問。2012年以來多次回國交流並做了有關大數據、數據可視化、數據科學的專題演講並成為財新網站“決策智能”專欄作者。
撰文：張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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