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轉來
章祥蓀：
近日，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說：‘’如不含稅，中國油價低於美國‘’。 【註：查了一下，發改委出此話是2011年的舊聞。😉】 隨後，眾多單位紛紛跟帖。 房企立刻表白：“如不含地價，中國房價最低”。 紀檢委說：“不計貪官，中國公務員最廉潔”。 紅十字會發表聲明：“不含挪用，中國善款管理最好”。 質監局強調：“如沒奸商，中國食品最安全”。 統計局最切實際:“如果不含老百姓，中國人最幸福！” 網上鈎了一下【章祥蓀】，得：
百度百科：章祥蓀,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曾任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所所長（1992-1998），數學與系統科學院常務副院長（1998-2003），中國運籌學會理事長（1996-2004），中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副理事長（1996-2004），亞太運籌學會聯合會副主席（1998-2000）。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院生物信息中心主任，中國運籌學會名譽理事長，中科院管理、決策信息系統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是多個國際、國內雜誌的編委，包括《Journal of Global Optimization》（全局優化，SCI）雜誌編委，《系統科學與數學》常務編委，《運籌與管理》雜誌名譽主編，ISTP檢索“Lecture Notes in Operations Research”（運籌國際會議）論文集主編，等。章教授是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第九、第十、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Original 老虱 叫虱 10/12/2021 ZT https://mp.weixin.qq.com/s/qhch9EBev6QNCndIcJsFEg 一 最能快速提升國人幸福感和優越感的事情有兩件：嘲笑朝鮮的貧窮封閉和印度的髒亂差。由於機緣巧合，我第一次和第二次踏出國門，先後去的就是這兩個國家。 2013年3月初，《錢江晚報》編輯部組織業績優秀的員工到印度七日游。正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正好是印度近代史的我，被邀請免費參加他們的團隊，擔任隨行文化解說。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我第一次和城市富裕中產階級密切接觸。 那幾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甦乏力，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卻毫無弱化的跡象，全世界仍然在焦急地等待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那是一股被普遍認為必將重塑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 七天印度之行，卻讓我對這個群體陷入深深的失望。 作為歷史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正深陷歷史的泥沼，茫然地注視着現代世界。經濟一樣在飛速發展，又都正受困於既沉重又漫長的傳統。理解此刻的印度，便能更好地理解此刻的中國。 然而，除了抱着獵奇心理，對印度的表層文化有那麼一點新鮮感，對印度的髒亂差表露出強烈的“大國崛起”般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無論對印度的歷史和現實，這些中國中產都毫無深度了解的興趣，他們的熱情幾乎全都釋放在購物拍照，而非文化和歷史探詢上。 一路上，他們聊天的話題全都離不開消費、娛樂，並且不時嘲笑我不應該選擇賺不了錢的歷史專業。 我第一次如管中窺豹般意識到，中國只有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還缺少文化和政治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他們只能引領消費革命，卻無法主導社會革新。 二 2016年夏天的朝鮮之行，這個幾乎被我遺忘了幾年的群體讓我更加失望了。 從遼寧丹東發往朝鮮平壤的旅行團有二十幾個人，都是來自全國各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當中，有都市報編輯，有外企中層管理，有大學講師...... 一路上，他們幾乎都在火車上睡覺，心裡唯一想見的是朝鮮著名打卡景點：雕塑、紀念碑、板門店，似乎此行的目的似乎純粹就是拍個照發朋友圈，了卻一番“我富起來了，要走遍世界”的心願。這個新富階層對世界的興趣僅僅停留在看，而非探尋和思考。 偶爾睜開眼睛，從臥鋪上爬起來，看幾眼窗外，唯一讓他們的驚嘆是“真的好窮啊，跟我們的六七十年代差不多。” 對於朝鮮這個國家的特殊性究竟在哪裡，這些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中產階級毫無興趣，卻和我在印度所見一樣，無不從朝鮮的貧窮中獲得“大國崛起”的優越感。 對於朝鮮人的日常生活、外在形象、精神面貌......如何被政治塑造，以及朝鮮的雕塑、紀念碑、民用建築和城市規劃等等，如何詮釋高度政治化的極權主義美學理念，他們沒有絲毫興趣。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香港有識之士的深深失望。他們一再提醒和呼籲，作為社會中堅力量、必將影響國家走向的內地中產階級遊客，到香港之後，別忙着只顧購物和消費，請多深入了解香港繁榮的深層原因和城市運行的內在邏輯。然而，他們的呼籲不過是徒勞地浪費口水。 經過四十多年經濟飛速發展，中國中產階級確實壯大了。然而，那只是物質生活富裕了，精神世界幾乎毫無成長，以至於財富和閒暇帶給他們的唯有精神上的日益空虛。 所以，他們要旅行，要購物，要拍照，既是為了填補空虛，也是為了證明自己。 三 “朝鮮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國家，唯一一個敢公然跟美國叫板的小國。這真是不簡單啊。”
擔任某培訓機構高級講師的李先生看去五十多歲，戴着一副金絲邊眼睛，坐在窗邊，看到金日成巨幅畫像的時候，自言自語地發出這一番讚嘆。 李先生對朝鮮人民英勇抗美的歌頌得到身後臥鋪上躺着的好幾個人的附和。如同一粒火花不小心掉到了一堆易燃物上，這群人的仇美情緒馬上被點着了。他們似乎是抱着朝聖心態去朝鮮旅行。 隨着經濟不斷全球化，消費主義將成為全球中產階級唯一共享的意識形態，這必將擠壓民族主義，拉近中國與西方的關係。 這一度是中國和西方知識界很多人共同的樂觀期待。 然而，精神發育嚴重遲緩的中國中產，至今沒有走出敵我對立的世界觀。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中，我真看不出這些“精英”身上有任何對世界進行智性探尋的興趣和熱情，更談不上嚴肅的社會關懷。“中國強大了， 別人怕我們了”，才是他們普遍關心的公共話題。 一直在留心觀察窗外人和物的我，忍不住回頭頂了他一句：“朝鮮人活着的意義難道就是跟美國斗嗎？斗得這麼多人一輩子吃不飽飯，這個鬥爭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的話立刻引來了圍攻，正孤軍奮戰之時，來自成都的朱先生把我拉到了一邊，勸我別和他們浪費口舌，並告訴我，他早就被我獨行天下的背包客行頭吸引了。年近六十歲的他，也是自己一個人出來環球旅行。 在中朝邊境的新義州，火車停留了將近三個小時。朝鮮海關人員逐一打開每個乘客的箱子，檢查手機和相機裡面儲存的信息。 朱先生由於一個月前去韓國旅行，拍了幾張照片，沒有來得及刪除，相機被沒收。幸虧我多帶了一個數碼相機，他的朝鮮之行才沒有留下遺憾終身的影像空白。 朝鮮四天，我和他被安排在西山賓館的一個雙人間。那些天，我們經常海闊天空地閒聊，觸及到很多嚴肅的話題。 1978年，朱先生考入西南政法大學這所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那一屆學生畢業之後，很多人先後成了中國法律相關行業的中堅力量。朱先生去了成都一家報社當編輯記者。 作為媒體人的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考非常深入，並一個勁地誇我品位、眼光和見解都非常獨到。旅行結束，他非常熱情地交代我去成都一定要找他，並拍拍我的肩膀說：“大學應該多一點你這樣的老師”。 四 朝鮮之行結束，火車在即將越過鴨綠江回到中國之前，又在新義州停留了兩個小時，逐個檢查遊客的手機和相機是否拍了不被允許拍照的內容。
在拿到朝鮮海關歸還自己被扣留的相機的時候，朱先生做了一件讓我非常意外的事情：他接過手機之後，馬上從口袋掏出三百元現金塞給朝鮮海關工作人員。 我大惑不解，人家根本沒有伸手要錢，歸還相機是按照規章制度辦事而已，為什麼主動給三百元現金呢？這筆錢對於朝鮮人來說，可是一個大數目。這樣做，會不會把他們的胃口撐大，以後會故意找各種藉口沒收遊客手機或相機不歸還呢？ 我沒有追問。火車過了鴨綠江，我和朱先生就彼此分手了，他打車去高鐵站趕瀋陽飛往成都的飛機。分別之後，我們沒有再見過面。彼此的交往僅限於朋友圈互動。 我在朋友圈經常轉發時政和社會新聞或發表見解，他隔三差五給我點讚，但是絕少發表自己的觀點。我逐漸敏感地發現，朋友圈裡的他幾乎毫無社會關懷，發的內容不是在星級酒店飯局吃大餐喝酒，就是到世界各地旅行，消費國際品牌。 這一形象與在朝鮮旅途中與我一起聊天時那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形象反差太大。我總感覺他在逃避什麼，又想展現什麼。 2019年1月1日，我發了一條朋友圈，他給我點了贊。沒想到，那竟然成了最後一個贊。 1月5日下午，我刷朋友圈，突然看到一條訃告（他愛人發的）。我不敢相信，幾天前還生龍活虎的人，竟然一下就這麼不告而別了。他是在和朋友喝酒之後腦梗突發而不治身亡。 除了朋友圈互動，朝鮮之行結束後，我和他沒有再見過面，彼此交情談不上很深，但他的溘然離世仍然讓我眼眶發熱，感嘆生命太脆弱，人生太短暫了。他的“不辭而別”也讓我突然對之前的疑惑有所頓悟。 兩年多來，在朋友圈裡，從他經常和朋友杯觥交錯的熱鬧場景中，從他週遊世界的豐富生活中，我既看到了中國中產在經濟上的日益殷實，更看到了衣食業已無憂的典型中產在現實中的無力和窘境。 沒有不渴望力量感的社會階層，作為飽學之士的朱先生也絲毫不例外。 然而，在中國，“中產”還只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不具文化和政治內涵。於是，這個本應推動社會變革的中堅群體，把原本應該在其他領域釋放的能量，全都轉向了消費領域。消費成了當下中國中產階級尋求和獲取力量感的重要方式。 除此之外，便是把小我融化到大我中，加入極端民族主義的集體抒情。很多中產階級力捧“愛國”大V們，不就是在尋求另一種替代的力量感嗎？ 朱先生不願意這麼做，但又改變不了什麼。於是，他只能選擇讓自己消費和花錢。 五 2020年1月27日，浙江湖州市。 一位靠回收廢品為生的老人，突然來到社區，為新冠疫情主動捐款1萬元。 在視頻中，這位傴僂着身軀，穿着十分樸素的老人，一邊羞澀地用雙手遮擋鏡頭，一邊激動地懇求：“不要報道我，不要寫我名字，要寫名字寫‘一個知恩者’。” 適應了鏡頭之後，他激動地說：“國家有困難，我就要出一份力”。 視頻獲得了630多萬個點讚，20多萬條評論。 網友們紛紛表示：“我們感動得哭了”、“想到老人要收多少廢品，才能攢下這1萬元，忍不住落淚了……” 更大的感動還在後頭。 2020年3月5日，同樣是在浙江。 全家七口人全靠收廢舊物資維持生計的57歲的楊先生，戴着口罩，來到杭州蕭山一個鎮政府。他將手中的塑料袋交到工作人員手裡，稱是為抗疫捐款。然而，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
工作人員打開一看，驚呆了，塑料袋裡裝着的是12.9萬多元現金。 那一段時間，“重慶87歲獨居老人捐出畢生積蓄20萬元”、“環衛工老大爺捐出5年的所有積蓄”的新聞不斷湧現。 2021年7月29日，河南水災之後，寧夏男子胡雷毅然將自己全部的積蓄捐出。 大家很難想到的是，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艱難。由於身體殘疾，長期以來，他只能以撿破爛維持生計。 在得知河南新鄉災情嚴重時，他取出這些年撿垃圾存下的兩萬元錢，全用於採購救援物資，並親自送到河南新鄉。 到了新鄉，下了車之後，由於雙腿不能自立，他只能吃力地獨自“爬”到資助點。 在眾人驚訝的目光中，他顯得十分鎮定：“我要援助”。 那一刻，他一定感覺自己在精神和人格上都得到了升華。 這一崇高行為再一次得到媒體和民間廣泛的讚譽。 六 國家有難，為國捐款。這些本該接受援助的弱者們，熱心的捐款善舉，確實值得全社會，尤其是富裕階層的學習。本文絕無嘲諷他們的意思。 我要寫的是自己的真心話：他們這一近乎殉道的精神，讓我的靈魂悄悄打了一個寒戰。讓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們那種“傾盡一身所有，也得讓自己崇高一回”的強烈精神饑渴。 當精英群體越來越沉溺於世俗功利的時候，弱勢群體卻在如此豪放地追求崇高。有時候，越是底層人群，越渴望這種“不顧一切豁出去”的崇高感。 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嚴重失衡了，導致弱勢群體無法獲得其他階層的平視和足夠的自我認同。 傾盡所有，為災區捐款，有可能是他們在用行動證明自己，同時，為構建微薄的人生意義，尋求超越性的精神支撐。 如果真是這樣，那全社會都需要反思。我們平時是否應該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愛和平視呢？ 看到他們紛紛站出來捐款，我真的感到臉紅和不安。 接下來，說說我的第二個不安。
崇高是一個好東西，它本身沒有錯。這幾位捐款者的人品絕對高尚，這毋庸置疑。媒體樹立幾個崇高的榜樣，有時候，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正氣。 然而，當對崇高的追求過於炙熱的時候，它非常容易灼傷自己，也非常容易灼傷別人。 “不轉不是中國人”
“買日貨的，穿耐克鞋的，都是走狗”
...... 中文網絡世界遍地可見的這一類標語式的煽情口號，無不是在用廉價卻炙熱的崇高感，對別人進行道德綁架。瘋狂地散布口號的人，也是大多數來自底層。 幾年前，在西安反日遊行中，當蔡陽大義凜然地拿起U型鎖，把日系車主李建力的腦袋狠狠地砸一個窟窿的時候，驅使他不顧一切衝上去的，是“為了民族大義，讓自己崇高一回”的精神饑渴。 如果換成是一位生活殷實的城市中產階級，哪怕他天天把“擁護國貨，抵制日貨”掛在嘴上，他們也不大可能採取蔡洋式的打砸行動，因為工作和收入賦予了他們足夠的自我認同。構築在富裕生活之上的人生意義，讓他們天然地遠離了對崇高的渴求。
當對崇高的追求演變成群體饑渴的時候，它有可能吞噬掉整個社會的理性資源。知青和紅衛兵不都是被炙熱的崇高感灼傷的一代人嗎？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不就是因為摒棄了貫穿前三十年的全民崇高饑渴，把政治理想拉回到了世俗層面嗎？ 七 最後，說說我的第三個不安。 保證一個社會健康運行的，不是崇高，而是底線。 每次看到這一類關於崇高的新聞，我心裡總是忍不住產生強烈的荒誕感。為什麼很少看到有什麼人，用這種“不顧一切豁出去”的態度，去捍衛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底線呢？
你若讓這些在拾荒者的捐款面前感動不已的人們，也學一學人家，讓自己也崇高一把，他們多半會找各種理由搪塞，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看了新聞之後飽含熱淚地抒情。 一邊是大多數人對世風日下怨聲載道，一邊是大多數人為自己通過踐踏規則和底線，換取到的世俗利益，心裡感到陣陣的竊喜。 一邊是大多數人在崇高面前一次次被集體感動，一邊是大多數人對別人遭受的苦難漠然置之。 他們三天兩頭轉發歌頌別人的道德模範事跡，當幼女遭到禽獸校長強姦的時候，不見他們有一絲半點的憤怒。時代的灰，只要不是落到自己和家人頭上，統統“與我無關”。 只願意流淚抒情，卻拒絕個人付出。在別人的崇高里感動，在自己的利益中苟且。這是當下大多數中國人的真實寫照。 我們到底哪裡病了？ 動一動腦子，往深處想一想，要找到這些現象背後的群體人格病灶，其實並不難。 對拾荒者捐款這一崇高行為的群體感動，不正好折射出了大多數人骨子裡的極度自私嗎？ 他們對社會道德滑坡充滿痛感，卻拒絕任何行動和付出，無不渴望別人的崇高能自動拯救世風，自己只需坐享其成。 結 語 以上文字源自我長期以來對轉型中國幾大階層的細心觀察和思考。行文到最後，我只想用一句話表達心聲：無論是中產的力量饑渴，還是底層的崇高饑渴，都讓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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