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宣 - 百度百科

【张宣，四川省永川县人，193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书记；宜宾中心县委巡视员、组织部部长；延安大学高中文科教员，延安大学分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在西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中文系、政治理论系、历史系从事过教学工作，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7月离职休养，2004年8月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张宣同志于2012年2月1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7岁。】

何蜀【退休编审，文革史学家，著有《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等】评论：

张宣老人所写的延安回忆，应是我看到过的最详细最生动也最有反思的，许多情节至今仍让人惊心动魄。...

张宣的回忆录是他原在四川宜宾的老友帮他集资自印的，书名《犯难生自述》...。张老长期遭受打击，只有五十年代初很短时间生活平静，后又遭到汪锋打击。估计他的档案里有延安的案底，因此长期被视为异类。

好在张宣晚年还赶上了能说一些真话的时期，可以将那些经历如实写出来，而且按他的文化修养，算是在有同样遭遇的人中写得非常真实生动具体的。

凤凰惊梦

1942-1946年延安内乱亲历蒙冤纪实

  张  宣       

（一）前情提要

（二）厉鬼入梦

（三）隧道漫长

（四）“大特务”们

（五）刀下留人

（六）我们省工委的好书记邹风平被迫害致死

（一）前情提要

1941年夏，我受南方局派遣回延安后，以十分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党和同志温暖的怀抱。开始是治好了我从蒋管区带来的浑身疾病，接着进了中央党校45班学习一个月。当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党校当教员，先后教了〈读报常识〉、〈中国通史〉课，兼任班主任。1942年春，“整顿三风”（说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歪风）开始，党校的文化课暂停，我转而辅导学员进行整风学习。

（二）厉鬼入梦（1942年12月）

在西北党校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四、三决定〉转入工作检查阶段以后，中央党校和西北局两个方面都派高级干部来帮助工作。西北局派来的是白栋才，中央党校派来的两名，是张平化和孙志远。这些人到五、六十年代，都是有点名气的省级干部。我们——真诚希望按照整风精神搞好工作检查的同志们，对于上级派来这些有经验的老干部，是欢迎的，“举欣欣然有喜色”，觉得这次“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四三决定〉）大有希望了。在召开检查工作的全校大会以前，我们认真搜集、整理和编写了几本材料，提供“学委会"参考，并择要在一间展览室陈列几天，帮助大家准备意见。

全校大会在十二月初一天的上午召开了，几百师生员工在宽敞的第二层窑洞前平地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张同舟先请张平化讲话。张平化石破天惊地宣布：今天的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就是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我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全场哑然了，我感到脑子嗡地一声响，头晕眼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接下来自动发言的是苏华、金铁群，然后是李景膺讲话。我看到，这个会完全是一些人背着党员群众策划的另外一套，利用“闪电战”的优势，突然强加于我和师生员工头上。这样一来，西北党校的“工作检查”完了，“整风运动”也完了。我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我生快要二十七年了，还没有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欺骗群众、颠倒黑白、倚势压人的大规模丑恶行为，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加入我党以来，从来没有设想过党内会有这么一种荒唐的冤案。

不容我细想下去，我得把这些人的造谣记录下来，我要反击。但是，我被拉到台前，站着，人家要我“坦白交代特务身份”。我告诉大会，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简要叙述了自己清清白白的26年历史。于是，在少数人一阵乱吼吼之后，主席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开会，人家已经布置了发言“控诉”我的人，说我来到西北党校就“大肆破坏”，“摆出知识分子老爷的架子，借检查工作来反对党校，反对边区，来欺负工农干部和边区人民”。他们说，这是国民党反共的最新一种方法，这证明我是一个地道的特务。批斗一阵以后，再次要我“坦白交代”。我再次说明真相，包括我过去的历史和我所参加的西北党校工作检查的真相。几个人又起来狂吼一阵。接着又是那种反历史、反事实、反逻辑的“批判”，整整费了一下午。

从这一天起，我就失去自由了。身藏武器的便衣跟着我。我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我的一些政治、历史、文学书，几个笔记本和一摞文稿，特别是我到延安一年半以来所记的一厚本相当坦白、详细（包括我和宋迪夏恋爱过程）的日记，以及几十封迪夏的信和不多几封朋友来信，连同所有的纸、笔、墨水，一齐被搜走了。   

晚自习时，我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桌边，张平化说，由于我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他们这几个人组成一个“突击队”，夜间来“帮助”我，非到我“坦白”不罢休。他说，他和孙志远是由中央党校派来的，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依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不怕敌人不投降；但是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中国的事总是人多一些好，何况我还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大学生，争取过来可以对人民有用。他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我只要交代特务罪行，特别是交出特务组织，就是转变了立场，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我就得救了，共产党会欢迎我的进步，化敌为友，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对张平化说，你的发言很好，但用在我身上“牛头不对马嘴”。  我是一个赤胆忠心的革命者，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那些歪曲事实的发言不能改变事实的分毫。张平化身边那几个人立刻嚎叫起来，威吓我“死到临头，还不知悬崖勒马”，“难道要给蒋介石殉葬? ”。这一夜就在反反复复的“批斗”和“反批斗”中度过，直到鸡鸣天晓。

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第二天早饭后又是上大会。下午继续开会。晚上仍是与“突击组”通夜周旋。“突击组”的领导人换成了孙志远，显然张平化要睡觉了。他们用“车轮战”对付我。……48小时过去，车轮转了两圈，但大会小会都没有从我这个清白的共产党员身上压出半个“特务”来。第三天主持大会的人是西北局稳重老成、颇受尊敬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大会采取了新战法：让我把从青年时代起的历史逐年逐月向大会报告。会场上从第一排起，远远近近有几个显然是布好的棋子一样的“批判”者，从我的叙述中抓问题，质问，批判，简直类似审讯。李卓然很少说话，只在大会休会前向我进行了一番“攻心”劝说。第四天李卓然不来了，大会仍然如法炮制。我在72小时未得睡觉之后，打起精神扛住这个“车轮”。经过这两天的大会，我的自叙草草结束了。说是“草草”，是因为那些“批判家”总是在能表明我革命生涯的地方显得十分无兴趣，不耐烦，就粗暴地打断我的叙述，命令我转向他们感到似乎将有所获的地方。一个人的潜能有时是难以估计的，我又精神抖擞地迎战了第五、六天的进攻。144小时不眠了，几百人的声势，中央党校和西北局的权威，老手们的谋略，“杀手”们的呐喊冲锋，不分昼夜地向我进袭，都无法把谎言变成事实，无法把依靠事实的强者变为弱者。他们再一次修改的战法又是什么呢？在白栋才的主持下，大会“重点进攻”我历史上的几个所谓“关键问题”。

他们臆想的这些“关键问题”是：1.1934年我加入“新列宁主义党”；2.1935年我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学生暑期军训；3.1937年我和朱若华、刘子文、侯野君、邓名方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4.1939年我回南方局前后的一些经历；5.1941年以来西北党校的工作检查。

据他们的分析，我1934年起成了“托派分子”；1935年又是国民党“复兴”或“CC特务”；回南方局，向组织“敲诈”了四十块钱，离南方局后把自己的党的关系介绍信交给了特务机关；然后1941年就再次混入边区进行“破坏”，并在西北党校“发展特务组织”。看过我的回忆录以前部分的人，一定会因这些“批判英雄”在“大胆假设”方面所创造的狂想纪录而哑然失笑。他们失足的原因不仅在于无知，更在于千方百计要绕过真相，背过客观世界，只图“圆梦”。

张平化、孙志远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有一天晚上，斗争疲劳之际，他们也放松下来同我闲谈。（也许是另一种侦查吧。）张平化说：

“我和志远同志都是出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的人，现在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斗不过你呢?”“你的反革命立场就那么硬！”

我回答说：“一个人的立场能不能坚强，要看他是否依靠事实，相信真理。反动派之所以硬不过共产党，原因就在于他们害怕事实，仇视真理。我的立场是建立于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它是无比坚强的。你们总想要推翻事实，击破真理，这样，你们又怎样能硬得起来呢?”

张平化立刻面色阴沉地说：

“那咱们看谁能硬到底吧。”

从批斗大会一开始，我就为迪夏感到痛苦，有情人为什么偏偏过早遇到无情的棍棒呢？在每天的大会上，我都用眼光在人丛中寻觅迪夏。有几次怎么也看不见她，有几次看见她，她总是坐在别人的肩背后面，低着头，不看台上，似乎在作笔记。我仿佛从她头顶的发丛中感到了她满心的恐惧和怨愤。从我不得见迪夏那一天起，她给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好似森林大火中一只惊怖的小兔。我感到有责任给她送去支撑的力量。为此我必须找机会见她。只要见了面，不需要多说什么，我的态度就一定能使她稳定、安心，有力量维护自己。

有一次，下午的大会散后，我看见迪夏和几个女教员走进一个大窑洞，我就跟了进去。原来她已经被迁移到这个集体女宿舍了。（我想，她那安静、幽雅的生活被毁了！）我走到跟前叫了一声：“迪夏！”她猛回头看见我，就问：“你怎么样？”我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不错。你好吗？要好好爱护自己。”旁的女同志围过来看着我，我微笑地看她们。这时从身后突然窜进一位这几天老跟着我的人，拉我一把，说声“走！”出了门，他对我厉声说：“不许你私自接触任何人！”

斗到第八天了，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主持斗争我的大会。我作为“特务”的身价竟然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我是未曾料到的。我照例站在台侧，高岗一上来，把灰军帽往后一推，露出满脸的大麻子，同时右脚一抬，踏到准备给他坐的凳子上，就宣布“张宣是混进党十几年的国民党老特务。”（事实上，我才26岁，入党也不满5年。）他又重新“点戏”，要我报告我历史上的几个“重点”。我便一桩桩、一件件叙述起来。高岗抓住几个他认为的“问题”，大声地质问我，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急燥了，张牙舞爪，拿军帽扇脸。 当我谈到1939年在重庆遗失党的关系介绍信时，高岗大喊：“详细讲！”我说，我因腹泻走进中山公园的公厕大解，起身时，藏在贴身短裤里的关系介绍信掉了出来，落入抽水厕所水流中，来不及伸手抓就被冲走了。高岗立即兴奋起来：

“张宣，你说说，贴身短裤里怎样藏关系介绍信的？”

“短裤有一个小口袋，我把介绍信放在那个口袋里。因为那天——七月三十一日，是重庆的大热天，上身只穿一件汗衣，没有口袋，所以只能藏在这唯一的口袋里。”

高岗大喊一声：

“胡说！你不要欺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到好多大城市转游过，在西安就住过，从来没听说贴身短裤后面还有什么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

我说：“贴身短裤后面右边，的确有一个小口袋”。

“放屁!”

在高岗的蛮横咆哮前，几百人的会场被镇住了，鸦雀无声。

忽然人群中站起一个人，瘦瘦的中年男同志，一口浙江口音：

“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  

 高岗转过头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朱助周，15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

高岗当众出丑了。但他还是向我大大发泄了一通，最后宣布：

“我决定：张宣在明天拂晓前不坦白，就枪毙！”

这个朱助周是我班上的学员，平时上课爱提问题，爱坚持意见，与陕北学员们老实敦厚、不惹人的性格不一样。由于他看起来似乎傲傲的，前任班主任对他的印象不大好。我也还来不及切近去了解他。看来，他真是一个有实事求是勇气的硬汉子，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他在大会上特立独行，主持了一点公道，但我替他捏了一把汗。后来，据西北党校在我之后关进保安处的同志说，朱助周发言后的当晚，就和我一样被“隔离审查”了。

我再一次见到朱助周，是在三十六年之后。那是1978年，我从大荔农场劳改回到西北大学，等待处理。有一天，我看见校图书馆里走出一位头发银白，眼皮浮肿，步履缓慢、神情淡漠的老头儿。当走近看时，觉得有些面熟。问旁人，知道他就是我一直忘记不了的朱助周。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应满七十了。他原来是陕西省机械学院的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开除了党籍，送到西北大学监督劳动，由于年老力衰，就在图书馆里照看报纸阅览室。他的脾气倔强，不减当年，对“文革”以及1978年前后的“文革”余毒非常反感，有时就在图书馆发脾气。馆内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清洁女工，是一个不大安份的女人，有一天她忽然从男厕所跑出来大喊大叫，说朱助周在厕所里调戏她。实际上，老朱已视听麻木了，怎么会干这种事呢?但一个是工人，一个是“牛鬼”，有理没理，都是前者打赢官司。老朱为此受了许多言语。他徒劳地为自己奔走辩护，直到卧床不起，随即病逝了。他和老伴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死后不久，唯一的儿子害癌症死了。接着，老伴也死于癌。   

当我确认他就是当年的朱助周时，我不顾彼此“牛鬼”身份，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他也认出了我，但没有说什么话。我感到悲愤：勇于实事求是的人，在我们党内并不是过多了，为什么不断的灾祸总是降到这些好党员身上呢？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打破了几十年被动的沉默，自费（不像人家用公费）买来花圈，署上姓名，去悼念这位刚直的好同志。这些虽是后话，但当我叙述到“高司令咆哮会场”这一幕时，怎能不痛切地忆念朱助周这位见义勇为的共产党员一生呢？

第八个晚上的“突击”会，张平化、孙志远和李景膺都来了，阵容空前。显然，这是按照高岗的指示对我进行处决前的最后逼供。这次会上出现了新情况。张平化“打开窗子说亮话”：

“你的特务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处处用地下党来为自己辩护，这种手法应该揭穿了。告诉你吧，党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们那个四川地下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伪党，打着红旗欺骗青年上当的‘红旗党'。你们这些人伪装成共产党员，混到边区进行破坏，共产党不会长期容忍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把你们这伙坏人彻底揭露出来。共产党对战场上的敌人有两条政策：缴枪不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对你们这些暗藏敌人也有两条政策：镇压和宽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给你指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还费了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挽救你，你至今顽固抵抗，这是极端危险的。今天，高司令给你一个时间限制，这是对你的有力促进。我们这些人再用一个晚上对你进行最后一次帮助，但是时间很有限了，何去何从，你严肃考虑吧。”

我听了这一番话，十分愤怒，即刻回答他：

“你们误解或诬蔑我个人，这还是较小的事。你们要否定和诽谤四川党组织，那就是犯罪！就是帮助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

会场即刻炸开了。人们霍地站起来，伸出拳头，向我大喊。有的骂我“反革命进攻”，有的说我是“死特务”。这样语无伦次地嚎叫了足有十分钟。然后张、孙等人坐下来。现在孙志远说：

“你现在还要顽抗，还在反攻倒算，这是我们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什么‘地下党'，什么‘四川党组织'，这招牌早被你们自己撕破了。你的上级邹风平就是一个特务头子！他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党校揭露，他自己也已经坦白交代了。他交出了你们这一帮特务关系，你张宣就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特务。你休想抵赖了。你比你特务上级的反革命立场还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再不转变，天一亮你为他，为蒋介石殉葬，但邹风平还活着，还会受到党的宽大处理。你才二十几岁，也太不划算了。”

我更吃惊了：中央党校已经丧心病狂地迫害我敬爱的革命引路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邹风平同志！这不是颠倒敌我的中央苏区肃反错误重演吗？这是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十分严重的威胁。情况比这八天来任何时候都坏！

张化平又来“开导”我了：

“不讲别的，就讲你这几天的自我暴露吧。一个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人，听了你所吹嘘的‘地下党成绩'，就不能不认定这个所谓地下党，正是一个特务伪党。共产党不能不问：

“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在白区内大发展吗？

“共产党内能够是学生占多数吗？

“党的市委能够由像你这样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学生担任吗？

“提拔你这样一个特务到领导岗位的人，他不是特务是什么？

“邹风平和你，和你们一群人一样是国民党特务。到现在为止，区别只是，邹风平和一些人已经坦白，而你是死到临头还在顽抗！”

自从高岗以枪毙胁迫我以来的十来个钟头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临死不说别的话，只喊两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他们带着枪杀共产党员的血手去面对未来的人民审判吧。但是，现在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需要我确定新的策略。在党和抗日事业面临党内这种极大危险的关头，我个人的生死荣辱变成次要的了。

我当然绝不相信风平同志这位革命硬汉子已经“坦白”，卑贱地污辱自己是什么“特务”，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诬蔑自己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什么“特务关系”。如此背叛真理和党的利益，他是绝对不会干的。但是，风平在中央党校已经处于与我相同的境地，这大概不是假的了。张平化、孙志远这两个由中央党校派来的大员，没有中央党校领导上的授权，也不会在这里泄露这一非常惊人的内幕。

从内部破坏党、迫害共产党员的巨大阴谋已经开始。党的权力，不知怎的已经到了这帮人的手里。但是共产党人既不会被国民党和日寇杀绝，也一定不会被内部的敌人消灭。党和人民是会永生的。现在，必须有人起来抵抗这帮蟊贼。新的斗争是这些蟊贼挑起的，斗争刚刚开始，斗争的任务重大，前路也长。我不能死！我要争取活下来，为保卫党和革命而斗争，我要看看这些蟊贼的下场！

我考虑明白了，伸手取来他们让我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说“我交代”。就在两页纸上，完全按照大会批斗的几个重点和孙志远“教供”的提示，写下来交给他们。眼鼓鼓盯着我写的张、孙就拿去一张张传看，张平化站起来说：“这不就好了吗？只要你立场转过来，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嘛。我们欢迎你的初步交代。”并和我握了手。孙、李也说了欢迎的话，还说这样一来，西北局和党校的同志都会高兴，他们对我的“帮助”到底没有白费。他们又说，明天我可以休息了，组织上会对我实行优待，实行宽大政策，鼓励我“继续进步”。天已微明，他们如释重负，嘱咐我回窑睡觉，才走散了。 

192小时没有合眼，和床久违了，倒上去很快睡着，但不久就被人推醒，原来是公务员送饭来了。雪白的馍，黄黄的小米稀饭，炒得很香的洋芋丝......原来是“小灶”伙食，为了优待“放下武器的敌人”。我暗笑了一下，就吃起来，但从心理上说，这饭很不是滋味。放碗后，白天我只是睡，让他们不要叫我吃午饭。晚饭是榆林大米饭，炒肉丝，鸡蛋汤。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饭了，可以说到延安以来，接连两顿吃好饭，还是第一回。

晚饭后，我俨然自由人似的到近处转游。看见一孔窑里灯光较亮，人影幢幢。走去一看，原来是干部们举行文娱晚会。这八天也苦了这些陪会的同志们，应该松弛一下了；也该庆祝一下斗争取得“战果”。当我走到门口驻足观看时，被一些人发现了。有人喊：“张宣同志唱一段！”好些人鼓掌。我忽然似乎忘记了八九天来的遭遇，信步走了进去，站在门内，向同志们唱了起来：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与我们的热血，第泊尔河似地奔流。任敌人的毒焰，胜过科里塞姆当年的猛兽，但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毫无怨尤。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古罗马的城头。

深深压抑着的悲愤之情，借着这个为亲爱的同志们歌唱的机会，突然喷发出了。我的歌声比平时格外高亢雄强，自已听了也很受感动。我竟来不及看迪夏是否在座，她的神情如何。当我唱完，得到同志们热烈鼓掌的回报，正想向人丛深处寻觅我万分思念的迪夏时，我那位九天来形影不离的便衣同伴扯着我的衣服，要我出来。我意识到，我跑到“宽大”的边缘上了。歌曲虽然是两位知名的共产党员（诗人田汉和音乐家冼星海）作的，但它此刻的矛头却不是指着一般的旧式封建势力，而是指着某种“打着红旗”的封建分裂分子。

回到窑洞，我思索了天明至天黑这十几个小时内感触到的事情。第一，向群众强制灌输的对我的“敌情观念”并未奏效，同志们对我仍保有亲切的感情；第二，高岗之流还未做好杀我的舆论准备，不过是一种“假枪毙”式的虚轰；第三，可耻的收买对我的灵魂是难堪的侮辱，我厌烦透了。我的“假投降”为我争取了休息时间和感知的物事，这个代价已经太大，我必须恢复我自己。

这天晚上，我向他们要来了纸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烦转     中央党校    彭真同志：

你们伤害同志和诬蔑我党地下组织的错误作法，是严重违反党纲党章、民族利益、人民愿望和党员意志的，必须停止，以便恢复整风精神和党的团结。中央苏区内自相残杀的痛苦教训，也够使你们清醒了。如今革命刚有了大发展，为什么你们又要从内部开刀呢？

        请你回信，即致      敬礼！   

                                            张宣

次日一早，我请来了张平化、孙志远，把信交给他们。张、孙看了信，大喝道：“你翻案！这是严重问题，后果由你负责！”

我平静地说：“危害党内团结，这是你们要负的责任。”

一会，李景膺胀红着脸跑来，眨着一双小对眼宣布：撤消对我的优待，把我在窑洞里禁闭起来。那位“便衣”此刻从腰间掏出带着红绸尾巴的驳壳枪，命令我把窑洞内仅有的被、褥、枕头卷到一起，抱到空窑放下。我窑内只留下一张空床，上面堆着冬天我上山割来垫床的白草；一张小桌和一个小凳，是为看守我的人用的；还有一个石头火盆，为他烧木炭取暖用的。武装看守大约是三个人，昼夜轮班。他们坐在我的座位上，枪握在手中，枪口对着我，我除了经他们同意可以出外在近处山沟里大小便（没有厕所）以外，只能整天靠墙站着。但是我的一种“天赋人权”恢复了：晚上可以睡觉。看守人监视着我，从空窑洞里抱回我的卧具，按规定时间早早睡下。天明后，我又得卷起被褥送回空窑。吃饭，恢复“大灶”：一个瓦盆装上小米干饭，盖浇水煮菜。从“小灶”改回“大灶”，我心里感到舒坦，有一种无负于时代的自豪感。从此没有人找我开会了，我一天站了睡，睡了再站。不闻足音（除看守来往外），不知世事，不记年月。虽然日夜相对两人，但没有对话。不知彼此肚里想的什么。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1943年1月或2月的一天，李景膺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禁闭室，把一张纸递给我，说：“呐，彭真同志给你回了信，你看吧。”彭真信上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目前处于极严重的关头，不要侥幸。只有实事求是向党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我刚看完，李景膺就夺过信，走了。彭真似乎比高岗多少文明一些，但实质是一样的。他们一时不会杀我，但还会搞一些名堂。

这样，我只有青灯和武装看守作伴，每天十几小时靠墙直立，像鱼一样沉默。如果说，12月是大轰大嗡，极动无静，那么现在就是无声无息，极静无动，日子也是一样不好过的。

首先，我需要肢体的活动，否则就成植物了。为此，我用意念引导自己，从头颅向全身扩展活动。我站在那里，别人难以看出我的头在环游，肩在律动，臂在屈伸，手在握放，腹肌在蠕动，腰腿在轻移，脚板也在前后起落。总之，我在禁止活动的枪口面前，有秩序地进行着“存在就是运动”的实际操作。偶尔，看守似乎觉察有点异样，喝一声：“不许动！”我这才得到少有的出声说话的机会，回答说：“我没有动！”我的这种貌似不动的运动法，几十年后才知道，还有点合乎气功要求呢。在当时，它肯定是对我保持健康有益的。

其次，我更需要思维和感情的寄托，实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存在。开始的办法是回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某些章节），接着是默想中国通史、各省地图、战区形势，再后是背诵古书、古诗词乃至佛经。最后就编起诗来了。我只在四川大学听过几堂诗词课，读小说中也知道些做诗常识，但很少认真做。这时却是内心感情汹涌，鼓荡欲出，无暇问它像不像诗，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些句子。这样，不注意平仄，不遵守韵本的诗就一首一首“腹稿”出来了。

吟成一首，当时背得，但腹稿多了，隔了几天，就容易忘记。在这没有纸笔也不许出声的角落里，我只能每天把已吟成的诗在心里挨个背诵多遍，然后再做新的。从1943年1月到3月，大约做成了二十来首吧。后来进了监狱，被卷进“抢救”、“大生产”等不断的、被动而且非常紧张的“运动”浪潮，就再也做不出诗了。重获自由已是三年之后，这时拿起纸笔来记，就已忘记了一部分。回忆起来的诗只有十二首，我给每首安了题目，总题叫做〈默缀〉，记实也，下面就是：

1、作为“自序”或“开场白”的一首：诗壶

非罪何堪作囚徒，无声无色又无书；与其穿肠来愁矢，毋宁借腑当诗壶。（壶者，古人“投壶”之壶，所以盛矢也。）

2、“主题歌”之一：留笑

蒙冤哪得太悠然？慷慨公私欲问天！夺魄晨宵环利器，吞声岁月困僵蝉。

伤心入梦皆厉鬼，汗背称名是神奸。忠肝义胆无穷力，忍待明朝启笑颜。

3、“主题歌”之二：望云

时日凝血泪，肝胆结金铁；望云长如斯，何乃沉冤白？

4、“主题歌“之三：二十七岁自寿序

若夫死地虽逃四五，生年始满九三，何斯人之有疾？羌为善而维艰！忆昔敌机肆虐，人血几渗我血；而今同志看守，尔枪犹是吾枪。遂乃坐兼两党牢狱，吃遍三等厨房（大灶、中灶、小灶）。若非马恩，定遭火炎玉石；未识香泽，早挨棒打鸳鸯。此所谓“收头结大瓜”，送穷乃吉；稽颡无馀佛，积善斯祥者也，岂可不再三再四勉乎哉！

5、思念迪夏，感忆柔情二首：一、口尝

开门灭灯坐，明星识几床，语切交手握，心甘觅口尝。

6、二、耐饿

枣梨交荫处，墙阴最幽深；避人亲昵尽，耐饿到黄昏。

7、思念父母妹弟一首：兴华

峨山战罢宜宾来，帝秦吾宁蹈东海。有妹虽小志亦奇，先我已游万里外。前年米贵难安居，爷娘转徙雪山西，家书纵寄长不达，双亲念我白发须。嘱我三年回归里，树静风息乐亲子；高堂筹计指应屈，岂知爱儿天边中谗沉渊底！划地虽无锁与枷，长舌毒我胜长蛇！未损心灵何畏怯，偏存希望不咨嗟！我有幼弟读新书，他年挺秀亦吾徒，志在兴华道岂孤？勉旃我妹莫伤悲，党如朝霞灿明辉，慎勿怠荒心事违！

8、狱中生活三首：一、须长

囚居五十日，心宽体尚强。明镜无由得，努嘴见须长。

9、二、无寐

夜中不能寐，一念诵心经。放心归约束，非为乞神灵。

10、三、渴望自由

每晚鸡叫第一遍，醒来总是睡不着。这里塞塞，那里摸摸；刚才翻来，又再翻过。背后垫得少，胸前盖得多，嫌耀眼灯光（看守人灯明通夜），恨生烟炉火（通夜烧木炭）。惊犬吠如豹，怪人声似锣（看守人夜间交接班）。紧闭眼，念弥陀；魂不宁，心头饿。（非肚饥也。）知道是缺少什么，想来想去莫奈何。

11、感念时事二首：一、山间大解，见地下废报标题（苏联红军攻克罗斯多夫）

囚居如聋瞽，雄捷今乍闻。遂忘己饥溺，乐知万化春。

12、二、春雪终日

囚屋视破窗，春雨变雪箔。天缝见雾迷，下棂岸渚白。风中过隙急，右雪左下落；须臾来回风，左雪落右角。亭午气压平，左右纷交着。山川晨华发，及兹已尽皤。槛下来无声，累累若白垩。草上（此时已许坐铺上略憩）虽独寒，田间料众乐。百姓苟开颜，风亦暧肌骨。皎洁明纸窗，天阴久不合。

1943年春天是我一生做诗的空前（可能绝后）高潮，真是“悲愤出诗”。我一生坎坷，而精神所受压力最大，最突然，莫过于这一次。当时若没有诗，我可能发疯了。那个年代，发疯，自戕的人并不是很少的。                               

                  （三） 隧道漫长（1943年）   

彭真、高岗准备怎样继续施展他们的伎俩，不多久就露出端倪了。1943年3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两个武装人员闯进我的独居监房，把我叫起来。

“跟我们走！”

两支枪亮在我面前，我收拾了乞丐似的简单行李。来人反剪我的手，上了铐子，把我夹在他们中间带走。

到哪里去呢？是枪毙吗？不应该这么寂寞，应该热闹一点。到底要干什么？半个小时后就明白了，进了1938年冬被日冠炸成废墟的延安城，向左转到山边，上一道坡，到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里是延安西岭凤凰山。

走进一座平房，两个押送人员把我交给一个人。屋里还有三、四个人，门外有武装守卫，门内的人搜查了我的全身和行李，搜去了裤带、缝衣针和一根别针——这是我随身带着当牙签用的，这种别针到现在还在作这样用。——据说是防我自杀。笑话！还搜走了迪夏为我抄写十几首外国名歌的小本子。这本子的封面是她用染成红色的纱布精心装饰的。他们给我一根粗粗的草绳系着裤子，我两手抱着剩下的一点行李，头上被人用一件黑色大衣罩了，要我跟着走。黑夜里，我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脚，沿着小路，爬上土坡，转了几个弯，进了一处高墙围着的院子。院子里的哨兵用马灯照着，开了一个窑洞门，让我进去。这就是保安处的看守所，也就是正式的监狱。

小小的窑洞内有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窑的后部是一面横亘于两墙之间的土炕，炕上，头朝外睡着三个人。他们在被窝里，只是回头看着我。押送我的人站在门外对我说：

“不许互报姓名，不许互通案情。他们都有号数，你是四号。二号是组长，窑内的纪律由他告诉你。不许违反所规，否则加重处理。”

门卡地关上，又从外面下了锁。我这是进了正式监狱了，可能比党校内的独居监好一点吧。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进革命监狱呢？漫漫长夜好似一面密密的网，好似一条深黑的隧道。我已经在里面熬了三个月，现在第二站又开始了。何时是了结啊？

炕上的人给我挤出一条空位，我就靠着边墙睡下去。

天微明时，哨兵敲着门上方的小窗（小窗平时由一块小木板遮住，以免“在押人”窥视外面），呼喊起床。接着有人进院来，按次序给各窑送一盆冷水洗漱，然后又在同一瓦盆内倒了供全窑人一天喝的开水。最后是开饭。每人按次序把自己的土碗从窗口送出去，拿回来一碗小米干饭，上面浇了汤菜。这一份饭我是够吃了，大饭量的就不够，有时可以得到一点补充，否则就指望小饭量的同伴调剂了。 

饭后，窑内又平静了，大家坐在炕上，有人养神，有人低声谈话，有的人抽烟。“在押人”都是无后方的，大半是单身；即有家庭，家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即使家庭知道，一般也不许探视或送东西。他们哪来的烟抽呢？原来，他们抽“代用品”，这就是糜子草，这种草在垫炕的乱草中可以寻到。据说抽起它，心想是烟，它就是烟味。不过，火柴是专用于点灯的，两三个月发一盒用。煤油定量，不能点长明灯。囚犯们都是读过历史的，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复古”——“钻木取火”。这里无木可钻，也没有可以钻木的硬物，“在押人”发明了替代办法：从棉袄里扯出一点棉花，放在一对烂鞋底中间，用力搓这两只鞋底，以此取火。这是一种重活。汉子们接力搓鞋底，常常搓得满头大汗；最后才可望闻出一点焦糊味，看见一缕轻烟，向冒烟的棉花吹气，这才得到一点明火。赶快用草绳或破布接上火，就可以抽一次糜子草烟过瘾了。

上午有一段“放风”。保安处所在的凤凰山，是延安城的西山。上午，太阳从东面照来，虽然被土墙挡了一截，但送来的还是光明和温暖。“在押人”们对放风都极为珍视。早饭后听见北面的窑洞门响，就知道放风开始了。一个窑洞大约放风二十分钟吧，不久就轮到我们。前面窑门一关，我们的窑门随即打开，四个人鱼贯出去，组长在前，值日在后。值日提着陶制大罐（全窑人24小时的大小便已把它装满），倒入厕所。我们在院里活动：伸腰，展臂，踏步。都不许谈话，以免别的窑内的人听见声音，识别出熟人。当然别的窑此时都是闭门关窗的。

我们窑内的“一号”是一个臃肿的中年汉子，须发长而乱，面目看似浮肿。这人极少说话，偶然说一句，听不出是哪里口音，倒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他性情温和，对人友好，时常帮助别人。他的被子很特别；睡觉前展开，人仰躺上去后，手拉被子两边，交叉覆盖在胸前。被子两边各订有一排带子，他把它们一对一对结起来。一床被又铺又盖，拴成筒状，好似睡袋。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朝鲜同志，已关了很多年，后来平反释放了。“二号”是个年轻人，江、浙口音。他身体较好，能干较重的活，爱说话，像是读书不多。他也关了不止一年了，很留恋家人和外面的世界，有新人进来他总想问问外间情况。“三号”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戴近视眼镜，像是个知识分子。他很懂监狱纪律，循规蹈矩，情绪稳定，看来也是个“老犯”。这人长期犯鼻炎，按照医生建议，他养成了每天清洗鼻腔的习惯，用一只搪瓷盘，装上水把鼻孔埋进去，吸一次水，再喷出来，如此反复几次。他说清洗几次，可使鼻腔保持半天通畅。有一回我感冒后鼻腔不通，就学他洗鼻子。开始感到很呛，慢慢习惯了，觉得呼吸特别舒服。于是我也从此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洗鼻腔，直到现在。

我进来几天之后，晚上又送来一个人：穿军装的，东北人，满脸胡子，矮个，三十大几岁。这人高喉咙大嗓子，用浓厚的东北口音发牢骚。他不守监规，自称是保安处警卫连连长，老红军。“老子管犯人管了多年，今天你把老子当犯人关起来，你妈的巴子！”他吵出来，我们也就敢问他了。问他进来的原因，他不说。但有时他就骂出来：“说老子纪律不好——你好！老子就是爱喝点酒，爱找个女人吧，你们都比老子干净？不要逼老子说出来了！”哨兵都认识他，有时他吵的声音太大了，哨兵揭开小窗盖子看一看，也不大敢说他。这人的确是满脑袋女人。他兴致一来，就教我们唱东北情歌。又爱讲“荤”故事，讲得结过婚的人特别沮丧。他几次叫哨兵给他传话，他要找领导谈话。有一天，哨兵带他出去谈话，后来就取走了他的衣物。他恢复自由了。原来是罚他禁闭十天。

这位连长进来时，原来的“三号”就调出去了，连长顶了三号。他走之后，又送来一个新人，仍顶三号。这是我的一个老乡——下川东（大概是涪陵）人。他的身材匀称，肌肉发达，灵活矫健，就是嗓子有些哑。他在这个闭门关窗的咫尺窑洞里，仍然每天锻炼身体——作操。这大约是一种自编的操：两手握拳，两臂向前伸，两腿下蹲，两臂同时用力向下、向后，再由后向上，向前划弧，随即由前向下，向后划成一个圆圈。然后，随着两腿挺立，两臂也柔软地从后向下、向前挥出，还原为开始时的姿势，这就完成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回环重复做到20至30次，人就气喘吁吁了。这是一种全身运动，不占地方，不用器械，无须技巧，而颈、肩、臂、腰、膝、踝、脚都参加了运动。我看着好，就参加了他这个无名的体操，并且在以后坐办公室或书房中继续进行这种运动，直到现在，得益不少。离开保安处以后，我和这个同志多年都有往来，知道他当时叫寒十坡，真名陈宗凤。全国解放后他在兰州军区任文化部副部长，八十年代离休。1982年我在兰州，多次去他家走访叙旧，这是后话。

虽然窑洞内间或有人关进来，我们也能感知外界的些微动静，但是，老号不敢多问，新号更不敢多讲，窑洞以外的大千世界到底在朝什么方向变，就简直不知道。当时唯一传播消息的媒体是报纸，而在押人不许看报。甚至有时被押出“审讯”，朝桌子上摊开的报纸瞄一眼，人家就立即拿走报纸，还历声问：“看什么！”这种聋瞽的生活真难过，而到六月为止，我已经这样过了半年多了。

大约七月初，保安处给我们发来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学习。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得到“学习”任务。小册子的题目是〈抢救失足者〉，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系统各机关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它现在是中央和边区两大系统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而且是紧急学习文件。康生在报告中说，经过三个月来的“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他说，胡宗南军队正在向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已进行紧急动员，大战难以避免，因此党中央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时间”，否则大战一发，这些人就性命难保了。他又警告说：“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与发下文件同时，看守所院内和窑洞里风声日紧，日夜有人们的匆促脚步声，开门上锁声。

一天早饭后，哨兵忽然打开我们的窑门，叫我们出来站在院子里。出乎我们意料外的是：别的窑门也都打开了，从那些门里走出许多平时不许见面的别的“在押人”。这些人一个个脸色苍白，麻木，不知所措。（想来，在人家眼里，我们也是这种形象。）院里院外增加了武装人员。本院“在押人”约四、五十人都出来了，看守人员发令，让我们一组接一组，成一路纵队，在两旁武装押送下走出院门。出了这个院子，同别的院里的“在押人”队伍会合。逐渐加长的队伍走到山下，立定，听一个干部讲话（我听不见讲的什么），然后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边区政府礼堂。在礼堂肃静的空气中，我们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抬头看到，主席台上贴的一行大字：“边区系统抢救大会”。

这种“抢救大会”已经开过一次了，那一次，保安处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分，听高岗杀气腾腾的讲话，说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已经遍布全边区。他举了几个例。其中之一就是“混进党十几年的老特务张宣”。他批评党员们“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凭特务到处破坏。现在党中央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务必把一切暗藏特务清查出来，并给以出路。抢救大会就是一个公开的范例，坦白从宽，回头是岸，把愿意改恶从善的特务抢救过来。大会之后，各机关单位都要行动起来，抢救你们那里的失足者。参加那次大会的人，后来在看守所认识了我，对我这个“老特务”很吃惊。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第二次大会，保安处的在押人几乎全部来了。今天高岗没来。主持会议的人号召：“各单位的共产党员要带头坦白”。我听到这话大为惊讶，因为在这里，共产党员和特务几乎成为同义语了。在这种号召下，各单位与会的人就互相“格吵”起来，互相动员邻座：“你坦白嘛”，“你该坦白了”，“请带个头吧”......于是有人申请“坦白”了。主席就大声询问：“是哪个特务系统？”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CC、复兴、汪（精卫）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报过名的各品种特务都被请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长凳上就坐，胸前被戴上大红花，以示“坦白光荣”。这一天，约20个人享受这种荣誉。其中一个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地下党员，现在边区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党员中唯一获得这种“光荣”的人。这位擅长演说的同志在大会上还作了“坦白报告”，他说：“和我一起进入边区的伪党特务有一百多人，我们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但现在看来，都不过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为人家看不见，其实党早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这个同志后来平反后，工作有成绩，也受过不止一次的政治折腾，同志们早已原谅了他这一次不光荣的“坦白”。

这一天，保安处也因这位某某而露了脸。回去就把他从窑洞里调出来，参加直属于侦讯科员杨刚的一个“研究组”。保安处长周兴趁热打铁，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会，让一个陕北老赤卫队、老乡长贾志洁在会上“坦白”。老贾一派陕北农民干部本色，“坦白”时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说他被境外的国民党“突击”成了特务。他是用陕北的生动口语进行演说的能手，难怪周兴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场动容，收到良好效果。周兴当即走过来同他握手，鼓励他，安慰他，并且讲话说：“贾志洁毕竟是农民干部，经过土地革命锻炼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么真诚！你们都要学习他。党的宽大政策不会亏待贾志洁，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向党坦白交代的人”。

贾志洁的“坦白”也使我感动。迄今以前，我一直认为康生之流是在无限夸大敌情，贾志洁的事例使我考虑到另一方面：一个苏区的乡长，老赤卫队员，竟然一夜之间被境外的敌人“突击”过去，埋藏在党内多年，这的确是很可怕的。那么，荒唐的“抢救”不是也有一点理由吗？大约一年之后，贾志洁编到我所在的小组。我谅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渐接近。那时，大家早已学习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甄别是非轻重”的报告，言论禁忌比前少了。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提到贾志洁那次在全体大会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来。他说，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来。今天他又哭，却是一种深深的悔恨，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怎能这样说假话，欺骗党？一年时间中贾志洁的两哭说明什么？它说明，要顶住以党的名义，用封建专制的方法，“群众性强制”的手段推行的错误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是使革命者万分痛苦的，是对共产党员纯洁党性的严重扭曲和袭渎。它还说明，即使像我这样身受其害的人，在这种有系统、大规模的骗局面前，也有时会受到蒙蔽。

贾志洁同志平反后到了延安大学工作，我和他此后有了长期的接触，觉得他吃苦耐劳，搞总务工作称职，所以1950年我到兰州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时，就把他调到那里当总务处副处长。1952我受到陷害，离开民院以后，老贾继续在那里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处长、副院长。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担任党委书记、院长，同老贾又共事一年。贾志洁同志77岁时离休，80岁时因心脏病半夜突发逝世。这个同志的一生，证明“审干”和“抢救运动”是何等荒唐，何等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工农干部被“抢救”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保安处，在枣园，在各单位被关押逼供的，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当时延安的干部队伍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农出身（实际上，产业工人出身的只如凤毛麟角，所谓“工农”干部，几乎全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其中主要是红军干部；别一种是知识分子干部，包括根据地原有的（这是少数）和从蒋管区（这是绝大多数）、沦陷区来的，其中主要是地下党员和由地下党输送来边区培养的进步青年。另外还有少数人是知名的、党或非党的作家（如丁玲、艾青、肖军、吴奚如、吴伯箫、曹葆华等）和科技专家。这样，在干部队伍中产生了一些矛盾：新、老干部的矛盾，根据地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矛盾，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以及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我在前面的回忆录里说到过整风开始前后延安以“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作为特征的思想领域的斗争。整风中据此提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斗争任务。懂得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社会常识的人知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其他小生产者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主体是农民。延安所批判的，当然不是农民或工农干部。即使有个别的，如贾志洁这样的农民干部遭到“抢救”，也只是运动的一种“捎带”。非常明显，这个应该受到批判和“抢救”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正是各种知识分子。根据地执政的老干部们从某些外来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中发现了严重的“敌情”。由于外来知识分子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和由地下党输送来的进步青年，所以，“批判”和“抢救”的矛头就一定首先要对准各省的地下党。“特务”和“红旗党”、“伪党”的罪名，就是从这个逻辑中推导出来的。由此也可以说，一方面工农干部、本地干部、老干部、根据地干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外来干部、新干部、地下党干部，这两部分干部之间力量悬殊的矛盾，就是整风变为“审干”以至“抢救”的社会内容和动力。其中前者是完全清醒、自觉这样作的，虽然人们谦虚地说自己“麻木不仁”；而后者则是完全被动、毫无防人之心和自卫能力，并且总是把对方当作党的化身而输以忠诚的。这种晴天霹雳继之以漫长隧道的风雨晦冥，一时竟使天真纯洁的向革命献身者不知人间何世。如此这般的风云突变，从此断断续续，出现了多少次，几十年，矛盾的具体配置虽有局部变化，而基本内容却是一脉相承，这是无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和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求得解释的。我们只有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悲剧中才能看到多少类似的先例。

保安处的“在押人”从参加“抢救大会”开始，原来的高度保密状态就降了一级。回来以后又降级，逐渐到了半自由状态。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年时间。开始，监窑的门打开了，院内可以见面，来往，哨兵退在院门外。以后门外的哨兵也撤了，在凤凰山环抱的山腰上有几个岗哨监视着看守所各个院子。我们经允许可以到别的院子去。后来，保安处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艺术人才丰富的特点，为保安处及其上级提供文娱和宣传服务，建立了由“在押人”组成的宣传队。这时，宣传队员可以整队下山。再后，亲人可以来保安处探视，个人也可以请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须回来。这些逐步开放，逐步增加自由度，是随着保安处任务的变化而实行的。

从边区系统“抢救大会”回来，保安处就要扩大大会的影响和“战果”。各个院子的“在押人”奉命举行院内的“抢救大会”，斗争本院的重点对象。参加这种斗争会的“特务”和“准特务”们都是整风中的过来人，都有被斗的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斗争”。他们是愿意为党、为保安处立功的，他们斗争起自己的难友来，精神十分饱满，火力特别强烈，自然也就会有某些“战果”。一两年后，时势变了，这些人敢于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务，但特务肯定是有的，危害极大。我以外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务。不然党怎么会把他们抓进来？党是实事求是的，一时冤枉个别人固然难免，但冤枉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众多的特务面前，只有听党的号令，勇往直前斗争他们。在这些特务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务身份，以免被他们钻空子，助长他们抗拒交代的气焰，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就在诸如此类善良而糊涂的动机下面，院子里的斗争会开得热火朝天，口号、呐喊、训斥之声，不绝于耳。保安处审讯科派到各院组织领导的人员非常高兴。各院调出“坦白”自己和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组成“研究组”，每天开夜车写简报，整材料。这些人作为审讯科某个科员的耳目和手足，有时也起某种“智囊”作用，替他们设计对那些斗争对象如何进攻，得到“战果”（即压得对方“交代”问题）以后，又怎样“巩固战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这些人能够和审讯人员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个美孚油桶的葱油汤面，比窑洞里的饭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这个院子里，我所得到的殊荣，就是第一个上这种斗争会，斗争的火力比西北党校白天大会大大地加强了，也比那时夜间的“突击”更加震动耳膜。“在押人”中那位边区老诗人高敏夫义愤特高，冲上来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杨刚兴致很好，称这是“高级形态的斗争会”。可是，它的结果也还是与西北党校一样，也就是没有结果。我也参加过斗争别人的大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斗争胡采的大会。大家分析，他是从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出来的大特务，他不承认，于是满场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觉得可笑吗？自己也都是“敌人”呢！）有人从院子里拾回一块半截砖，准备“砸烂他的狗头”。不过，这种话可以喊，这种事还是不允许做的。

说这种斗争是“高级形态”，却也有它的道理。如果你知道保安处以前审讯“犯人”的低级形态，你就得承认这句话了。我听“老犯”们说过，审讯科那位叫卜鲁的干部，是个立场坚定的老革命，老保卫工作者，他的事迹就可说是那种非高级形态的典型。这位同志最恨的是犯人“不坦白”。一次，他审一个人，长时间无结果，他叫勤务员给他倒一杯开水，喝了一点嫌烫，一反手泼到站在那里的“犯人”脸上，当即烫起满脸的泡。还有一次，也是审讯得急燥了，他掏出手枪，一枪打到犯人头顶的墙上；犯人一震颤，他又是一枪，打到对方肩头旁边的墙上。可惜我没有问，他这两次“发威”的结果如何。卜鲁这个人后来我有幸见过，因为我到保安处后，他已经是我妹妹的朋友吕守廉的丈夫。守廉不忘旧谊，在我们半自由后，她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去了，见到她和卜鲁。卜鲁这时并不审讯人，却也满面秋风，还一面和客人打扑克。碍于妻子称我为“哥哥”的份上，他勉强向我颔了下首，说：“坐吧”。守廉请我下牌桌，我答以从来不会，她又不好拆散这个牌局来陪我，我只好枯坐一边。坐了一会，我感到无聊，感到不该到这里来，就起身说：“我回去了”。全国解放后，卜鲁在广州主持公安工作，1950年，忽然被捕。罪名也是“叛徒”，“特务”。吕守廉不相信这是真的，为他辩冤，奔走呼号，也被开除了党籍。卜鲁后来死在监狱里。从大节上说，他算是一个好人，一个受冤枉的人，值得同情和谅解，但他当年那种“低级形态”，也够在他手下受苦难的同志愤恨的了。

“高级形态”的斗争，依赖于“发动群众”，从中调动出声势和火力。把被斗争者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仗着中国受苦爱难的人民大众对大救星共产党的完全信赖和拥护，仗着一切参加斗人者对党的领导所输予的满怀忠诚，“发动群众”并不困难。但从另一个国度，或者从中国历史的另一个阶段看来，四十年代的延安“审干”和“抢救”，五十年代的“反右派”和庐山斗争，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不可思议的荒唐可笑、残酷可憎、愚蠢无比。不过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渊源和现代的国际背景看来，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高级形态”的最高峰，却一下子把自己完全否定了。从此之后，“群众”有些自己的主见了，“发动”他们，把他们当作黑色或黄色火药来用，就不那么灵了。这不是说群众从此再不相信共产党的话了，还是会相信的，只要你不是空口说走群众路线，而是实际上做到把人民当作主人。

保安处为了组织这种“群众性”斗争，就要调整在押人的组织管理。关起四、五个人一窑的小门是不行了，需要实行第一次的解密。为了调整组织单位，就要在院内各组中间交流成员；还要打开“院”门，在几个“院”之间实行交流。保安处看守所各院分布于凤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几层窑洞，各院编了字号，有“保”字号、“看”字号、“纪”字号、“严”字号等等。经过调整，各号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号关“女犯”，“纪”字号关“大特务”，“严”字号有惩戒性质，其他号则比较一般。不过事实上，从打开院门以后，除了“严”字号外，都不兴关门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抢救”的锣鼓停了，边区的生产运动开始传入我们这些坐吃公粮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们组织起来纺毛线，织毛毯，制肥皂，上山开荒、烧木炭，为此还盖了两间工厂，又对各院、组成员按生产能力和产业进行了一些调整。

1944年开始甄别，1945年平反、释放了一批人。因为当时抗战进入反攻和胜利阶段，各敌后根据地急需干部，所以也就调出去工作，留了个“继续调查”的后遗症。保安处的在押人数逐渐减少，便接收了一批原来关在枣园的中央系统的人来补充。这些人不享受我们的半自由，仍然关在锁了门的窑洞里。我们也不能去他们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当时我们以为这一批人大概是甄别出来的真特务了。但若干年后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于炳然，还有后来被错杀的王实味和与他同时无端被害的几个俄国人，至少这几个人不是特务。

经过近三年的厮混，我们这些“在押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被编在“纪”字号，成为“大特务”之一，所以对于一些“大特务”更加熟习，其中有些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同志。

 （四） “大特务"们

“大特务”中，有一些是已经在保安处关押多年的“老号”。其中，钱维人同志是使我最为惊讶的。三年前我在宜宾做地下党工作时，读到过延安出版的党内刊物（记不清是不是〈共产党人〉），就对延安破获“大特务钱维人”的报导印象很深。据报导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混入党内，当了边区公路局长，利用职权大肆破坏边区建设，被捕后供认不讳，被法院判处死刑。这真是一篇使地下党员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好教材。但我在保安处和他见面了，有段时间同住一窑。我既知道他没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务，是他受了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罗织陷害。三年之后他被平反释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学教书，后调回公路战线，恢复了党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几次在医院和交通部内他的宿舍见到他。他已经患了晚期肠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赶写揭发康生罪行的最后申诉。次年，他逝世了。1980年，中央做出了开除康生党籍的决定，其中有几件罪行材料，就是维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当时保安处女监中的“老号”，平反后和维人结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当我在保安处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特务”、死刑犯钱维人时，我惊讶极了。相处之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受了这么大、这么久的诬辱迫害，对人还是那么和善，那么体贴，那么诚恳，显示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脸色苍白，皮肤浮肿，动作迟缓，平时戴个大口罩，两个膝盖用破布烂絮包成水桶样粗。这些都是长时间蜷伏在潮湿的土窑内不见天日的结果。

“大特务”老号中的奇人还有蔡子伟同志。他是陕西和苏区知名的领导干部，1936年被高岗诬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华报〉上公布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在保安处见了他，也是十分惊讶。我原不知道这件事，却从较长时间的相处中认识了这位革命长者。他是蓝田人，大高个儿，络腮胡，胸无城府，对人非常热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谈，笑声朗朗。边区政府把蔡子伟、钱维人关押多年，这两件坏事也有好的、值得嘉奖的一面，就是终于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把这两个好同志保存下来了。子伟后来和维人先后平反释出，调到延安大学。子伟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书记，领导并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任过西北农业部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约在七十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线，后来离休。子伟十分喜爱劳动。年近八十还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拿条帚、铁铣，从事园艺和清扫。他的第一个妻子高敏珍同志，一个出色的女干部，子伟被捕她也蹲女监多年，不幸病殁。子伟现在有位医生夫人作伴。祝他健康长寿！（子伟同志于1990年逝世。）

“老号”中的奇人还有林里夫同志。不久前承蒙他把他的简历告诉我，我对这位多年景仰的奇人才有了些系统了解。他1929年在日本东京入党，曾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回国。他曾任北平西城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到延安后任陕北公学教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等职。后被批“右倾”，关进保安处多年。这个同志爱好理论，常思考各种问题，有强烈的个人见解。他的个性强，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见到他时，他瘦得活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与其他“老号”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黄发亮，这是他刻苦锻练，抓住太阳拼命晒的结果。“解密”以后，他发现太阳对在押人价格低廉了，就在院内找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地上翻来复去地曝晒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脱皮了，又长出新皮了，新皮镀成了金黄色，而且全身浑然一体，连裤带的影子都没有。这个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很大，别人谈论说，毛主席制止了高岗杀人，停止了康生“抢救”。还是比较英明的。他说：“什么英明！就隔一个窑洞，把千百万党员和群众打成特务，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固执的同志。这付可贵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坎坷的一生。解放后他当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被打成了“右派”。七十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见他和老伴带着八个儿女住在一间小屋里，大人小孩都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内凌乱不堪，口里仍然评陟世事，无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见了他，他已84岁，发胖，思维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与我差不多同时被抓到保安处的，有一批甘肃地下党的骨干，他们是“抢救运动”最早的受害者。这个运动就是康生利用年仅19岁的甘肃地下党员章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讯逼供折磨，制造出甘肃“红旗党”的荒唐案件而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章克勤事件”。从此甘肃地下党大量骨干被捕，其中不少关进了保安处。这里有孙作宾、李铁轮、陈成义、万良才、马尔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贺进民）等同志。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平反后去了山东，再未见面之外，我和他们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谊最深的是孙作宾同志。他为人十分正直、诚恳、朴实，为党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这时却被诬为“特务”、“兵痞”，抓了起来，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刘杰同志长期分离。后来放松一些，允许刘杰探监。老孙不满地说：“老婆又不是看的”。后来才允许她每星期六来留宿一次——这在延安叫做“过礼拜六”。此后，作宾和我在五十年代，七十、八十年代有过多次的密切接触。我和他从四十年代起各时期的遭遇，都直接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四十年间的迷惘和灾难。他在1998年满了90岁。老两口白头相守，儿女早已给他俩做过“金婚”纪念。我祝他们伉俪幸福百年。（按：不幸的是刘杰同志于1999年病逝。满过94岁的作宾同志也于2002年8月逝世。张宣补记。）

“纪”字号的“大特务”中，有一位白面书生，他是浙江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叫黄先河。在十年内战中，他和粟裕大将一起领导过四明山的红军游击队，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这个同志性情柔和，态度腼腆，说话不多，谁也难于看出他的红军指挥员身份，当然更不会认为红军里有这么一个暗藏很深的“敌人”。但是，以康生为代表的中央“学委会”把这个“敌人”“洞察”出来了。当然，黄先河坚决拒绝这种诬陷。但是他有一个大“弱点”，就是他的爱妻陈雪莹。这是一位年轻、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学委会”发现，这是他们进攻黄先河的突破口。她因为丈夫而被捕到了枣园。经过专业人员百般审讯，她只承认黄先河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游击队的好领导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审讯人员说，黄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务问题，承认她是他的“特务下级”，但是小陈坚信先河，绝不交代“特务”。末了，审讯人员宣布：“抗拒从严，判处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从后面开了一枪。枪是朝天打的，但小陈应声倒地，昏迷过去。从此，她神情慌惚，说话缺少伦次。她仍然坚决否认先河和她是“特务”，却认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务，怀着阴谋诡计，要伤害先河和她自己。黄先河被抓到保安处以后，无法处理陈雪莹的枣园便把她也解到保安处监狱里来。陈雪莹知道先河也在这里，精神有所好转。1944年保安处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队，陈雪莹被编了进去，常在歌舞队员中出现，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从她总带一些忧郁和麻木的神态中，先河知道自己连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这里，夫妻间也不能交谈，只能“目成”。后来，他们夫妇都“甄别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线，又迎接了全国解放。但是，陈雪莹的病却随着形势的好转而加重。因为，在新环境里，她接触的生人更多，于是她那“被特务包围”的疑心更重了。她开始怀疑“特务”在她和先河的饮食里放毒，就不吃别人（哪怕是集体灶上）的饭菜，不喝别人给的茶水。各种中西医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后发展到，她怀疑“特务”毒化了空气，连门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见了。当黄先河从外面回家，她也认为他带回了“特务”的毒素。她因此不让先河出门。这一点办不到，她就舍弃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姐姐远在上海的家，终年足不出户，只吃姐姐亲手做的饭，姐姐也为她谢绝各种交游。1981年，我见到独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陈雪莹这时已经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特务”的破坏阴谋。陈雪莹同志可算是毫无私心地坚持反“特”的一名共产党员了，但她却成了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她无负于时代，是时代有负于她。

由于孙作宾的介绍，我又认识了山西省地下党的闫子祥同志。子祥对我思想上有重要启发。当我对整风后期的巨变和“抢救”以来各种消极黑暗现象感到迷惘，脑子里经历着种种翻腾苦恼的时候，子祥同志以沉静的语言告诉我，要从历史去索解现实。他把他从外面偷偷带进看守所的一本书上，苏联共产党要人日丹诺夫在苏共某次代表会上的发言给我看。日丹诺夫批评苏共“清党运动"中胡乱怀疑，胡乱栽赃的现象，语言活泼、生动，好象是在评论延安当前的某些现实。子祥说，我们这里“草木皆兵”的随便伤害同志的作法主要是从苏联传来的。总结各国共产党建设中这种流行性的疯狂错乱举措，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革命要遭受挫折，即使成功了也难以保住。子祥同志这种从国际共运历史和党的建设理论高度看待和提出问题的思想方法，把我的思想和情绪引向一个广阔的天地。八十年代以来，我接触了斯大林“肃反”历史的一些资料，知道日丹诺夫对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不置一词，而只批评下面一些人的作法，实际上是为执行错误的“肃反”路线打掩护。不过，在四十年代延安的“在押人”说来，即使是日丹诺夫这种稍稍吐露一点真情的假话，也是不容易看到的，看到以后，也是有一点“搔到痒处”之感的。

大约就在日丹诺夫的这一“启发”之后，“纪”字号内的人们开始议论苏联的“肃反”。这些人所接触到的真实材料自然几乎等于零，但也不妨有一点捕风捉影的议论。有人说，他读过一本苏联小说，一个将军因为吃了一块乔装为爱国者的姑娘送给他的巧克力，被认为叛了国，被处了死刑。这位将军以真诚认罪的精神接受死刑，并在刑场高呼“斯大林万岁！”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认为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觉悟之高，连面临处死的叛国犯都衷心拥护联共党和它的领袖。有人争辩说，为什么要判一个真诚悔罪者死刑呢？为什么这样一个爱国爱党的人会叛国呢？吃了一块巧克力，为什么就算必须处以极刑的大罪呢？...然而，议论虽然纷纷，却谁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来统一认识。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似乎简单些。我也曾经设计过一个悲壮的死法：临刑前呼两句神圣的口号。但我的出发点，当然不是什么“认罪”，也不是表示拥护这种屠杀同志的“肃反”，“审干”，而是相反，我是被迫用自己的血来向那些把我们党引向绝路的人公开抗议和提出控诉。你绝不能违背事实和良心，认为这是什么“特务也爱共产党”的例证。事实与这种论断相反：那些手上染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人，不管他用多少“革命”词藻来伪装，他自己正是在为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效劳。这是一切现象中的大是大非问题。

（1998年7月补记）

写了上面的话才过了五年，82岁的我算是增加了一点知识，觉得我1942年（当时我26岁）冬天的那一个想法——临刑前高呼口号表示抗议和控诉——末免天真了。1948年延安的保安部队在山西临县把王实味（还有四个假道陕甘宁边区的俄罗斯旅客）的头颅砍下时，不知是否允许他们死前呼喊什么。或者允许了，但荒山野岭无人倾听，仍等于没有喊。

我的这一点悟性，是因为平日思索“文化（？）大革命”，加上最近读到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等烈士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壮事迹。

沈阳的魔王毛远新害怕张志新在刑场讲演呼口号，就预先切断了她的气管，用布缠了她的颈部，押她“示众”之后枪杀了她。湖南赣州地委书记杜昭，经湖南省委批准，在枪杀烈士李九莲之前，用一根尖竹签刺穿她的下颚和舌头，使之连成一串，不能发声。烈士被杀之后，刽子手还到她家，向她母亲索取了五角人民币的子弹钱。至于沈阳统治者杀害史云峰之前，出于同样的怯懦卑劣，还别出心裁给这位年轻烈士动了一次精雕细刻的手术，把他的上下嘴唇缝合在一起。这种杀人的“工艺”难道还不是“史无前例”的吗？

如果高岗当时真的枪毙我，他的杀人艺术水平想来不能和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领导相比，这就有可能“便宜”了我：他既无法向任何人收取射杀我的子弹钱（当时发给干部区区一点津贴，不包括这笔费用），还真说不定使我在饮弹之前来得及高呼那两声神圣的口号。不过，我那时的天真幻想：什么“让他们带着枪杀共产党员的血手去面对未来的人民审判吧”，仍然是无法实现的。几十年来杀害张志新、彭德怀、贺龙、刘少奇、江隆基、王实味、李九莲、史云峰等等同志的教唆者与实施者，罪恶昭彰，但是在大多数被害者获得昭雪以后，有谁见过杀人者“面对人民审判”的事？屠杀优秀共产党人的人，还不是照样坐着共产党的“官位”？——我想不出这算什么道理。

（五） 刀下留人（1942--1946）

“抢救”无效后，保安处也没有忘记我。当延安众多的普通市民（那些挑担摆摊的个体劳动者，本小利微的小商贾）也被“发动”起来，号召“坦白”的时候，保安处的干部把我叫去，要我在市民“抢救大会”上“带头发言”，“现身说法”，“立功赎罪”，促进运动。这当然是个圈套，不过态度稍微有点文明。我回答说：“我本人不是特务，这是组织上知道的。如果要我为促进抢救运动效力，扮演一个失足者悔罪的角色，我也不应该推托。但是，我必须向大会声明，我的发言仅仅是台词，我本人不是特务。”这个干部变了脸色，厉声说：“你这样的态度要自己负责！”我说：“当然，只要答应我实事求是讲真话的条件，我就能负这个责任。要我讲假话可不行。”这个干部悻悻然，没有再说什么，让我下去。到了市民“抢救大会”开始的一天，又来了两个人把我引到会场。我在路上重申了自己的态度，说明要我发言，我只按我自己的话说，后果你们负责。这次当我向讲台走去时，这两个人制止了我。他们和会议组织者交换意见之后，只好把我带回保安处。圈套失败了。

从此，再没有人逼我"坦白交代"了。我和众多已“坦白”和未“坦白”的难友在凤凰山长住了下来。

我从1943年3月到凤凰山，直住到1946年2月，整整三年。但我直到1988年从西安再次回到延安，登上嘉岭山（宝塔山），隔河远望凤凰山，才了解到凤凰山这个地形对延安城的重要意义，了解到当年边区保安处所选的住地真是险要。原来，延安城有一半修在山腰，在那里画了一个圆弧，逐渐降到平地，蜿蜒至延河边，围成一个大圈。这就是宋朝范仲淹词中“长烟落日孤城闭”的那个“孤城”。郑律成的〈延安颂〉所说的“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中那围屏主要的一扇，就是这个凤凰山。它就是延安的西城所在，也可以说，它就是延安最巍峨的一面西墙。这样把城的一半筑在山腰，当然是军事战略的需要。这种形势，1939年我在甘肃合水县城（现在称旧城）看见过，五十年后才知道，原来延安也是这样的。远远望去，延安城确是雄伟坚固的。凤凰山就是延安城的脊梁、项背和屏障。保安处住在这里的山麓，它把看守所修在城墙铁臂环抱的山腰，这是很适当的。在城墙的弧顶和它左右犄角各设一个监视了望所，日夜轮班，则任何人都休想偷越出去。当然，在四十年代前半期，被拘押在这里的千百人们，可能没有一个曾经想偷跑出去。这些人太自尊，“今天你把老子抓进来，老子就要看你们怎样把老子请出去。”这些同志也太相信党了，他们只愿意光明正大地平反出去。从这方面说，凤凰山这个坚固的“金城”对这些人却是有才难展。

四十年代前期的世界和中国，都处于非常艰苦和大有希望的时期。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后，疯狂的德国法西斯从它的顶点下滑，日本也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直到中国战场改取守势，国力日蹙。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和盟军的抵抗一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坚之一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先在号称民主圣地的延安却出现了一股黑色的逆流，对几亿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事业，乃至对东方和全球的反法西斯斗争大局，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抗日和民主事业的许多骨干被当成“敌人”，“隔离”在各种名目的第二枣园和第二凤凰山，以及各机关学校自设的、像我在西北党校住过的那种禁闭室里。投奔革命的人群被当作“特务”，正像人们突然在自己的家中被当作贼。

从1937年起，全国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如潮水般奔向延安。到四十年代初，由于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地下党向自己的老家——延安送去了一批骨干和领导干部。但是，当延安的黑色逆流到来时，竟有四川、甘肃、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山西、以及早已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东三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它们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以及一般党员、非党朋友被打成“特务”。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中戴“特务”帽子的人比例之高，非常惊人，光延安专区各县所抓的“特务”就有2463人之多，绥德师范全校师生73%是“特务”，陇东地区各种岗位上的知识分子，除两人外，都被“抢救”。甚至在只有六十余人的党中央秘书处，也搞出了十多个“特务”。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据说有三个理发员“坦白”了，康生借此大作文章，说“我们的头在特务刀子下滚来滚去。” 四月一日，由康生圈定名单，抓捕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光是边区保安处，一夜之间在延安就抓了二百多人。延安城被日寇炸毁后，延安市民在南郊一个山沟里建立了“新市场”，对保证几万军民的部分物资供应起了很好作用。“抢救运动”也烧到了这些市民，要这里的“引车卖浆者流”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康生宣布：“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

“运动”搞得黑白不分，人人自危。头一天你还“抢救”别人，第二天你就成了“抢救”对象。“抢救”方法，最普遍的是大声恐吓（喊口号、举拳头）和“疲劳刑讯”。像我那样几天几夜不许睡觉，后来不算稀罕了。更甚的是几天几夜不许坐，不许喝水。有的地方肉刑逼供，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办法：压杠子，用拨火棍抽打，举空甩地，剥光衣服站冰水地，朝身上泼冷水，以致喂大粪，等。像对陈雪莹那样的假枪毙，也不是个别的了。被“抢”的同志不仅肉体受苦，更难堪是心灵上、人格上的污辱和折磨。在国民党监狱受刑，被害，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心中坦然，以保卫党的组织和机密为最大的安慰和光荣。而在自己党的监狱中，被迫以“反革命”的身份受苦，心情上却是无比冤屈和耻辱。在身心痛苦的双重摧残下，许多同志扑河、跳崖、投井、上吊、抹喉自杀，光延安一地自杀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以上“抢救”中一些事实和数字引自1989年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第二期〈延安“抢救运动”始末〉一文。）

更危险的是，疯狂专横的高岗在一次“抢救大会”上宣布，关在保安处的“特务”杨思恭，长期拒不坦白，决定处以死刑，定于某日几时几分在新市场公开枪毙。看守所在押人中当天参加大会的人回来告知了杨思恭，同时看守所把他转入隔离室，上了脚镣。杨思恭吓得全身瘫软，却也没有要求“坦白”。全体在押人都非常惊惶，心情沉重，认为一经开刀，流血的就不会止于杨思恭一人，延安，边区的千百人性命不保，抗战事业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三十年代初的苏区，不是就这样自己杀得几乎完全毁灭了吗？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据说是毛泽东下达了“一个不杀”的命令，才做到了“刀下留人”。当然，“留人”也是不容易的，后来王实味就被人以“战时情况”作为藉口杀掉了。……但是，基本上就是不杀人，或者少杀些人了。

当时局势是危急万分。延安若是开刀杀人，那影响就会象原子分裂一样，引起百倍的爆炸效应。1950年我回四川。在重庆见到西南局一些同志，其中就有一位曾在枣园工作，后来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搞“肃反”的人说，1943年他们在总部所在地已经拘捕了二百多人。前线情况特殊，日寇常来“扫荡”，在军情变化时这些“嫌疑犯”如何处置，他们是密切注视着延安动向的。一旦延安枪毙人，那二百多同志就难保性命了。八路军总部如此，各抗日根据地也必然起连锁反应，中国人民多年积聚起来的民族优秀子孙，千百万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军，就要惨遭血洗了。在那种局面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存在吗？抗日战争还能坚持吗？那真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送了一帖起死回生的神药，也向蒋介石立了个头功，他的反共降日政策就要胜利了。而中国真正坚持革命的军民，在擦干被“自己人”斩杀的血迹，埋葬被“审干”、“抢救”咬死的同伴的尸体以后，就只能重新走上长征路去挽救革命了。这对于四、五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对于进行了百年牺牲奋斗的中华民族，乃至对于付出了几千万人死亡代价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多么可怕的后果啊！毛泽东终于从康生之流的诱惑中清醒了（虽然还远不够），他决定了“内部肃反中不杀人”的方针，加上随后的“甄别”工作，挽救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挽救了党的团结，革命的命运。从此直到1976年他逝世，这一规定基本上维持了下来，如果不然，全国解放以来，规模比延安“抢救”大千百倍的历次政治运动，就一定要造成多少次的全国大流血。这一点，不能不算成毛泽东的一桩大善事。

1943年秋天，一个新近被押到保安处的同志传来一件秘密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恩来同志不久前回到延安，看到“抢救”怪剧很有意见，在一个内部场合发表了在延安无人讲过、也无人敢讲的话。他说，“我住在国民党中央所在地的陪都重庆，天天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据我所知，重庆的国民党职业特务不过几千人。我们党中央所在的民主圣地延安，怎么会有成千累万的特务呢？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这种真知灼见，对延安和边区的广大革命者真是有如天降甘露，使我们这些任由别人侮辱折磨的共产党员无限激动，热泪横流。党啊！你还在思考真理！我们看见漫长的黑隧道露出了一星亮光，这是它快到尽头了吗？

同年冬，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发表讲话，说要在清查出来的“特务”中实行“甄别”，“分清是非轻重”。从此追逼“坦白”的任务取消了。（注）在押人的紧张心理松了下来。但他们又承受了新的精神负担：真要“甄别”，要承认有抓错的吗？……生的希望、自由的希望，从事正常工作，以及同亲人（那些在延安有亲人的）团聚的希望，热烘烘地烘烤着不幸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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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但是，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单位取消了追逼“坦白”的任务，另有一些单位，如中央党校却不取消，详情见后。

这时，保安处宣布组织我们进行生产和学习。随着任务更新，在押人所享受的自由也逐渐有所扩大。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林主席的讲话。但没有提倡联系实际。在押人们小心地、羞怯地谈论自己的心情，歌颂党的政策英明。保安处派人了解讨论情况，收集发言记录。有时，处里的干部阴阴地递出两句话：“不要高兴过早了，有‘非'还有‘是'哩。自己是啥自己知道，不要故作聪明了。”不过这点敲打，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千锤百炼的人，是没有什么分量的。日常的学习是读报。一个院子五、六个到七、八个窑洞，原先订一份〈解放日报〉，一窑一窑传着看，常常到手就烂了。现在，每天晚上集中在一个大窑洞里，由一个人读给大家听。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大墙后面的人”和广阔天地唯一的联系渠道，久矣如聋似瞽的人听到当天边区、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兴趣是很高的。我作为曾经教过读报课的教员，被长官指定为本号的读报员。

生产方面，依照体力强弱、有无经验，几百人被分别组织到不同行业。身体最棒的，平时是担水、掏厕所，如杨静仁就肩挑两桶开水，从山下送到山上各个院子，不喘粗气，不改笑容；李实是大块头，大力士，跳进一人半深的大旱厕，把陈年积攒的干粪一掏见底，送到山下菜地施肥。还有就是开荒、烧木炭、赶牲口，等等重活。大多数人身体较差，缺乏劳动锻炼和生产技能，就参加纺毛线。一人一架纺车，几天就可学会，但要纺好可不容易。有专人搓毛卷，修纺车、收线、记工。 还组织过纺毛线竞赛。我只是中等靠下的角色。但我也争取干些重活。1945年延安夏旱，保安处组织在押人去金盆湾开荒、挑苦菜，一同去的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我也参加了。爬到又高又陡的山坡上，用镢头挖开缠满草根的生土，是相当费力的。那种多年盘踞黄土深层的某些野草和灌木根系，有时连下几十镢都挖不出来，挖得手心起好多血泡。这就引起我们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在激烈的比赛中，挖掘效率大大提高了。我回想起1940年冬天，在宜宾为军阀队伍担柴的苦日子，觉得现在为边区人民劳动，自由和豪迈多了。同伴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战士小伙子们非常朴实、天真，现在对我们也礼貌相待了。这些都往往使人忘了身为“在押人”的处境。在劳动间歇。大家有说有笑，还高声唱歌。我亮出了我的大嗓子，站在山头上向深沟大声吼叫，震得山鸣谷应，乌雀惊飞，引起大家鼓掌笑乐。开荒完了，就挑苦菜。苦菜又名田苣，农民荒年赖以度日，菜叶折断处渗出白色乳汁，据说富于营养。这种野菜有苦味，但若用开水烫一下，可以减轻苦味，蘸酱吃，还是可口的。我们的任务，是摘回苦菜晒干，以备荒年。我们边挑边晒，也收得上百斤干菜，带回延安。不过延安随即下了透雨，旱象解除，这些苦菜终于没有吃过。最苦的活，莫过于冬天从山里运回木炭。保安处派在押人中三、四十个最强壮、能吃苦耐劳的人去一百多里外背木炭回来，作冬季取暧之用。我也申请参加，但未被批准。我们只是在这些难友于风雪严寒中背炭回来时，做了接待服务工作。难友们经受了严酷的耐寒考验。他们每人背了七、八十斤，有的上百斤，棉衣里的汗变成贴身的冰霜。而最难堪的，是寒风恶毒地刮向裤子开口处，往纽扣间的空隙钻进去，使生殖器冻得生疼。这是男子汉全身最没有设防的处所，人们只好把口罩、手套塞到里面去。……与这些大路活同时，保安处还在看守所旁边盖了几间平房，办起毛毯厂和肥皂厂，劳力、技术、管理都是从在押人中解决的。

看守所两年的劳动成果，得到边区政府的肯定。1945年在大砭沟举办的机关生产成果展览会，还有我们的陈列专柜。次年离开保安处时，我带了一块原色的粗毛毯，那是作为个人红利分得的，就是三年“审查”期间自己的劳动所得。 这床单人毛毯从此与我寸步不离，已经将近60年了。

从1944年开始，保安处为配合边区的“文化运动"，也为让我们在押人中某些人才为活跃机关文娱生活效力，在看守所成立了秧歌队，又叫文工队，宣传队。看守所内这方面人才是不少的，先后有四十多人参加。看守所任命了一个队长。队员中有作家王宗元、柳风、袁静（女），诗人袁血卒，作曲家梁寒光，舞蹈家胡沙，导演晏甬，还有一些话剧、歌剧演员。有时演出，把我这样的外行也叫去充数。有时编剧，我和孙作宾等被邀参加。延安当时盛行秧歌剧，它是一种道白、歌唱、舞蹈相结合的广场剧，短小精悍，通俗生动，时效性强，适合农民士兵的欣赏趣味，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好形式。我们集体创作了一个多场次的秧歌剧，叫〈陈家福回家〉，写延安新市场一个开刻字铺的手工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受到蒋军的骚扰和抢劫，空手逃回延安的故事。这是一件真人真事。这个剧在当时流行的秧歌剧中，算是比较复杂、故事性强、声情并茂的戏了。这个剧反映国民党军队生活的部分，就得力于老兵运工作者孙作宾。梁寒光为这个剧作的曲，借鉴和移植了许多陕、晋民歌调，也是很有功力的。王宗元、胡沙、晏甬等又编了一个秧歌舞和歌曲联唱的节目，叫〈大生产〉，表现边区男女农民在春夏秋冬四季的生产和生活。这个节目动作健美、音乐悠扬、节奏鲜明，演出后很受各机关欢迎。延安民间的秧歌队中有一个打花伞跳舞的，那是全队的指挥。我们的指挥改成队伍最前面一男一女中那个男队员。两人中，男执锤子，女举镰刀，合成党徽图案。后面跟着二、三十人，有男有女，扮成工、农、兵、学、商，随着队前指挥的拍节和步伐，边舞边唱，脚下走出秧歌的各种步子和队形。

我们这队前二位，男的叫袁烙，女的叫权赫。袁烙同志解放后长期任西安日报总编，八十年代中逝世。他的歌声雄浑圆熟，舞步稳健夭矫，都有相当造诣。权赫，有人说是朝鲜人，有人说是日本人，面貌端庄，脸色红润，身体健壮丰腴，开口笑时露出不大好看的两颗金牙，是一个二十来岁大方喜辣的姑娘，后来听说回国了。秧歌队中引人注目的，还有黄先河的妻子陈雪莹。其余男女队员，大多数也是原来各单位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有擅长打鼓、敲锣、吹笛子、拉二胡、拉提琴和唱歌、演戏的，还有化妆、舞美、效果方面的人才。真是“人上一百出全才”。这个秧歌队还有一个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是它虽名为业余，但成员都可以经常以大部分时间学习和演练，所以它能随时保持一定水平，而且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秧歌队常有的任务之一，是逢年过节向领导机关拜贺。也到街头为群众演出。延安欢迎“大后方各界代表参观团”，也要这个秧歌队演出助兴。至于保安处、边区政府、西北局周末的跳舞（交际舞）晚会，抽我们的女队员去伴舞，乐队去伴奏，那更是常事了。这些活动，有时我也滥竽其间。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朱德总司令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反攻、受降，保安处组织晚会庆祝，时而跳交际舞，时而扭“大秧歌”，我也手提大锣通宵伴奏，此时虽知身份屈辱，且以无缘为抗战最后胜利略尽棉薄为最大憾事，但想到民族和人民的苦难暂得消除，国家光明前途在望，还是衷心鼓舞的。天明回到窑洞，一时还兴奋得睡不着，“默缀”的毛病又犯了，成七律一首：

锣鼓喧阗凯奏歌，翩翩舞影送银河。八年热血浇疆土，百万雄兵下岭阿。苦虑南箕犹狗窃，应须北极奋天戈。人民团聚真遒劲，岂有太行拒迁挪？

一年多来，一面甄别，一面还要巩固“抢救”中的“战果”，保安处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心情，是十分可笑的。我们的作曲家梁寒光，奉命要创作一首非常政治性、斗争性的进行曲式的歌子，歌词是授命由王宗元、袁血卒领衔，在押人集体写作，经过审查批准，定名为〈在押人之歌〉。有的人建议改为〈凤凰山之歌〉，意思是一样的。我凭记忆（这个记忆完全准确），抄出这首歌的词、曲如下：

我们胜利，我们歌唱，在黑夜里逢着太阳。跳出法西斯陷阱，踏上新的方向。看，毛泽东的旗帜（啊）辉煌辉煌。响应他的号召，切实改造思想。积极生产，认真学习，充实新生的力量。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坚决跟着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集体创作时我也在座，有的字眼经过反复推敲，以求切合“特务”、“在押人”身份。例如初稿里的“黑夜里迎着太阳”，这个“迎”字就不妥，因为它含着主动向前去的意思。改成“逢”就好了，说明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被动地受到了“抢救”。应该说，这首歌的词曲，在为现实政治服务上是很“不错”、很“巧妙”的。它把一大群蒙冤负屈、饮恨度日的人，刻画得像是真正在那里弃旧图新，而且悔罪心切。歌子经上级批准，由梁寒光给大家教唱。但在押人并不喜欢这个歌，学唱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终于没有如原先计划的，由这些人“向领导献歌”。人们说什么：我们是被“太阳”赶进黑夜的；我们没有胜利，没有欢歌，我们从未跳进法西斯陷阱，怎么能从里面“跳出”来？我们多少年走的就是抗日救国的共产主义方向，谁能叫我们改踏什么“新的方向”，追求什么“新生”？至于“跟着共产党”，更是说不通。我们就是共产党，还能跟着谁？……总之，歌词被群众否定了，没有人唱了。像我这样欣赏并牢记这首歌至今五十多年不忘的人，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我纯粹从音乐技巧上欣赏它，曾几次想改换歌词，使它不太歪曲现实，转作别用，但没有成功，我很惋惜梁寒光同志高水平的心血白费了。（只有在1950年我离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去兰州工作之后，民大“文工室” 的同志利用这个曲子填写了一首民大的“学习歌”，算是补偿了我的这一夙愿。）

真要从完全错误的路线、政策上转变过来，对于那些以“抢救”、侮辱别人为“功劳”、为“贡献”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看守所内著名的“大特务”、始终坚贞不屈的赵一峰老人，原来是这里挨打最多、而且被强迫灌过大粪的，导致精神失常了，还硬朗地絮絮叨叨：“不是特务，不是特务，不是特务……”。这种“消极影响”，是应该消除的，所以这位老人，原边区工业局长，就仍然经常被关回窑洞里去。（赵老直到八十年代逝世，他的精神创伤也没有好。）保安处1945年对我的又一次“惩罚”也同样无理。

1945年开始，有一批批经过“甄别”、作了平反（或基本平反）结论的同志陆续放出保安处，获得自由，恢复工作。大多数还在押的人十分羡慕，都在琢磨：为什么我的“问题”就难于“甄别”？出去的人中也有我的四川同乡、地下党的战友，这使我产生希望：“如果他们不是‘红旗党特务’，那么我的平反应该也快了。”国内外形势急剧开展，但我的事却无消息，使我日夜翘盼工作。我有些急了，就一再向保安处写报告，要求早日解决我的“问题”。秋季的一天，侦察科长权魏才派人叫我去。权魏才是西北党校十一班毕业的，我是他的班主任。见了面，他青着脸问我，近来有什么活动。我说，就是写报告给保安处，要求早日甄别我的问题，让我早日为党工作。他听了我的回答，黑瘦的脸登时扭歪了，厉声说：“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说：“我有这个权利！从西北党校到现在已经三个年头了，你们证明不了我是特务。现在党的政策端正了，要分清是非轻重，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们是怎么执行政策的。”权魏才暴跳如雷，大喊：“来人！把这个老特务绑起来！”于是来了两个壮汉，背剪了我的双手，用一根麻绳从我颔下，经两肩勒到背后，绕两臂紧紧缠了几道，然后提高绳子，使我两手直被拉到后脑。我感到半身麻木，呼吸困难。两人牵着绳子，把我拉到高高的“严”字号一间窑里关起来，上了锁。我真是气坏了，心里骂权魏才是条恶狗！朱助周是你的同学，他多么正直，多么实事求是，而你却堕落成为蔑视党的政策，背叛和残害老师的坏蛋！你哪里是共产党员？你才是个活生生的蒋介石特务！

空窑两边都没有人住，窑里也没有灯，整天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夜里没有被盖。第二天，早饭时间，突然有人揭开小窗上的木盖，叫我。我一看，是我原来同组的陈新同志，他递给我一杯开水、一个烤热的馒头，其中还夹着很香的猪油。他说：“吃吧、吃吧”，便静静地走了。我流着泪吃下了这个馒头，喝了他送来的开水。我为这种同志爱的温暖深深打动了。我想，世间好人总是占多数，少数像权魏才、高岗这样的恶人也毁灭不了善良的人类天性。（陈新同志原是延安大学行政处长，被捕到保安处后曾受重刑。平反后在河北邯郸市负责工业工作，解放后在国家建筑部任副局长。以后被划“右派”。“文革”中被毒打至死。1979年陈新同志获得平反和同志悼念，我曾自撰自书一联，和马彬、高梅夫妇联名送去深切悼念这位可亲可敬的好同志。）

尽管有小小逆流，时势还是催逼着保安处，阳光还是照上了凤凰山。我们这些在押人的自由又放大了一度：允许外面的同志来探亲，我们也可以请假外出半天。这时听到传说，中央党校已经平反了许多人，即将分赴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我的妹妹本鸿获准来保安处探视我，那时她已调到边区政府工作。她来了两次后，我也去她那里一次。不久，她也被调，随队去华北。在她临走之前，我同她到新市场外、延安唯一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本鸿1938年初到陕北（先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次调到旬邑陕北公学工作，后调延安陕北公学总校）。去延安时，她只有17岁，高中才上一学期，实际上只是初中毕业生。到了陕北，她在工作中被吸收入党。依据这些条件，她既不是地下党员，也不算知识分子，还不了解边区以外的社会，所以在“审干”、“抢救”中她是没有嫌疑的，而且成了依靠力量，担任了一个支部书记。当然，在实践中她也觉察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对她这个据说是“老特务”的哥哥，难免有她的看法，所以无法“划清”嫡亲同胞、革命手足的感情关系。不过，类似的问题，今后几十年间都要不断影响她，苦恼她……这是后话了。

我萌发了去看望分手近三年的宋迪夏的念头。鉴于我两人在1942年十二月剧变以前热烈、缠绵的爱情，鉴于她对我多次信誓旦旦的忠实表白，我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她也一定和我灵犀相通。我在看守所曾听到在我之后被从西北党校抓来的曾孟同志说过，与我一起分配到西北党校的苏克非、江涛、郭介文等，在“抢救”中都被认为是我的“特务关系”，宋迪夏当然更是了，她也挨了斗。我想，现在（1945年冬），他们都应该已经平反了。我渴望去到迪夏跟前，表明我政治上的清白和爱情上的忠贞，从而恢复我和她的恋爱和订婚关系。保安处批准我为此出去寻访。

我首先走到杜甫川里一座小屋，那是陈波儿的休养地，迪夏曾引我去见波儿，因她不在而未见着。这次，陈波儿又不在，但波儿的好友姚仲明在那里。我见过姚仲明，他和陈波儿合写过一个配合整风运动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反映路线斗争的文艺教材，在延安演出，并出版过。（以后，在六十年代，姚仲明曾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当时我问姚，迪夏现在在那里？我说：我要去看她，恢复我们的关系。姚说：“那你就不要去了。宋迪夏已经和张同舟结婚了。彭真同志亲自主婚，并发表讲话说：迪夏不能和张宣结婚，张宣政治品质不好（那么，我也不是特务了？怎么又算是什么品质问题了？我想）。应该和张同舟结婚，因为同舟是好同志”。我听后大吃一惊，说：“张同舟不是1942年冬天结过婚吗？他的妻子蓝朴是中央医院的模范女护士。李景膺是他们的证婚人。我也参加了那次婚礼，这么好的妻子，张同舟怎么会和她离婚？”

姚仲明冷冷地说：“那就不用你管了”。

我对这些话很怀疑，越想去看迪夏，当面澄清这件事。第二天，我直接去西北党校（这时已改名中央党校第五部），先见到负责人杨文海，他也告诉我，迪夏与张同舟结婚了。接着我径直去叩迪夏的门，门开了，是她。她睁着惊愕的两眼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了，我的冤案很快就会平反了。我这几年多么想念你，现在有了可能，为什么不来看你呢？”迪夏眼睛不看我，顺手拉过一件旧衣服和针线，缝补起来。她说：“我不愿意看见你，你把我害苦了！”我说：“怎么是我害你呢？我自己受了多大的害，你是看见的。”“反正我不愿见你，不愿和你说话。你出去。”我坐着不动。迪夏站起来，走出门，过一会，叫来了张同舟。同舟以他惯有的奸滑笑脸向我点了点头，挨着我坐下来说：“迪夏身体不好，不愿见你。”一切都证实了。我木然地出来，给杨文海打了个招呼，永远别离了这一排三年来曾魂牵梦绕的窑洞。

过了不多天，我因事一早出延安城南门，在大路上遇着一群灰衣人向北走来。走近一看。是西北党校的人，并且看见戴着口罩走在一条牲口后面的宋迪夏。我明白，他们也离开西北了。

曾经那么依恋过我的迪夏的印象却不容易从我的心中消逝。特别是，对于她在“审干”这几年中发生的绝大变化，我完全弄不明白。我总想弄明白，却也终于还是不明白。

难耐的三年即将过去。人口日益减少的看守所内，我和王家广、杨公骥住得较近，交谈较深。家广比我大两岁，公骥比我小两岁。当我在1946年1月5日满30岁时，我们三人合伙做了一次“九十大寿”。我们买了一只野鸡，自己拾柴草在户外炖好，欢宴了一回。我们祝愿一同平反，出去一块工作。不料，“大寿”不久，公骥自由了，调去东北。又过了几天，家广平反了，分配去了绥德。我多呆了几天，到二月中旬，春节之后，才被保安处叫去，看了结论草稿。

结论很长。先罗列了五个大问题，说是“逮捕根据”。这也就是西北党校时所抓的“重点”问题。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竟成了逮捕一个同志，一个干部的所谓“根据”，真是何等荒唐！就这还卖了几年的“关子”，现在才不得不说出来了，原来不值一文毛钱！结论接着一个一个“问题”谈了“审查经过”。最后说，经过专案审查，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与本人以前向组织的报告相符，因此，认为我的历史清楚，“特务嫌疑”应予以否定。这是大意。有趣的是，还找出了一个小“问题”给我挂了个“保留”。什么问题呢？就是我1935年在四川省暑期学生军训结束后，军训教官曾哄骗我们几个大学生参加一个名为“中国文化协会”的组织，后来我知道它是“CC”的外围，就退出了。结论却说，此组织怀疑为“复兴”的外围，故此点应予保留。这算什么保留呢？分明是“为保留而保留”罢了。当时我们知道，许多得到平反的同志，在结论上都被扣上了某些“保留”。同志们心在天下，巴不得早一天出去为人民出力，往往不计较这类细节，就签了字。我心情也是同样。我知道，这不过是保安处一点忸忸怩怩的姿态，说明“逮捕根据”虽无法成立，但也还是多多少少“事出有因”而已。我签字接受了这个结论。

这时，和我谈话的干部向我说，结论既经成立，以前涉及我的“特务问题”的一切材料，组织上负责彻底清出销毁，不存档案。于是我浑身轻松，精神解放，恢复党的生活，恢复工作。

自由后第二天，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像。在像片背后，我题了下面四句：                   

清风徐来，举我襟袖；时然后笑，其笑最后。

但是，原来想象的“忍待明朝启笑颜”那一股痛快劲儿却没有出现。照像时我原想笑一下，但没有笑出来。别人看见了说，还是像个囚徒。

    这张像片现在还在。

〔注〕-------------

①当时得到平反的同志，都得到了“不存档案”的许诺。这是真实可靠的吗？到了二十几年后的“文革”中就知道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文革”中接待过几十个单位派来的“外调”人员，其中大多数是调查到过延安的我的老战友的。对方组织都是凭着发黄了的旧档案材料，要我“证明”有关同志“何时何地参加特务组织？在边区干了些什么破坏活动？当时还有哪些人属于你们的特务系统？”对于此类混账问题，我都严肃地予以驳斥和澄清。

②写完以上这段文字半年之后，一位很熟的同志告诉我：当我和钱维人先后到延安高中部工作之后，边区保安处叫了这一班四个学生谈话说，张宣和钱维人虽然甄别平反了，但仍然是需要“内控”的对象，要求这四个学生随时注意监视和汇报（不经过延安大学和高中部的组织，直接向保安处汇报）我们两人的言行。高中部教员中“内控”的还有理科班主任芦白（岳邦旬）。我一直不知道芦白也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保安处看来，他和我们一样可疑。后来，芦白同志于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文革”中又被订为“叛徒”，为此忧愤致病而死。这件事是珍闻，若非彼此亲密相处四十五年之久，这个同志大概不会向我透露的。这个珍闻说明我那时真是不该自以为“其笑最后”，真是应该“笑不出来” 。它说明，我以后数十年中三番五次受折磨，是早有伏笔的。而自己太单纯了。

这条珍闻，帮助我了解了边区保安处（不仅边区保安处）在党内干些什么勾当。他们对于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抱有多么根深蒂固的、牢不可破的敌意。这件像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旧闻，我认为对于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有权知道这种被严密掩盖了几十年的历史真象。

（五）我们省工委的好书记邹风平被迫害致死 

离开保安处，我很快就跑出去打听中央党校战友们的消息，那时中央党校大队人马早已奔赴东北和华北，只有少数人还在招待所等待启程。我找到了四川党的同志。战友相见，恍如隔世。他们也平反了不久，我们互相祝贺自由，展望日寇投降后我国民主改造的前景，憧憬奔向广阔国土推进解放的光辉事业。谈话中同志们忽然收敛笑容，神情改变，说出了一个巨大的噩耗：我们敬爱的邹风平同志，先后担任四川省工委和川康特委主要领导人的坚贞共产党员，在中央党校——党的最高学府的“抢救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了！时间是在1943年底……

“年底”？我问，“党中央不是在1943年8月就决定停止‘抢救’了吗？况且中央党校与中央办公厅鸡犬相闻，办公厅一个电话也可以打过来，为什么到年底还在逼死人呢？”

大家心情沉重，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还告诉我，在斗争风平同志时，那里的组织多次追逼他“和张宣的特务关系”，并且说：“你不要再顽固了，你的特务下级张宣都已经交代揭发你了。”这和张平化、孙志远们在西北党校“突击”我时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这些人想干什么？用这样卑鄙的造谣、挑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怎么还能欺世盗名，自称有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自诩什么“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呢？正如我所相信的一样，我们的风平同志铮铮铁骨，巍巍人格，他至死不背叛真理，不污辱党和同志。

战友们告诉我，在最后时刻极大地伤害风平同志的，是他的妻子甘棠的背叛，甘棠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历地下党艰苦工作的锻炼，但当党内邪恶的风暴袭来时，她竟然向谬误投降，在斗争会上出卖自己的同志、“战友”、丈夫和自己的良心，提供假证，诬蔑风平是“特务”。在风平的最后时刻，她勾搭上一个男人，风平一死，两个人就混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这俩男女是不是也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亲临证婚。）不过离开延安之后，那个男人就把这个无价值的女人抛弃了。甘棠以害风平始，以害自己终。而风平的英名将流传千古。

战友们说，风平临死前，写下一首绝命诗，他们只记得“冤死慈亲手”一句，四十年后，风平的战友们通过查阅风平的档案，抄出这首诗的全文： 

          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

望飞雪，正是严冬，与 12月气候相符。冤死慈亲手，呼天不应的至痛心情。委屈无怨，是对慈亲、对革命理想说的。风平为党、为革命献身之志早决，对任何委屈、艰险、牺牲是无怨无悔的。但对着冤死，岂能无痛？为维护革命真理而死，又何痛不可以忍？但是，慈亲岂能使爱子冤死？这就有个现象和本质的差别甚至背反的问题。表面现象是慈亲要杀爱子，但这是个假相：是狼外婆披着妈妈的外衣吃掉他；是假“慈亲”之名，行反党虐民之实的康生、高岗及其同谋者在谋杀党之爱子。风平（以及任何一个尚有人心的人）哪能不怨愤？风平之死是对康生及其同谋者充满义愤的抗争！凡知道风平为人的同志无不为他的冤死无限悲愤。

内战时期，风平在和叛徒斗争时跳下四川泸州城墙，摔断过脊骨，从此多年身体病弱，哪堪突然施加的恶毒诬蔑和残酷折磨！甘棠又当胸戳他一刀。在他面前，维护真理和维系生命已经成了两难的选择。风平选择了“忍痛护高节。”这是多么悲壮的选择啊！

风平绝命诗后面所记的时间是：1943年12月11日。这个日子证明，中央党校领导人直接反对的不仅是邹风平，而且是党中央！

1981年，我和胡景祥、张文澄同志联名上书党的十一届中央的组织部请求为邹风平同志平反昭雪。不久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早在1945年8月，中央党校已经为风平作了历史结论，也就平反过了。结论全文14个字：

          邹风平的问题，不是特务内奸问题。

风平这位优秀的、出色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机会主义分子害死之后，冤案的责任人——中央党校为他作的结论仅仅是这样。这太不令人满意了。风平“不是特务内奸问题”，那么，他还是有“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呢？一概不说。仿佛风平那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冤死也是值不得提的。这一切都与康生、彭真无关，与张三、李四都无关。

风平怎么会跑到延安去的呢？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我党，借故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有的被关押，有的被立即杀害。是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决定把风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送回延安，保存下来。而且风平还是四川党选的“七大”代表。谁能料到风平1943年牺牲于延安，倒比罗世文、车耀先同志1946年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还早了三年！而风平是至死都把自己的党看作“慈亲”的啊！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邹风平以死维护自己共产党员的高节，并且向永生的党控诉了康生、彭真这类肆虐党内的杀手。

尽管如此，由于看到许多被冤枉的同志得到平反，我对我们党中央领导的信心又从低谷上涨起来。离开保安处以后听到关于“七大”精神的传达，也觉得是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我仔细注意“七大”怎样总结从1942年以来“审干”、“抢救”的经验教训，怎样清算这一场敌我颠倒大动乱的严重错误，怎样处置那些以“排内”邀功、以“极左”取宠、唯恐党不乱、唯恐抗日根据地不乱的（至少是）机会主义头目们。但是，这方面的材料却没有看见。

我后来想：抗日战争结束、国内风云迅速变幻之际，中央领导人十分繁忙，来不及清算这段刚结束（其实还未完全结束）的历史，也许是情有可原。

但是，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经过全国解放后几次重要的中央全会，甚至和平建设时期的“八大”都召开了，仍然听不见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总结“审干”“抢救”大错误——它是对全党同志、全国人民一笔难以抹去的欠账——的声音。相反，许多人对这场盲目乱打、人妖颠倒、伤害同志、破坏团结的大动乱，不是在宣传整风运动成绩中掩盖过去，就是还歪曲论证，加以吹嘘，说是“反特成绩不能看百分比”。殊不知这种说法类似于蒋介石的“宁肯错杀一千，不许走漏一个”。何况至今也还无法证明，“审干”、“抢救”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反特”成绩，来辩护那种不负责任的自我吹嘘。那些对错误曲为辩护的人甚至说，“审干抢救”“创造了开展反奸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运动”群众，欺骗利用群众，分裂和背叛群众！

这种歪曲宣传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利用这种康生式的“群众运动”，全国解放以来反复进行“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等等以知识分子和党内功臣为主要对象的残酷斗争，平均三、四年一次践踏党章国法，破坏团结稳定，损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而怙恶不悛的康生，不是被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对他陷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判处应得的“反坐”刑罚，而是完全相反，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内奸，却是精心保护，不断提升，使这条恶狗不但放胆咬人，而且引出一般狐群狗党，腾起一片黑雾漫天，直到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文革”特大动乱，把延安时期的“审干”、“抢救”的疯狂和残酷百倍地扩大了。      

统治过苏联的斯大林专横症，通过康生这一投机掮客的贩运，来到延安，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封建遗毒和中国特色的极左顽症相结合，产生了“审干”和“抢救”。诚然，在遵义会议后，中国党的内乱中一般没有大量杀人（因种种“运动”造成的大量死人事件除外），这一方面比斯大林的血腥屠杀稍有进步，但中国党内绵延几十年的内乱，其危害面之广，后遗症之重，却是创巨痛深的。这种遗毒，这个顽症，在中国悠久的封建主义土壤里根基太深了，一次没有痛下决心加以连根铲除，就后患无穷。从三座大山下面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在二十多年中仍然步履艰难，伤亡惨重，经济大起大落，社会停滞不前，“官风”烂，民心散，使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濒于崩溃的边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党英明地、勇敢地宣布对从1942年以来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案）予以平反昭雪，这是建党以后党和人民大卸包袱，月白天清，大快人心的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除了彭德怀无帅指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战争以外）最得民心的大事，是挽救中华民族、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厚基础的大事。我们仍然觉得可惜的，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去严肃、正面、彻底地解决这一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一方面，干部中无缘无故的“特嫌”、“内控”不能不照老谱存在下去，而背在邹风平、潘汉年等同志身上的黑锅难免压得他们的遗属和一代又一代的干部直不起腰来。另一方面，在几十年中升起了一批从整干部、整群众中立了功、受了提拨、成了某些领导人得心应手的“公侯干城”的投机分子，出卖同志者，失去良知的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在说谎、栽赃、大抓“特务”“右派”时立了“功”；在党中央端正了政策，对冤假错案实行甄别平反时，他们用尽了心机拖延时间，设置障碍；到了几十万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党和国家面临千百万幸存者的工作安排、大量冤死者遗属的救济安抚时，那一帮人当年立的“功”还是继续有效，高官照旧当，威福照旧作，“党犯了错误，我们当时执行是正确的”。他们在政治上比党正确，地位上更比受害同志高得远。这是一些至今保留党籍和官位的康生。这些人还会传种接代，他们总会按照自己的丑恶灵魂繁殖出后继者。这一代一代以整人为乐的政治鬼蜮不根除，干部无宁日，群众无宁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时期，这些政治鬼蜮又正在变为从经济上、政治上挖掘社会主义墙脚的各式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分子。这是一大批安放在党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定时炸弹！

为了我们党和它所领导的跨世纪的振兴中华伟大工程，我希望把这一巨大的“白蚁窠”铲除了。为此，我们党总得认认真真把自己几十年来尚未认识明确的惨痛教训总结起来。我希望这一过份延迟的总结终会做出来。这才是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良药，这才是使中国长治久安、稳定团结、民富国强，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照彻世界，使我国人民与全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永恒和平的根本保证！

这个宝贵的总结哪一天作出来了，党员和人民就都不嫌它迟了。

（原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