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作者：陳獨秀
1919年6月8日

　　愛國！愛國！這種聲浪，近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各種社會。就是腐敗官僚野蠻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就是賣國黨也不敢公然說出不必愛國的話。自從山東問題發生，愛國的聲浪更陡然高起十萬八千丈，似乎“愛國”這兩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類心靈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時兩相衝突。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占一小部分，有時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國和日本的軍人，就是如此）。人類行為，自然是感情衝動的結果。我以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衝動的基礎，那感情才能夠始終熱烈堅固不可搖動。當社會上人人感情熱烈的時候，他們自以為天經地義的盲動，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認識的罪惡（歐戰時法國、英國市民打殺非戰派，就是如此）。這是因為群眾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礎，所以群眾的盲動，有時為善，有時也可為惡。因此我要在大家熱心盲從的天經地義之“愛國”聲中，提出理性的討論，問問大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

　　若不加以理性的討論，社會上盲從歡呼的愛國，做官的用強力禁止我們愛國，或是下命令勸我們愛國，都不能做我們始終堅持有信仰的行為之動機。

　　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

　　我們中華民族，自古閉關，獨霸東洋，和歐美日本通商立約以前，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愛國思想，在我們普遍的國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淺保要想把愛國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時的，和自古列國並立的歐洲民族一樣，恐怕不大容易。

　　歐洲民族，自古列國並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並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名義之下做出來的。他們既然反對國家，自然不主張愛國的了。在他們眼裡看起來，愛國就是害人的別名。所以他們把愛國殺身的志士，都當做迷妄瘋狂。

　　我們中國人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我們不愛國，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不愛國，絕不是一樣見解。官場阻止國民愛國運動，不用說更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用意不同。我現在雖不能希望我們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的同胞都有高遠思想，我卻不情願我們同胞長此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即是相信我們同胞從此有教育有知識有團結力，然後才有資格和各國思想高遠的人共同組織大同世界。

　　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然後對外一時萬沒有壓迫別人的資格。若防備政府利用國家主義和國民的愛國心，去壓迫別國人，簡直是說夢話。

　　思想高遠的人反對愛國，乃是可惡野心家利用他壓迫別人。我們中國現在不但不能壓迫別人，已經被別人壓迫得幾乎沒有生存的餘地了。並非壓迫別人，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什麼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個人自愛心無論如何發達，只要不傷害他人生存，沒有什麼罪惡。

　　據以上的討論，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

　　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

　　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1919年6月8日《每週評論》第二十五號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近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者，其思想见解深刻、激进、彻底，常常给人以石破天惊、惊世骇俗之感，让人振聋发聩、豁然开朗，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任何一个想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和正道的当代中国人，都不能不认真学习了解独秀先生的思想。

专制国家不能爱，维护人民权利和幸福的国家才该爱

怎样看待政党、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是近现代革命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历代统治者倡导的思想都是党、政府和国家都是一体的，爱国就必须爱政府、爱执政党，君主专制统治者总是提倡忠君爱国，袁世凯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强调爱党、爱政府就是爱国，反党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叛国。

而大革命家、大思想家陈独秀一生反对专制政府，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民幸福，真正是与传统腐败专制政府的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先后两次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精神的本质、精髓和真谛，其丰富的内容、严谨的逻辑和深刻的见解，以及蕴含其中的一个伟大革命者的风骨，至今读来仍然动人心魄、深受启迪。

20世纪初革命者最流行的口号爱国，救亡图存，因为当时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面临被瓜分的危险。陈独秀在革命初期就是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发动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开启了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1904年，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启民智，倡导反帝爱国思想。他一再指出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不要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要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要做“强国的百姓”，不做亡国奴。

但到了1914年，袁世凯攫取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陈独秀参与孙中山发动的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二次革命失败，被迫逃亡。此时袁世凯及其政府党攻击流亡的革命党人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现在国势这般危害，一国国民都应当一致拥护政府，不管政府本身是好是歹，不管袁世凯扑灭革命势力、擅自修改宪法是对是不对。退一步说，即使你们党人比袁世凯好些，但在现实之下，你们做着反政府活动，总是有利于外人的，即总是不爱国的。”

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迷惑了不少人，直到现在不少人也相信这种论调和逻辑。比如说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国家再怎么不好也该爱云云，其逻辑是政府再坏也不要反对，应该去爱护。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流亡日本的陈独秀1914年11月10日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4000多字的长文《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爱国的本质，提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旨是必须先弄清国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是否该爱，否则不明就里地盲目爱国，就会上腐败专制统治者的当，就会愚蠢地成为腐败专制统治的奴隶和帮凶，害国害己。

陈独秀写道：“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 “爱国者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国家，只是为统治者一姓家族利益谋福利，而戕害人民福利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非真正人民的国家，根本没有爱国之必要，如果盲目去“忠君爱国”，是愚昧无知。“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陈独秀进而联系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论证了侵略他国的国家是帝国主义行为，只有反对侵略维护本国利益的行为才是爱国主义。“若塞耳维亚，若比利时，乃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也。若奥地利，若德意志，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矣。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也。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

陈独秀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保障人民权利和福利，这样的国家即使灭亡了也毫不足惜。他进而联系当时袁世凯专制的中国，“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

对于这种专制暴虐摧残民众的国家，“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只要外国政府更好，即使当亡国奴也无所谓。

因为“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

陈独秀这种公然主张欢迎来外国入侵、甘愿当亡国奴的“卖国言论”，当真是惊世骇俗，很伤民族感情。所以发表之后引来读者强烈反响。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陈独秀的观点看起来确实偏激，但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对于专制腐败的恶政府，确实不能爱，而只能痛恨，必须加以改良和革命，借助外部力量改造或推翻腐败专制政府难道有错？这不正是社会革命的目标和真义吗？

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是真爱国

陈独秀再一次阐述其爱国观是1932年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1932年10月，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侦探逮捕，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这次被捕及审判，生动地展现了陈独秀作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从容镇定的气度，其表现出来正义凛然、绝世独立的超然气度，可以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已经成为历史的传奇，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感叹不已！

据媒体报道，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沪宁列车上陈独秀竟酣然入睡，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首脑和新文化运动领袖，被誉为“中国思想界光芒万丈的大彗星”，国内有蔡元培、胡适等一大批社会名流积极营救，国外甚至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学术界名流都联名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顾忌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将陈独秀等人“交法院公开审判”，以 “维持司法独立尊严”。最终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由江苏高等法院来进行公开审判。

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了三次开庭审理。55岁的陈独秀在法庭上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把法庭变成了批判国民党政府腐败专制统治，宣传共产党自由民主主张的讲台，轰动一时，法庭内外挤满了前去旁听的人，最多时有200多人，当时旁听者和媒体都对陈独秀的思想界领袖和革命家的风采赞叹不已。

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陈独秀提交了辩诉状，并当庭抗辩，在抗辩中阐述了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是才是真爱国，而不是危害民国的主张。

陈独秀说：检察官说我危害民国的理由，是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第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政府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二，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这不足以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民主共和也。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号召推翻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　　

第三，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审判长又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

陈独秀回答：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非独秀之责；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非独秀签字；以言人民，我主张建立人民政府，是残害国民的人吗？若说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这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如果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那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已经两次叛国了！可见这种逻辑真是荒谬绝伦。

所谓亡国者，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

如果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

民国者，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真正危害民国的，是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否则，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不受制裁，实质是以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如果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就不知所谓民国该作何解释了！

陈独秀最后说，我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我本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而开罪了国民党而已。惜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这样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误导国人而已。你们此时有权在手，可以迫害异己，本人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

随后，大律师章士钊等3位律师为陈独秀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无罪辩护。不料，陈独秀却向法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是其个人意见，本人的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准，法庭顿时哗然，旁听席上啧啧称奇，陈独秀真不愧为真正的大革命家！

陈独秀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而他真正把监狱当成了研究室，在狱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了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是专制制度的本质。

1937年，陈独秀在抗日形势下提前出狱，立即奔走宣传抗日。独秀先生的爱国精神让人感佩，其爱国见解更给人以拨云见日的深刻的启迪！对于当今的人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具有重要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