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难得的深度长文好文，内含大量史料，很值认真阅读和了解。 孙小平 德国的故事 3/14/2021 【https://mp.weixin.qq.com/s/8TlluDD2P8LBmxhhmHT95w】 
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 - 1968）
在原来的西柏林市中心，有欧洲王府井南京路之别称的“选帝侯大街”横贯东西。用德语说选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 实在太长，柏林人口拙，习用短语简称，呼之为 Ku-Damm。中国人也稀里糊涂跟着叫，听上去就成了“裤裆”，着实怪异。其实这个裆（Damm）字翻译成大街并不合适，Damm 原意为坝，自然形成或人工构建的城乡地势较高的部位用来抵挡洪水的。比如荷兰地势低洼，需要到处筑坝杜绝水患，因此地名多以“丹”结尾，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什么的，在此丹就是裆，凡是以丹或裆结尾的洋域地名都是坝的意思。因此，柏林“裤裆大街”的全称应该翻译为选帝侯坝或选帝侯裆。而真正应该翻译成选帝侯大街的 Kurfürstenstraße 则是裤裆大街的东部延伸段，此处环境寂寥，行人稀少，多行政建筑，并不起眼。但是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风雨棚却很夺人眼球，棚内外布满历史图片，其中的一张党卫军军官正装照，使得不明就里或不谙德文的路人也大致能够猜到这个棚子与纳粹历史有关。照片上的党卫军军官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 - 1962），纳粹大屠杀的象征性人物。公车站位于纳粹时期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大概可译为4局4处）的办公楼所在，对外称“犹太人移民出境事务总局”，艾希曼为该部门长官。4局4处办公楼原为犹太兄弟会会址，艾希曼们把犹太人赶走，鸠占鹊巢，据为己有，将之变为排犹屠犹的中枢机构。1961年，德国人还没有开始深刻地直面历史，竟然浑浑噩噩把这座历史意义巨大的楼房拆毁，在原址上新起了一座酒店。在德国人变成好人，开始反省历史罪恶之后，柏林市政府亡羊补牢，利用这个公车站建起了“警诫点”（Mahnort），用以警示告诫后人不忘德意志民族曾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
柏林市政府将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的公共汽车站作为“警诫点”，唤起人们对曾经在此办公，已经被拆毁的纳粹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部门所在建筑（图片下方）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寻常的反省悔罪之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擅长于宏大叙事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喜好拿德国人的基督教传统，比如原罪理论，忏悔习惯之类的说事，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听者则往往被弄得一惊一乍，折服之余，自以为找到了为什么欧洲人能够悔罪，亚洲人至今不愿意悔罪的科学真谛终极真理：原来西洋人信基督，东洋人不信基督，西洋人会忏悔，东洋人不会忏悔，信基督会忏悔的人会悔罪，不信基督不会忏悔的不会悔罪。这里的东洋人专指日本人，至于中国人，则是和忏悔什么的无关，中国人一直被东西洋人欺负，尽吃洋人的亏，却从来不欺负洋人，更不会欺负同胞，加害自己人，因此天生没有罪，当然是不需要悔罪的，因此，中国人拒绝忏悔，也不相信反省悔罪什么的那一套。
殊不知，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参见本系列之《JEDEM DAS SEINE - 铁门与人皮灯罩间的业缘果报》）之后，在“神既爱世人，又为何如此对待世人，又为何容许如此对待世人？”的奥斯维辛之问面前，任何信仰，任何理论乃至任何科学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在人类作恶能力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羸弱，那么苍白无力，那么无语无解。而在真实的，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作恶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除了鸡汤电影里的那些意淫故事，鲜见其中有谁忏悔，认罪悔罪的。
德国国家足球队2012年欧洲杯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点燃长明火
事实上，德国能够在战后认罪悔罪，如果没有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 - 1968），没有这位孤独，愤世嫉俗，也许是很难相处的，顽固甚至可以称作是偏执的老人，大概是很难想象的。没有弗里茨·鲍尔，逍遥法外15年的艾希曼就不可能被送上耶路撒冷的绞架，奥斯维辛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讲仍旧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波兰小镇，我们也不会知道柏林选帝侯大街上那栋曾经属于犹太兄弟会的办公楼对被虐杀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没有弗里茨·鲍尔，没有这位旧约中先知式的引路者，德意志就几乎不可能走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永远不可启及的，充满痛楚艰辛的，最终达成民族共识的独一无二的反省自身罪恶之路。
弗里茨·鲍尔1903年生于斯图加特，父母均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鲍尔本人却早早地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并且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从鲍尔这一典型的日耳曼姓氏亦可推知其家族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鲍尔本人也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犹太血统。1928年鲍尔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信任的法律结构》。之后鲍尔在斯图加特任法院助理，两年后，已执法官衔，为魏玛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谓少年得志。1933年纳粹党上台伊始，利用“国会纵火案”打压左翼政党，鲍尔因为参与策划社会民主党发起反纳粹政权的全国大罢工于同年5月被捕，关押在乌尔姆（Ulm）拘留营，同年年底获释。
少年弗里茨·鲍尔和妹妹玛尔戈特，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世纪卅年代的弗里茨·鲍尔
战后由于鲍尔对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罪行的不妥协和彻底清算的立场，犯了众怒，被屡遭人肉，1933年底鲍尔被纳粹释放的原委背景因此被起获出水：在鲍尔等八位社会民主党人被从乌尔姆拘留营释放的同时，当地报纸刊出了一份由涉事八位社会民主党人署名的，致符腾堡州帝国代表穆尔（Wilhelm Murr 1888 - 1945）并请转呈希特勒的“悔过书”。不过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的名字并不在其中，署名者中有一位弗里茨·豪尔（Fritz Hauer），而当时在乌尔姆拘留营中并无弗里茨·豪尔其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豪尔就是鲍尔，前者乃后者排版印刷中的误植，也就是说，鲍尔是向希特勒悔过才得以出狱的。这样一来，反抗纳粹的英雄翻转成了叛徒，至少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也多少可以算是个变节分子，而鲍尔本人又对此讳莫如深，对这段经历也从来不曾公开提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特别是被右翼势力高调炒作。
1933年11月13日“乌尔姆日报”刊载有以“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豪尔等八人写给纳粹当局的悔过书，豪尔名列第二
其实，细观“悔过书”内容，不难发现，此乃纳粹统治下被关押的异议分子重获自由必须履行的手续，这一点与薄家老爸的北平草岚子胡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类似。当时绝大多数被纳粹政权关押者都是签署了效忠信（Treuebekenntnis）或表忠诚书 （Loyalitätserklärung）才得以出狱的。在被纳粹拘捕的左翼人士中唯一有据可查的例外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他因为拒绝签署此类文件而被纳粹政权整整关押十年，有点儿类似六十一人案中的刘格平。事实上，鲍尔等八人具结出狱后几乎都没有消停，继续鼓捣反抗纳粹的左翼活动，因此后人对鲍尔们所谓的变节行为大可一笑了之。不过近来随着对鲍尔高大全宣传的趋势，德国的政治正确派亦有对这段历史翻案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效忠信是穆尔这些纳粹分子在鲍尔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宣传目的而伪造炮制的，此乃为圣贤隐，多少有画蛇添足之嫌。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纳粹时期被囚禁十年，战后成功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避免了联邦德国政治天平向左倾斜
鲍尔入狱前后，根据纳粹的整顿公务员法，他的法官职务被解除。1936年，鲍尔离开德国，迁居丹麦。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鲍尔在丹麦的居留许可被吊销，并被丹麦当局拘留数月。为保护自己，鲍尔1943年6月与丹麦幼儿园教师安娜·玛丽亚结婚。当年10月纳粹开始在丹麦围捕犹太人，在丹麦民众的帮助下，鲍尔与7000余名丹麦犹太人成功脱逃到中立国瑞典。
纳粹党外交官乔治·费迪南·杜克维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 1973）在拯救丹麦犹太人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后，杜克维茨（前左举杯者）担任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是总理威利·勃兰特（中立者）的旨在缓和东西方在欧洲对峙的紧张局面的“新东方政策”的重要推手
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丹麦瑞典的两国国民和政府以及纳粹德国外交官乔治·杜克维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1973）的公义和勇气。杜克维茨本是一位有名望的海事专家，1932年纳粹还未上台，杜克维茨就已经亲近纳粹党，加入纳粹外围组织乃至入党，1933年进入纳粹党外事办公室（APA），任斯堪的纳维亚事务专员，是一位纳粹老党员干部。1934年6月底的“长刀之夜”，希特勒为讨好军方，卸磨杀驴，亲自带领党卫队残杀他的纳粹党老战友老干部，（参见本系列《死神还是追上了他 - 使胜者蒙羞的137对受伤的睾丸》），使得杜克维茨开始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不久后杜克维茨退出纳粹党外事办，重拾他的海事专业。1943年9月下旬，时任德国驻丹麦海事代表的杜克维茨从德国驻丹麦最高专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处得知纳粹围捕丹麦犹太人的计划，旋即前往柏林，试图通过自己的人脉，游说纳粹高层，阻止实施围捕计划未果，无奈转道瑞典，得到瑞典政府将接纳丹麦犹太人的承诺后，即在拜斯特的默许下将纳粹的围捕计划泄漏给丹麦的犹太社团。在无数丹麦国民的帮助下，动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甚至有救护车消防车，在丹麦生活的约8000名犹太人中的7000多人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并在之后的数星期内通过海路陆路被秘密转移到瑞典，在被营救的犹太人中有物理学家玻尔父子，弗里茨·鲍尔也在其中。纳粹最终只抓到了481位犹太人，悉数关进苏台德地区的特雷津斯塔德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 现捷克境内，参见本系列之《金色绊脚石 - 欧洲圣所侧记（九）》）。由于丹麦和瑞典政府及民间组织的不懈关注和干预，被关押的481人中至战争结束只有51人死亡，堪称奇迹，为二战中由全民族出手营救犹太人的伟大的人道范例。
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纳粹德国时期党卫军中罕见的法律专家，盖世太保的实际领导人，策划并组织东部战场专行屠戮平民的特遣部队（Einsatzgruppe），曾是驻法国盖世太保的首脑，铁腕镇压抵抗运动，可谓双手沾血，战后清算在劫难逃。但是贝斯特在担任帝国驻丹麦最高专员期间，消极执行围捕在丹麦的犹太人的命令，网开一面，致使大部分犹太人逃出生天。战后贝斯特被丹麦法院判处死刑，上诉后二审法庭认定贝斯特对丹麦犹太人获救起过作用，被改判徒刑，1951年出狱返回德国，终享天年
此一全民义举的表率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 von Dänemark 1870 - 1947)。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滞留国内的国王为丹麦争取到了相对独立自治的地位。当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黄色大卫星时，国王宣称丹麦的犹太人也是他的臣民，因此他本人将首先佩戴。1942年的“贺电危机”则更能体现国王的风骨：国王72岁生日时，丹麦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两年有余，希特勒以个人名义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大凡草根独夫对王室贵族都有一种古怪的钦羡爱恨交织的红与黑情结，希特勒当然希望能够因此得到国王热烈的回应，从而获得被王室贵族认可的荣耀感，然而国王仅以“Meinen besten Dank，Chr. Rex.” （多谢啦，克里，王）回复，连自己的全名都懒得签署，使得希特勒本人感到莫大的羞辱，导致德国驻丹麦大使被召回，德国驻丹麦最高专员被撤换，代之以维尔纳·贝斯特，丹麦总理也被德国强制换人。在1943年被德国人软禁前，国王每日单独骑马在哥本哈根街头巡游，以此鼓舞处于纳粹占领下的子民的勇气，而哥本哈根市民则自发组成自行车队为国王护卫，场面甚为感人。正是由于国王的感召，才能够发生全民族共同营救犹太人的壮举。无垠黑暗之中，让苦难的人们看见了最后一束公义光芒，感受到了最后一丝人性温暖，寰宇之内，丹麦可谓首善之国。
克里斯蒂安十世在民众护卫下在哥本哈根街头巡游
在流亡瑞典时期，鲍尔结识了由挪威逃亡而来的，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共同投身于海外左翼的反纳粹运动，他们一起创立了“社会主义论坛”（Sozialistische Tribüne），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组织。战后，勃兰特从政，与长期担任检察官的鲍尔没有太多实质性交集。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勃兰特常常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多少造成了他与鲍尔之间的疏远和误解。1970年12月7日，鲍尔离世已逾两年，作为联邦总理首访波兰的勃兰特在华沙“隔都”（Ghetto）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肃然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世界谢罪。勃兰特这一改变世界的下跪也可以看作是对战友的缅怀，是对鲍尔独自奋斗一生而开创的事业的认同与感激（参见本系列《枪口前举起双手的男孩》）。
1949年鲍尔在前述社会民主党领袖舒马赫的运作下返回德国，首先在下萨克森的布伦瑞克（Braunschweig）法院任职，一年后转任不伦瑞克地方检察长。尽管布伦瑞克不是大都市，但是1952年鲍尔公诉雷莫案却使之成为在德国战后重新审视纳粹罪行的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地理节点。
鲍尔在不伦瑞克任检察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给城市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战后重建的不伦瑞克检察院建筑上，根据鲍尔的建议，将欧洲司法建筑上常见的正义女神像做了修改，与女神一手握剑一手执天平不同的流行造型不同，不伦瑞克正义女神平伸出的双手上各站一人，意味着女神自身是一具天平
 为纪念鲍尔，不伦瑞克检察院所在地址现更名为“弗里茨·鲍尔广场1号”。检察院入口处墙上，根据检察长鲍尔的意愿，镌刻着1949年联邦德国赖以建国的基本法的第一条第一款之表述：“人的尊严不可触碰，对之保护乃国家公权之义务”（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改动过的正义女神形象和门墙上的基本法条款摘录，凸显鲍尔的政治抱负和公义情怀
奥托·恩斯特·雷莫（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1930年志愿加入德国陆军，二战时分别在西线，巴尔干战线和东线服役，领衔少校。特别在东线战场，由于打仗玩命不怕死，屡得嘉奖，1943年获铁十字骑士勋章并加橡树叶配饰，后者仅数百德国军人获颁。雷莫因在战场上受重伤，1944年奉调卫戍柏林的大德意志师。同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代号女武神的政变（参见本系列之《女武神政变与所多玛的义人》），一头雾水的雷莫被政变领导方告知，希特勒已在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狼穴”死于叛乱，命其率部封锁柏林市内的政府区并逮捕当时在柏林留守的纳粹党最重要人物，帝国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
奥托·恩斯特·雷莫少将（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
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给了戈培尔说服雷莫反戈，化险为夷的机会。戈培尔被奉为世界宣传工作之圭臬，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巧舌如簧，语速飞快，在紧急关头用绕口令快节奏说话能够在非数码化时代成功传送大数据，从而逆转局面。在雷莫的手枪前，戈培尔开始用打机关枪的速度说话，主题简约，没有任何说教论理，就是重复强调，元首没有死，元首还活着，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戈培尔的自信使得雷莫开始疑惑，见雷莫踌躇迟疑，戈培尔又成功拨通狼穴元首大本营的电话，让雷莫与希特勒直接通话。在通话中希特勒使雷莫相信他还活着并授予其全权在柏林平息政变，在确信希特勒没有死还在蹦跶之后，雷莫即手举电话听筒向希特勒行纳粹礼宣示效忠。
纳粹德国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家福，戈培尔夫妇共同生育有六个子女，战争结束时全部被戈培尔夫妇毒杀，之后戈培尔夫妇相继自戕。立于后排的军人为戈培尔夫人与前夫所生之子，戈培尔视如己出，为战后全家唯一活口
雷莫的临阵反水对挫败女武神政变所起的作用由于其戏剧性经常被夸大，事实上，女武神政变很大程度上是毁于起事者自身。希特勒与雷莫通话时间为7月20日晚上18:35 - 19:00，由于政变领导人惊人地菜鸟，狼穴元首大本营与柏林的电讯联系居然一直没有被切断，也没有人想到去控制广播电台。当天下午16:00，身处狼穴的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已经通过电讯成功控制军队。至17:42，柏林的广播电台开始反复播送希特勒仍然活着，刺杀失败的消息，由此刻起，政变的败局已经注定。尽管如此，雷莫事后仍然受到希特勒重奖。雷莫被提升为上校，任重新组建的元首亲卫装甲旅旅长，并率部参加当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作为战场指挥官，一介武夫雷莫其实乏善可陈，军事上并无多大建树，然而由于希特勒的赏识，亲卫装甲旅被扩充为师，32岁的雷莫任师长，晋衔少将，为第三帝国最年轻将官。在战争末期，雷莫率部转战东线西里西亚，参加纳粹德国最后一次能称得上绝胜反击的劳班战役，重创风头正劲的苏军。雷莫后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关押的87位德国将军中，雷莫是“唯一的因为他的勇气和尊严”而受到美军尊敬的战俘。
1944年720事件平息后，被加官晋爵的雷莫在表彰授勋仪式上
雷莫1947年由美军战俘营获释后，不忘希特勒的知遇之恩，组建具纳粹倾向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意图参政。在一次右翼集会上，雷莫将参与“720 政变”的人员斥之为懦弱的叛国者，被鲍尔抓住把柄，以诽谤已逝者名誉罪于1952年提起公诉。诉讼结果，雷莫罪名成立，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尽管刑期微不足道，雷莫也溜之大吉，根本没有服刑，但是雷莫组建的极右翼社会主义帝国党就此式微，而在此之前，该党在德国北部选民支持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势头强健。1952年10月社会主义帝国党更因违宪被查禁。在对雷莫的公诉词中，鲍尔直言不讳地将当时还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参与720政变人员称作英雄，使他们获得了事实上的平反，当然，对参与720事件的义士在法律上的平反则远远押后。最为重要的是，在诉讼中，鲍尔提出了“不法国家”（Unrechtsstaat）的概念，将纳粹德国定义为不法国家。在法庭上，鲍尔驳斥雷莫关于720政变是叛国行为的指责，称不法国家因为其不法，根本就不具备被背叛的价值，因此雷莫对720政变参与者的叛国指责当以诽谤定罪。鲍尔使用“不法国家”这一概念，抽去了为纳粹罪行辩护的法律基石，“以国家的名义”或者以“奉命行事”为借口犯罪作恶同样必须受到惩处，为今后一系列针对纳粹罪行的法律清算作了铺垫。
在不伦瑞克任职期间的鲍尔，摄于1954年
不过，鲍尔对“不法国家”概念的应用是相当谨慎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被问及，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是不是也属于他定义的不法国家，鲍尔答称他对此抱有“强烈的疑问”。近年来，出自原东德的德国政治家如总理默克尔，总统高克在公开场合多次将原东德称为不法国家，估计如果鲍尔在世恐怕不会认同这种联想戴帽，因为在鲍尔看来，真正反抗纳粹暴政的英雄除了 720事件的义士就是德国的共产党人了，按照鲍尔的计划，利用公诉雷莫为720义士平反后，即着手寻找机会为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共产党人平反。由于对共产党以及东德的暧昧态度，鲍尔在世时就被怀疑与东德或东方阵营有特殊关系。2011年德国电视一台（ARD）根据解密的档案报道，鲍尔终身都处于西德联邦情报局（BND）的监视之下。
雷莫晚年逃离德国，客死西班牙
雷莫1952年被判刑后即逃离德国，投身于渐呈燎原之势的世界反帝反殖进步运动，除了为埃及纳赛尔以及叙利亚等革命政权充当军事顾问，还积极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NLF）提供军火，支持援助其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1960年，鲍尔试图剥夺雷莫德国公民身份的申请被德国联邦法院驳回，雷莫因此又得以回到德国重新整合战后被打压的德国亲纳粹组织，被称为新纳粹运动的教父，而吊诡的是，雷莫本人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雷莫其间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言论妄议大屠杀（Holocaust），触犯了禁忌。他引用公开发布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的法庭研究和一些专家调查报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不否认第三帝国大屠杀罪行的前提下，对奥斯威辛的死亡人数和屠杀方法提出疑问”。比如根据焚尸炉的数量，火化尸体一般所需要的时间来“科学和逻辑”地推算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等等，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数据。尽管雷莫是非暴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只是过过嘴瘾而已，但已经触犯战后德国不得对纳粹大屠杀罪行作任何公开质疑的刑律，1992年10月雷莫被德国法院以“煽动仇恨”（Volkshetzung）罪判处22个月监禁。雷莫随即逃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以“思想犯罪”在西班牙不违法为由拒绝了德国政府的引渡要求。5年后雷莫客死西班牙，遗体火化后归葬德国。
雷莫诉讼案之后，鲍尔一战成名，同时也更使得他形单影只，倍感孤独。二战后的德国司法界基本被纳粹时期的旧人员占据，类似鲍尔这样的与纳粹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士在法律界实属凤毛麟角。与人事现象相似，纳粹时期的司法体系也几乎被全盘继承。在当时的德国司法界流传的一句据说出自纳粹时期曾经在海军担任军法官，战后长期执政的基民盟（CDU）党内大佬，曾任巴登-符腾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的名言：如果过去（纳粹时期）是合法的，现在就不可能非法。费尔宾格本人因为在1945年3月和4月，纳粹德国垮台在即，还在以逃兵罪判处海军军人死刑，在被媒体曝光后没有表示丝毫悔意，后于1978年8月被迫辞去州长职务。
战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政治家，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纳粹时期曾任海军军法官（上图），双手沾血，1978年被媒体曝光后被迫辞去州长职务，是为德国政坛一大丑闻
战后发生的佛莱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赔偿金丑闻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纳粹上台以后设立的专门审理政治案件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院长佛莱斯勒以残忍血腥闻名于世，仅在1943 - 1945年两年中人民法院就作了5000例死刑判决，其中佛莱斯勒本人所作的死刑初审判决竟达2600例之多。慕尼黑白玫瑰案，720 女武神政变案均由佛莱斯勒审理，有嗜血法官（Blutrichter）之称。720 事件爆发后，疯狂失态的希特勒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佛莱斯勒去报复事件参与者。希特勒称佛莱斯勒为“我们的维辛斯基，他能够搞定”。维辛斯基是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总检察长，杀人如麻，独裁政权残忍恐怖的象征性人物。佛莱斯勒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他在法庭上谩骂被告，音调之高致使麦克风失灵；他故意收去1940年在南部战线越过马其诺防线，征服法国的功臣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腰带，迫使元帅提着裤子出庭，然后再加以羞辱，是一个无耻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恶棍。
纳粹人民法院院长罗兰·佛莱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
参与720政变的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手提裤子出庭受审，维茨勒本元帅后被人民法院判处绞刑
1945年2月3日，佛莱斯勒在柏林审理720案件参与者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1907 - 1980）时遭美军轰炸毙命（参见本系列之《众神居所，生死因缘 - 发生在南蒂罗尔多洛米提的人质事件》）。战后，佛莱斯勒的遗孀不仅领取战争死亡者退休金，巴伐利亚州政府还每年额外发给她工伤赔偿金，根据大致是，佛莱斯勒是在工作岗位上工作时间内遇害死亡，相当于中国的因公殉职。如果佛莱斯勒不死，现在肯定不是大律师就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也许只差追认革命烈士了！1982年佛莱斯勒赔偿金丑闻被媒体曝光，舆论哗然，指责这种搞法是对无数冤魂亡灵的羞辱嘲弄，但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其遗孀领取赔偿金如旧，直至1997年去世，如同德国人的一句口头禅，“法律就是法律”（Gesetz ist Gesetz）。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可以想见鲍尔孤独艰难的处境，用鲍尔自己的话说：“只要我走出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就如同走进了敌国。”
单打独斗的弗里茨·鲍尔
战后，数量众多的纳粹战犯逃亡南美，据粗略统计，大概有五千之多，其中就有被各国政府包括联邦德国政府正式通缉的重要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艾希曼生于鲁尔区的刀具之城索林根（Solingen），但自幼随家庭移居奥地利林茨（Linz），因此操一口南方土话。由于个头矮小，皮肤黝黑，艾希曼自小在学校就被同学歧视为犹太人，被起绰号“唧唧”（Giggi）讥讽嘲笑，以后没有继续升学高中，而是在不同的中专职校打转，始终没有拿到一个文凭，时尚表述可谓屌丝，青少年时期的屌丝生涯构成了艾希曼严重的自卑情结。艾希曼1932年在奥地利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后纳粹党在奥地利被查禁，艾希曼移居巴伐利亚。在德国他接受了14个月的纳粹军训，这次总算得到了文凭，从而开始了在纳粹体系中的一番事业。从表面上看，艾希曼在纳粹德国最辉煌的仕途顶点也只是执掌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在党卫军中衔职为一级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大致相当于中校正处级干部，并没有多少显赫之处。20世纪30年代，艾希曼参与先将德国犹太人洗劫一空，再将其放逐到中东地区的计划，为此，艾希曼1937年曾到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触，试图联手抗击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后者因为地缘政治的考量，联手当地穆斯林，对犹太移民活动持敌对打压政策。由于将犹太人逐出欧洲的计划无所进展，1942年2月初，纳粹政权各部门在柏林郊区旺湖一别墅中召开会议，决定了就地用屠杀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方案，即所谓最终解决（Endlösung）以及具体实施计划。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近年来，这一历史事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5年10月在一次发言中提及，最终解决方案的中心人物乃穆斯林领袖，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1941年11月，侯赛尼与希特勒在柏林会晤，据说当时希特勒并没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而只是打算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是侯赛尼要求并启发希特勒（用火）消灭犹太人的。尽管这一多少可以理解为希特勒开脱的说法已非新闻，但出自以色列总理之口却是不同寻常，导致舆论大哗。
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1941年11月与希特勒在柏林会晤。侯赛尼借力打力，欲利用德国达到其反英反犹的政治目的。二战期间侯赛尼常住柏林，形同食客，但当时愿意与纳粹政权过往的货真价实的外国显要委实凤毛麟角，故侯赛尼作为稀缺资源被纳粹政权厚待，纳粹官员们均因为其真大穆夫提的身份以与其有交往而炫耀。艾希曼亦时常向人“不经意地”地提及他和大穆夫提有交往并被其赏识的“秘闻”，以致战后长期有艾希曼投奔侯赛尼，藏身于中东的讹传
旺湖会议由纳粹枭首海德里希主持（参见本公众号之《布拉格东正教主教座堂 - 欧洲圣所侧记（三）》），艾希曼担任会议记录。会议之后，艾希曼的职能可以说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总协调人，由于他的敬业，勤勉，工作效率和协调能力，使得纳粹的种族灭绝机器能够高效运转。纳粹时期，荒诞而不靠谱的种族理论登堂入室俨然成了时尚的专业科学，参与排犹屠犹的凶手们因此也自认为是学术专家或科学家，这给了屌丝混混艾希曼极大的心理满足。艾希曼会少许几个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单词，估计也就是如今洋人看到中国人说你好谢谢好吃再见的水平，但是他喜好在各种场合挂在嘴上显摆，以显示自己的学术专业性。当时有不少艾希曼是犹太语言专家的讹传，艾希曼从不纠正，而是以神秘而矜持的微笑默认之，人不狗样的，显得很有腔调，勤奋机遇加装逼，使得艾希曼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得到与希特勒见面机会的小人物在战后能够一举跻身纳粹大牌战犯前列。
确定大屠杀方案的旺湖会议1942年2月在风景如画的柏林旺湖畔一座美丽的别墅中举行，别墅现辟为对公众开放的旺湖会议纪念馆，馆中陈列有与会者信息。正处级干部艾希曼（左二）如果知道他得以与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缪勒（左一）和帝国保安总部首脑海德里希（左三）等纳粹枭首平起平坐向后人示众，应该可以用他最喜爱的方式表述：“笑着跳进坟墓了”
1945年初，欧洲战事德国的败局已定，艾希曼未雨绸缪，逃离柏林，理由是去特雷津施塔德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 见前述）处理公务，但是道路已被东进的美军截断，遂南下奥地利回到家中，据说是奉其同乡上司，继海德里希任帝国保安总部首脑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 1903 - 1946）的命令，在奥地利重建军队，构筑子虚乌有的“阿尔卑斯堡垒”（参见本系列之《众神居所，生死因缘 - 发生在南蒂罗尔多洛米提的人质事件》），但是艾希曼搜罗到的百把人中多为朽迈老翁，不少人连枪都没有摸过，估摸着肯定无法上阵打仗。眼看建军无望，艾希曼遂别妻离子开始逃亡，不久即被美军抓获，关进战俘营。起初艾希曼自称空军上等兵，后发现美军会根据战俘腋下的党卫军血型刺青，甄别党卫军人员，将之与一般国防军人区分关押，当时党卫军已经被盟军界定为犯罪组织。艾希曼遂自报为党卫军下级军官奥托·艾克曼（Otto Eckmann），与自己的真名发音相近，防止在战俘营被同僚熟人称名道姓而穿帮。后因战俘营的战犯甄别日渐吃紧，艾希曼恐被党卫军难友出卖，又逃离战俘营，藏身于德国北部吕纳堡石楠花塬（Lüneburger Heide，参见本系列之《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 - 吕讷堡石楠花塬的前生今世》）一带，以当伐木工，后以养鸡卖蛋为生。躲藏在辽阔壮美的石楠花塬的生活对艾希曼来讲应该是惬意而浪漫的，他经常在乡村聚会或婚礼喜庆的场合拉小提琴给村民伴舞助兴。艾希曼毕竟是见过场面的城里人，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迥然有异于一般的乡野村夫，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亦不乏女伴。
1947年9月艾希曼（后排左三）参加藏身所在的石楠花塬一伐木公司同事婚礼后合影，据当事人回忆，艾希曼起初坚决不愿意合照，但热情的主人不依不饶，才留下了艾希曼藏匿吕讷堡石楠花塬期间唯一的影像
1948年，艾希曼工作的伐木公司倒闭，艾希曼不敢向政府申请失业补助，而是投资了一个蛋鸡场，以卖蛋为生。浩劫之后，饿殍遍地，艾希曼摸鸡捏蛋的自嘿感觉想必高潮连连。然而在做投资决定时艾希曼显然没有注意到蛋鸡场的风水，紧邻蛋鸡场就是闻名于世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KZ Bergen-Belsen），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时堆积有数万具囚犯尸体，被解放后还有上万幸存的囚徒陆续死亡，为了防止瘟疫流行，英军只能挖掘坑穴集体掩埋，这一过程被英军记录下来后震惊全球，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成为最著名的纳粹集中营之一（参见本系列之《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 - 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当艾希曼经营蛋鸡场时，集中营被英军改用作收容营，用以临时安置劫后余生的难民，其中多为被纳粹洗劫一空无处可去的犹太人。虎落平阳的艾希曼不仅必须与他还没有来得及杀光的屠戮对象比邻而居，更憋屈的是这些犹太难民居然成了他的客户。在逃亡阿根廷后，艾希曼在“萨森访谈”时曾经愤愤然忆及当时的感受：“吕讷堡石楠花塬紧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附近到处都充斥着大蒜味，那里都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会来买东西。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犹太人，现在又把鸡蛋卖给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困惑：你想想看，这些该死的家伙应该都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为几个鸡蛋和我讨价还价！”
1945年4月英军解放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面对数万具囚徒尸体和救助无果每天仍在成批死亡的囚徒，英军只能挖掘群葬坑掩埋。在集中营营地上，这样的群葬坑数不胜数，墓碑上没有姓名唯有数字：“5000人在此安息，1945年4月”
《安娜日记》的作者安娜·弗兰克和她的姐姐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姐妹俩尸骨早已不存，后人为她们在营地上立起墓碑，点起长明灯，以此空冢寄托一个念想，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战后盟军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步步深入，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渐清晰。随着自己在战犯通缉名单上的排序日益靠前，艾希曼的心情喜忧参半，一方面为自己终于能够出人头地名扬世界感到成功的欣慰，另一方面也知道一旦落到盟军手里肯定死路一条。艾希曼意识到，石楠花开虽然美好，但花塬终究不是久藏之地，1948年西德政府施行的废除帝国旧币，引进西德马克的货币改革对艾希曼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不敢去银行合法兑换，他出逃时携带的大量从犹太人那里搜刮来的旧币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如果不是风里雨里骑着自行车向犹太人兜售鸡蛋赚的那些辛苦钱，艾希曼的逃亡终点恐怕早已经定格在了石楠花塬。
1950年，在旧日党卫军战友和天主教会的帮助下，艾希曼经奥地利越境到意大利，进入南蒂罗尔风景壮美的多洛米提。在博尔扎诺（Bozan）的方济各会修道院躲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艾希曼得到了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Riccardo Klement）”的假身份证件，再经由天主教会开通的接转罗马的南方“鼠道”逃亡路线，由意大利热那亚登船逃离欧洲，与随后抵达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定居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艾希曼逃离欧洲时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的假身份证件
当时不少南美国家都是军人擅权，对纳粹政权及其理念抱有天然好感，明里暗里容留众多纳粹战犯，而欧美各国尽管大张旗鼓通缉战犯，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缉拿。根据解密的档案资料，西德联邦情报局的前身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最晚在1952年已经掌握了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线索。战后德国情报机构的创始人，前德国陆军少将莱因哈特·盖伦（Reinhard Gehlen 1902 - 1979）在二战中主要在东线战场从事针对苏军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战后盖伦搜罗旧部，为美英等战胜国提供服务情报。1956年在盖伦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德联邦情报局 （BND），主要成员多为纳粹时期东线德军情报人员（参见本系列之《他们在黑夜中而来 - 标志为德国历史拐点的《明镜》叛国事件》）。
二战期间德国陆军盖伦少将，战后联邦德国情报机构创始人
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欧美各国情报部门的合作十分紧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早已经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因此可以说，战后众多纳粹战犯的潜逃藏匿都是在欧美各国政府的掌控之中甚至庇护之下的。当时生活在南美的纳粹战犯的身份与活动几乎都不思掩盖，不思伪装，与艾希曼生活在一起的三个儿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更改，也正是这一疏忽大意，给艾希曼招来杀身之祸。
艾希曼的行踪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其身份被确认及最终被绑架的背景和过程因为事涉多国幕后运作特别是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蛮横操作，导致权威档案长期被封存，真相至今没有大白于天下。长期流行的“瞎眼人怒擒艾希曼”的演义掺合了基督山恩仇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原素，听上去尽管狗血，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195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德国犹太人罗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 1901-1974）12岁的女儿西尔维娅（Silvia Hermann）在电影院结识了艾希曼的长子，17岁的克劳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赫尔曼本人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后来因为参加锡安运动，向法国走私外汇，资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被盖世太保抓进达豪集中营，刑讯逼供之下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导致全盲。1936年赫尔曼流亡荷兰，两年后又逃至南美，虎口余生，得以活到战后，而他的家族绝大部分成员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女儿结识的小伙子克劳斯的艾希曼姓氏首先引起了赫尔曼的注意，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赫尔曼确认了克劳斯的父亲就是在逃的艾希曼。
大屠杀幸存者罗塔尔·赫尔曼，辨识并举报藏匿在阿根廷的艾希曼。艾希曼被绑架之后，赫尔曼受到阿根廷警方迫害。赫尔曼对艾希曼被绳之以法的贡献直到七十年代以色列梅耶政府时期才被承认
西尔维娅·赫尔曼，因为她的社会交往暴露了艾希曼的行踪，使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得以成功绑架艾希曼。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前，西尔维娅移居美国，并与父亲罗塔尔断绝了来往
1954年，赫尔曼首先将艾希曼藏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息通报当地的犹太人社团和以色列驻阿根廷的的代表机构，但是一直不见动静。鉴于艾希曼也是被联邦德国通缉的要犯，赫尔曼遂直接向黑森州检察系统举报，当时在法兰克福任检察长的阿诺德·布赫塔尔（Arnold Buchthal 1900-1965）和黑森州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尔都是犹太裔德国人，纳粹时期均遭到迫害，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赫尔曼直接向他们提供信息，希望西德政府能够有所动作。鲍尔在得到情报后颇费踌躇，直觉告诉他，赫尔曼的情报很可能属实，但他很清楚当时德国政府内部的实际情况，如果艾希曼确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藏身，通知德国政府只会打草惊蛇，使艾希曼再度脱逃，因此抓捕艾希曼的最后希望只能寄托于以色列的海外特工组织摩萨德。为此鲍尔曾经与时任黑森州州长的社会民主党人，有黑森州战后重建之父之誉的兹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商讨，尽管兹恩引鲍尔为知己，鲍尔出任黑森州总检察长也是他运作的结果，向摩萨德提供有关艾希曼藏身处情报的想法还是把兹恩吓得不轻，他警告鲍尔，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与外国情报机构私下进行合作，非但违法，甚至可以叛国罪论处。
德国战后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鲍尔的战友，有黑森州战后重建之父之誉的乔治-奥古斯特·兹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
对德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鲍尔只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将艾希曼藏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报秘密转交给了摩萨德，并和以方合作演出了一出双簧。1959年底，在艾希曼的身份被确认，摩萨德紧锣密鼓策划在阿根廷抓捕艾希曼的同时，鲍尔通过媒体高调宣称德方得到了艾希曼藏身中东的可靠情报，并表示要积极推进调查缉拿，最终将要把艾希曼引渡回德国审判。鲍尔用声东击西的手法，避免打草惊蛇，确保摩萨德的阿根廷抓捕行动顺利实施。
新近拍摄的文献片“国家公敌鲍尔”中鲍尔辗转巴黎向摩萨德递送有关艾希曼情报的场景
1960年5月，摩萨德罔顾国际公法，用非法手段将艾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到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开庭公审，艾希曼被判绞刑。1962年6月1日凌晨，艾希曼在以色列被绞死，而后当即被焚尸并扬灰于地中海。以色列尽管保留有死刑，但艾希曼之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唯一执行的死刑判决。根据以色列官方的说法，在绞架上，艾希曼最后说的话是，德国，阿根廷和奥地利万岁！我的主啊，我们即将重逢！身负数百万人命，双手沾满鲜血，据说曾经说过“想到五百万人命算在我的账上，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我会笑着跳进坟墓”的艾希曼对死亡却是相当惧怕。他在法庭上的全部努力就是推卸责任，将自己说成是一条小鱼，也是纳粹体系的受害者，以逃避死刑。当一审宣判死刑后，艾希曼又奴颜婢膝上书以色列总统请求赦免。在一次访谈中，一位监刑的以色列官员在被问及艾希曼在行刑前的表现时回答说：“细节我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艾希曼死得并不尊严。”
艾希曼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受审，审判全过程艾希曼都被安置在一防弹玻璃室中，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一酷似银行现金出纳员的亮相刷新了人们对大屠杀凶手的形象期待，多少给人造成了被告人畜无害的印象
鲍尔向摩萨德传送情报的的冒险行为对艾希曼的落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事涉非法跨国绑架，涉案材料仍被加密封存，艾希曼落网的背景因此众说纷纭，但是鲍尔所起的作用确实极为关键。鲍尔此举同时也触犯了德国公职人员的大忌，德国政府并没有掌握他里通外国，与摩萨德合作的确凿证据，尽管有传闻流言，但政府对占据了道德高地的鲍尔毕竟无法下手，最多也只能将鲍尔置于联邦情报局（BND）的秘密监控之下。
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的艾希曼审判是战后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不仅伸张公义，告慰亡灵，同时还引发了当事国，特别是以色列和德国的新生代对各自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儆醒。更引伸开去，个人在群体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人性作恶的本能和原动力等法律和哲学伦理问题也在学界引起热议。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根据对艾希曼审判的观察而作出的一系列广义论断诸如“平庸的罪恶”之类的至今仍然生灵鲜活，被中国公知们津津乐道。但是阿伦特对艾希曼个人的观察和议论则失之武断甚至轻浮，艾希曼并不是她描述的只是专制统治体系中的一条小鱼，平凡无趣、近乎乏味，“个人素质极为肤浅的”，被纳粹语言规则迷惑或蛊惑的一平庸之辈。
审判期间艾希曼在监狱里放风
艾希曼的罪恶绝不仅仅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事实上，艾希曼是一个浸润于意识形态癫狂之中的嗜血成性的变态杀人犯。1956年开始，艾希曼在阿根廷接受新纳粹刊物《道路》记者，原武装党卫军“维京师”荷兰籍成员威廉·萨森 （Willem Sassen 1918 - 2002） 持续数年的录音访谈，在访谈中艾希曼多次亲口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将欧洲的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斩尽杀绝，而只是消灭了五百万。尽管采访发生在艾希曼落网之前，阿伦特尚未发出平庸之恶的高论，但是艾希曼几乎先知先觉地用自己的语言狠狠地煽了阿伦特一个耳光：我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执行命令者，果真如此，那我岂不成了个傻瓜笨蛋了吗？这件事（指大屠杀）是我共谋的成果，因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汉娜·阿伦特看到的只是在法庭上竭力求生，拼命推脱责任的艾希曼，尽管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一小部分“萨森访谈”，但只是直接谈及旺湖会议的一段。如果阿伦特在下笔之前听到全部“萨森访谈”，恐怕著名的“平庸之恶”之高论就会胎死腹中。阿伦特在晚年对她使用“平庸之恶”的概念而引起巨大争议的往事亦有所反省，她在1971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对此感到抱歉，称若在今天，她肯定不会使用这个名词。
对鲍尔来说，艾希曼事件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将艾希曼送上德国法庭。当鲍尔向摩萨德提供有关艾希曼的情报时，就明确要求以色列方面在艾希曼落网以后将其引渡到德国交付审判。艾希曼被以色列成功绑架后，鲍尔立即通过黑森州司法部向德国联邦阿登纳政府动议引渡艾希曼，但当天即遭到阿登纳政府拒绝，理由是联邦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当初鲍尔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把艾希曼等战犯绳之以法的希望寄托于欧美政府是徒劳的。因为，如同鲍尔所预见的，当时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听任艾希曼在德国法庭上开口乱说话的，扯出萝卜会带出泥，艾希曼毕竟知道得太多太多，这样会使德国政府处于尴尬境地。事实上，德国政府与艾希曼之间是有沟通渠道的，1956年，艾希曼曾致信联邦总理阿登纳，表示希望回德国自首，也许艾希曼希望通过公开审判“自证清白”，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而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德国受审，至少能免除杀身之祸。
1959年初，鲍尔从一位记者处得到七份文件，这些文件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从布莱斯劳（Breslau，德意志帝国东部西里西亚地区重镇，二战后被划归波兰，现波兰地名为弗罗茨瓦夫 Wroclaw）党卫军法院起火的建筑中抢救出来，一直作为“纪念品”保存，后来因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被史学界称作“布莱斯劳文件”。文件中有一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对越狱囚徒的处决名单以及执行枪决的集中营看守名单，签署者为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和集中营长官助理罗伯特·穆尔卡（Robert Mulka 1895-1969）。赫斯战后作为战犯被引渡波兰，1947年在波兰受审，同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被绞死。赫斯已死当然不能追诉，但是处决名单的共同签署人，赫斯的副手穆尔卡很可能在世。只要能抓到穆尔卡，就有可能对这个案件开庭公诉。
1947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赫斯在集中营旧址被绞死，赫斯在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多有出镜
将艾希曼引渡德国的努力未果，鲍尔就一直想对大屠杀的参与人员在德国提起公诉，交付德国司法部门审判，以改变联邦德国举国上下对纳粹反人类罪行保持缄默的现状，但是苦于没有掌握可供提起公诉的证据，因此“布莱斯劳文件”的出现对鲍尔来讲如同天赐。用这份处决名单作为主要证据，鲍尔启动“对穆尔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诉讼”（Strafsache gegen Mulka u.a.），并成功说服联邦法院，将奥斯维辛案件审理权移交地处黑森州的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以便他作为州总检察长能够介入案件公诉。当时在斯图加特等地亦有对其他奥斯维辛管理人员的诉讼，联邦法院同意与穆尔卡案并案起诉。
说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鲍尔尽管有了穆尔卡签署的处决名单作为犯罪证据，但是办案人员并不知道穆尔卡人在何处，毕竟还不是大数据的时代，发传票抓人也没有个地址，而穆尔卡不到案，就无法开庭。1960年，夏季奥运会在罗马举行，罗伯特·穆尔卡的儿子罗尔夫·穆尔卡（Rolf Mulka 1927-2012）代表德国参赛，赢得帆船比赛铜牌，从此开始了德国奥运水上运动一路走强的新时期。鲍尔麾下的一位年轻检察官是体育爱好者，在读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时相对生僻的穆尔卡姓氏引起了他的注意，怀疑此穆尔卡与正在寻找的奥斯维辛的穆尔卡可能有亲属关系，于是检方顺藤摸瓜，居然最后真将老穆尔卡从汉堡拘捕归案。儿子为国争光，结果把老子送进班房，鬼使神差，奇葩得无以复加。主要被告穆尔卡的到案，使得这场被告达20多人的空前的大型审判成为可能。
罗伯特·穆尔卡在汉堡被拘捕
“坑爹”的罗尔夫·穆尔卡是德国帆船运动的先驱，在体育界享有声誉，罗尔夫长期居住在汉堡，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市民
按照德国司法惯例，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个案处理，对众多被告作为一个集体起诉，多少有作秀的成份，并不被鲍尔的司法界同事认同，然而，集体诉讼却正是鲍尔的神来之笔。鲍尔希望通过集体诉讼，向德国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示，纳粹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因为某个疯子或少数恶棍的癫狂所致，恰恰相反，如鲍尔所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凶手就是帮凶”。鲍尔计划起诉的被告人数的其实远远不止最终被送上法庭的20余人，他已经对290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开展侦讯调查，打算将尽可能多的被告同时送上法庭。鲍尔认为，奥斯维辛的谋杀是一个运行整体（Handlungseinheit）。用现代工业化的流程作业进行种族灭绝，如同一台高效率的杀戮机器，每个参与者都是机器上的组部件，正是这些组部件的默契配合使得杀戮机器能够流畅运行。因此任何一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原则上都应该接受审判，受到应有的惩治，而不是把审判的对象局限于少数纳粹枭首。
1961年7月12日，案件进入预审阶段。经过四年的准备，1963年12月20日，临近圣诞节，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诉讼案，“对穆尔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诉讼”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罗马人广场（Römer）上的市政厅开庭，因为法院空间有限，法兰克福市政府慨然相助，腾出自己的办公场所临时改作法庭，习称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四十年代在波兰克拉科夫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涉案人员的审判，而在1963年之后在法兰克福又有5次奥斯维辛审判，七十年代以后，在德国又有大约50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
坐落于罗马人广场的法兰克福市政厅，1963年圣诞节前奥斯维辛集中营案在此开庭
虽然奥斯维辛审判乃鲍尔呕心沥血之作，是他的法律生涯之巅峰，但他本人并没有作为公诉人出现在法庭上，很可能是出于身为犹太人应该回避的顾虑。根据不少在法兰克福出庭作证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回忆，他们曾经试图当面向鲍尔表示敬意，鲍尔则避免与他们可见的接触，刻意保持与他们的距离。不过鲍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端放着一块幸存者们送给他的来自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石头，直到去世。
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庭审场景
作为公诉人出庭的是鲍尔遴选的几位二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助手，这也是鲍尔苦心孤诣刻意营造的法庭效果：20余名被告人都已经垂垂老矣，他们的辩护律师中也鲜见有黑发人，而对这些老人提起公诉的则是生气勃勃的战后一代，其中一位甚至是纳粹高官的儿子，然而这些新生代执法者的手上没有沾血，思想也没有被纳粹污染。用鲍尔的话说，这种在法庭上出现的强烈反差，德国的新生代对他们的父辈面对面提起公诉，进行问责，场面本身就已经充满了象征意义。
在奥斯维辛审判中对纳粹罪行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们，左为戈尔哈德·维泽（Gerhard Wiese 1928- ），后任法兰克福检察院副总检察长。维泽晚年曾经回忆说，战争结束时他被关在苏军战俘营，通过苏联报纸第一次知道有纳粹集中营，当时以为是苏联的宣传，他认为德国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可怕的事情来的。在被弗里茨·鲍尔提名作为公诉人参与奥斯维辛审判之后，维泽继续鲍尔未竟的事业，经办了大量清算纳粹历史的案件。2017年维泽获联邦贡献十字勋章。
在24名被告中，1人死于拘留所，3人因病中止起诉，实际最终被宣判的为20人。该20名被告涉及集中营的各行各业，包括党卫军看守，盖世太保人员，医生，牙医，护士，服装管理员，甚至还有一个波兰籍的“犯人干部”，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牢头。在法庭上，与战后所有对纳粹的审判无异，被告中鲜见有认罪悔罪的表示，喧嚣法庭，举止傲慢，威胁刁难证人则时有发生，还屡屡出现法警向被告行礼致敬的场景。
奥斯维辛案主犯奥斯瓦尔德·卡杜克（Oswald Kaduk 1906-1997）在法庭上气场十足，卡杜克后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开庭不久，鲍尔作出了一个在当时形势下极不寻常的决定，即向敌对的波兰政府寻求帮助，允许德国办案人员到奥斯维辛进行现场勘验取证。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外国司法机构在某国领土独立办案，意味着当事国已经将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权暂时移交给该外国司法机构。六十年代欧洲冷战正酣，东西方剑拔弩张，每日隔阵叫骂，互相泼屎喷粪，波兰和联邦德国正处战线前沿，楚河汉界，两国根本没有外交关系，实难想象鲍尔的希望能够成真。然而，1964年12月，在开庭一年后，大批办案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甚至还有一名被告，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佛朗茨·卢卡斯 （Franz Lucas ），得到波兰政府允准，进入奥斯维辛，对犯罪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取证。这些办案人员大多是第一次到奥斯维辛，所见所闻引起的震惊不难想象。次年1月法庭重新开庭，法庭的氛围发生大逆转，直到8月19日宣判，开庭之初的那种乱哄哄的场面已不复出现。
办案人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勘察用于投放齐克隆B的毒气室通风口
办案人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营地上，据当事人回忆，冷战期间，西方人到波兰不易，不少参加者开始还将这次实地勘察视为难得的“福利旅游”（Betriebausflug），然而，当他们到达集中营后，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凝重得让人难以忍受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德国民众对法兰克福审判持不认可态度。主犯穆尔卡在被判有罪后，甚至于1965年正式起诉办案检察官，因为后者在公诉书中称穆尔卡为“身穿制服的杀人匪帮成员”。穆尔卡为此感觉相当不爽，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要求法院查办该检察官的人身侮辱罪。
罗伯特·穆尔卡党卫军官正装照
穆尔卡出生于汉堡，曾在帝国陆军服役，晋升至上尉，后来被发现隐瞒曾因为窝赃罪名而坐牢的经历被开除出军队，遂转投党卫军，早期党卫军中收容有不少因为行为不检被开除出军队的军人。在奥斯维辛，穆尔卡得以晋升到集中营长官助理。1943年穆尔卡被党卫军战友举报，说他讲了戈培尔坏话，根据1934年纳粹颁布的“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法”，穆尔卡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后案件虽然不了了之，但穆尔卡的纳粹仕途就此一蹶不振。战后，穆尔卡的人生因为奥斯维辛的经历不仅没有翻盘，反而更加坎坷。战争结束伊始，穆尔卡在英国人拘留营呆了一阵，又被汉堡一法院判处短期监禁，后上诉成功恢复自由。经历了战后初期被抓抓放放的岁月后，穆尔卡开始在家乡汉堡做进出口生意，终于顺风顺水，是西德战后经济复兴大潮中一位典型的成功人士。1960年，穆尔卡在生意上志得意满，儿子罗尔夫还为国家夺得帆船奥运奖牌，开创了德国水上运动的辉煌，没想到烧香引鬼，自己因此被抓到了法兰克福，心中感觉当然是窝囊透顶。在审判拘留期间穆尔卡被特许周末回汉堡打理生意，但是身后总有记者跟东跟西，提的问题肯定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弄得他想死的心都有。
布莱斯劳文件中穆尔卡附署的处决囚犯名单
穆尔卡签署的齐克隆B送货单，物品用途竟然填写为“犹太人迁徙所需材料”
在法庭上，穆尔卡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称自己从来不知道奥斯维辛有什么毒气室，也没见过什么焚尸炉，他本人也不曾有杀人的行为，更不存在杀人的动机，甚至连集中营的犯人区都没有进去过。尽管检察官出示了那份处决名单和另一份由他签名的奇克隆B（用于毒气室的氰化氢物）送货单，更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在法庭上指认，穆尔卡当年曾在甄选区（Rampe）对新到的囚犯进行有无工作能力的甄选，穆尔卡身着白狐皮镶边的引人注目的党卫军军服，以“优雅的手势”对囚徒进行甄别，将他认为没有工作能力的妇孺等送进毒气室，尽管证据确凿，穆尔卡仍然拒不认账。1965年穆尔卡因在四起案件中协助谋杀至少300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庭在判决书中认为，作为集中营负责人的穆尔卡尽管有高度嫌疑是出于内心的认同，主动参与纳粹犯罪，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穆尔卡只是服从命令和对履行职责的错误理解而支持协助犯罪元凶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可能。穆尔卡被判刑后，在卡塞尔监狱服刑时曾试图自杀，1966年即因病获释，1969年死于汉堡。
罗伯特·穆尔卡去世前在汉堡家中
在被宣判的20名被告中，6人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11人因协助谋杀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集中营医生佛朗茨·卢卡斯不服初审有罪判决上诉，二审时有四名集中营囚徒出庭作证，卢卡斯曾对囚徒有过人道主义的帮助，因此联邦法院于1970年改判卢卡斯无罪，另外3名被告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在当时的情况下，量刑尺度可以说是相当严厉，可视作检方完胜。尽管原主审法官汉斯·弗莱斯特 （Hans Forester ）因为是犹太人，亦有亲友死于集中营而申请回避，临阵换将曾经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然而继任主审法官汉斯·霍夫迈耶 （Hans Hofmeyer 1904-1992） 在审判过程中表现自信，专业，公正，可圈可点。
汉斯·霍夫迈耶法官（中）主持开庭
因为成功主审奥斯维辛集中营案，汉斯·霍夫迈耶法官赢得国际声誉，长期以来被司法界视为公允正义的楷模。1965年8月20日，审判进入收尾阶段，霍夫迈耶在法庭上突然说了以下这段言辞：“长时期以来我们不少人已经不敢直视孩子们充满欢愉信任的双眼，那会使人想起在奥斯维辛走在人生末途上的那些孩子们的空洞，困顿，迷惑和充满恐惧的眼光。”霍夫迈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表现中立客观内敛，因此他有感而发的这段话使得法庭上不少人当场泪奔，更成为德国司法史上的经典传奇。然而，2019年，一位研究霍夫迈耶的学者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了已有的传闻，即霍夫迈耶在纳粹统治时期任吉森（Gießen）民法庭法官时曾经判决对患有所谓“遗传疾病”的未成年人实行强制绝育。第三帝国时期曾有四十至七十万未成年人被强制绝育，乃纳粹反人类一大恶行。战争期间，霍夫迈耶从军，在陆军司法部门工作，参与组建和指导恶名昭著的“临时军事法庭”（Standgericht 亦称“飞行军事法庭”），可谓双手沾血（参见本系列之《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 - 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霍夫迈耶本人于1992年去世，他本人已经无法对迟来的问责进行辩答，我们也无从知晓霍夫迈耶的心路历程，无法判断他的“孩子眼光”之叹是因不可为人道的悔恨由衷而发还仅仅是人前作秀，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不过在经历过黑暗的人们对霍夫迈耶作出道德评判的时候，当不能忘记那句警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鲍尔对审判的结果并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失望。鲍尔的失望是多方面的，量刑尺度以及刑期长短也许并不是鲍尔的考量重点，“重点不在于清算，更不是报复，而是在于一个更好的未来，在于重建一个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新德国”。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原则上并没有采纳检方，也就是鲍尔的关于奥斯维辛犯罪的特点是一个运行整体的公诉基点，而是偏重于对被告个人的问责。尽管所有被告均被控谋杀，但最终只有6人因为有证据表明不是因为执行命令或履行职责，而是出于个人动机，比如意识形态，种族仇恨，以虐杀为乐而杀人，被法庭认定谋杀罪名成立，其他人则大多因协助谋杀（Beihilfe zum Morde）而入罪。在判决书中特别强调，法兰克福审判判决的法理依据是基于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法统（此前的奥斯维辛审判都不是在联邦德国领土上举行，因此法理依据也都不是基于德国法律），也就是说，被法庭认定的罪行即使在德皇或纳粹时期从法理上看也是要受到惩处的。而在鲍尔看来，对纳粹罪行进行清算，用萧规曹随的方法实不可取，因为纳粹的犯罪无论在规模方式，程度动机，还是在参与犯罪主体的数量以及性质，特别是在由国家组织发动国民集体进行谋杀方面都已经远远超出百年之前那些法律制定者的想象能力。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鲍尔的失望已经变成了历史。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罪行开启的清算开一代风气之先，之后又于1965，1967，1973和1977年相继在法兰克福开庭，持续不断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提起公诉。法兰克福审判连同鲍尔的失望，司法的瑕疵都已经成了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清算的重要遗产：首先，法兰克福审判使奥斯维辛一词成为一个通用的符号（Chiffre der Terminologie），“恶止于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意味着人类作恶的极致，是工业化社会人类犯罪能力空前提升的标志，为后六十年代严肃的思想启蒙，道德反思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作了必要的有效的技术准备；
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大门，门楣铸铁字句意为：“劳动创造自由”（参见本系列之《JEDEM DAS SEINE - 铁门与人皮灯罩间的业缘果报》）。奥斯维辛这一符号的构建和人们对这一符号的反思与警觉意味着人类价值观所具有的共通性
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其次，法兰克福审判开启了德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厨房问责”，奥斯维辛的罪恶使得德国战后年轻一代由震惊而警觉而愤怒，战后全民族对自身的罪恶历史长期的掩饰，持续的沉默被中止，在家庭的厨房和餐桌上青年一代向父辈进行问责，他们的问题是：那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那时候你们听说过奥斯维辛吗？“厨房问责”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因此可以说法兰克福审判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思想准备；
第三，表现在司法实践方面。尽管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尊重保障人权为立国之本，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却远远滞后。法兰克福审判对德国社会的震动直接迫使联邦议会重新修订纳粹罪行至1965年5月8日，即欧战结束20年，追诉时效期满的现行法律。考虑到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四年间德国处于被占领状态，不具有司法主权，联邦议会首先将追诉时效期限延长了四年，即至1969年仍然可以对纳粹罪行进行追诉。1979年，联邦议会更是取消了对纳粹谋杀和群体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因此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和追究，对纳粹罪犯的追捕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审判同时使德国陈旧保守的司法体系各方面的弊端毕呈，最终推动了德国的司法改革，可谓德国法律现代化转型之开端。
 2020年7月23日，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经过十个月的庭审，汉堡州法院青少年庭判处94岁的布鲁诺·D（Bruno D.）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监外执行）。法庭认定布鲁诺1944-1945年战争结束前曾在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附近的施都特霍夫集中营（KZ Stutthof）当过几个月看守，因此对集中营里至少5230名囚徒的死亡负有协助谋杀罪责。尽管被告本人拒不认罪，称其当时未成年，被临时编入党卫军的看守部队，且只在瞭望塔上执勤，不仅没有虐待过囚犯，还曾经用自己的口粮接济他们。法庭则认为被告进入集中营可能不是出于自愿，但是被告到了集中营后并没有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调离，因此可视为主动犯罪。因为布鲁诺·D.犯罪时尚未成年，故案件由青少年法庭封闭审理，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判决亦酌情从轻。
1968年鲍尔逝世之后，德国又进行了大约50场奥斯维辛审判，被告基本上都是些“小虾小鱼”。在司法实践中，鲍尔的犯罪运行整体的法理观点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被告只要被指控曾经在奥斯维辛或其他集中营工作过，哪怕干的只是扫地看门，谋杀或协助谋杀罪名即可成立，至于你是否曾经亲手或参与杀人虐囚，有没有证人证据已不再重要。“当你走进集中营，你是不可能不知道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时你已经和犯罪脱不了干系。只要你在集中营工作，无论是什么性质，在哪个部门，就已经犯下了杀人罪。你哪怕无所作为，只是在一旁站立，就已经在精神上支持了犯罪。对罪犯来讲，之所以能够做恶，精神上的互相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摘自鲍尔1967年对法兰克福审判上诉案的一篇抗辩文字）。
2011年轰动一时的在慕尼黑开审的德米扬努克案（John 或 Iwan Demjanuk）堪称战后新时期清算纳粹战争罪行的经典。德米扬努克出身为乌克兰农民，后应征入苏联红军，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加入党卫军支援队（Travniki），支援队主要为党卫军提供服务，比如烧饭修车擦皮靴之类的，有时也被用作集中营警卫。德米揚努克后来加入纳粹在苏联红军战俘中招募组织的弗拉索夫解放军 （ROA），协同德国军队与苏联军队作战，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差点被饿死的乌克兰农民，如此行事也情有可原。战争后期，为逃避苏方的报复，弗拉索夫解放军纷纷向英美方投降，英美方则承诺不会将他们遣返苏方。1945年2月，英美苏达成雅尔塔协议，英美遂食言，将弗拉索夫解放军成员悉数引渡回苏联，其悲惨下场可以想见。德米扬努克比较机灵，先躲进难民营，后又为美国人开卡车，几经周折，终移民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算是逃过一劫。
七十年代中期，苏联方面向美国提供了70个移民美国的纳粹战争罪行凶手的信息，德米扬努克榜上有名，并被苏方指称曾在索比堡集中营（KZ Sobibor 现波兰境内）当看守。1981年德米扬努克因此被剥夺美国国籍。在调查过程中，德米扬努克又被在以色列生活的特莱布林卡集中营（KZ Treblinka 现波兰境内）幸存者指认，吃准他就是集中营中当年那个绰号“可怕的伊万”的作恶多端的看守。德米扬努克因此于1986年被引渡以色列受审，经五名特莱布林卡幸存者法庭指认，以色列法庭确认德米扬努克就是“可怕的伊万”，1988年判处其死刑。德米扬努克不服上诉，上诉期间，苏联解体，以色列调查人员得以查阅原苏联审判特莱布林卡集中营看守案时37名被告的供词，发现“可怕的伊万”另有其人，且极有可能早在1943年已经死亡。根据苏方提供的档案，德米扬努克根本没有到过特莱布林卡集中营。以色列方面同时发现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特别调查局（OSI）在剥夺德米扬努克美国国籍前就已经发现苏方提供的情报有讹，但刻意隐瞒了相关信息。199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一致判决德米扬努克无罪释放，此时德米扬努克已经在以色列坐牢7年，其中5年是关在死囚牢房。1998年，美国政府恢复其美国国籍。
德米扬努克在以色列受审，曾被判死刑，后被释放
2001年，美国司法部 OSI 又开始指控德米扬努克曾经在其他的集中营当过看守。2004年美国政府又一次剥夺德米扬努克国籍并打算将其驱逐出境，其间美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接触，请后者接盘，德国同意以索比堡集中营看守的罪名引渡德米扬努克至德国审判。2009年5月，年近90岁的德米扬努克乘坐装备有救护设施的专机被从美国押送到德国，同年11月，巴伐利亚州法院在慕尼黑开庭审理德米扬努克案。尽管德米扬努克根本否认曾经到过索比堡集中营，出庭作证的两位索比堡集中营幸存者也不能确认德米扬努克的集中营看守身份，作为唯一物证的德米扬努克的党卫军身份证在法律可靠性上亦不无瑕疵，很有可能是伪造的，法庭仍旧于2011年5月判决91岁的德米扬努克因在索比堡集中营参与共同谋杀28060人有罪，处五年监禁。
作为犯罪证据的德米扬努克的党卫军身份证，专家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索比堡集中营遗址
法庭认为，由于索比堡集中营属于灭绝营，是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德米扬努克被认定曾在集中营工作过，因此作出有罪判决，在此情况下，德米扬努克本人是否曾经作恶以及证据证人的可靠性都已经不再重要。德米扬努克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于2012年3月死亡。根据德国的诉讼法，上诉期间若上诉人死亡，上诉程序即告终止，一审判决亦不能生效。也就是说，年过九旬的德米扬努克死得其时，好歹为自己挣了个无罪之身。尽管德米扬努克案疑窦丛生，欲探知真相，恐已无望，但是从此案的审理过程人们可以看到德国及其法律界与自身历史上的邪恶切割得何等彻底何等决绝，当然，占据道德高地，坚守政治正确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若矫枉难免过正，也许这正是鲍尔为德意志民族留下的遗产的积极的一面。
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德米扬努克
毋庸讳言，鲍尔的所作所为当时并不被德国大多数民众认可，对他们来讲，战后德国政治昌明，社会民主，经济复苏，发展神速，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即从一个被炸得稀烂的一无所有的国家跻身于全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人民生活富足，有房住有车开有肉吃，冬天滑雪夏天观海，还能出国旅游，幸福指数极高，纳粹的历史已经翻篇，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现在必须结束了”（nun endlich Schluss sein müsse），谁再去翻历史旧账如同搅动陈年屎缸，常常会被怀疑是别有用心。德国重建之父时任联邦总理阿登纳就把鲍尔称为“刺儿头” （Querkopf），看着心烦。在法兰克福审判之后，鲍尔不断受到死亡恐吓威胁，以致鲍尔为自己申请了佩枪护身。
1963年，联邦总理阿登纳（右），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中）与到访西柏林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1968年7月1日，鲍尔被发现死于法兰克福家中浴缸里，法兰克福法医戈尔绍（Joachim Gerchow）当时作了尸体解剖，发现鲍尔的心脏早有损伤，并患有严重哮喘，死亡前曾服用安眠药，体内酒精含量较高，而在公共场合鲍尔并不饮酒。死亡现场没有发现外部作用力痕迹。戈尔绍认定死亡原因为自杀，戈尔绍乃德国法医界权威，晚年获联邦贡献大十字勋章，他出具的验尸结果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鉴于鲍尔死亡前的表现与自杀结论不符，他的副手申请保存遗体，进行正式法医鉴定，但被管辖此案的法兰克福检察院拒绝，原因至今不明，且法兰克福检察院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同意鲍尔的遗体火化。尽管火化是鲍尔本人1967年底所立遗嘱中的遗愿，有违犹太教教义，但令人费解的是一般被水浸泡过的遗体，因为确定死因难度较大，按照法医常识，不应过快入殓更别说火化。由于遗体被火化，使得鲍尔的死因一直不能确定。除了自杀结论也有谋杀假说，当时的第一报案人是鲍尔的邻居，一退休老人，他因为隔墙听不见鲍尔的咳嗽声而生疑报警，据他说曾看见“黑暗的”元素进入鲍尔的住宅，听上去着实有些阴谋论的色彩。
鲍尔的突然离世，无疑伴随着深深的遗憾。鲍尔应当于1968年7月年满65岁退休，但是为了应付法兰克福审判的上诉，特别是准备大规模起诉纳粹屠杀智障者案（Euthanasie Anklage，参见本系列之《死神还是追上了他 - 使胜者蒙羞的137对受伤的睾丸》），鲍尔已经被特许延长工作三年，据检察院同事回忆，为此鲍尔非常高兴，期盼尽早开庭。鲍尔的离世，也带走了无数的秘密，那些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秘密，以致直到今日仍争议不断。
如果要对鲍尔作全面的认识，恐怕不能避绕他的同性恋性取向的事实。尽管鲍尔本人从来没有承认，但是关于他这方面的流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有证据表明鲍尔在流亡丹麦期间曾因与人有同性关系并付钱给对方而被丹麦警方拘留，亦有鲍尔在战后滞留北欧没有及时返回德国也与此有关的传说，也有人分析邻居老人在鲍尔去世当天看见的所谓“黑暗的”元素可能是一个穿深色服装的男人。在德国刑法1994年最终取消同性恋罪之前，即使在成年人中同性关系亦属犯罪。这一对同性恋者歧视乃至迫害的恶法对身为总检察长的鲍尔构成多大的精神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工作，由于鲍尔的过早离世，后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南德意志报撰稿人施泰恩克（Steinke）在他关于鲍尔的新作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隐晦地暗示鲍尔的行为举止和性格与他的性取向而带来的压力有关，从而弗洛伊德了一把，立刻引起众怒，遭到鲍尔粉丝的愤怒围剿，他的书也被称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坏书”。多年前，为纪念鲍尔而建立的法兰克福“弗里茨·鲍尔研究所”（Fritz Bauer Institut）在一次鲍尔生平展对鲍尔的性取向问题有所提及，引发观众抗议，被指责为吃饭砸锅，最后被迫撤去有关内容。因此，为避免趟政治不正确的浑水，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来闯这个禁区。
法兰克福“弗里茨·鲍尔研究所”外墙上镌刻的鲍尔生前最重视的德国基本法开篇之条文：“人的尊严不可触碰”
数年前，原法兰克福高等法院院长法尔克（Georg Falk）领衔开展一个关于法兰克福高等法院历史的研究项目。在整理鲍尔办案档案时，他惊讶地发现，鲍尔曾经对百余名纳粹时期对异见者宣判过死刑，就是所谓手上沾血的法官展开刑事调查并提起诉讼，但是后来全部或撤诉或终止调查。之后由于鲍尔的去世，联邦德国对纳粹司法系统的清算实际几乎没有进行过，纳粹时期很多对无辜者做的有罪判决并没有得到改正或平反。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统一后的德国议会才通过法令，无区别无条件推翻纳粹特别军事法院的所有判决。
特别让法尔克困惑不解的是鲍尔经手过的波兰妇女斯坦尼斯拉娃·扬科契斯琴（Stanislawa Yanczyszyn）案。战争期间，扬科契斯琴在她的家中藏匿了三岁犹太幼童马利安·费士曼（Marjan Fischmann）。1943年事情败露，三岁的费士曼被一党卫军人当场枪杀，扬科契斯琴则被一德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遇害。战后，费士曼的父亲追责，起诉开枪的党卫军人和特别法庭的主审法官，尽管案情特别残忍恶劣，但却在1964年被鲍尔撤诉。鲍尔给出的撤诉原因也相当古怪，对费士曼的父亲鲍尔解释说案件已过追诉期限，而实际上当时的追诉期限是1965/1969年（见前述）；对黑森州司法部鲍尔则说他认为相关法院不会继续审理此案，而法尔克认为，类似这类案件只要检方正式起诉，法院就必须审理；在正式撤诉书中，鲍尔给出的撤诉理由又变成了被告犯罪的恶劣动机（niedrige Beweggründe）不能完全被证实。法尔克在公布这一发现时，为避免政治不正确的误会，特别声明，鲍尔是他心中的灯塔，公布材料的目的只是作为研究，没有其他的意思。
斯人已逝，往事如烟如絮，或随风飘散，或归于尘黯，使得无数未解之谜愈不能测益不可说。西洋之于中土，少圣贤多先知，先知之首当推摩西，摩西高大无侪，引领以色列万民出埃及过红海，走向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途中摩西数度为心魔所惑，终不得入应许之地。在到达应许之地之际，神引导摩西上得山岗，远眺福地后阖然而逝。回顾德意志战后的心路历程，犹如当年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鲍尔就是迷途的德意志的先知。跟随摩西出埃及的这一代以色列人，迷惘胜于信心，愚妄多于敬畏，尽管有摩西指引劝导乃至责骂威胁利诱，终不悔改，以致在荒野中游荡四十年，直到一代人死绝后，神才兑现承诺，使摩西带领以色列新生代至应许之地，而老迈的摩西却不得进入。1968年，正是德国战后两代人交替之际，68年的学生运动带来的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使得新时代的应许呼之欲出，心力交瘁的鲍尔却孤独地撒手人寰，如同摩西，只得远眺，无缘身受，此乃何等神秘之巧合。
法国阿西高地圣母万恩堂中马克·夏加尔所作大型烧瓷壁画“越过红海”，天使引导，摩西指路，海浪簇拥着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走向自由
神对登高远眺的摩西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神所说的，于是，神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申命记》 34 章）。
和摩西相似，鲍尔死后也没有高岸陵冢巍峨大堂，到今日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坟墓所在，然而，鲍尔留给德意志的记忆和遗产，从首都心脏地带的数千块死难者的墓碑到遍布欧洲的铭记遇难者姓名的金色绊脚石，随处可见无处不在。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每日游人如织。文化遗产奥斯维辛与柏林裤裆大街公车站那座冷寂的风雨亭一样，都在向人们发出警诫：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真善美，文化也会生发出巨大的邪恶，为子孙计，为社稷计，当以此戒，当以此鉴，当不敢忘，当不可忘。
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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