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我們這年齡段人至少都參加過兩三回"憶苦思甜"吧。印象深一點的一回是在中學年代。那些調皮搗蛋的男生跑一趟廁所,就歡快地"吃"完了那黑乎乎的糰子。接着,就傳來那廁所下水道堵塞的消息,要求各班徹查肇事者。各位班主任老師頓感頭大頭痛不已。😀

拾年丨侯傑：憶苦思甜往事，在紅色經典里尋找糠菜窩窩

侯傑 新三屆 5/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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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

憶苦思甜往事

作者：侯傑

原載微信公號行者手記3

（網圖）

（上）

在紅色經典里尋找糠菜窩窩

又憶苦思甜了，看網絡圖片，憶苦飯的種類很多，但我那時吃的只有一種——糠菜窩窩，一種麩皮、玉米麵加野菜捏好的窩窩頭。糠菜窩窩就是舊社會的載體，意為“吃糠咽菜”。

1949年之前的人，真的吃這個東西嗎？當年我問過父母，他們明確告訴我沒吃過，他們吃的最難吃的東西是雜合面。

啥叫雜合面？就是雜糧磨成麵粉摻到白面里，供應市場。這是鬼子侵華時期在占領區推行的一種主糧。大米白面都拿去給前線的鬼子兵做軍糧了。

雜合面《四世同堂》裡有表現，難吃，孩子吃了都拉不出屎。

可拉不出屎的體驗我也有，那時計劃經濟時代，吃用一切按人需求下線定量供應，主糧30斤，有大米、白面玉米麵。備戰備荒，減了米麵的量，增加了高粱米供應。高粱米和大米一起蒸，人稱紅白米飯，吃了紅白米飯，就拉不出屎。高粱米那東西，刮油！

父母沒吃過糠菜窩窩，那其他地方呢？我試圖從當時的文藝作品找答案。

從東北說起，《紅燈記》說的是滿洲國。日本特務頭子鳩山問滿鐵工人李玉和的女兒李鐵梅：密電碼在哪裡？李鐵梅想都沒想，就說：沒有密電碼，有薩其馬。

我當時就很驚訝。李鐵梅平時吃什麼不知道，但她不假思索，張口就說出薩其馬，說明常吃，很熟悉。

今天，稻香村的薩其馬要30多一斤。

滿鐵工人李玉和的女兒李鐵梅熟悉的薩其馬。作者攝

滿鐵扳道岔工人李玉和一人幹活養三口，壓力大，十七歲的孩子早當家，每天提個小籃子去賣東西，順帶沿着路軌拾點列車掉下來的煤渣，還好那時沒有城管。不管多苦，多難，李鐵梅總還有薩其馬吃，比吳花燕強。

有傳說，918後，日本憲兵不許滿洲國人吃大米，見到吃大米的就抓。其實，歌曲《松花江上》就說，淪陷前的東北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東北不產大米，所以，東北人沒吃大米的習慣。吃什麼？小米。李玉和與磨刀人接頭是在粥棚，粥棚供應的應該是小米粥。

918後，北海道的大米在東北種植，東北才開始有大米。

滿洲地下黨組建後，去了好多產米區的人，比如湖南人劉衛黃、四川宜賓趙一曼和河南確山馬尚德。所以，日本人判定，來東北吃大米的肯定是關內的，所以，日本人抓的不是吃大米的，是地下黨。

那是滿洲國。那麼往南，華北呢？

李向陽從山裡下來到平原，在老鄉家吃的是大米飯、白饅頭。游擊隊去縣城，一個游擊隊員化妝成小販，吆喝着：烤白薯，烤白薯，五分錢一個烤白薯。這都是當時民生反映。

《白毛女》說的是陝西鬧紅時代的事。年三十，喜兒爹賣豆腐掙下幾個錢，從集市上稱回二斤面。

喜兒逃進深山，住山洞，三年，靠吃村頭廟裡的供品維持生命。戲裡沒說那是什麼廟，大概是土地之類。廟裡供品都是老百姓送來的白饃饃。不說天天有，也是隔三差五有，這才能保證喜兒維持生命。上供的並非大戶人家，也包括大春娘。能拿出面來上供，說明當地人的主糧沒限量，夠吃，而且有富裕，才能拿出多餘的供給廟裡神仙。

最令人驚訝的是魚米之鄉常熟城外沙家浜，它的富裕程度是滿洲國和華北無法比的，當地老百姓供養新四軍傷員“一日三餐九碗飯”，雖然有人說這九碗是小碗，小碗就少嗎？換憶苦思甜的1970年代試試，人人口糧有定量，誰家能給外人一日三餐九小碗？這也足以說明，陽澄湖老百姓不缺糧。

《董存瑞》電影裡，日本投降後，四虎子和老鄉談今後打算。老鄉說，回家，養頭牛，找個老婆，弄幾畝地。

普通人家還是有盼頭的。

大碗與小碗。作者攝

郭建光說“一日三餐有魚蝦”，這個擱到今天也絕對夠奢侈了。今天，陽澄湖大閘蟹，便宜的幾百，貴的過千。

舊社會吃糠咽菜的有沒有，肯定有，北方的冬季青黃不接，再逢到偶爾天災，鬧個饑荒，吃糠咽菜的事肯定有，就跟東北人不吃大米吃小米一樣，有的是飲食習慣，有的是季節問題。南方人說小米是餵豬的，以為東北人太窮吃不起大米吃小米，東北人吃小米和窮無關。

如果在紅色經典里都找不到糠菜窩窩，只能說，這不是那個時代普遍食品。

也就是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吃糠菜窩窩，對大部分的過來人來說，不是憶，而是嘗，絕大部分過來人沒吃過那玩意兒。

1970年代

（中）

吃飽就是最高追求

其實，今天小學生憶苦思甜，我是贊成的，就物質角度而言，今天的生活的確很甜，讓孩子知道過去的苦，對他們有好處。

但我支持憶計劃經濟的苦，思改革開放的甜。

雖然今天的孩子不能像陽澄湖的沙家浜一樣“一日三餐有魚蝦”，但大多數孩子魚、蝦、肉、蛋想吃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爹媽有錢，不限量，肯德基、麥當勞想啥時去，就啥時去。

這種飲食自由是他們父母的父母輩不敢想象的。

但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1970年代的憶苦思甜，那是一個以吃飽飯為最高人生追求時代，何甜之有？

1970年代的孩子們

計劃經濟，吃、穿、用全部限量，憑票供應。那種感覺就像餵豬，給你啥吃啥，吃多少他定，當然是按照生存需求的下限。

主糧每人每月三十斤上下，有大米、白面、玉米麵，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東北每人每月三兩），肉、雞蛋、糖、芝麻醬，買衣買鞋，就沒有不憑票限量的。

這種日子啥滋味？過來人都知道。你要非說它甜，那就無須改革開放了。

可1970年代，就說這是甜，為了顯現當時的甜，憶苦一定要請老工人、老農民，苦大仇深那種，講述他們經歷過的苦日子。

苦大仇深的工人農民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憶起苦來五花八門，時空錯亂。

各地都有這樣的傳說：老農民憶着憶着就拐彎了。說全村沒糧食吃，糧食都被大隊收走了，想出去要飯，村口給堵住了，就去剝榆樹皮磨麵吃，榆樹皮不消化，肚子大，就浮腫了。

台下組織者一聽，話頭不對，這不是1949前，這是1960。立即上台把他請下來。

這種故事傳說很多，各地都有，但我沒親身經歷，說個親身經歷的。

天津海河三岔河口附近有條街叫三條石，一條街都是小作坊，為三岔河口過往船隻和估衣街商號做機加工維修、縫補漿洗等服務，憶苦思甜，三條石就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典型。

其實在有九國租界，有紅三角純鹼、東亞抵羊毛線和大中華橡膠的天津，三條石頂多算作坊。每個作坊僱人不超過五個。大多時候，掌柜自己也要參加勞動。就是說他們頂多就是汴梁清明上河圖那種小業主，算不上資本家。

我媽學校工宣隊有個老師傅，很小從河北農村來城裡做童工，就在三條石一個染坊。他成了憶苦思甜的典型。

師傅故事裡最苦的故事，就是老闆像周扒皮一樣，天不亮就趕他起床，一直干到深夜，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吃的不好，過勞和營養不良，讓他落下好多的病。有次關門打烊後，他在染布的大鐵鍋里加上水，燒上柴火，然後躺進去洗澡，又累又困，就在鍋里睡着了，直到水溫升高，燙屁股才驚醒，他一直慶幸，幸虧燙醒了，否則就被煮熟了。看，資本家多殘忍。

他的故事印成小冊子，全國發行，所以，全國各地很多人知道這個故事。

那個師傅姓寇。寇老師傅如果今天還活着，我想，他應該比誰都理解什麼叫996。

我問過父母，就食品供應而言，他們一生最苦的日子是什麼時候，他們不加思索就說1960那三年，母親稱那個時候叫“度荒”。

人這一生，吃好吃歹，都可忍受，必須吃飽，“度荒”年代最可怕的是——吃不飽。

雞蛋不吃，營養差點，奶少，可以喝豆漿，食用油每人半斤少點，可以買肥肉煉豬油，所以那時的人有吃油渣的習慣。

但是，1960到1962年上半年無解，那是真餓肚子。

前兩天看到一個說法：計劃經濟可以讓撒哈拉的沙子短缺。

這話我贊成。計劃經濟物質緊缺不是經濟問題，是人禍。

對親歷者而言，計劃經濟最可怕的象徵莫過於票證限量供應，那種票證限量管理的時代，太可怕了。

孩子們，思“改革開放”的甜吧，沒有改開，不會有肯德基、麥當勞，如果倒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即便肯德基麥當勞還在，吃漢堡都要帶糧票了。

（下）

“憶苦”年代

活得最“甜”的一群人

1970年代，“憶苦思甜”的時候，全中國人處在吃不飽、吃不好的飲食狀態，但有一批人卻體驗了“飲食自由”，好東西隨便吃，也由此讓人明白，東西不是沒有，而是限制供應。

全中國在國內憶苦，他們在海外“思甜”，這就是坦贊鐵路建設者。

中國外派勞務合同期兩年，所以，很多坦贊鐵路人的回憶里，前半生最美好的日子就是那兩年。

坦贊鐵路建設1969年開工，到1976年移交，恰好是 wenge 的後半程。也是中國民生供給最暗淡的時期。計劃經濟，食品、日用品全部定量供應，油半斤，蛋糖限量。這個時期援建坦贊鐵路的工人飲食是怎樣的？

今天的中國非洲鐵路維修項目營地。作者攝

我在坦桑尼亞中央鐵路89公里項目營地，看到工人的餐桌上，龍蝦、螃蟹、大蝦應有盡有，水煮魚、清蒸魚，川菜是川菜的樣子，粵菜是粵菜的味道。

我好奇，坦贊鐵路時期，工人吃什麼？

項目負責人說，今天工人吃什麼，坦贊鐵路時期就吃什麼。

如果坦贊鐵路時期就有今天這樣的飲食供應，那和1970年代初的國內比較，差別也太大了吧！

一位四川局工人回憶，出國前，先進北京培訓。來到鐵道部對外辦駐地北蜂窩，第一天就有一個大驚喜，吃到了紅燒肉，而且是隔天就吃一頓，這讓來自四川、東北即將援坦的鐵路工人大為艷羨：北京人太有福了，經常有紅燒肉吃。

其實那是給他們的“特供”，那時，全國人民都差不多，北京人平時可吃不上紅燒肉。

對外辦的培訓負責人告訴工人們，到了坦桑尼亞、贊比亞，你們吃得會更好。

果然沒錯，到了非洲，鐵路人就實現了“飲食自由”，食品種類豐富，主食不限量，肉、蛋不限量，海鮮也隨便吃。

坦贊鐵路營地，早餐提供煮雞蛋，不限量，隨便吃，管夠，工人們大喜，玩命吃不說，剩下的偷偷揣口袋裡帶走。

師傅看見了告訴大家，煮雞蛋不限量，天天有，在坦桑尼亞的兩年裡你可以隨便吃，不必帶走，這裡天氣熱，帶走容易壞。

工人們聽了，不好意思地將雞蛋拿出來。

事實的確如師傅所說，坦桑尼亞的兩年裡，他們每天早餐都有煮雞蛋吃，而且不限量。

出了達累斯薩拉姆，到了營地，人們發現，當地除了木瓜、麵包果、香蕉（蔬菜類香蕉，口感像土豆），似乎沒別的蔬菜。於是，從進入曼古拉前進基地開始，中國人就從國內帶菜種子，自己種菜。以後每到一個營地，種菜就成了一個大事情。

在西部小鎮姆貝亞，我們去看了一個坦贊鐵路時期留下來的菜園子。很普通的一片菜地，種着圓白菜、西紅柿。老坦贊工程師卡杜馬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姓王的鐵路工人開墾的。

姆貝亞坦贊鐵路時期的菜園子。來自美國坦贊鐵路研究專家孟潔梅書籍《非洲的自由之路》

在姆林巴，也有這樣的菜園子。

前中川國際董事長陳克浩說，當地人種植，沒有畦和壟的概念，種玉米都是找個空地直接撒上玉米粒，中國人告訴他們種地要做畦和壟。2012年，他重回坦桑，在姆林巴鎮，當地人告訴他有中國餐供應，他好奇什麼是中國餐，結果，端上來的是雞蛋西紅柿。

這是坦贊鐵路的另一意外收穫，物種遷徙和教會當地人蔬菜種植。

第二天早餐，我們走進餐廳，油條、豆漿、豆腐腦之外，居然還有龍蝦。早餐吃龍蝦？我們問，師傅解釋，這裡龍蝦比肉便宜，能多吃就多吃。

坦贊鐵路時期，海鮮供應也是這樣嗎？中資公司負責人說，一樣，而且更便宜。

從主食限量、肉蛋糖限量的中國，來到主副食隨便吃，海鮮隨便吃的非洲，當時鐵路人的感受是什麼？

很多坦贊鐵路建設者都有一個海參的記憶。初到坦桑尼亞，工人們發現餐桌上有一種黑乎乎、軟榻榻，還帶刺的蟲子，怎麼看怎麼覺得噁心，就把那東西從碟子裡擇出去。

廚師見了，忙告訴大家，千萬別扔，那是一種營養價值極高的海洋生物，工人才知道那就是傳說中的海參。

今天的中資公司東非總部就是當年坦贊鐵路指揮部，北面是個貨場，貨場往北就是貨運碼頭。當年，貨運碼頭旁就是一望無際的海灘，海灘上爬滿螃蟹等海洋生物。坦桑尼亞人不吃帶殼的海洋生物，所以，那些東西到處泛濫。

中國人見了大喜，下班沒事就跑去海灘抓螃蟹。

坦桑尼亞人見中國人愛吃螃蟹、龍蝦，就去抓了賣給中國人。漸漸地，這裡的海鮮市場開始設有專門的攤位，售賣帶殼的海洋生物。直到今天，達累斯薩拉姆海鮮市場的螃蟹等海產品主要的光顧者就是中國人。比起四十年前，價格貴了不少，可跟中國比，還是便宜得讓人抓狂。

1969到1976年，國內政治風暴疾風驟雨，批林批孔、批鄧右傾翻案風、反潮流、憶苦思甜，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坦贊鐵路是寂靜港灣，這裡不搞政治運動。指揮部領導就一個想法，把身體弄得棒棒的，保證施工。坦贊鐵路的飲食自由和國內比起來，簡直就是人在天堂。真正有理由“憶苦思甜”的是坦贊鐵路人。

勞務期結束，回程可以購買免稅商品帶回家，在達累斯薩拉姆免稅店，大家發現了紅燈收音機、大白兔奶糖、海鷗手錶和永久自行車，而且很便宜，於是驚呼，難怪國內買不到，都在這裡啊！

四川建設者回憶，兩年的勞務合同結束，從達市乘船到廣州，再坐火車到成都。下了火車，隊伍解散，大家忽然產生一種失落感。那種失落就是“飲食自由”的時代結束了，節衣縮食的時代開始了。

有些人回去後，重新申請，繼續要求參加坦贊鐵路建設，當然理由都是支援世界革命。

就我知的，“重返坦贊鐵路”的就有好幾個。

我第一次去坦桑尼亞，營地一個翻譯已經60多了，來自東北局，坦贊鐵路時期，他就來了兩次。1990年代，英國修建的中央鐵路維修140項目，他又來了。我們去坦桑時，他已經退休，聽說中央鐵路89公里項目開建，他又找到已經是中資公司總裁的當年140項目經理，得以破例第四次來到坦桑尼亞。

他說，坦桑有美好回憶。

中國人的生活改善是在改開之後，結束了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煥發出活力，完全實現“飲食自由”，是在入世之後。不得不說，今天的食材和食物供應太豐富了，和坦贊鐵路工人一樣。只要你有錢，雞蛋海鮮也隨便。不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