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Nature杂志的一篇特别报道指出：20年来，国际上为应对传染病大暴发做了很多准备，在应对大流行的评估中，2019年美国曾被评为准备最佳的国家，但是，所有这些预演中，没人预料到特朗普，这是美国控制此次新冠病毒失败的不二原因。“像所有大流行一样，开始时，它很小，小到可以轻易地被人忽视。然而，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巴西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从蝙蝠，传给猪，再传给农民。随后，病毒扩散持续发酵，传到了大城市的国际机场。从那里，病毒被旅行者带到美国，葡萄牙和中国。在短短18个月内，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造成了六千五百万人死亡，全球经济自由落体般下滑……”
这是8月6日的一篇《自然》杂志特别报道的开头，讲的是大流行全球爆发的“模拟场景”。去年十月，纽约市会议中心，一群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领导人观看了这个虚构的模拟场景后，被深深震撼了。
当接受这篇文章的作者，多次因对埃博拉和公共卫生政策的报道获奖的《自然》杂志科学记者Amy Maxmen采访的生物安全专家莫哈德（Ryan Morhard）将之称为“201事件”，意思是：“因为我们每年会看到多达200种流行病，最终总会有一种导致大流行”。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还指出，过去的二十年来，对这类大流行的模拟和评估进行过数十次，“事件201”仅仅是其中之一。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了大流行的风险，并确定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应对能力间的差距。
大流行模拟最早于2000年开始流行。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专家，从军方进行的战争演习中汲取了经验，对卫生系统进行应急测试，了解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引起决策者的重视，着手去解决问题。在这些圆桌会议中，学者，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做出了实时决策，以应对不断扩大的危机，这在电视新闻类报道中有所体现。
文章特意提到了美国的生物安全智囊团精心策划的“暗冬行动”（2001年）和 “大西洋风暴” （2005年），是最早涉及生物攻击的两项模拟，模拟内容是其他国家在美国释放了天花病毒。当时的模拟活动，邀请了具有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 （WHO）前负责人，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时的国务卿。
在“暗冬行动”和“大西洋风暴”期间，参与者发现，疾病的流行状况分别翻了一番和四倍，联邦和州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卫生反应陷于瘫痪。医院无法应付大量有护理需求的人，国家疫苗库存已枯竭。在“暗冬行动”演习之后不久，美国政府承诺开发全国性的天花疫苗供应体系。2006年，国会通过了《大流行和所有危害的防范法》，以提高美国在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应对能力，其中包括用于新兴感染研究的资金。
与此同时，国际上对大流行的担忧也在增加。2003年，中国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传播到二十多个国家，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有721人因此丧生。很快，WHO的194个会员国同意，支持世界通过一系列规则，称为“国际卫生条例”，来防御健康威胁。各国纷纷作出承诺，投资大流行防范，并向WHO报告疫情，以使其他国家保持警惕。
该法规自制定以来，屡次经受考验。2009年暴发的H1N1流感病毒，粗略估计导致了10万多人死亡。在2013年，又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播。随后，2014-2016年，全球最大的埃博拉病毒（Ebola）爆发，导致1.1万人死亡。
为应对流行病的肆虐，联合国专门委任了一个小组，探索世界如何更好地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做准备。2016年，最终的报告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对疫苗，新发传染病的治疗和诊断进行投资，以及需要“所有相关响应者”参与传染病模拟。
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银行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了对流行病模拟的支持。该论坛云集了全球商业，政治和学术界的领导者。这项模拟强调，在管理医疗设备，诊断测试，治疗，疫苗的全球供应时，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需要更好的协调。这恰好符合奥斯陆基金会（Oslo-based foundation）的建立初衷，该基金会致力于开发和分发针对新发感染的疫苗，称为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目前，该基金会已经获得了盖茨基金会、英国生物医学慈善组织惠康基金会（Wellcome），以及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资助。
然而，即使有无数的模拟，也有有识之士指出，这些模拟中的关注点存在巨大缺陷。
《自然》杂志文章中援引了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杰里米·科宁戴克（Jeremy Konyndyk）说，“生物安全界研究人员通常侧重于疫苗，而不是公共卫生系统中复杂的系统性缺陷。他们常常在疫情爆发处理中，忽略了“中间策略”。
演习模拟结果中最受关注的最终策略（药物和疫苗），可能也确实是目前未能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如美国和巴西）的唯一出路。但在此之前的“中间策略”，不该被忽略。
这位研究人员提到的“中间策略”，指的是充分利用和协调足够的卫生工作者和生物医学资源，来进行高效的检测、治疗、溯源和隔离。事实上，无数的模拟早已显示出了这些方面的缺失。
去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进行的一项，名为“Crimson Contagion”的演习中，模拟的情景是，从中国返回的游客携带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该病毒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扩散，并感染了1.1亿美国人（模拟中假定病原体比SARS-CoV-2更具传染性）。随着领导人争相执行政策和采购设备，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混乱也不断加深。
模拟后的一份报告指出，HHS预测CDC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没有明确的权力来领导联邦政府应对大流行病，也没有获得资金推广这些应对措施。但是，如同上文所述，这类模拟后的讨论集中在了简单粗暴的最终策略上（如疫苗开发），而忽视了更加复杂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强化等问题。
尽管很多类似模拟都曾突出过美国政府管理上的弱点，但这些短板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数上并不太明显，且在WHO联合外部评估时，几乎被完全忽视了。而在检测新病原体方面，美国在诊断检测上的“发达实验室网络”和“广阔商业市场”得到了高度赞扬。
在今年的疫情中，这些无数次模拟中都被忽略的弱点得到了充分的放大，《自然》杂志在文中用了一个词——“清算”。
到一月下旬，冠状病毒出现，并蔓延升级，这些都是模拟中曾显示过的预兆。但在一月的第三周，特朗普发布了一条有关冠状病毒令人放心的推文，以及40条有关弹劾他的听证会、集会和击败民主党的推文。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公共行动是，“在少数几个国际机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症状筛查”。也许，这是因为“美国很少看到因MERS和Ebola发生的死亡，这给决策者带来了错误的安全感”。
去年，一项基于一百多个因素，对195个国家，在应对疾病爆发的充分准备方面，进行了评分的评估曾将美国排在了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的首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在2月27日的白宫简报会上，保留了该报告的副本，并洋洋自得地宣称“我们是第一名”。
而事实上，特朗普说这些话时，SARS-CoV-2也许已经在全美范围内如幽灵般隐匿地传播了。《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还提到：在流行病的最初几个月中的混乱——华盛顿、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家于1月下旬开始筛查检测该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他们推出面向公众的大规模筛查的努力，在FDA那儿却遇到了麻烦，因为FDA还没准备好给他们授权。与此同时，CDC的官员坚持认为实验室只能使用他们开发的测试。
2月6日，CDC开始向公共卫生部门发放检测试剂盒，然而，这些最初的试剂盒却不是那么好用，一直到二月底，试剂盒的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好。对接触者的追踪也是同样，许多城市卫生部门放弃了努力，美国政府也没有为此提供国家计划。奥巴马时期，白宫曾有一个负责“大流行预防应对”的小组，但特朗普在2018年就将其解散了。
“发动机需要汽油和制动器才能启动，但是如果司机不想使用汽车，那么你就只能被闲置在一边”。《自然》杂志引用一位匿名公共卫生科学家对此评述到。
目前，美国COVID-19病例超过400万，死亡人数超过15万，几乎成为了世界上失控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相关文章：Two Decades of Pandemic War Games Failed to Account for Donald Trump, By Amy Maxmen on August 6, 2020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wo-decades-of-pandemic-war-games-failed-to-account-for-donald-trum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