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將軍的成長史 ZT

   毛將軍小學就讀於北京培星小學。他媽媽邵華要求校長專門為他兒子配備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來教他。老教師看他在班上隨隨便便、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也不寫作業，索性和他說“你可以不來上學”，……最後也不要求他參加考試，直接送他個小學畢業證。

    中學時也是他媽直接找校長進了101中學；高考考了109分，上大學時麻煩了。丁石孫就不給他媽面子，無法進北大。還是人大校長“懂事兒”，讓他進了人大。最後在他媽單位軍事科學院混得“毛澤東思想專業博士畢業”。

     一路都有人送畢業文憑。軍科院建了將軍樓（連地下室四層、配裝電梯，戶均面積300多平米）。為此他太太劉濱鬧着要他向軍科院要將軍待遇。軍科負責人不敢應承，最後把問題上交到劉源，由劉源給毛新宇授的少將軍銜。

   毛將軍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現在，經常到各地宣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1978年大寨人去了一趟美國，思想發生了“巨震”

馮東書 博雅亭5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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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昔陽、大寨在1978年夏天出現過一場思想大震動。

這年夏天，中共昔陽縣委第一副書記李喜慎（書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兼），和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參加中國農業考察團去美國考察了一個月。他們在那裡看到了現代文明。食、住、行，樣樣現代化，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這一下麻煩了，他們回來向縣裡幹部做了報告，照實講下去，馬上在幹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動。這個過去以批判資本主義而聞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亂了，過去一系列的觀念動搖了。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事，是全國改革開放以前的事。可以說，他們是全國第一個發生思想震動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一個批判資本主義全國最出名的地方，人們出了一趟國就發生了這麼大的震動？這和我們過去那種封閉起來搞宣傳教育有直接關係。過去我們在宣傳中，把資本主義和失業、飢餓、挨凍、工廠倒閉、搶劫、強姦、環境污染等直接連在一起，什麼不好，什麼就是資本主義的，不說人家生產、科學的發展。這樣的宣傳教育，使廣大的幹部、群眾實際上並不知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現在去世界上經濟、科學最發達的美國看了一個月，眼前看到的和過去聽的宣傳對不上號，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有人說，不能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就不能產生和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看來這話有道理。過去批判資本主義，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搞清什麼是資本主義，農村辦工業被說成是不務正業，是資本主義。昔陽農民當時一人一年平均只能吃到一斤多肉，一兩斤油，想多吃點，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想穿美一點的衣服也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思想。我們過去那樣簡單、表面的批判資本主義，又不讓大家知道世界上的實際情況，結果是造成廣大幹部、群眾對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甚至什麼是封建主義，都搞不清楚。

1978年10月，我調回北京了，去昔陽拿我留下的東西，見到中共昔陽縣委第一副書記李喜慎，他和我聊起美國的見聞來，笑着說：“美國這個國家真怪，州長做報告，下面人可以亂提意見。州長的老婆也不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工作。”可見他眼裡的社會主義，就是他做報告，下面不能隨便提意見，誰升了官，一家人都能雞犬升天。我說：“你們昔陽是誰官大，誰就有理，陳永貴官最大，陳永貴就什麼都對，你們應該反封建。”他一下愣了。他長期把一些封建主義的東西當成了社會主義的東西。

這當然不能怪李喜慎、郭鳳蓮這些農民出身的幹部，應怪我們的宣傳教育，我們過去那種封閉式的主觀主義灌輸，是十分蒼白無力的，一旦開放以後，面對了事實，就會煙消雲散。而一切宣傳教育最後都是要面對事實的。

1986年7月前，我為編寫新聞採訪學教材（總社交給的任務），到大寨的國際旅行社去住了七十天。全國不學大寨了，那裡安靜了，沒有客人去，整個大樓里就只住我一個人。

旅行社有個廚師，小名叫“石頭”，大家叫他“小石頭”，大名郭建設。他是大寨邊上武家坪村人。陳永貴在北京當國務院副總理，吃不慣北京高級廚師做的飯菜，專門把他從昔陽調到北京做貼身廚師。他會做昔陽的拉麵、餃子、抿蝌蚪（一種麵食）等。後來他又在北京的大飯店裡向高級廚師學了一手做京味宴席的手藝。1980年，陳永貴下台以後，從東城區交道口副總理院搬到西城區木樨地22號樓住，不再配廚師了。石頭就到我國住聯邦德國大使館裡去當了廚師（那時東西德還沒有統一，聯邦德國是西德）。他在西德幹了三年，因為家屬搬不到北京，他又回到了昔陽，在大寨國際旅行社做飯。有一次吃飯時，他和我聊起來：“現在拉我出去槍斃，也是人家好。”他說：“不是光物質生活好，看人家那個社會文明！”這要在十年以前，就夠批判他三年。

還有一個郭小榮，原來是武家坪村的一個生產隊長。20世紀70年代初，他也出國轉了一圈。1986年，有一天吃完晚飯，他和我神聊起來。他說，坦桑尼亞大選時，他曾問一位坦桑尼亞朋友：“你準備選誰？”他朋友說：“我要聽聽他們的演說才定，現在還不能定。”郭小榮說：“你看人家那選舉，我們什麼時候有過那種選舉？”他開了眼，竟說出了這種大不敬的話。

過去那種思想教育笑話不少。

這裡還要講一個令人深思的笑話。“文革”中批判“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報紙上、廣播中大講要支援世界革命，昔陽、大寨當然要跟上這個調，在思想教育中講要“站在虎頭山，眼望天安門，胸懷全世界”，昔陽在學大寨運動中，用這句話教育全縣社員，以提高大家多打糧食支援“亞、非、拉美”，即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有一次，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和我們在一起時說，皋落公社的一些老年社員在地里休息時講到“亞、非、拉美”時說：“壓肥（漚農家肥）咱們倒是年年壓，就是拉煤有點遠，要到黃岩會去拉，有幾十里地哩。”郭鳳蓮說着也笑了。“修正主義”，原是幾十年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國際與第二國際鬥爭時用的詞，過去只在共產黨的高層里講，“文革”中拿到中國農村里來批判，農民搞不清怎麼回事。一個山溝里的農民，要理解離他們很遠很遠的事，這種“政治”確實有點兒脫離實際，有點兒太遠、太玄了。經不起考驗，只會起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