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各微信群近日紛紛轉來余英時教授的文作，一時看不過來。見《余英時：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義還魂》一文標題吸引人，
點擊進去卻見
這反倒說明此文值得一讀，也值得一轉。😀
從網上“光傳媒”處找到此文，讀罷即轉。
按照大陸文革中對派別的分類法，我大概算是海外的“逍遙派”吧。整個文革過程中我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集會，當時美國的“保衛釣魚臺”運動，集會是很多的。四十年代我在北平倒是見識過學生運動的，但自己沒有參與。台灣的學生那些年一直被國民黨壓得很厲害，一到海外就發生反彈，要看《人民日報》，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對大陸的紅色中國生出許多幻想，保衛釣魚臺運動和海外文革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產生的。
海外也是有文革發生的。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全部左傾，提的口號比共產黨還左。 我對文革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當時《明報月刊》上正在連載我的一些討論學術自由和傳統中的“反智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在《史學與傳統》一書裡。香港左派的《新晚報》就發表一篇不點名的批判專稿——“揭開某學者的學術畫皮”等等，說我“反對發展中美友誼”、“污衊幹部政策”什麼的，有點不知所云。左傾的學生更認定我是站在腐朽、落後的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立場。 
香港六七暴動．網絡圖片 當時大家都不了解國內的具體情況，可是文革的影響力卻無遠弗屆，在海外的反響非常巨大。日本不必說，歐洲尤其是法國，從美國校園一直到非洲小國，都在捧毛澤東。還聽說過非洲的什麼人在北京和毛澤東握過手，回來後幾個月不肯洗手的。七十年代初在美國校園，你要是沒有去過中國，竟然會形成一種壓力。我太太陳淑平當時在威斯理女子學院教中文，每天坐一位同事的車上下班，當時的系主任是台灣來的，一直和陳淑平套近乎。忽然有一天，她的汽車橫槓上貼出了標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文課也要教“批林批孔批水滸”，對我太太立刻變臉，關係當然急轉直下。海外許多非理性的東西都在那時候發生。 我從未崇拜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人，自然更不可能崇拜毛澤東，算是當時的少數派——大概置身事外的“逍遙派”總歸是少數派吧？今天紀念文革，我想我們海外的人對國內發生的許多瘋狂也許不必太多責備，反而對海外當時的文革狂熱，應該進行反省。 
大陸批林批孔。網絡圖片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很著名的高能物理學家從大陸回來說：全大陸只剩下一隻蒼蠅，共產黨把蒼蠅都打光了，而剩下的最後那一隻卻偏偏被他看到了。一位女學者回來說，台灣每三個女人就有一個妓女，只有大陸上的婦女成為革命的半邊天。這些說法現在聽來象是全都失掉了理性，在當時，說的、聽的、信的可都是非常嚴肅鄭重的。我想，除了當時的資訊隔絕造成海外的大陸幻象以外，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與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特別是近百年來幾乎籠罩一切而又夾纏不清的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值得正視的問題。 民族主義是造成文革亂局背後的一個重要力量，是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再版。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還有可能要借民族主義還魂。 我最近有這樣一種預感：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中國官方在大陸社會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連知識分子都很受這股情緒傳染左右。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走極端的。 我們今天紀念文革三十周年，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文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文革故事。就象月映萬川，一千一萬條河流上各各都會有一個不同形態的月亮一樣。我想對此不必強求統一。 我是學歷史的，從歷史上看，也許對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和評價，大體上，我認為有這樣兩點是可以清晰指出來的： 一是，文革這一場浩劫，在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中是一個起負面作用的事件。不管在文革影響下產生了多少本來目的以外的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作用，作為歷史事件，文革的負面性質並不可能因此而改變。 二是，不能簡單地把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發生的十年文革，看成是一個意外事件。這其實是中國官方最喜歡強調的一種說法。剛才說月映萬川，這裡則是山從勢走。山勢一定是從低到高，慢慢走向它的最高峰的。有共產黨開始，文革就已經開始醞釀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大陸出的記述陳寅恪在四九年以後生活實錄的書，１９５８年批陳寅恪的時候，廣州中山大學用的已經是文革的語言了，相當粗暴專斷。對文革起因的追溯要追到很早，比如紅區和延安時代，就有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比如所謂“污損領袖像”要治重罪的問題，也許還要追到俄國早年，沙俄時代就不准污損沙皇的畫像。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到處掛皇帝像的習俗，當然也談不上污損與否，這樣的問題就不能簡單歸咎到中國傳統上去。 我並不認為文革的惡夢就此結束了。現在來總結文革，或者還為時太早。從某種意義上說，廣義的文革在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結束，而且以民族情緒為中心的新式的文革，又在醞釀之中。一個多月以前，吳宏達到普林斯頓大學來演講“勞改”專題，我便親眼看見大陸留學生在黨組織操縱下，上演相當文革式的“鬥爭”表演，當時美國的聽眾都倉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校警不得不將奉命“鬥爭”的幾個大陸學生趕出會場。後來讀新聞報道，才知道幾天后吳宏達到另一間學校演講，又出現了同樣模式的“鬥爭”場面。“一葉知秋”。這是一個新的信號。三十年前的文革是有人組織操縱的，參加者都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實這個“自由意志”不過是“假意識”。 今天正在躍躍欲試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後有一批人在組織策劃，個別參加的人自以為是為“愛國”行動，歷史的真相將來一定會暴露出來。所以說，如果不對產生文革的諸種根源隨時保持警惕——比如各種走極端的民族主義，我願意重複一遍我上面提到的憂慮：中國式的納粹主義，也許會在未來出現。
BBC NEWS 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 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2021年8月5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8107149】 ...
共悼泰斗 余英時去世的消息由其家人朋友星期四在網絡上公布後，中港台知識界紛紛表達哀思，生前與其有過交往的學者、媒體人和民主運動人士共同隔空哀悼。 余英時於2014年獲頒台灣首屆唐獎漢學獎。唐獎教育基金會周四發表聲明說，創辦人尹衍梁對余英時畢生在漢學領域的貢獻表達感恩與懷念；執行長陳振川代表基金會全體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發文致哀：“余英時先生之學問融匯東西，打通古今，博大豐厚，極具開拓力量和啟發意義，是同代人文學界中的佼佼者。他以對古今知識人及思想史的精湛研究，更以身垂範，昭示了一個知識人所應該具有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死而不亡者壽，這種人格與精神乃是余英時先生留給後人的最寶貴遺產。” 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撰長文，懷念余英時對後輩的關心和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周保松說：“上星期才收到余英時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着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 周保松透露，就在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最後一期，他因為悲憤給余英時寫了長信，連同最後一份《蘋果》寄去普林斯頓。並感謝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收到周的信後，手寫一書，傳真回復，並又在7月16日親自寄了信用空郵回復。 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圖像來源， 2021年7月13日 保松先生： 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紐約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即以此語互相勉勵吧。 余英時 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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