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不完全认同此文，尤其是不认同【中国政府并没有试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看法。但认同文中大部分主要观点，包括【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采取了狭隘的方式来影响世界舆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限】【美国应停止与同盟国之间的摩擦】【如果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只是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立场就更像是一种冷战战略，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盟友的支持】等。 转自加美财经 外交杂志：中美竞争的局限性，决定了不会有新的冷战 2021-03-25 14:08:53 【https://www.caus.com/detail/18469?source=true&from=groupmessage】 Thomas J. Christense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美竞争升级到冷战的可能性，文章称中国所有的政策都意在强调自身政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并不是为了向全球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再加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同盟国都有很深的经济联系，美国的盟友们也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零和博弈的选择，因此中美之间的冷战并不会发生，美国政府也应该清楚中国的态度，制定明智的对华政策，否则，美国将失去其在对华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即同盟国的支持。 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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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学者、评论家和外交官经常错误地指责美国对中国采取“冷战思维”。通常在华盛顿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地位，或增强其在东亚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时，他们就会提出这些指责。 的确，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一直与中国在军事领域进行战略竞争，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增强军力投送能力。迄今为止，美国已经成功地阻止中国大陆通过武力解决其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许多主权争端。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并试图限制向中国转让某些军事技术，这些都是事实。 直到最近，这种跟冷战的类比达到了最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冷战遏制，是一种超越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努力。这一努力旨在限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接触，在削弱它们国内经济的同时挫败它们的国际外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中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方面，除了中国人民自己，没有哪个国家做的贡献比美国更大。美国为中国出口商品打开美国市场，对中国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这些都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现代化的关键。 此外，美国还要求中国在国际外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或者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中国对这一邀请的回应很含糊，几十年来，一直有说法说华盛顿试图阻止北京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佐利克的恳求反驳了这种说法。 现在，随着华盛顿的政治圈变得更加强硬，这一切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自特朗普2017年就职以来，许多美国评论人士一直预测美国和中国之间将爆发新的冷战。他们不仅引用了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加剧的军事竞争（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还引用了更新奇的现象作为证据： 中美贸易战和呼吁大规模的经济脱钩； 华盛顿将华为等许多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美国商务部所谓的出口控制实体名单、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名单，这两份名单共同防止美国公司和机构，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与这些中国实体进行商业活动； 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混为一谈； 川普政府将中国国际经济政策描述为“掠夺性的”。
新冠肺炎对双边关系几乎没有帮助，中美两国没有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个共同的问题，而是一直在争论谁应该对疫情负责，哪个政治体制更有能力应对疫情。 在2020年下半年，在各种演讲、政府文件、文章和推文中，川普政府基本上宣布了对中国的冷战。它认为，中国的行为旨在推翻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用中国霸权取而代之。川普政府官员将中国描绘为对美国及其政府一直以来捍卫的基本自由的生存威胁。他们认为，就像苏联的情况一样，唯一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由美国领导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在国外削弱中国，在中国国内促进根本的变革。 批评这一政策的人可能会说，美国正在制造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先宣布冷战，再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冷战。但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战略，都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苏冷战的局面。 冷战涉及许多国家，包括了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任何单一的大国，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凭一己之力制造冷战。 这不是冷战中美战略竞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这种竞争，缺乏美国与苏联及其盟友冷战时的、三个基本且相互关联的因素： 美国和中国没有卷入争夺第三方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 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也不可能被轻易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经济集团； 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像20世纪中期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血腥的代理人战争，或者在柏林和古巴等地制造核危机的那些联盟体系那样，领导相互对立的联盟体系。
如果没有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美苏冷战的暴力和危险会比实际情况小得多。因此，尽管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带来了真正的挑战，但这种威胁不应被误解。呼吁对中国采取冷战遏制战略的声音误解了中国挑战的本质，因此制定的应对措施只会削弱美国自身的实力。 如果华盛顿单方面对中国采取不合时宜的冷战立场，美国将疏远那些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而无法采取完全敌对政策的盟友。尽管这些盟友和华盛顿一样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很多合理的担忧，但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不认为，中国对他们自己政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威胁。 如果总统拜登保持类似川普政府对华的冷战姿态，美国只会削弱自己相对于中国拥有的最大竞争优势，即与60多个国家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这其中很多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相比之下，与中国合作的那些伙伴全是流氓国家：朝鲜、伊朗、巴基斯坦、苏丹和津巴布韦。 有人可能会说，冷战和当代中美战略竞争的真正区别在于，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相比，中国的全球实力有限，美国在全球整体国力上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 然而，这只能给美国人带来有限的安慰。早在2001年，我就指出，中国正在对美军在东亚这个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的基地形成重大且不对称的威胁。中国在该地区比过去强大得多，而且已经比美国在亚洲的任何一个盟友都强大得多。 中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之间的海上争端，是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最大风险。幸运的是，正如奥伊斯坦·通斯乔（注：《世界政治两极化的回归》一书的作者）最近所说的那样，这种海上争端引发的危机甚至冲突，虽然很危险，但应该比冷战期间美苏在中欧陆地上的传统冲突要容易控制得多。各国不可能轻易地夺取并维持对海洋领土的控制。此外，除了台湾岛这个重要的例外，中国附近有争议的岛屿、岩石和珊瑚礁并不是有吸引力的目标。 除了实力差距和地理因素外，还有三个因素使当代中美战略竞争的危险性低于美苏冷战时期。 如果美国和中国都领导着基于根本对立意识形态的经济独立联盟集团，那么中美战略竞争将迅速转移到陆地上，并很容易地从东亚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 即使中国无法在世界遥远地区投射自己的军事力量挑战美国，它可以提供、培训和支持意识形态兼容的亲中代理人，攻击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换句话说，目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可能会走向全球。这看起来会更像冷战，因为中美代理人之间的局部冲突，将得到中美核武器和远程常规打击武器的支持。 幸运的是，这一切还停留在政治科幻小说的范畴内。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正试图向全世界传播一种意识形态，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 一些观察人士对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11月十九大上发表的声明大加渲染，当时他认为中国的道路可以替代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 他的声明似乎更多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形式和经济政策的辩护，而不是呼吁向国外输出“中国模式”。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中国领导人在党代会后的后续声明支持了这个解释。 2017年12月，来自120个国家的300个政党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世界政党对话”，习近平否认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模式，他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我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做事方式。” 这次对话本来是中国领导人宣扬中国模式的黄金时机。事实上，在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给所谓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这个词，因为这种社会主义依赖市场来实现增长，其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公开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一种模式的倡导者说，它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那么它就很难对外输出。 中国政府并没有试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在国内经常实行令人恐惧的镇压。然而，与试图破坏东欧及其他地区民主的俄罗斯不同，中国似乎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没有兴趣。 相反，中国政府似乎更关心这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统治、中国的主权争端以及和中国的经济合作这些方面的态度。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巧妙地驳斥了川普政府将俄罗斯和中国混为一谈的说法：“俄罗斯是流氓，不是同行；中国是同行，不是流氓。” 前中国驻俄罗斯外交官石泽（音，）这样总结莫斯科和中国的区别：“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不同。俄罗斯想要破坏当前的国际秩序······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都没有得到发展。但中国受益于当前的国际体系，我们想要改进和修改它，而不是破坏它。” 不过，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采取了狭隘的方式来影响世界舆论。经验丰富的美国政府官员劳拉·罗森伯格，在外交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采取了俄罗斯式的网络攻击，破坏人们对民主的信心。她的文章着眼于香港地区的虚假信息运动，但她的结论基本上也适用于台湾地区。 然而，中国在这些其声称属于自己地区的行为，似乎并不代表它的海外政策。中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的影响力行动，也被作为修正意识形态修正的例证。这些虽然令人担忧，但这与在香港和台湾的行动着根本的不同。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对那些批评中国对危机的初步处理、指责其缺乏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外国政府和评论人士，北京的“战狼”外交官和媒体机构予以反击。同样，北京对外国对中国国内镇压的批评也是如此。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试图破坏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而是集中精力改变这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态度和政策，并阻止这些国家在中国许多主权争端中支持争端的另一方，包括台湾海峡问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可能是对中国试图影响外国的最突出批评。然而，即便是这份报告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中共的统治不受外部批评，而不是将中国的威权模式输出到国外。中国的做法并不针对外国民主国家本身，与毛泽东或斯大林支持海外共产主义革命的做法相去甚远。 中国试图获得影响力，即使这并不是新冷战的基础，但对于自由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通过用钱来影响选举和媒体报道，通过向学者和学生施压，让他们在上述问题上采取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立场，中国共产党正在损害自由社会的重要制度，即使它没有显而易见地破坏自由民主的基础。这种危害的潜在严重性足以引起政府、学术领袖和记者的警惕。 
By David Lienemann - Public Domain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莉莎白·伊可诺米指出，中国地方政府为外国人开设了有关政府效率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对象是学者和专家，还有一些邻国的政府官员。中国还在柬埔寨和苏丹等专制环境中讲授治理和经济发展课程。这种做法可能最接近中共的布道。 但如果中国在其他民主国家训练亲专制的政党和团体，让他们了解如何夺取对国家的独裁控制并摧毁民主，那就更加令人担忧，并可能造成一种冷战环境，这类似于冷战早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 目前中国的教育项目似乎主要是一种公共外交努力，向世界展示：尽管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批评中国缺乏公民自由和民主选举，但中国的治理模式是有效且合法的。 在川普上任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比中国更注重意识形态。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在拜登政府时期卷土重来。 美国支持民主化，支持在北非、中东、中欧和中亚进行改革的“颜色革命”。然而，川普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基本上放弃了这种传统的两党意识形态修正主义。川普还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自由体制改革努力，甚至攻击了美国创建的现有多边经济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 最后，川普似乎很乐意与外国独裁者打交道，他既可能批评独裁国家，也可能批评自由民主国家。因此，在川普政府期间，美国和中国距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冷战的状态更远了。中国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输出意识形态，美国在川普时代也不再出口自己的意识形态。 川普政府在东亚所做的最接近意识形态驱动的努力，是与四个主要民主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合作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运动。这个所谓的四方或安全菱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创意，假想可以在中国周围形成某种地理政治弧线。 四国的安全合作正在改善，但仍远未达到冷战式的多边联盟，尤其是考虑到传统不结盟的印度以及四国成员与中国本身的强大经济联系。美国在亚洲的其他重要民主盟友，包括韩国和菲律宾，似乎不想与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努力有任何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 此外，美国在该地区的实际或潜在伙伴，如政变后的泰国和共产主义的越南，都不符合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联盟，也不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应停止与同盟国之间的摩擦拜登的对华方针恰当地建立在扭转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紧张关系的基础上。许多参与者与美国一样，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行为和在国内的不公平经济做法感到担忧。拜登政府把重点放在重建联盟上是明智的，但如果试图仅仅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来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或者迫使盟友和伙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那将是一个错误。 中国专家相信，中国能够阻止印度-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冷战包围联盟。他们指出，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许多最重要盟友来说，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才是它们的最大经济伙伴，而不是美国。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弟弟杨洁勉认为，并且对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来说，代价太高，因为与中国的谈判是独立于美国的。 尽管中国南海主权争端引发紧张局势，但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在经济上也依赖中国。中国分析人士认识到，在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中，这些国家都不是理想的同盟。专家指出，日本和韩国相互猜疑，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痛苦历史，以及当代政治人物为了选举政治利益，操纵、隐藏和复活这些历史记忆，都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川普政府造成了与盟友的两个新的摩擦：美国发起的针对其长期盟友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以及美国联盟内部关于公开争议的责任分担。 就日本而言，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和日本加征关税，导致中日关系显著升温，美国对日本征收关税损害了东京的利益，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是如此。 不过，较少人认识到的是，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一样，也受到了美国对华关税的伤害，因为很多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一样，在中国完成制造，或者将零部件销售到以中国为终端、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供应链中。 2018年10月，安倍成为数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亚洲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总体上似乎正在升温。日本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韩国，在中美贸易冲突开始后，韩国的一个关键产业——半导体的出口出现了下滑。 拜登团队认识到，联盟和伙伴关系是中美竞争的最大优势。避免向川普政府那样削弱这些关系的目标是明智的，而且应该是相对容易的。然而，如果华盛顿认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希望在很多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或者认为它们会像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对苏联那样，协助华盛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或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那将是一个错误。 把美国的联盟政策或多边外交中心，放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斗争上也是错误的。许多重要的潜在美国伙伴，如越南或泰国，并不是跟美国志趣相投的国家，而许多可能成为美国合作伙伴的自由国家，如印度和韩国，也不希望他们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建立在对北京零接触的策略上。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欧洲联盟内的许多国家。欧盟和美国一样，对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强硬的外交和自信感到担忧。欧盟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成员国免受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的侵害。 在2019年3月的一份安全文件中，欧盟委员会甚至将中国称为“推动替代治理形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但欧盟委员会的同一份战略文件强调，有必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甚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12月底，欧盟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未来欧洲经济将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基本不能算是冷战。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限
By David Lienemann Public Domain, 在中美分歧的另一头，中国建立冷战联盟的前景更加渺茫。中国只与朝鲜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牢固的安全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老挝、柬埔寨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盟在中国南海争端中对中国采取统一的立场，但它们并没有增强中国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也没有增强中国对抗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的能力。 唯一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柬埔寨，中国在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港口权，这可能有助于中国海军在那里持续存在。然而，即使在那里，柬埔寨的后殖民民族主义也对这样的结果进行了反击。 通过中国于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能会与更多亚非国家建立特殊关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会相应增长。但这些特殊关系更有可能为了帮助中国，阻止这些国家采取对抗中国利益的政策，而不是鼓励这些国家加入联盟，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但是这一现实仍然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努力构成挑战。例如，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投入巨资后，导致北约成员国希腊阻止了欧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投诉。 然而，即使这样，北京似乎也是在利用其特殊关系来捍卫其国内的政治体系，而不是把希腊变成一个攻击北约安全利益的平台。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安全关系是与俄罗斯，俄罗斯是另一个拥有相当军事资源的大国。中俄的合作关系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军售以及联合国的外交合作，以阻止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领导人施压或推翻他们的努力。 但中俄关系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联盟程度。很难想象中国会直接卷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斗争，或者卷入未来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中；同样，也很难想象俄罗斯军方会直接插手台湾海峡的冲突或其他东亚海上争端。 事实上，俄罗斯向越南和印度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而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有主权冲突。 拉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最强大的力量，是这两国对前美国政府在专制政权统治的地区，追求政权更迭以及所谓的颜色革命有着共同的反感。 中国没有试图像俄罗斯那样试图破坏民主，但它经常在国际论坛上与俄罗斯一道，反对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就国内治理失败和人道主义犯罪向国家施压的努力。中俄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在叙利亚表现得最为强烈，两国否决了多份批评阿萨德政权的决议草案，在委内瑞拉，美国要求推翻马杜罗总统的政权，两国的态度也如出一辙。 中国确实以在世界上最缺乏民主的地区投资资源和基础设施而闻名。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出口其监控技术，如高分辨率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来获取利润，这可能会帮助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府。特别是如果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抛弃“美国优先”，回归传统的扶植海外民主的姿态，这种做法将引起高度的关注。 但是，中国向任何愿意购买的买家出售此类设备，无论其政权类型如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出口政策旨在传播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就太夸张了。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也明显增多，其中包括亚洲和欧洲许多与美国结盟的自由民主国家。 事实上，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及其7个盟国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占了8个席位。考虑到中共在国内的合法性需要经济表现，北京疏远那些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是鲁莽的，这些国家为中国制造商提供宝贵投入、协助中国技术发展、为中国生产的商品提供最终市场。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抵制美国支持颜色革命的努力，但只有俄罗斯，这个与全球生产链融合程度较低的国家，可能会支持非自由形式的政府在海外的传播。 高科技领域是必争之地当然，全球化、相互依赖和跨国生产是双向的，许多具有自由意识形态的发达经济体，都依赖中国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是美国重要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背离了温和的完全外交和经济政策，许多国家为此感到不安，但他们并不认同，华盛顿日益频繁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主要的安全或意识形态威胁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寻求与中国经济的冷战式脱钩不仅不现实，而且不明智。 美国的60多个全球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包括世界上许多最先进的高科技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和英国。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安全网络，赋予了美国成为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力量。 中国缺乏类似的网络，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力量投射。如果崛起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且有扩张的企图，那许多美国伙伴可能会站在美国一边。 中国精英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保持相对克制的众多原因之一。中国自1988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开过枪，自1979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威慑是有效的，而且很可能在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没有出人意料地转向侵略性的军事冒险，没有哪个美国盟友会同意美国领导的对华冷战遏制政策。 川普政府本身对中美贸易战等政策举措的目的缺乏充分共识。这个计划是为了制造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筹码，从而创造更深层次的美中融合吗？如果是这样，那面临市场关闭、国家补助和国际产权侵犯的美国盟友可能会欢迎这一计划。 但是，如果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只是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立场就更像是一种冷战战略，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盟友的支持。 不过，在川普政府期间形成的共识是，在5G通信等某些高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最好放弃与华为等中国供应商的深度整合。在这方面，川普政府在国内两党都大力支持一项政策，该政策将防止美国及其关键安全伙伴依赖中国的系统。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为5G设定初始标准的竞赛，对未来的商业交易、基于人工智能的下一代行业以及未来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 
B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om United States - Vice President Biden Raises a Toast in Honor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at a State Luncheon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Public Domain, 在这些有限但很重要的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像是一场零和博弈的中美冷战。高科技领域可能类似于1989年武器禁运以来的军事领域，美国试图尽最大努力限制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但即使是中美之间在5G问题上的双边斗争，也表明了世界被划为完全分裂的经济集团的可能性很低。 尽管大多数美国的朋友和盟国都明白，跟一个比如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合作，使它的产品和服务深深嵌入他们的通讯基础设施，具有安全风险，但美国还是要很努力才能说服英国、德国这样的亲密盟友加入进来，完全放弃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美国的努力，从抵制与国家安全明显相关的一小部分电信技术，扩大到抵制更广泛的一系列技术，美国说服盟国抵制中国产品的能力将迅速下降。任何简单地损害中国经济，或鼓励其他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企图，在21世纪都将失败。 正如2018年《国防战略纲要》所述，美国政府将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都视为是“掠夺性的”。这种一刀切的谴责在东亚、中亚和南亚，显得很空洞。 世界银行在这些地区确定了更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需求，即使是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美国及其盟友与其抱怨中国的贷款，不如在经济外交上与中国竞争。川普政府明智地通过《建设法案》为600亿美元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设立并获得了国会资金。 然而，如果把美国的钱被描绘成好东西，而把所有中国的钱描绘成掠夺性的东西，美国在这个领域和中国的竞争就有可能处于不利的位置。大多数国家仍然欢迎中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不喜欢被美国贴上被愚弄的标签。 同样，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债务陷阱”外交，在目标国家制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在亚洲可能会被置若罔闻。直接债转股的唯一主要例子，是中国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这是个例而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最初的努力，是否就是为了制造日后可能被利用的债务危机，也值得怀疑。此外，除非有人愿意通过直接赠款而不是贷款来资助新项目，似乎欧盟国家和美国都不愿意这样做，否则不管新贷款的来源是什么，都会增加目标国的总债务。 由于仅凭市场激励并不能吸引欧美银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中国往往是唯一的选择。美国最亲密的亚洲盟友——日本，比美国更了解这一现实。日本不仅加强了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还表示愿意在印度等地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合作。 可能存在的变数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缺乏意识形态至上的斗争，意味着新冷战的兴起不太可能。要产生类似美苏冷战的情况，有两个因素需要改变。 一个因素是，如果中国开始一场有意识的运动来支持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盟友将很快开始相互对抗。另一个因素是，如果中国政府将全球生产链的部分环节，换成中国而非外国生产商，从而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那么中国可能会更愿意接受意识形态斗争的代价。 如果中国以外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反应过度，被一种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所吸引，扭转将中国和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纳入跨国生产链的全球经济趋势，那么这种结果也有可能出现。 美国及其许多国际伙伴，也应该研究中国政府最近所谓的双循环经济模式的结果。至少在言辞上，这种做法旨在让国内消费和制造业优先于国际联系，尽管显然它也为后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最近加大了对美国投资银行的金融领域开放，以及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担心新的冷战，他们应该研究中国与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的融合还是在脱钩。 他们还应该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冲突和内战中的发展，在这些冲突和内战中，自由派政治力量与威权派政治力量相互竞争。 除非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与最近的历史决裂，否则美中冷战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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