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難得的深度長文好文，內含大量史料，很值認真閱讀和了解。 孫小平 德國的故事 3/14/2021 【https://mp.weixin.qq.com/s/8TlluDD2P8LBmxhhmHT95w】 
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 1903 - 1968）
在原來的西柏林市中心，有歐洲王府井南京路之別稱的“選帝侯大街”橫貫東西。用德語說選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 實在太長，柏林人口拙，習用短語簡稱，呼之為 Ku-Damm。中國人也稀里糊塗跟着叫，聽上去就成了“褲襠”，着實怪異。其實這個襠（Damm）字翻譯成大街並不合適，Damm 原意為壩，自然形成或人工構建的城鄉地勢較高的部位用來抵擋洪水的。比如荷蘭地勢低洼，需要到處築壩杜絕水患，因此地名多以“丹”結尾，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什麼的，在此丹就是襠，凡是以丹或襠結尾的洋域地名都是壩的意思。因此，柏林“褲襠大街”的全稱應該翻譯為選帝侯壩或選帝侯襠。而真正應該翻譯成選帝侯大街的 Kurfürstenstraße 則是褲襠大街的東部延伸段，此處環境寂寥，行人稀少，多行政建築，並不起眼。但是路邊一個公共汽車站的風雨棚卻很奪人眼球，棚內外布滿歷史圖片，其中的一張黨衛軍軍官正裝照，使得不明就裡或不諳德文的路人也大致能夠猜到這個棚子與納粹歷史有關。照片上的黨衛軍軍官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 - 1962），納粹大屠殺的象徵性人物。公車站位於納粹時期帝國保安總部負責猶太人事務的 IV B 4部門（大概可譯為4局4處）的辦公樓所在，對外稱“猶太人移民出境事務總局”，艾希曼為該部門長官。4局4處辦公樓原為猶太兄弟會會址，艾希曼們把猶太人趕走，鳩占鵲巢，據為己有，將之變為排猶屠猶的中樞機構。1961年，德國人還沒有開始深刻地直面歷史，竟然渾渾噩噩把這座歷史意義巨大的樓房拆毀，在原址上新起了一座酒店。在德國人變成好人，開始反省歷史罪惡之後，柏林市政府亡羊補牢，利用這個公車站建起了“警誡點”（Mahnort），用以警示告誡後人不忘德意志民族曾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孽。
柏林市政府將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的公共汽車站作為“警誡點”，喚起人們對曾經在此辦公，已經被拆毀的納粹帝國保安總局猶太人事務部門所在建築（圖片下方）的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敗的德國走上了一條艱難曲折的，不尋常的反省悔罪之路。在描述這一過程時，擅長於宏大敘事的中國知識精英們喜好拿德國人的基督教傳統，比如原罪理論，懺悔習慣之類的說事，高屋建瓴，大氣磅礴，聽者則往往被弄得一驚一乍，折服之餘，自以為找到了為什麼歐洲人能夠悔罪，亞洲人至今不願意悔罪的科學真諦終極真理：原來西洋人信基督，東洋人不信基督，西洋人會懺悔，東洋人不會懺悔，信基督會懺悔的人會悔罪，不信基督不會懺悔的不會悔罪。這裡的東洋人專指日本人，至於中國人，則是和懺悔什麼的無關，中國人一直被東西洋人欺負，盡吃洋人的虧，卻從來不欺負洋人，更不會欺負同胞，加害自己人，因此天生沒有罪，當然是不需要悔罪的，因此，中國人拒絕懺悔，也不相信反省悔罪什麼的那一套。
殊不知，在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參見本系列之《JEDEM DAS SEINE - 鐵門與人皮燈罩間的業緣果報》）之後，在“神既愛世人，又為何如此對待世人，又為何容許如此對待世人？”的奧斯維辛之問面前，任何信仰，任何理論乃至任何科學都已經失去了意義，因為它們在人類作惡能力的面前顯得是那麼羸弱，那麼蒼白無力，那麼無語無解。而在真實的，鮮活的歷史進程中，儘管作惡的絕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除了雞湯電影裡的那些意淫故事，鮮見其中有誰懺悔，認罪悔罪的。
德國國家足球隊2012年歐洲杯期間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點燃長明火
事實上，德國能夠在戰後認罪悔罪，如果沒有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 1903 - 1968），沒有這位孤獨，憤世嫉俗，也許是很難相處的，頑固甚至可以稱作是偏執的老人，大概是很難想象的。沒有弗里茨·鮑爾，逍遙法外15年的艾希曼就不可能被送上耶路撒冷的絞架，奧斯維辛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講仍舊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波蘭小鎮，我們也不會知道柏林選帝侯大街上那棟曾經屬於猶太兄弟會的辦公樓對被虐殺的數百萬歐洲猶太人意味着什麼，一句話，沒有弗里茨·鮑爾，沒有這位舊約中先知式的引路者，德意志就幾乎不可能走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永遠不可啟及的，充滿痛楚艱辛的，最終達成民族共識的獨一無二的反省自身罪惡之路。
弗里茨·鮑爾1903年生於斯圖加特，父母均為血統純正的猶太人，鮑爾本人卻早早地宣稱自己為無神論者，並且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投身於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鮑爾這一典型的日耳曼姓氏亦可推知其家族融入德國社會的程度。鮑爾本人也極少在公開場合談及自己的猶太血統。1928年鮑爾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信任的法律結構》。之後鮑爾在斯圖加特任法院助理，兩年後，已執法官銜，為魏瑪共和國史上最年輕的法官，可謂少年得志。1933年納粹黨上台伊始，利用“國會縱火案”打壓左翼政黨，鮑爾因為參與策劃社會民主黨發起反納粹政權的全國大罷工於同年5月被捕，關押在烏爾姆（Ulm）拘留營，同年年底獲釋。
少年弗里茨·鮑爾和妹妹瑪爾戈特，攝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上世紀卅年代的弗里茨·鮑爾
戰後由於鮑爾對第三帝國時期納粹罪行的不妥協和徹底清算的立場，犯了眾怒，被屢遭人肉，1933年底鮑爾被納粹釋放的原委背景因此被起獲出水：在鮑爾等八位社會民主黨人被從烏爾姆拘留營釋放的同時，當地報紙刊出了一份由涉事八位社會民主黨人署名的，致符騰堡州帝國代表穆爾（Wilhelm Murr 1888 - 1945）並請轉呈希特勒的“悔過書”。不過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的名字並不在其中，署名者中有一位弗里茨·豪爾（Fritz Hauer），而當時在烏爾姆拘留營中並無弗里茨·豪爾其人，因此幾乎可以肯定，豪爾就是鮑爾，前者乃後者排版印刷中的誤植，也就是說，鮑爾是向希特勒悔過才得以出獄的。這樣一來，反抗納粹的英雄翻轉成了叛徒，至少以我們的標準來看也多少可以算是個變節分子，而鮑爾本人又對此諱莫如深，對這段經歷也從來不曾公開提及，輿論一時沸沸揚揚，特別是被右翼勢力高調炒作。
1933年11月13日“烏爾姆日報”刊載有以“過去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里茨·豪爾等八人寫給納粹當局的悔過書，豪爾名列第二
其實，細觀“悔過書”內容，不難發現，此乃納粹統治下被關押的異議分子重獲自由必須履行的手續，這一點與薄家老爸的北平草嵐子胡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類似。當時絕大多數被納粹政權關押者都是簽署了效忠信（Treuebekenntnis）或表忠誠書 （Loyalitätserklärung）才得以出獄的。在被納粹拘捕的左翼人士中唯一有據可查的例外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他因為拒絕簽署此類文件而被納粹政權整整關押十年，有點兒類似六十一人案中的劉格平。事實上，鮑爾等八人具結出獄後幾乎都沒有消停，繼續鼓搗反抗納粹的左翼活動，因此後人對鮑爾們所謂的變節行為大可一笑了之。不過近來隨着對鮑爾高大全宣傳的趨勢，德國的政治正確派亦有對這段歷史翻案的，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斷言效忠信是穆爾這些納粹分子在鮑爾等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宣傳目的而偽造炮製的，此乃為聖賢隱，多少有畫蛇添足之嫌。
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人物，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納粹時期被囚禁十年，戰後成功阻止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合併，避免了聯邦德國政治天平向左傾斜
鮑爾入獄前後，根據納粹的整頓公務員法，他的法官職務被解除。1936年，鮑爾離開德國，遷居丹麥。1940年納粹德國占領丹麥後，鮑爾在丹麥的居留許可被吊銷，並被丹麥當局拘留數月。為保護自己，鮑爾1943年6月與丹麥幼兒園教師安娜·瑪麗亞結婚。當年10月納粹開始在丹麥圍捕猶太人，在丹麥民眾的幫助下，鮑爾與7000餘名丹麥猶太人成功脫逃到中立國瑞典。
納粹黨外交官喬治·費迪南·杜克維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 1973）在拯救丹麥猶太人行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戰後，杜克維茨（前左舉杯者）擔任聯邦德國外交國務秘書，是總理威利·勃蘭特（中立者）的旨在緩和東西方在歐洲對峙的緊張局面的“新東方政策”的重要推手
在此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丹麥瑞典的兩國國民和政府以及納粹德國外交官喬治·杜克維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1973）的公義和勇氣。杜克維茨本是一位有名望的海事專家，1932年納粹還未上台，杜克維茨就已經親近納粹黨，加入納粹外圍組織乃至入黨，1933年進入納粹黨外事辦公室（APA），任斯堪的納維亞事務專員，是一位納粹老黨員幹部。1934年6月底的“長刀之夜”，希特勒為討好軍方，卸磨殺驢，親自帶領黨衛隊殘殺他的納粹黨老戰友老幹部，（參見本系列《死神還是追上了他 - 使勝者蒙羞的137對受傷的睾丸》），使得杜克維茨開始與納粹政權保持距離，不久後杜克維茨退出納粹黨外事辦，重拾他的海事專業。1943年9月下旬，時任德國駐丹麥海事代表的杜克維茨從德國駐丹麥最高專員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處得知納粹圍捕丹麥猶太人的計劃，旋即前往柏林，試圖通過自己的人脈，遊說納粹高層，阻止實施圍捕計劃未果，無奈轉道瑞典，得到瑞典政府將接納丹麥猶太人的承諾後，即在拜斯特的默許下將納粹的圍捕計劃泄漏給丹麥的猶太社團。在無數丹麥國民的幫助下，動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甚至有救護車消防車，在丹麥生活的約8000名猶太人中的7000多人一夜之間從人間蒸發，並在之後的數星期內通過海路陸路被秘密轉移到瑞典，在被營救的猶太人中有物理學家玻爾父子，弗里茨·鮑爾也在其中。納粹最終只抓到了481位猶太人，悉數關進蘇台德地區的特雷津斯塔德集中營（KZ Theresienstadt 現捷克境內，參見本系列之《金色絆腳石 - 歐洲聖所側記（九）》）。由於丹麥和瑞典政府及民間組織的不懈關注和干預，被關押的481人中至戰爭結束只有51人死亡，堪稱奇蹟，為二戰中由全民族出手營救猶太人的偉大的人道範例。
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納粹德國時期黨衛軍中罕見的法律專家，蓋世太保的實際領導人，策劃並組織東部戰場專行屠戮平民的特遣部隊（Einsatzgruppe），曾是駐法國蓋世太保的首腦，鐵腕鎮壓抵抗運動，可謂雙手沾血，戰後清算在劫難逃。但是貝斯特在擔任帝國駐丹麥最高專員期間，消極執行圍捕在丹麥的猶太人的命令，網開一面，致使大部分猶太人逃出生天。戰後貝斯特被丹麥法院判處死刑，上訴後二審法庭認定貝斯特對丹麥猶太人獲救起過作用，被改判徒刑，1951年出獄返回德國，終享天年
此一全民義舉的表率是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 von Dänemark 1870 - 1947)。納粹德國占領丹麥後，滯留國內的國王為丹麥爭取到了相對獨立自治的地位。當納粹強制猶太人佩戴黃色大衛星時，國王宣稱丹麥的猶太人也是他的臣民，因此他本人將首先佩戴。1942年的“賀電危機”則更能體現國王的風骨：國王72歲生日時，丹麥已經被納粹德國占領兩年有餘，希特勒以個人名義發來熱情洋溢的賀電，大凡草根獨夫對王室貴族都有一種古怪的欽羨愛恨交織的紅與黑情結，希特勒當然希望能夠因此得到國王熱烈的回應，從而獲得被王室貴族認可的榮耀感，然而國王僅以“Meinen besten Dank，Chr. Rex.” （多謝啦，克里，王）回復，連自己的全名都懶得簽署，使得希特勒本人感到莫大的羞辱，導致德國駐丹麥大使被召回，德國駐丹麥最高專員被撤換，代之以維爾納·貝斯特，丹麥總理也被德國強制換人。在1943年被德國人軟禁前，國王每日單獨騎馬在哥本哈根街頭巡遊，以此鼓舞處於納粹占領下的子民的勇氣，而哥本哈根市民則自發組成自行車隊為國王護衛，場面甚為感人。正是由於國王的感召，才能夠發生全民族共同營救猶太人的壯舉。無垠黑暗之中，讓苦難的人們看見了最後一束公義光芒，感受到了最後一絲人性溫暖，寰宇之內，丹麥可謂首善之國。
克里斯蒂安十世在民眾護衛下在哥本哈根街頭巡遊
在流亡瑞典時期，鮑爾結識了由挪威逃亡而來的，後來成為聯邦德國總理的社會民主黨人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共同投身於海外左翼的反納粹運動，他們一起創立了“社會主義論壇”（Sozialistische Tribüne），是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流亡組織。戰後，勃蘭特從政，與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鮑爾沒有太多實質性交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勃蘭特常常必須做出一些讓步和妥協，多少造成了他與鮑爾之間的疏遠和誤解。1970年12月7日，鮑爾離世已逾兩年，作為聯邦總理首訪波蘭的勃蘭特在華沙“隔都”（Ghetto）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肅然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世界謝罪。勃蘭特這一改變世界的下跪也可以看作是對戰友的緬懷，是對鮑爾獨自奮鬥一生而開創的事業的認同與感激（參見本系列《槍口前舉起雙手的男孩》）。
1949年鮑爾在前述社會民主黨領袖舒馬赫的運作下返回德國，首先在下薩克森的布倫瑞克（Braunschweig）法院任職，一年後轉任不倫瑞克地方檢察長。儘管布倫瑞克不是大都市，但是1952年鮑爾公訴雷莫案卻使之成為在德國戰後重新審視納粹罪行的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地理節點。
鮑爾在不倫瑞克任檢察長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給城市留下了鮮明的痕跡，戰後重建的不倫瑞克檢察院建築上，根據鮑爾的建議，將歐洲司法建築上常見的正義女神像做了修改，與女神一手握劍一手執天平不同的流行造型不同，不倫瑞克正義女神平伸出的雙手上各站一人，意味着女神自身是一具天平
 為紀念鮑爾，不倫瑞克檢察院所在地址現更名為“弗里茨·鮑爾廣場1號”。檢察院入口處牆上，根據檢察長鮑爾的意願，鐫刻着1949年聯邦德國賴以建國的基本法的第一條第一款之表述：“人的尊嚴不可觸碰，對之保護乃國家公權之義務”（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改動過的正義女神形象和門牆上的基本法條款摘錄，凸顯鮑爾的政治抱負和公義情懷
奧托·恩斯特·雷莫（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1930年志願加入德國陸軍，二戰時分別在西線，巴爾幹戰線和東線服役，領銜少校。特別在東線戰場，由於打仗玩命不怕死，屢得嘉獎，1943年獲鐵十字騎士勳章並加橡樹葉配飾，後者僅數百德國軍人獲頒。雷莫因在戰場上受重傷，1944年奉調衛戍柏林的大德意志師。同年7月20日，發生刺殺希特勒，代號女武神的政變（參見本系列之《女武神政變與所多瑪的義人》），一頭霧水的雷莫被政變領導方告知，希特勒已在東普魯士元首大本營“狼穴”死於叛亂，命其率部封鎖柏林市內的政府區並逮捕當時在柏林留守的納粹黨最重要人物，帝國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
奧托·恩斯特·雷莫少將（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
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給了戈培爾說服雷莫反戈，化險為夷的機會。戈培爾被奉為世界宣傳工作之圭臬，他成功的秘訣之一是巧舌如簧，語速飛快，在緊急關頭用繞口令快節奏說話能夠在非數碼化時代成功傳送大數據，從而逆轉局面。在雷莫的手槍前，戈培爾開始用打機關槍的速度說話，主題簡約，沒有任何說教論理，就是重複強調，元首沒有死，元首還活着，他沒有死，他還活着。戈培爾的自信使得雷莫開始疑惑，見雷莫躊躇遲疑，戈培爾又成功撥通狼穴元首大本營的電話，讓雷莫與希特勒直接通話。在通話中希特勒使雷莫相信他還活着並授予其全權在柏林平息政變，在確信希特勒沒有死還在蹦躂之後，雷莫即手舉電話聽筒向希特勒行納粹禮宣示效忠。
納粹德國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全家福，戈培爾夫婦共同生育有六個子女，戰爭結束時全部被戈培爾夫婦毒殺，之後戈培爾夫婦相繼自戕。立於後排的軍人為戈培爾夫人與前夫所生之子，戈培爾視如己出，為戰後全家唯一活口
雷莫的臨陣反水對挫敗女武神政變所起的作用由於其戲劇性經常被誇大，事實上，女武神政變很大程度上是毀於起事者自身。希特勒與雷莫通話時間為7月20日晚上18:35 - 19:00，由於政變領導人驚人地菜鳥，狼穴元首大本營與柏林的電訊聯繫居然一直沒有被切斷，也沒有人想到去控制廣播電台。當天下午16:00，身處狼穴的德國國防軍最高司令部長官凱特爾元帥已經通過電訊成功控制軍隊。至17:42，柏林的廣播電台開始反覆播送希特勒仍然活着，刺殺失敗的消息，由此刻起，政變的敗局已經註定。儘管如此，雷莫事後仍然受到希特勒重獎。雷莫被提升為上校，任重新組建的元首親衛裝甲旅旅長，並率部參加當年12月的阿登反擊戰。作為戰場指揮官，一介武夫雷莫其實乏善可陳，軍事上並無多大建樹，然而由於希特勒的賞識，親衛裝甲旅被擴充為師，32歲的雷莫任師長，晉銜少將，為第三帝國最年輕將官。在戰爭末期，雷莫率部轉戰東線西里西亞，參加納粹德國最後一次能稱得上絕勝反擊的勞班戰役，重創風頭正勁的蘇軍。雷莫後被美軍俘虜，在戰俘營關押的87位德國將軍中，雷莫是“唯一的因為他的勇氣和尊嚴”而受到美軍尊敬的戰俘。
1944年720事件平息後，被加官晉爵的雷莫在表彰授勳儀式上
雷莫1947年由美軍戰俘營獲釋後，不忘希特勒的知遇之恩，組建具納粹傾向的社會主義帝國黨（SRP），意圖參政。在一次右翼集會上，雷莫將參與“720 政變”的人員斥之為懦弱的叛國者，被鮑爾抓住把柄，以誹謗已逝者名譽罪於1952年提起公訴。訴訟結果，雷莫罪名成立，被判處三個月監禁。儘管刑期微不足道，雷莫也溜之大吉，根本沒有服刑，但是雷莫組建的極右翼社會主義帝國黨就此式微，而在此之前，該黨在德國北部選民支持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左右，勢頭強健。1952年10月社會主義帝國黨更因違憲被查禁。在對雷莫的公訴詞中，鮑爾直言不諱地將當時還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參與720政變人員稱作英雄，使他們獲得了事實上的平反，當然，對參與720事件的義士在法律上的平反則遠遠押後。最為重要的是，在訴訟中，鮑爾提出了“不法國家”（Unrechtsstaat）的概念，將納粹德國定義為不法國家。在法庭上，鮑爾駁斥雷莫關於720政變是叛國行為的指責，稱不法國家因為其不法，根本就不具備被背叛的價值，因此雷莫對720政變參與者的叛國指責當以誹謗定罪。鮑爾使用“不法國家”這一概念，抽去了為納粹罪行辯護的法律基石，“以國家的名義”或者以“奉命行事”為藉口犯罪作惡同樣必須受到懲處，為今後一系列針對納粹罪行的法律清算作了鋪墊。
在不倫瑞克任職期間的鮑爾，攝於1954年
不過，鮑爾對“不法國家”概念的應用是相當謹慎的，在一次訪談中他被問及，墨索里尼時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是不是也屬於他定義的不法國家，鮑爾答稱他對此抱有“強烈的疑問”。近年來，出自原東德的德國政治家如總理默克爾，總統高克在公開場合多次將原東德稱為不法國家，估計如果鮑爾在世恐怕不會認同這種聯想戴帽，因為在鮑爾看來，真正反抗納粹暴政的英雄除了 720事件的義士就是德國的共產黨人了，按照鮑爾的計劃，利用公訴雷莫為720義士平反後，即着手尋找機會為反抗納粹暴政的德國共產黨人平反。由於對共產黨以及東德的曖昧態度，鮑爾在世時就被懷疑與東德或東方陣營有特殊關係。2011年德國電視一台（ARD）根據解密的檔案報道，鮑爾終身都處於西德聯邦情報局（BND）的監視之下。
雷莫晚年逃離德國，客死西班牙
雷莫1952年被判刑後即逃離德國，投身於漸呈燎原之勢的世界反帝反殖進步運動，除了為埃及納賽爾以及敘利亞等革命政權充當軍事顧問，還積極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ANLF）提供軍火，支持援助其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戰爭。1960年，鮑爾試圖剝奪雷莫德國公民身份的申請被德國聯邦法院駁回，雷莫因此又得以回到德國重新整合戰後被打壓的德國親納粹組織，被稱為新納粹運動的教父，而弔詭的是，雷莫本人從來沒有加入過納粹黨。雷莫其間出版書籍發表文章，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言論妄議大屠殺（Holocaust），觸犯了禁忌。他引用公開發布的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毒氣室的法庭研究和一些專家調查報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不否認第三帝國大屠殺罪行的前提下，對奧斯威辛的死亡人數和屠殺方法提出疑問”。比如根據焚屍爐的數量，火化屍體一般所需要的時間來“科學和邏輯”地推算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人數等等，意在質疑官方公布的數據。儘管雷莫是非暴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只是過過嘴癮而已，但已經觸犯戰後德國不得對納粹大屠殺罪行作任何公開質疑的刑律，1992年10月雷莫被德國法院以“煽動仇恨”（Volkshetzung）罪判處22個月監禁。雷莫隨即逃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以“思想犯罪”在西班牙不違法為由拒絕了德國政府的引渡要求。5年後雷莫客死西班牙，遺體火化後歸葬德國。
雷莫訴訟案之後，鮑爾一戰成名，同時也更使得他形單影隻，倍感孤獨。二戰後的德國司法界基本被納粹時期的舊人員占據，類似鮑爾這樣的與納粹政權沒有瓜葛的人士在法律界實屬鳳毛麟角。與人事現象相似，納粹時期的司法體系也幾乎被全盤繼承。在當時的德國司法界流傳的一句據說出自納粹時期曾經在海軍擔任軍法官，戰後長期執政的基民盟（CDU）黨內大佬，曾任巴登-符騰堡州州長的漢斯·費爾賓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的名言：如果過去（納粹時期）是合法的，現在就不可能非法。費爾賓格本人因為在1945年3月和4月，納粹德國垮台在即，還在以逃兵罪判處海軍軍人死刑，在被媒體曝光後沒有表示絲毫悔意，後於1978年8月被迫辭去州長職務。
戰後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政治家，巴登-符騰堡州州長漢斯·費爾賓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納粹時期曾任海軍軍法官（上圖），雙手沾血，1978年被媒體曝光後被迫辭去州長職務，是為德國政壇一大醜聞
戰後發生的佛萊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賠償金醜聞則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納粹上台以後設立的專門審理政治案件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院長佛萊斯勒以殘忍血腥聞名於世，僅在1943 - 1945年兩年中人民法院就作了5000例死刑判決，其中佛萊斯勒本人所作的死刑初審判決竟達2600例之多。慕尼黑白玫瑰案，720 女武神政變案均由佛萊斯勒審理，有嗜血法官（Blutrichter）之稱。720 事件爆發後，瘋狂失態的希特勒的第一反應就是讓佛萊斯勒去報復事件參與者。希特勒稱佛萊斯勒為“我們的維辛斯基，他能夠搞定”。維辛斯基是斯大林大清洗時期的總檢察長，殺人如麻，獨裁政權殘忍恐怖的象徵性人物。佛萊斯勒沒有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他在法庭上謾罵被告，音調之高致使麥克風失靈；他故意收去1940年在南部戰線越過馬其諾防線，征服法國的功臣埃爾文·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的腰帶，迫使元帥提着褲子出庭，然後再加以羞辱，是一個無恥的，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惡棍。
納粹人民法院院長羅蘭·佛萊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
參與720政變的埃爾文·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手提褲子出庭受審，維茨勒本元帥後被人民法院判處絞刑
1945年2月3日，佛萊斯勒在柏林審理720案件參與者法比昂·馮·施拉布倫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1907 - 1980）時遭美軍轟炸斃命（參見本系列之《眾神居所，生死因緣 - 發生在南蒂羅爾多洛米提的人質事件》）。戰後，佛萊斯勒的遺孀不僅領取戰爭死亡者退休金，巴伐利亞州政府還每年額外發給她工傷賠償金，根據大致是，佛萊斯勒是在工作崗位上工作時間內遇害死亡，相當於中國的因公殉職。如果佛萊斯勒不死，現在肯定不是大律師就是身居高位的官員，也許只差追認革命烈士了！1982年佛萊斯勒賠償金醜聞被媒體曝光，輿論譁然，指責這種搞法是對無數冤魂亡靈的羞辱嘲弄，但是在法律的保護下，其遺孀領取賠償金如舊，直至1997年去世，如同德國人的一句口頭禪，“法律就是法律”（Gesetz ist Gesetz）。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可以想見鮑爾孤獨艱難的處境，用鮑爾自己的話說：“只要我走出我自己的辦公室，我就如同走進了敵國。”
單打獨鬥的弗里茨·鮑爾
戰後，數量眾多的納粹戰犯逃亡南美，據粗略統計，大概有五千之多，其中就有被各國政府包括聯邦德國政府正式通緝的重要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艾希曼生於魯爾區的刀具之城索林根（Solingen），但自幼隨家庭移居奧地利林茨（Linz），因此操一口南方土話。由於個頭矮小，皮膚黝黑，艾希曼自小在學校就被同學歧視為猶太人，被起綽號“唧唧”（Giggi）譏諷嘲笑，以後沒有繼續升學高中，而是在不同的中專職校打轉，始終沒有拿到一個文憑，時尚表述可謂屌絲，青少年時期的屌絲生涯構成了艾希曼嚴重的自卑情結。艾希曼1932年在奧地利加入納粹黨和黨衛軍，後納粹黨在奧地利被查禁，艾希曼移居巴伐利亞。在德國他接受了14個月的納粹軍訓，這次總算得到了文憑，從而開始了在納粹體系中的一番事業。從表面上看，艾希曼在納粹德國最輝煌的仕途頂點也只是執掌帝國保安總部負責猶太人事務的 IV B 4部門，在黨衛軍中銜職為一級大隊長（SS-Obersturmbannführer），大致相當於中校正處級幹部，並沒有多少顯赫之處。20世紀30年代，艾希曼參與先將德國猶太人洗劫一空，再將其放逐到中東地區的計劃，為此，艾希曼1937年曾到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與當地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接觸，試圖聯手抗擊阻止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英國託管當局，後者因為地緣政治的考量，聯手當地穆斯林，對猶太移民活動持敵對打壓政策。由於將猶太人逐出歐洲的計劃無所進展，1942年2月初，納粹政權各部門在柏林郊區旺湖一別墅中召開會議，決定了就地用屠殺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種族滅絕方案，即所謂最終解決（Endlösung）以及具體實施計劃。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近年來，這一歷史事件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015年10月在一次發言中提及，最終解決方案的中心人物乃穆斯林領袖，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賽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1941年11月，侯賽尼與希特勒在柏林會晤，據說當時希特勒並沒有滅絕猶太人的計劃，而只是打算將猶太人驅逐出歐洲，是侯賽尼要求並啟發希特勒（用火）消滅猶太人的。儘管這一多少可以理解為希特勒開脫的說法已非新聞，但出自以色列總理之口卻是不同尋常，導致輿論大嘩。
大穆夫提阿明·侯賽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1941年11月與希特勒在柏林會晤。侯賽尼借力打力，欲利用德國達到其反英反猶的政治目的。二戰期間侯賽尼常住柏林，形同食客，但當時願意與納粹政權過往的貨真價實的外國顯要委實鳳毛麟角，故侯賽尼作為稀缺資源被納粹政權厚待，納粹官員們均因為其真大穆夫提的身份以與其有交往而炫耀。艾希曼亦時常向人“不經意地”地提及他和大穆夫提有交往並被其賞識的“秘聞”，以致戰後長期有艾希曼投奔侯賽尼，藏身於中東的訛傳
旺湖會議由納粹梟首海德里希主持（參見本公眾號之《布拉格東正教主教座堂 - 歐洲聖所側記（三）》），艾希曼擔任會議記錄。會議之後，艾希曼的職能可以說是最終解決方案的總協調人，由於他的敬業，勤勉，工作效率和協調能力，使得納粹的種族滅絕機器能夠高效運轉。納粹時期，荒誕而不靠譜的種族理論登堂入室儼然成了時尚的專業科學，參與排猶屠猶的兇手們因此也自認為是學術專家或科學家，這給了屌絲混混艾希曼極大的心理滿足。艾希曼會少許幾個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單詞，估計也就是如今洋人看到中國人說你好謝謝好吃再見的水平，但是他喜好在各種場合掛在嘴上顯擺，以顯示自己的學術專業性。當時有不少艾希曼是猶太語言專家的訛傳，艾希曼從不糾正，而是以神秘而矜持的微笑默認之，人不狗樣的，顯得很有腔調，勤奮機遇加裝逼，使得艾希曼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得到與希特勒見面機會的小人物在戰後能夠一舉躋身納粹大牌戰犯前列。
確定大屠殺方案的旺湖會議1942年2月在風景如畫的柏林旺湖畔一座美麗的別墅中舉行，別墅現闢為對公眾開放的旺湖會議紀念館，館中陳列有與會者信息。正處級幹部艾希曼（左二）如果知道他得以與蓋世太保首腦海因里希·繆勒（左一）和帝國保安總部首腦海德里希（左三）等納粹梟首平起平坐向後人示眾，應該可以用他最喜愛的方式表述：“笑着跳進墳墓了”
1945年初，歐洲戰事德國的敗局已定，艾希曼未雨綢繆，逃離柏林，理由是去特雷津施塔德集中營（KZ Theresienstadt 見前述）處理公務，但是道路已被東進的美軍截斷，遂南下奧地利回到家中，據說是奉其同鄉上司，繼海德里希任帝國保安總部首腦的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Ernst Kaltenbrunner 1903 - 1946）的命令，在奧地利重建軍隊，構築子虛烏有的“阿爾卑斯堡壘”（參見本系列之《眾神居所，生死因緣 - 發生在南蒂羅爾多洛米提的人質事件》），但是艾希曼搜羅到的百把人中多為朽邁老翁，不少人連槍都沒有摸過，估摸着肯定無法上陣打仗。眼看建軍無望，艾希曼遂別妻離子開始逃亡，不久即被美軍抓獲，關進戰俘營。起初艾希曼自稱空軍上等兵，後發現美軍會根據戰俘腋下的黨衛軍血型刺青，甄別黨衛軍人員，將之與一般國防軍人區分關押，當時黨衛軍已經被盟軍界定為犯罪組織。艾希曼遂自報為黨衛軍下級軍官奧托·艾克曼（Otto Eckmann），與自己的真名發音相近，防止在戰俘營被同僚熟人稱名道姓而穿幫。後因戰俘營的戰犯甄別日漸吃緊，艾希曼恐被黨衛軍難友出賣，又逃離戰俘營，藏身於德國北部呂納堡石楠花塬（Lüneburger Heide，參見本系列之《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 - 呂訥堡石楠花塬的前生今世》）一帶，以當伐木工，後以養雞賣蛋為生。躲藏在遼闊壯美的石楠花塬的生活對艾希曼來講應該是愜意而浪漫的，他經常在鄉村聚會或婚禮喜慶的場合拉小提琴給村民伴舞助興。艾希曼畢竟是見過場面的城裡人，待人接物溫文爾雅，迥然有異於一般的鄉野村夫，得到當地民眾的認同，亦不乏女伴。
1947年9月艾希曼（後排左三）參加藏身所在的石楠花塬一伐木公司同事婚禮後合影，據當事人回憶，艾希曼起初堅決不願意合照，但熱情的主人不依不饒，才留下了艾希曼藏匿呂訥堡石楠花塬期間唯一的影像
1948年，艾希曼工作的伐木公司倒閉，艾希曼不敢向政府申請失業補助，而是投資了一個蛋雞場，以賣蛋為生。浩劫之後，餓殍遍地，艾希曼摸雞捏蛋的自嘿感覺想必高潮連連。然而在做投資決定時艾希曼顯然沒有注意到蛋雞場的風水，緊鄰蛋雞場就是聞名於世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KZ Bergen-Belsen），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放時堆積有數萬具囚犯屍體，被解放後還有上萬倖存的囚徒陸續死亡，為了防止瘟疫流行，英軍只能挖掘坑穴集體掩埋，這一過程被英軍記錄下來後震驚全球，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也成為最著名的納粹集中營之一（參見本系列之《由一場危機引出的淚奔往事 - 伯利恆星光下的平安夜》）。當艾希曼經營蛋雞場時，集中營被英軍改用作收容營，用以臨時安置劫後餘生的難民，其中多為被納粹洗劫一空無處可去的猶太人。虎落平陽的艾希曼不僅必須與他還沒有來得及殺光的屠戮對象比鄰而居，更憋屈的是這些猶太難民居然成了他的客戶。在逃亡阿根廷後，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時曾經憤憤然憶及當時的感受：“呂訥堡石楠花塬緊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附近到處都充斥着大蒜味，那裡都是猶太人，只有猶太人會來買東西。我告訴自己說，我把木材賣給猶太人，現在又把雞蛋賣給猶太人。我感到震驚困惑：你想想看，這些該死的傢伙應該都被殺光了，可是他們卻正在為幾個雞蛋和我討價還價！”
1945年4月英軍解放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面對數萬具囚徒屍體和救助無果每天仍在成批死亡的囚徒，英軍只能挖掘群葬坑掩埋。在集中營營地上，這樣的群葬坑數不勝數，墓碑上沒有姓名唯有數字：“5000人在此安息，1945年4月”
《安娜日記》的作者安娜·弗蘭克和她的姐姐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姐妹倆屍骨早已不存，後人為她們在營地上立起墓碑，點起長明燈，以此空冢寄託一個念想，因為“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
戰後盟軍對納粹罪行的清算步步深入，艾希曼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漸清晰。隨着自己在戰犯通緝名單上的排序日益靠前，艾希曼的心情喜憂參半，一方面為自己終於能夠出人頭地名揚世界感到成功的欣慰，另一方面也知道一旦落到盟軍手裡肯定死路一條。艾希曼意識到，石楠花開雖然美好，但花塬終究不是久藏之地，1948年西德政府施行的廢除帝國舊幣，引進西德馬克的貨幣改革對艾希曼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為不敢去銀行合法兌換，他出逃時攜帶的大量從猶太人那裡搜刮來的舊幣一夜之間變成廢紙。如果不是風裡雨里騎着自行車向猶太人兜售雞蛋賺的那些辛苦錢，艾希曼的逃亡終點恐怕早已經定格在了石楠花塬。
1950年，在舊日黨衛軍戰友和天主教會的幫助下，艾希曼經奧地利越境到意大利，進入南蒂羅爾風景壯美的多洛米提。在博爾扎諾（Bozan）的方濟各會修道院躲藏了一段時間之後，艾希曼得到了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Riccardo Klement）”的假身份證件，再經由天主教會開通的接轉羅馬的南方“鼠道”逃亡路線，由意大利熱那亞登船逃離歐洲，與隨後抵達的妻子和三個兒子定居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希曼逃離歐洲時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的假身份證件
當時不少南美國家都是軍人擅權，對納粹政權及其理念抱有天然好感，明里暗裡容留眾多納粹戰犯，而歐美各國儘管大張旗鼓通緝戰犯，實際上並沒有認真緝拿。根據解密的檔案資料，西德聯邦情報局的前身蓋倫組織（Gehlen Organization）最晚在1952年已經掌握了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線索。戰後德國情報機構的創始人，前德國陸軍少將萊因哈特·蓋倫（Reinhard Gehlen 1902 - 1979）在二戰中主要在東線戰場從事針對蘇軍的情報工作，卓有成效。戰後蓋倫搜羅舊部，為美英等戰勝國提供服務情報。1956年在蓋倫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德聯邦情報局 （BND），主要成員多為納粹時期東線德軍情報人員（參見本系列之《他們在黑夜中而來 - 標誌為德國歷史拐點的《明鏡》叛國事件》）。
二戰期間德國陸軍蓋倫少將，戰後聯邦德國情報機構創始人
在當時的冷戰大背景下，歐美各國情報部門的合作十分緊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也早已經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處。因此可以說，戰後眾多納粹戰犯的潛逃藏匿都是在歐美各國政府的掌控之中甚至庇護之下的。當時生活在南美的納粹戰犯的身份與活動幾乎都不思掩蓋，不思偽裝，與艾希曼生活在一起的三個兒子甚至連姓名都沒有更改，也正是這一疏忽大意，給艾希曼招來殺身之禍。
艾希曼的行蹤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掌握，其身份被確認及最終被綁架的背景和過程因為事涉多國幕後運作特別是以色列違反國際法的蠻橫操作，導致權威檔案長期被封存，真相至今沒有大白於天下。長期流行的“瞎眼人怒擒艾希曼”的演義摻合了基督山恩仇記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原素，聽上去儘管狗血，但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1954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生活的德國猶太人羅塔爾·赫爾曼（Lothar Hermann 1901-1974）12歲的女兒西爾維婭（Silvia Hermann）在電影院結識了艾希曼的長子，17歲的克勞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赫爾曼本人參加過德國共產黨，後來因為參加錫安運動，向法國走私外匯，資助在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被蓋世太保抓進達豪集中營，刑訊逼供之下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後導致全盲。1936年赫爾曼流亡荷蘭，兩年後又逃至南美，虎口餘生，得以活到戰後，而他的家族絕大部分成員都死於納粹的屠刀之下。女兒結識的小伙子克勞斯的艾希曼姓氏首先引起了赫爾曼的注意，在西爾維婭的幫助下，赫爾曼確認了克勞斯的父親就是在逃的艾希曼。
大屠殺倖存者羅塔爾·赫爾曼，辨識並舉報藏匿在阿根廷的艾希曼。艾希曼被綁架之後，赫爾曼受到阿根廷警方迫害。赫爾曼對艾希曼被繩之以法的貢獻直到七十年代以色列梅耶政府時期才被承認
西爾維婭·赫爾曼，因為她的社會交往暴露了艾希曼的行蹤，使以色列的摩薩德組織得以成功綁架艾希曼。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前，西爾維婭移居美國，並與父親羅塔爾斷絕了來往
1954年，赫爾曼首先將艾希曼藏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信息通報當地的猶太人社團和以色列駐阿根廷的的代表機構，但是一直不見動靜。鑑於艾希曼也是被聯邦德國通緝的要犯，赫爾曼遂直接向黑森州檢察系統舉報，當時在法蘭克福任檢察長的阿諾德·布赫塔爾（Arnold Buchthal 1900-1965）和黑森州總檢察長的弗里茨·鮑爾都是猶太裔德國人，納粹時期均遭到迫害，被迫背井離鄉流亡海外。赫爾曼直接向他們提供信息，希望西德政府能夠有所動作。鮑爾在得到情報後頗費躊躇，直覺告訴他，赫爾曼的情報很可能屬實，但他很清楚當時德國政府內部的實際情況，如果艾希曼確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藏身，通知德國政府只會打草驚蛇，使艾希曼再度脫逃，因此抓捕艾希曼的最後希望只能寄託於以色列的海外特工組織摩薩德。為此鮑爾曾經與時任黑森州州長的社會民主黨人，有黑森州戰後重建之父之譽的茲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商討，儘管茲恩引鮑爾為知己，鮑爾出任黑森州總檢察長也是他運作的結果，向摩薩德提供有關艾希曼藏身處情報的想法還是把茲恩嚇得不輕，他警告鮑爾，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與外國情報機構私下進行合作，非但違法，甚至可以叛國罪論處。
德國戰後社會民主黨政治家，鮑爾的戰友，有黑森州戰後重建之父之譽的喬治-奧古斯特·茲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
對德國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鮑爾只能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他將艾希曼藏身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情報秘密轉交給了摩薩德，並和以方合作演出了一出雙簧。1959年底，在艾希曼的身份被確認，摩薩德緊鑼密鼓策劃在阿根廷抓捕艾希曼的同時，鮑爾通過媒體高調宣稱德方得到了艾希曼藏身中東的可靠情報，並表示要積極推進調查緝拿，最終將要把艾希曼引渡回德國審判。鮑爾用聲東擊西的手法，避免打草驚蛇，確保摩薩德的阿根廷抓捕行動順利實施。
新近拍攝的文獻片“國家公敵鮑爾”中鮑爾輾轉巴黎向摩薩德遞送有關艾希曼情報的場景
1960年5月，摩薩德罔顧國際公法，用非法手段將艾希曼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綁架到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開庭公審，艾希曼被判絞刑。1962年6月1日凌晨，艾希曼在以色列被絞死，而後當即被焚屍並揚灰於地中海。以色列儘管保留有死刑，但艾希曼之死是以色列建國以來唯一執行的死刑判決。根據以色列官方的說法，在絞架上，艾希曼最後說的話是，德國，阿根廷和奧地利萬歲！我的主啊，我們即將重逢！身負數百萬人命，雙手沾滿鮮血，據說曾經說過“想到五百萬人命算在我的賬上，我就感到極大的滿足，我會笑着跳進墳墓”的艾希曼對死亡卻是相當懼怕。他在法庭上的全部努力就是推卸責任，將自己說成是一條小魚，也是納粹體系的受害者，以逃避死刑。當一審宣判死刑後，艾希曼又奴顏婢膝上書以色列總統請求赦免。在一次訪談中，一位監刑的以色列官員在被問及艾希曼在行刑前的表現時回答說：“細節我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艾希曼死得並不尊嚴。”
艾希曼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受審，審判全過程艾希曼都被安置在一防彈玻璃室中，以保證他的安全，這一酷似銀行現金出納員的亮相刷新了人們對大屠殺兇手的形象期待，多少給人造成了被告人畜無害的印象
鮑爾向摩薩德傳送情報的的冒險行為對艾希曼的落網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事涉非法跨國綁架，涉案材料仍被加密封存，艾希曼落網的背景因此眾說紛紜，但是鮑爾所起的作用確實極為關鍵。鮑爾此舉同時也觸犯了德國公職人員的大忌，德國政府並沒有掌握他裡通外國，與摩薩德合作的確鑿證據，儘管有傳聞流言，但政府對占據了道德高地的鮑爾畢竟無法下手，最多也只能將鮑爾置於聯邦情報局（BND）的秘密監控之下。
持續了八個月之久的艾希曼審判是戰後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不僅伸張公義，告慰亡靈，同時還引發了當事國，特別是以色列和德國的新生代對各自民族歷史的反思和儆醒。更引伸開去，個人在群體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必須承擔的責任，人性作惡的本能和原動力等法律和哲學倫理問題也在學界引起熱議。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根據對艾希曼審判的觀察而作出的一系列廣義論斷諸如“平庸的罪惡”之類的至今仍然生靈鮮活，被中國公知們津津樂道。但是阿倫特對艾希曼個人的觀察和議論則失之武斷甚至輕浮，艾希曼並不是她描述的只是專制統治體系中的一條小魚，平凡無趣、近乎乏味，“個人素質極為膚淺的”，被納粹語言規則迷惑或蠱惑的一平庸之輩。
審判期間艾希曼在監獄裡放風
艾希曼的罪惡絕不僅僅是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事實上，艾希曼是一個浸潤於意識形態癲狂之中的嗜血成性的變態殺人犯。1956年開始，艾希曼在阿根廷接受新納粹刊物《道路》記者，原武裝黨衛軍“維京師”荷蘭籍成員威廉·薩森 （Willem Sassen 1918 - 2002） 持續數年的錄音訪談，在訪談中艾希曼多次親口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能夠將歐洲的一千零三十萬猶太人斬盡殺絕，而只是消滅了五百萬。儘管採訪發生在艾希曼落網之前，阿倫特尚未發出平庸之惡的高論，但是艾希曼幾乎先知先覺地用自己的語言狠狠地煽了阿倫特一個耳光：我可不是一個一般的執行命令者，果真如此，那我豈不成了個傻瓜笨蛋了嗎？這件事（指大屠殺）是我共謀的成果，因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漢娜·阿倫特看到的只是在法庭上竭力求生，拼命推脫責任的艾希曼，儘管在法庭上作為證據播放了一小部分“薩森訪談”，但只是直接談及旺湖會議的一段。如果阿倫特在下筆之前聽到全部“薩森訪談”，恐怕著名的“平庸之惡”之高論就會胎死腹中。阿倫特在晚年對她使用“平庸之惡”的概念而引起巨大爭議的往事亦有所反省，她在1971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對此感到抱歉，稱若在今天，她肯定不會使用這個名詞。
對鮑爾來說，艾希曼事件也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他終究沒有能夠如願將艾希曼送上德國法庭。當鮑爾向摩薩德提供有關艾希曼的情報時，就明確要求以色列方面在艾希曼落網以後將其引渡到德國交付審判。艾希曼被以色列成功綁架後，鮑爾立即通過黑森州司法部向德國聯邦阿登納政府動議引渡艾希曼，但當天即遭到阿登納政府拒絕，理由是聯邦德國和以色列之間沒有簽訂引渡協議。這也從側面證實了當初鮑爾的擔心是不無根據的，把艾希曼等戰犯繩之以法的希望寄託於歐美政府是徒勞的。因為，如同鮑爾所預見的，當時的德國政府是不可能聽任艾希曼在德國法庭上開口亂說話的，扯出蘿蔔會帶出泥，艾希曼畢竟知道得太多太多，這樣會使德國政府處於尷尬境地。事實上，德國政府與艾希曼之間是有溝通渠道的，1956年，艾希曼曾致信聯邦總理阿登納，表示希望回德國自首，也許艾希曼希望通過公開審判“自證清白”，也許他已經感覺到了危險，而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德國受審，至少能免除殺身之禍。
1959年初，鮑爾從一位記者處得到七份文件，這些文件是一位大屠殺倖存者從布萊斯勞（Breslau，德意志帝國東部西里西亞地區重鎮，二戰後被劃歸波蘭，現波蘭地名為弗羅茨瓦夫 Wroclaw）黨衛軍法院起火的建築中搶救出來，一直作為“紀念品”保存，後來因為其巨大的歷史意義，被史學界稱作“布萊斯勞文件”。文件中有一份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對越獄囚徒的處決名單以及執行槍決的集中營看守名單，簽署者為集中營長官魯道夫·赫斯（Rudolf Höß）和集中營長官助理羅伯特·穆爾卡（Robert Mulka 1895-1969）。赫斯戰後作為戰犯被引渡波蘭，1947年在波蘭受審，同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被絞死。赫斯已死當然不能追訴，但是處決名單的共同簽署人，赫斯的副手穆爾卡很可能在世。只要能抓到穆爾卡，就有可能對這個案件開庭公訴。
1947年奧斯維辛集中營長官魯道夫·赫斯在集中營舊址被絞死，赫斯在獲獎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中多有出鏡
將艾希曼引渡德國的努力未果，鮑爾就一直想對大屠殺的參與人員在德國提起公訴，交付德國司法部門審判，以改變聯邦德國舉國上下對納粹反人類罪行保持緘默的現狀，但是苦於沒有掌握可供提起公訴的證據，因此“布萊斯勞文件”的出現對鮑爾來講如同天賜。用這份處決名單作為主要證據，鮑爾啟動“對穆爾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訴訟”（Strafsache gegen Mulka u.a.），並成功說服聯邦法院，將奧斯維辛案件審理權移交地處黑森州的法蘭克福地方法院，以便他作為州總檢察長能夠介入案件公訴。當時在斯圖加特等地亦有對其他奧斯維辛管理人員的訴訟，聯邦法院同意與穆爾卡案併案起訴。
說來也是令人難以置信，鮑爾儘管有了穆爾卡簽署的處決名單作為犯罪證據，但是辦案人員並不知道穆爾卡人在何處，畢竟還不是大數據的時代，發傳票抓人也沒有個地址，而穆爾卡不到案，就無法開庭。1960年，夏季奧運會在羅馬舉行，羅伯特·穆爾卡的兒子羅爾夫·穆爾卡（Rolf Mulka 1927-2012）代表德國參賽，贏得帆船比賽銅牌，從此開始了德國奧運水上運動一路走強的新時期。鮑爾麾下的一位年輕檢察官是體育愛好者，在讀報紙上的體育新聞時相對生僻的穆爾卡姓氏引起了他的注意，懷疑此穆爾卡與正在尋找的奧斯維辛的穆爾卡可能有親屬關係，於是檢方順藤摸瓜，居然最後真將老穆爾卡從漢堡拘捕歸案。兒子為國爭光，結果把老子送進班房，鬼使神差，奇葩得無以復加。主要被告穆爾卡的到案，使得這場被告達20多人的空前的大型審判成為可能。
羅伯特·穆爾卡在漢堡被拘捕
“坑爹”的羅爾夫·穆爾卡是德國帆船運動的先驅，在體育界享有聲譽，羅爾夫長期居住在漢堡，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市民
按照德國司法慣例，此類案件一般都是個案處理，對眾多被告作為一個集體起訴，多少有作秀的成份，並不被鮑爾的司法界同事認同，然而，集體訴訟卻正是鮑爾的神來之筆。鮑爾希望通過集體訴訟，向德國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展示，納粹所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不是因為某個瘋子或少數惡棍的癲狂所致，恰恰相反，如鮑爾所說，“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是兇手就是幫凶”。鮑爾計划起訴的被告人數的其實遠遠不止最終被送上法庭的20餘人，他已經對290名奧斯維辛的工作人員開展偵訊調查，打算將儘可能多的被告同時送上法庭。鮑爾認為，奧斯維辛的謀殺是一個運行整體（Handlungseinheit）。用現代工業化的流程作業進行種族滅絕，如同一台高效率的殺戮機器，每個參與者都是機器上的組部件，正是這些組部件的默契配合使得殺戮機器能夠流暢運行。因此任何一個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人原則上都應該接受審判，受到應有的懲治，而不是把審判的對象局限於少數納粹梟首。
1961年7月12日，案件進入預審階段。經過四年的準備，1963年12月20日，臨近聖誕節，德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刑事訴訟案，“對穆爾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訴訟”在法蘭克福市中心羅馬人廣場（Römer）上的市政廳開庭，因為法院空間有限，法蘭克福市政府慨然相助，騰出自己的辦公場所臨時改作法庭，習稱第一次奧斯維辛審判。事實上，之前已經有四十年代在波蘭克拉科夫對奧斯維辛集中營涉案人員的審判，而在1963年之後在法蘭克福又有5次奧斯維辛審判，七十年代以後，在德國又有大約50次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審判。
坐落於羅馬人廣場的法蘭克福市政廳，1963年聖誕節前奧斯維辛集中營案在此開庭
雖然奧斯維辛審判乃鮑爾嘔心瀝血之作，是他的法律生涯之巔峰，但他本人並沒有作為公訴人出現在法庭上，很可能是出於身為猶太人應該迴避的顧慮。根據不少在法蘭克福出庭作證的奧斯維辛倖存者回憶，他們曾經試圖當面向鮑爾表示敬意，鮑爾則避免與他們可見的接觸，刻意保持與他們的距離。不過鮑爾在他的辦公桌上端放着一塊倖存者們送給他的來自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石頭，直到去世。
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庭審場景
作為公訴人出庭的是鮑爾遴選的幾位二十年代後期出生的年輕助手，這也是鮑爾苦心孤詣刻意營造的法庭效果：20餘名被告人都已經垂垂老矣，他們的辯護律師中也鮮見有黑髮人，而對這些老人提起公訴的則是生氣勃勃的戰後一代，其中一位甚至是納粹高官的兒子，然而這些新生代執法者的手上沒有沾血，思想也沒有被納粹污染。用鮑爾的話說，這種在法庭上出現的強烈反差，德國的新生代對他們的父輩面對面提起公訴，進行問責，場面本身就已經充滿了象徵意義。
在奧斯維辛審判中對納粹罪行提起公訴的檢察官們，左為戈爾哈德·維澤（Gerhard Wiese 1928- ），後任法蘭克福檢察院副總檢察長。維澤晚年曾經回憶說，戰爭結束時他被關在蘇軍戰俘營，通過蘇聯報紙第一次知道有納粹集中營，當時以為是蘇聯的宣傳，他認為德國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可怕的事情來的。在被弗里茨·鮑爾提名作為公訴人參與奧斯維辛審判之後，維澤繼續鮑爾未竟的事業，經辦了大量清算納粹歷史的案件。2017年維澤獲聯邦貢獻十字勳章。
在24名被告中，1人死於拘留所，3人因病中止起訴，實際最終被宣判的為20人。該20名被告涉及集中營的各行各業，包括黨衛軍看守，蓋世太保人員，醫生，牙醫，護士，服裝管理員，甚至還有一個波蘭籍的“犯人幹部”，大約相當於中國的牢頭。在法庭上，與戰後所有對納粹的審判無異，被告中鮮見有認罪悔罪的表示，喧囂法庭，舉止傲慢，威脅刁難證人則時有發生，還屢屢出現法警向被告行禮致敬的場景。
奧斯維辛案主犯奧斯瓦爾德·卡杜克（Oswald Kaduk 1906-1997）在法庭上氣場十足，卡杜克後因謀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開庭不久，鮑爾作出了一個在當時形勢下極不尋常的決定，即向敵對的波蘭政府尋求幫助，允許德國辦案人員到奧斯維辛進行現場勘驗取證。按照國際慣例，如果外國司法機構在某國領土獨立辦案，意味着當事國已經將領土主權和司法管轄權暫時移交給該外國司法機構。六十年代歐洲冷戰正酣，東西方劍拔弩張，每日隔陣叫罵，互相潑屎噴糞，波蘭和聯邦德國正處戰線前沿，楚河漢界，兩國根本沒有外交關係，實難想象鮑爾的希望能夠成真。然而，1964年12月，在開庭一年後，大批辦案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甚至還有一名被告，集中營的黨衛軍醫生佛朗茨·盧卡斯 （Franz Lucas ），得到波蘭政府允准，進入奧斯維辛，對犯罪現場進行實地勘驗取證。這些辦案人員大多是第一次到奧斯維辛，所見所聞引起的震驚不難想象。次年1月法庭重新開庭，法庭的氛圍發生大逆轉，直到8月19日宣判，開庭之初的那種亂鬨鬨的場面已不復出現。
辦案人員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勘察用於投放齊克隆B的毒氣室通風口
辦案人員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營地上，據當事人回憶，冷戰期間，西方人到波蘭不易，不少參加者開始還將這次實地勘察視為難得的“福利旅遊”（Betriebausflug），然而，當他們到達集中營後，氣氛開始發生變化，凝重得讓人難以忍受
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德國民眾對法蘭克福審判持不認可態度。主犯穆爾卡在被判有罪後，甚至於1965年正式起訴辦案檢察官，因為後者在公訴書中稱穆爾卡為“身穿制服的殺人匪幫成員”。穆爾卡為此感覺相當不爽，認為自己的名譽受到損害，要求法院查辦該檢察官的人身侮辱罪。
羅伯特·穆爾卡黨衛軍官正裝照
穆爾卡出生於漢堡，曾在帝國陸軍服役，晉升至上尉，後來被發現隱瞞曾因為窩贓罪名而坐牢的經歷被開除出軍隊，遂轉投黨衛軍，早期黨衛軍中收容有不少因為行為不檢被開除出軍隊的軍人。在奧斯維辛，穆爾卡得以晉升到集中營長官助理。1943年穆爾卡被黨衛軍戰友舉報，說他講了戈培爾壞話，根據1934年納粹頒布的“反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法”，穆爾卡被蓋世太保逮捕，以後案件雖然不了了之，但穆爾卡的納粹仕途就此一蹶不振。戰後，穆爾卡的人生因為奧斯維辛的經歷不僅沒有翻盤，反而更加坎坷。戰爭結束伊始，穆爾卡在英國人拘留營呆了一陣，又被漢堡一法院判處短期監禁，後上訴成功恢復自由。經歷了戰後初期被抓抓放放的歲月後，穆爾卡開始在家鄉漢堡做進出口生意，終於順風順水，是西德戰後經濟復興大潮中一位典型的成功人士。1960年，穆爾卡在生意上志得意滿，兒子羅爾夫還為國家奪得帆船奧運獎牌，開創了德國水上運動的輝煌，沒想到燒香引鬼，自己因此被抓到了法蘭克福，心中感覺當然是窩囊透頂。在審判拘留期間穆爾卡被特許周末回漢堡打理生意，但是身後總有記者跟東跟西，提的問題肯定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弄得他想死的心都有。
布萊斯勞文件中穆爾卡附署的處決囚犯名單
穆爾卡簽署的齊克隆B送貨單，物品用途竟然填寫為“猶太人遷徙所需材料”
在法庭上，穆爾卡對所有指控一概否認，稱自己從來不知道奧斯維辛有什麼毒氣室，也沒見過什麼焚屍爐，他本人也不曾有殺人的行為，更不存在殺人的動機，甚至連集中營的犯人區都沒有進去過。儘管檢察官出示了那份處決名單和另一份由他簽名的奇克隆B（用於毒氣室的氰化氫物）送貨單，更有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在法庭上指認，穆爾卡當年曾在甄選區（Rampe）對新到的囚犯進行有無工作能力的甄選，穆爾卡身着白狐皮鑲邊的引人注目的黨衛軍軍服，以“優雅的手勢”對囚徒進行甄別，將他認為沒有工作能力的婦孺等送進毒氣室，儘管證據確鑿，穆爾卡仍然拒不認賬。1965年穆爾卡因在四起案件中協助謀殺至少300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法庭在判決書中認為，作為集中營負責人的穆爾卡儘管有高度嫌疑是出於內心的認同，主動參與納粹犯罪，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穆爾卡只是服從命令和對履行職責的錯誤理解而支持協助犯罪元兇實施種族滅絕行動的可能。穆爾卡被判刑後，在卡塞爾監獄服刑時曾試圖自殺，1966年即因病獲釋，1969年死於漢堡。
羅伯特·穆爾卡去世前在漢堡家中
在被宣判的20名被告中，6人因謀殺罪被判無期徒刑，11人因協助謀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集中營醫生佛朗茨·盧卡斯不服初審有罪判決上訴，二審時有四名集中營囚徒出庭作證，盧卡斯曾對囚徒有過人道主義的幫助，因此聯邦法院於1970年改判盧卡斯無罪，另外3名被告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在當時的情況下，量刑尺度可以說是相當嚴厲，可視作檢方完勝。儘管原主審法官漢斯·弗萊斯特 （Hans Forester ）因為是猶太人，亦有親友死於集中營而申請迴避，臨陣換將曾經產生許多不確定性，然而繼任主審法官漢斯·霍夫邁耶 （Hans Hofmeyer 1904-1992） 在審判過程中表現自信，專業，公正，可圈可點。
漢斯·霍夫邁耶法官（中）主持開庭
因為成功主審奧斯維辛集中營案，漢斯·霍夫邁耶法官贏得國際聲譽，長期以來被司法界視為公允正義的楷模。1965年8月20日，審判進入收尾階段，霍夫邁耶在法庭上突然說了以下這段言辭：“長時期以來我們不少人已經不敢直視孩子們充滿歡愉信任的雙眼，那會使人想起在奧斯維辛走在人生末途上的那些孩子們的空洞，困頓，迷惑和充滿恐懼的眼光。”霍夫邁耶法官在庭審過程中表現中立客觀內斂，因此他有感而發的這段話使得法庭上不少人當場淚奔，更成為德國司法史上的經典傳奇。然而，2019年，一位研究霍夫邁耶的學者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證實了已有的傳聞，即霍夫邁耶在納粹統治時期任吉森（Gießen）民法庭法官時曾經判決對患有所謂“遺傳疾病”的未成年人實行強制絕育。第三帝國時期曾有四十至七十萬未成年人被強制絕育，乃納粹反人類一大惡行。戰爭期間，霍夫邁耶從軍，在陸軍司法部門工作，參與組建和指導惡名昭著的“臨時軍事法庭”（Standgericht 亦稱“飛行軍事法庭”），可謂雙手沾血（參見本系列之《由一場危機引出的淚奔往事 - 伯利恆星光下的平安夜》）。霍夫邁耶本人於1992年去世，他本人已經無法對遲來的問責進行辯答，我們也無從知曉霍夫邁耶的心路歷程，無法判斷他的“孩子眼光”之嘆是因不可為人道的悔恨由衷而發還僅僅是人前作秀，也許兩者兼而有之，不過在經歷過黑暗的人們對霍夫邁耶作出道德評判的時候，當不能忘記那句警示：“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判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鮑爾對審判的結果並不滿意，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失望。鮑爾的失望是多方面的，量刑尺度以及刑期長短也許並不是鮑爾的考量重點，“重點不在於清算，更不是報復，而是在於一個更好的未來，在於重建一個尊重生命，尊重人權的新德國”。在司法實踐中，法庭原則上並沒有採納檢方，也就是鮑爾的關於奧斯維辛犯罪的特點是一個運行整體的公訴基點，而是偏重於對被告個人的問責。儘管所有被告均被控謀殺，但最終只有6人因為有證據表明不是因為執行命令或履行職責，而是出於個人動機，比如意識形態，種族仇恨，以虐殺為樂而殺人，被法庭認定謀殺罪名成立，其他人則大多因協助謀殺（Beihilfe zum Morde）而入罪。在判決書中特別強調，法蘭克福審判判決的法理依據是基於19世紀以來的德意志法統（此前的奧斯維辛審判都不是在聯邦德國領土上舉行，因此法理依據也都不是基於德國法律），也就是說，被法庭認定的罪行即使在德皇或納粹時期從法理上看也是要受到懲處的。而在鮑爾看來，對納粹罪行進行清算，用蕭規曹隨的方法實不可取，因為納粹的犯罪無論在規模方式，程度動機，還是在參與犯罪主體的數量以及性質，特別是在由國家組織發動國民集體進行謀殺方面都已經遠遠超出百年之前那些法律制定者的想象能力。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鮑爾的失望已經變成了歷史。1963年在法蘭克福對奧斯維辛罪行開啟的清算開一代風氣之先，之後又於1965，1967，1973和1977年相繼在法蘭克福開庭，持續不斷對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員提起公訴。法蘭克福審判連同鮑爾的失望，司法的瑕疵都已經成了戰後德國對納粹罪行清算的重要遺產：首先，法蘭克福審判使奧斯維辛一詞成為一個通用的符號（Chiffre der Terminologie），“惡止於奧斯維辛”，奧斯維辛意味着人類作惡的極致，是工業化社會人類犯罪能力空前提升的標誌，為後六十年代嚴肅的思想啟蒙，道德反思的術語體系的建立作了必要的有效的技術準備；
奧斯維辛集中營入口大門，門楣鑄鐵字句意為：“勞動創造自由”（參見本系列之《JEDEM DAS SEINE - 鐵門與人皮燈罩間的業緣果報》）。奧斯維辛這一符號的構建和人們對這一符號的反思與警覺意味着人類價值觀所具有的共通性
2012年溫家寶總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
其次，法蘭克福審判開啟了德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廚房問責”，奧斯維辛的罪惡使得德國戰後年輕一代由震驚而警覺而憤怒，戰後全民族對自身的罪惡歷史長期的掩飾，持續的沉默被中止，在家庭的廚房和餐桌上青年一代向父輩進行問責，他們的問題是：那時候你們在哪裡？那時候你們在幹什麼？那時候你們聽說過奧斯維辛嗎？“廚房問責”是1968年的學生運動的導火索之一，因此可以說法蘭克福審判是西方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思想準備；
第三，表現在司法實踐方面。儘管戰後聯邦德國基本法以尊重保障人權為立國之本，與之相適應的具體法律法規的制定卻遠遠滯後。法蘭克福審判對德國社會的震動直接迫使聯邦議會重新修訂納粹罪行至1965年5月8日，即歐戰結束20年，追訴時效期滿的現行法律。考慮到1945年戰爭結束到1949年聯邦德國建國四年間德國處於被占領狀態，不具有司法主權，聯邦議會首先將追訴時效期限延長了四年，即至1969年仍然可以對納粹罪行進行追訴。1979年，聯邦議會更是取消了對納粹謀殺和群體謀殺罪行的追訴時效限制，因此在德國對納粹罪行的清算和追究，對納粹罪犯的追捕將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審判同時使德國陳舊保守的司法體系各方面的弊端畢呈，最終推動了德國的司法改革，可謂德國法律現代化轉型之開端。
 2020年7月23日，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經過十個月的庭審，漢堡州法院青少年庭判處94歲的布魯諾·D（Bruno D.）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監外執行）。法庭認定布魯諾1944-1945年戰爭結束前曾在但澤（今波蘭格但斯克）附近的施都特霍夫集中營（KZ Stutthof）當過幾個月看守，因此對集中營里至少5230名囚徒的死亡負有協助謀殺罪責。儘管被告本人拒不認罪，稱其當時未成年，被臨時編入黨衛軍的看守部隊，且只在瞭望塔上執勤，不僅沒有虐待過囚犯，還曾經用自己的口糧接濟他們。法庭則認為被告進入集中營可能不是出於自願，但是被告到了集中營後並沒有向上級打報告要求調離，因此可視為主動犯罪。因為布魯諾·D.犯罪時尚未成年，故案件由青少年法庭封閉審理，不對媒體和公眾開放，判決亦酌情從輕。
1968年鮑爾逝世之後，德國又進行了大約50場奧斯維辛審判，被告基本上都是些“小蝦小魚”。在司法實踐中，鮑爾的犯罪運行整體的法理觀點已經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原則，被告只要被指控曾經在奧斯維辛或其他集中營工作過，哪怕干的只是掃地看門，謀殺或協助謀殺罪名即可成立，至於你是否曾經親手或參與殺人虐囚，有沒有證人證據已不再重要。“當你走進集中營，你是不可能不知道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時你已經和犯罪脫不了干係。只要你在集中營工作，無論是什麼性質，在哪個部門，就已經犯下了殺人罪。你哪怕無所作為，只是在一旁站立，就已經在精神上支持了犯罪。對罪犯來講，之所以能夠做惡，精神上的互相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摘自鮑爾1967年對法蘭克福審判上訴案的一篇抗辯文字）。
2011年轟動一時的在慕尼黑開審的德米揚努克案（John 或 Iwan Demjanuk）堪稱戰後新時期清算納粹戰爭罪行的經典。德米揚努克出身為烏克蘭農民，後應徵入蘇聯紅軍，戰爭中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中加入黨衛軍支援隊（Travniki），支援隊主要為黨衛軍提供服務，比如燒飯修車擦皮靴之類的，有時也被用作集中營警衛。德米揚努克後來加入納粹在蘇聯紅軍戰俘中招募組織的弗拉索夫解放軍 （ROA），協同德國軍隊與蘇聯軍隊作戰，作為一個三十年代差點被餓死的烏克蘭農民，如此行事也情有可原。戰爭後期，為逃避蘇方的報復，弗拉索夫解放軍紛紛向英美方投降，英美方則承諾不會將他們遣返蘇方。1945年2月，英美蘇達成雅爾塔協議，英美遂食言，將弗拉索夫解放軍成員悉數引渡回蘇聯，其悲慘下場可以想見。德米揚努克比較機靈，先躲進難民營，後又為美國人開卡車，幾經周折，終移民美國，1958年加入美國籍，算是逃過一劫。
七十年代中期，蘇聯方面向美國提供了70個移民美國的納粹戰爭罪行兇手的信息，德米揚努克榜上有名，並被蘇方指稱曾在索比堡集中營（KZ Sobibor 現波蘭境內）當看守。1981年德米揚努克因此被剝奪美國國籍。在調查過程中，德米揚努克又被在以色列生活的特萊布林卡集中營（KZ Treblinka 現波蘭境內）倖存者指認，吃准他就是集中營中當年那個綽號“可怕的伊萬”的作惡多端的看守。德米揚努克因此於1986年被引渡以色列受審，經五名特萊布林卡倖存者法庭指認，以色列法庭確認德米揚努克就是“可怕的伊萬”，1988年判處其死刑。德米揚努克不服上訴，上訴期間，蘇聯解體，以色列調查人員得以查閱原蘇聯審判特萊布林卡集中營看守案時37名被告的供詞，發現“可怕的伊萬”另有其人，且極有可能早在1943年已經死亡。根據蘇方提供的檔案，德米揚努克根本沒有到過特萊布林卡集中營。以色列方面同時發現美國司法部下屬的特別調查局（OSI）在剝奪德米揚努克美國國籍前就已經發現蘇方提供的情報有訛，但刻意隱瞞了相關信息。199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一致判決德米揚努克無罪釋放，此時德米揚努克已經在以色列坐牢7年，其中5年是關在死囚牢房。1998年，美國政府恢復其美國國籍。
德米揚努克在以色列受審，曾被判死刑，後被釋放
2001年，美國司法部 OSI 又開始指控德米揚努克曾經在其他的集中營當過看守。2004年美國政府又一次剝奪德米揚努克國籍並打算將其驅逐出境，其間美國政府與德國政府接觸，請後者接盤，德國同意以索比堡集中營看守的罪名引渡德米揚努克至德國審判。2009年5月，年近90歲的德米揚努克乘坐裝備有救護設施的專機被從美國押送到德國，同年11月，巴伐利亞州法院在慕尼黑開庭審理德米揚努克案。儘管德米揚努克根本否認曾經到過索比堡集中營，出庭作證的兩位索比堡集中營倖存者也不能確認德米揚努克的集中營看守身份，作為唯一物證的德米揚努克的黨衛軍身份證在法律可靠性上亦不無瑕疵，很有可能是偽造的，法庭仍舊於2011年5月判決91歲的德米揚努克因在索比堡集中營參與共同謀殺28060人有罪，處五年監禁。
作為犯罪證據的德米揚努克的黨衛軍身份證，專家並不能確定其真實性
索比堡集中營遺址
法庭認為，由於索比堡集中營屬於滅絕營，是一台巨大的殺人機器，德米揚努克被認定曾在集中營工作過，因此作出有罪判決，在此情況下，德米揚努克本人是否曾經作惡以及證據證人的可靠性都已經不再重要。德米揚努克不服判決，提出上訴，在上訴期間於2012年3月死亡。根據德國的訴訟法，上訴期間若上訴人死亡，上訴程序即告終止，一審判決亦不能生效。也就是說，年過九旬的德米揚努剋死得其時，好歹為自己掙了個無罪之身。儘管德米揚努克案疑竇叢生，欲探知真相，恐已無望，但是從此案的審理過程人們可以看到德國及其法律界與自身歷史上的邪惡切割得何等徹底何等決絕，當然，占據道德高地，堅守政治正確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若矯枉難免過正，也許這正是鮑爾為德意志民族留下的遺產的積極的一面。
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德米揚努克
毋庸諱言，鮑爾的所作所為當時並不被德國大多數民眾認可，對他們來講，戰後德國政治昌明，社會民主，經濟復甦，發展神速，僅用了二十年時間即從一個被炸得稀爛的一無所有的國家躋身於全世界最發達國家之列。人民生活富足，有房住有車開有肉吃，冬天滑雪夏天觀海，還能出國旅遊，幸福指數極高，納粹的歷史已經翻篇，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說：“現在必須結束了”（nun endlich Schluss sein müsse），誰再去翻歷史舊賬如同攪動陳年屎缸，常常會被懷疑是別有用心。德國重建之父時任聯邦總理阿登納就把鮑爾稱為“刺兒頭” （Querkopf），看着心煩。在法蘭克福審判之後，鮑爾不斷受到死亡恐嚇威脅，以致鮑爾為自己申請了佩槍護身。
1963年，聯邦總理阿登納（右），西柏林市長勃蘭特（中）與到訪西柏林的美國總統肯尼迪
1968年7月1日，鮑爾被發現死於法蘭克福家中浴缸里，法蘭克福法醫戈爾紹（Joachim Gerchow）當時作了屍體解剖，發現鮑爾的心臟早有損傷，並患有嚴重哮喘，死亡前曾服用安眠藥，體內酒精含量較高，而在公共場合鮑爾並不飲酒。死亡現場沒有發現外部作用力痕跡。戈爾紹認定死亡原因為自殺，戈爾紹乃德國法醫界權威，晚年獲聯邦貢獻大十字勳章，他出具的驗屍結果應該是比較可靠的。鑑於鮑爾死亡前的表現與自殺結論不符，他的副手申請保存遺體，進行正式法醫鑑定，但被管轄此案的法蘭克福檢察院拒絕，原因至今不明，且法蘭克福檢察院在很短的時間裡便同意鮑爾的遺體火化。儘管火化是鮑爾本人1967年底所立遺囑中的遺願，有違猶太教教義，但令人費解的是一般被水浸泡過的遺體，因為確定死因難度較大，按照法醫常識，不應過快入殮更別說火化。由於遺體被火化，使得鮑爾的死因一直不能確定。除了自殺結論也有謀殺假說，當時的第一報案人是鮑爾的鄰居，一退休老人，他因為隔牆聽不見鮑爾的咳嗽聲而生疑報警，據他說曾看見“黑暗的”元素進入鮑爾的住宅，聽上去着實有些陰謀論的色彩。
鮑爾的突然離世，無疑伴隨着深深的遺憾。鮑爾應當於1968年7月年滿65歲退休，但是為了應付法蘭克福審判的上訴，特別是準備大規模起訴納粹屠殺智障者案（Euthanasie Anklage，參見本系列之《死神還是追上了他 - 使勝者蒙羞的137對受傷的睾丸》），鮑爾已經被特許延長工作三年，據檢察院同事回憶，為此鮑爾非常高興，期盼儘早開庭。鮑爾的離世，也帶走了無數的秘密，那些或為人知或不為人知的秘密，以致直到今日仍爭議不斷。
如果要對鮑爾作全面的認識，恐怕不能避繞他的同性戀性取向的事實。儘管鮑爾本人從來沒有承認，但是關於他這方面的流言應該不是空穴來風。有證據表明鮑爾在流亡丹麥期間曾因與人有同性關係並付錢給對方而被丹麥警方拘留，亦有鮑爾在戰後滯留北歐沒有及時返回德國也與此有關的傳說，也有人分析鄰居老人在鮑爾去世當天看見的所謂“黑暗的”元素可能是一個穿深色服裝的男人。在德國刑法1994年最終取消同性戀罪之前，即使在成年人中同性關係亦屬犯罪。這一對同性戀者歧視乃至迫害的惡法對身為總檢察長的鮑爾構成多大的精神壓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性格和工作，由於鮑爾的過早離世，後人恐怕永遠不得而知。南德意志報撰稿人施泰恩克（Steinke）在他關於鮑爾的新作中對這個問題有所涉及，隱晦地暗示鮑爾的行為舉止和性格與他的性取向而帶來的壓力有關，從而弗洛伊德了一把，立刻引起眾怒，遭到鮑爾粉絲的憤怒圍剿，他的書也被稱為“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壞書”。多年前，為紀念鮑爾而建立的法蘭克福“弗里茨·鮑爾研究所”（Fritz Bauer Institut）在一次鮑爾生平展對鮑爾的性取向問題有所提及，引發觀眾抗議，被指責為吃飯砸鍋，最後被迫撤去有關內容。因此，為避免趟政治不正確的渾水，估計一時半會兒不會有人來闖這個禁區。
法蘭克福“弗里茨·鮑爾研究所”外牆上鐫刻的鮑爾生前最重視的德國基本法開篇之條文：“人的尊嚴不可觸碰”
數年前，原法蘭克福高等法院院長法爾克（Georg Falk）領銜開展一個關於法蘭克福高等法院歷史的研究項目。在整理鮑爾辦案檔案時，他驚訝地發現，鮑爾曾經對百餘名納粹時期對異見者宣判過死刑，就是所謂手上沾血的法官展開刑事調查並提起訴訟，但是後來全部或撤訴或終止調查。之後由於鮑爾的去世，聯邦德國對納粹司法系統的清算實際幾乎沒有進行過，納粹時期很多對無辜者做的有罪判決並沒有得到改正或平反。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後，統一後的德國議會才通過法令，無區別無條件推翻納粹特別軍事法院的所有判決。
特別讓法爾克困惑不解的是鮑爾經手過的波蘭婦女斯坦尼斯拉娃·揚科契斯琴（Stanislawa Yanczyszyn）案。戰爭期間，揚科契斯琴在她的家中藏匿了三歲猶太幼童馬利安·費士曼（Marjan Fischmann）。1943年事情敗露，三歲的費士曼被一黨衛軍人當場槍殺，揚科契斯琴則被一德國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遇害。戰後，費士曼的父親追責，起訴開槍的黨衛軍人和特別法庭的主審法官，儘管案情特別殘忍惡劣，但卻在1964年被鮑爾撤訴。鮑爾給出的撤訴原因也相當古怪，對費士曼的父親鮑爾解釋說案件已過追訴期限，而實際上當時的追訴期限是1965/1969年（見前述）；對黑森州司法部鮑爾則說他認為相關法院不會繼續審理此案，而法爾克認為，類似這類案件只要檢方正式起訴，法院就必須審理；在正式撤訴書中，鮑爾給出的撤訴理由又變成了被告犯罪的惡劣動機（niedrige Beweggründe）不能完全被證實。法爾克在公布這一發現時，為避免政治不正確的誤會，特別聲明，鮑爾是他心中的燈塔，公布材料的目的只是作為研究，沒有其他的意思。
斯人已逝，往事如煙如絮，或隨風飄散，或歸於塵黯，使得無數未解之謎愈不能測益不可說。西洋之於中土，少聖賢多先知，先知之首當推摩西，摩西高大無儕，引領以色列萬民出埃及過紅海，走向神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途中摩西數度為心魔所惑，終不得入應許之地。在到達應許之地之際，神引導摩西上得山崗，遠眺福地後闔然而逝。回顧德意志戰後的心路歷程，猶如當年摩西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鮑爾就是迷途的德意志的先知。跟隨摩西出埃及的這一代以色列人，迷惘勝於信心，愚妄多於敬畏，儘管有摩西指引勸導乃至責罵威脅利誘，終不悔改，以致在荒野中遊蕩四十年，直到一代人死絕後，神才兌現承諾，使摩西帶領以色列新生代至應許之地，而老邁的摩西卻不得進入。1968年，正是德國戰後兩代人交替之際，68年的學生運動帶來的西方社會向現代轉型使得新時代的應許呼之欲出，心力交瘁的鮑爾卻孤獨地撒手人寰，如同摩西，只得遠眺，無緣身受，此乃何等神秘之巧合。
法國阿西高地聖母萬恩堂中馬克·夏加爾所作大型燒瓷壁畫“越過紅海”，天使引導，摩西指路，海浪簇擁着以色列人，擺脫奴役，走向自由
神對登高遠眺的摩西說：“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裡去。神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神所說的，於是，神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申命記》 34 章）。
和摩西相似，鮑爾死後也沒有高岸陵冢巍峨大堂，到今日也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墳墓所在，然而，鮑爾留給德意志的記憶和遺產，從首都心臟地帶的數千塊死難者的墓碑到遍布歐洲的銘記遇難者姓名的金色絆腳石，隨處可見無處不在。1979年，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文化遺產，每日遊人如織。文化遺產奧斯維辛與柏林褲襠大街公車站那座冷寂的風雨亭一樣，都在向人們發出警誡：文化並不僅僅意味着真善美，文化也會生發出巨大的邪惡，為子孫計，為社稷計，當以此戒，當以此鑒，當不敢忘，當不可忘。
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殺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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