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这是前进，还是倒行逆施？或又是专制集权下的瞎折腾？ ZT Original 梁培喜 济宁大运河畔 2021-12-04 
一则【将取消“承包制”？已有100多处试行，离全国推行还有多久？】的新闻，尽管淹没在国际国内时政新闻的浩瀚大海里，但因此事重大，不但牵动十多亿农民的心，也引起群友关注。
但对土地“折返跑”有着心理预期和得而复失的经历，所以即使土地再怎么变魔术，在农民心里恐怕也波澜不惊。再加上土地归属毕竟没有话语权，不由你说了算，所以对土地也“想说爱你不容易”，只能期待深化改革壮士断腕一了百了一步到位。
不管怎样，这一次土地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牵挂人心，或者说核心之处无疑在于土地性质再度改变，也即是说目前农民对土地现有“承包制”，将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归还国家，这将使农民与土地形同于无渐行渐远，失去仅有的主导使用权。
众所周知土地产权归属重要不言而喻，这也被曾经发生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所证明，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农民来讲也即是说谁拥有土地谁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而行使自己对土地的决定权，依法维护对土地的合法权益，在土地这个舞台上，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土地“击鼓传花”游戏，或许基于粮食危机这种背景和与粮食危机形成强烈反差悖论却是或土地闲置荒芜这一残酷客观现实，这或许也是寻找土地最大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政治正确主流话语价值体系中，民以食为天、全国一盘棋、粮食危机、土地闲置，足以使国家对土地归属“大胆假设”和“破坏性试验”，反正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除此之外土地有偿退让，还有进城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这些已经进城乃至扎根城市的农民来说，与土地也就若即若离可有可无形同鸡肋。
那么也就给土地有偿退让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其潜台词是农民对城市俨然已有成绩归属感，既然食之无味，何不果断弃之，国家也正好可以统筹规划进行产业集约规模化种植。
在主流话语的解读中，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早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不但挣钱机会多，有着较为稳定的收入。
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靠天吃饭”相比，孰优孰劣一清二楚，所以国家推行有偿退出政策正是针对农民朋友量身定做。
不难设想对于农民来说，与其每年都要寻找土地承租费心费力，不如将土地归还国家，这样省心省力还能拿到一笔不菲土地补偿，各取所需一举两得两者双赢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可以说国家出台“土地退让”政策煞费苦心用心良苦，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终极目的也是为农民兄弟着想，为农民的利益可谓是操碎了心，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退让。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也就没有任何不从的道理，否则那一定就是“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敬酒不吃吃罚酒”，剩下的也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有时候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越是这么好的事情，心里反而没底，乃至七上八下忑忐不安。所以“捉放曹”、“折返跑”、“击鼓传花”的游戏，还是让人忧心忡忡惊恐紧张。
也即是说，即使真的存在粮食危机、土地闲置、土地征用乃至由此产生的维权等一系列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土地产权不明晰所致，这也证明需要对土地进行彻底改革。
也即是说，土地产权一旦明晰和市场化，由土地带来的诸如土地交易、规模种植、粮食价格、依法维权等一系列问题，也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不复存在。
总之，解铃还须系铃人。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土地之于农民而言，也意味着所有和全部；反过来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将真正的一无所有。农民对于土地而言，需要的恰恰是松绑和彻底的拥有，舍此皆不得要领，也不是农民想要。 附 远古的钟声
“敲钟”，显然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生活在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人们对此应不陌生。
整个贯穿于“文革”、“后文革”时期，每个人的身份自上而下，高到属于中央、省、市、县；小到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大队党支部、生产小队，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所以，每个人相应地被称为人民公社社员，作为人民公社社员，也是一种身份象征，很是自豪骄傲光荣一阵子，尤其根正苗红苦大仇深，与“地富反坏右”形成鲜明对比，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很是重要，乃至足以决定或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那时最小的单位就是生产队，生产队也叫小队。顾名思义，也就是最小的生产单位，其作用以集体的名义，集中人民公社社员集体耕种集体劳动的群体。
生产队长，也就是这个最小单位的最大负责人，除此之外生产队还有副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若干配置，这些也是与大队对接联通的各种角色，由此组成这个单元集体领导班子，正所谓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生产队长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组织生产，最佳方式，无疑首先把社员们从各自家里，以最快时间集中起来，然后根据生产需要，将生产任务进行分工，逐一指派男女社员各就各位。
这其中有集中劳动、有三五成群的作业、有两个人的合作、也有一个人的单打独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通常情况下，集中劳动“人海战术”居多。
生产队长召集社员劳动方式，不外乎“敲钟”、“吹哨子”、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吆喝这么几种。其中“敲钟”为最常见普及率最高的一种召集劳动方式，因为较之其它几种召集劳动方式，“敲钟”传播速度震慑效果一呼百应优势明显。
但不知怎的，那时人民公社社员劳动积极性并不怎么高，思想觉悟也差强人意，通常情况下生产队长要敲几遍钟，社员们才三三两两零零散散懒懒洋洋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地集中起来，有的脸也不洗，蓬头垢面；有的趿拉鞋子，操着手，抱着膀，弓着腰，迈着四楞步，了无精神，“霜打的茄子——焉了”。
尽管“超英赶美”、“四个现代化”、“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美好蓝图吸引。
辅以“早起三点半，坡里两顿饭，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满负荷”运转，但劳动效果却不尽人意大失所望，一个强壮劳动力一天所挣工分，才值可怜一角钱；亩产也就百八十斤。
分配粮食又按“人七劳三”，所以劳动力居多的家庭，尽管“工分”挣得不少，反而并没有分得更多粮食，而青壮劳力由于高强度的劳动，消耗大又肯定能吃，粮食缺口无法弥补。
吃饭都成问题，只好东挪西借，甚至将不多细粮小麦卖掉，以便换成更多地瓜干粗粮，其目的无非为了不至于断顿挨饿。显然在那个年代吃好较之于有的吃不再重要。
温饱无法保证的前提下，更别奢望其它精神需求，所有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一例外都成了破碎的肥皂泡影，有的只是生存艰难生活辛酸，每个村的光棍一抓一大把就是证明。
如果“捋着麻线找开头”，其中的原因不难查找，无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人民公社社员的内心也不是不清楚，而是一个个内心都明镜似的门儿清。
为什么单单对“自留地”情有独钟，浑身使不完的劲，也侍弄的恰到好处有声有色。尽管需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高压恐惧，还是“钻窟窿打洞”开动脑筋创造性地搞点“副业”。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这不充分说明土地归属重要和唯一，这也证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
人民公社社员对劳动“爱谁谁”、“事不关己”的样子，当然有被强大外力裹挟身不由己的因素，但更多还是“产权不明晰”、“利益分配格局没确立”、“对未来看不到希望”所致。
由于这样那样原因，农民无法从集体和土地上解脱，所以只能磨洋工”、“混工分”、“吊儿郎当”、“出工不出力”，用这种方式应付抵触消解逆反，这也说明“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十一届三中全会敲响改革开放时代最强音，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上述问题对症下药迎刃而解，“敲钟时代”的问题荡然无存烟消云散不复存在，所有的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迹”发生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地，但所有的农民好像换了一个人，个个都焕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那些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有了灵性反哺主人知恩图报加倍偿还。
人们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劳动积极性劳动效果都呈几何倍数增长，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用扬鞭自奋蹄”。
“钟声”消失了，取而代之内心召唤和利益驱动，所有的劳动，都是自动自觉自发自愿的行为，可以说人们将所有心血汗水勤劳智慧都倾注到土地之中。
从哲学意义上，我们至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敲钟”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存在，而并不意味结果，不管“钟声”以什么方式存在和演绎，足以说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农民质朴善良勤劳勇敢，对于土地的归属而言，离开农民信赖支持，一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即是说只有农民接受适用的才是真理和硬道理……
ZT Original 杨新军 新军 2021-11-23 
作者陈先义
干保安的队伍何以“浩浩荡荡”
——社会问题调查之三 作者：陈先义
看到这个题目，你或许会说，“浩浩荡荡”，是不是太夸张了？不是的，如果用浩浩荡荡，我还只嫌没有说出这支队伍的庞大，当然你要让我精确说出他的准确数字，也是困难的，反正个队伍之大，恐怕已经远超了我军军队员额。
前几天，我写了篇《“爱劳动”的劳动者都老了》，收到的社会反响出乎我预料之外。好友许玉杰对我说，作为一个老家河南唐河人，老家曾经给他布置个任务，负责唐河的在京商务联系，他说唐河是一个大县，唐河人在京开个保安公司，光这一个公司就有30万人，当然半数以上都是老家人。然而，北京像唐河这样的保安公司可谓多如九毛，远远比那些什么影视公司多了去了。累计起来，可真是天文数字。
我的另一个朋友杨新军，从部队转业后到一所大学负责安全工作，他准确地告诉我，他们这所省属高校保安人数好几百人。如此计算，广东这样的大学有多少所，全国呢，千所万所。大学如此，那些大宾馆、大酒店、大企业，哪一个单位的保安队伍不是像百人的连队一样，如此算来，我说它是一个浩浩荡荡队伍过分吗？还有那些大老板，那些阔人们这些年发了大财，养的私人保镖性质的保安队伍，为他们看家护院的人，更成了普遍的现象。加上那些所谓协警、辅警等等叫不上名字的与保安一样的队伍，这个队伍人数无法估量。
保安者，保卫安全之谓也。如此全国百万千万的保安队伍，倒常常引发我的思考，在改革以前，几乎没有听到过保安这个称谓，那时的社会安全我已经想不起是怎么保障的了，今天难道我们的社会已经就这么不安全了吗？需要养一个如此庞大的队伍？
真的到实际生活中走走看看，许多事情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凡干保安者，都是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在人民公社那会儿，都是可以挣高工分的精壮劳力。为什么年青人今天喜欢干保安？我认为这里是有原因的。之所以干保安，大多数都是大学落榜者，或者连中学也没有读完的小学生，所以愿意干保安，没有别的原因，这活太轻省了。腰里别一根警棍，整天晃晃悠悠，这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活要痛快多了。年轻人之所以这样，才对保安情有独钟。城市随着经济发展需要这类职业，但是千百万青年都看重他的轻省不出力的特点，对国家是个坏事。
年轻人去干保安了，但那些力气活还是照样不少的。我就眼见，这些年我们大院里那些干力气活的人一天天老了，不少已经超过六十了。有个快接近七十的人依然在爬树剪树，呼哧带喘的干些年轻人才干的重活，就这还老是怕人家嫌他年纪大辞退他。
我的老战友诗人程步涛对我说的情况更加典型。他说南通一位老战友告诉他，他们那里的纺织厂，现在月薪五千都招不到工人，城市里的年轻人不愿干，农村的年轻女孩也不愿干了。累么，其实不累。现在的纺织厂早就不是吴桂贤那会儿，每天八小时拉着线来来回回在挡车工车间跑了。代替者都是机器人。一个车间就四五个工人。机器人一出问题，马上等就闪亮了。灯一亮过去一处理，就完事。就这样依然厂里为招不到工人犯愁。类似这样的情况，现在多了去了。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部门都有。我们老家兰考是个出了名的穷县，现在脱贫了，农村不出门也足以能过上殷实的生活。可是现在回去走走看看，因为缺少劳力撂荒的土地已经是个普遍问题。留下的老人干不了，精壮劳力宁可去城市里干个保安类的替人看家护院的家丁，也不愿回来种地。这种情况让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人看了真是痛心哩。
现在许多城市里的体力活或者风险大点的活，已经不得不放下标准，过去年龄大的是不许干的，想干也不让干，现在只要上边不查，愿意干就干。因为那些青年都去干保安了。我们的精壮青年人，难道长得膀大腰圆，到城里来为富人小区守个门房当个保镖很光荣吗？我忽然想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有人到城里干这个营生，恐怕会被当作好吃懒做的人，说难听点，那时候会当作二流子。这个活有没有人干呢？有，看大门的都是退休老头，或者身有残疾需要特殊照顾，没有精壮劳力去看大门的。是现在治安不好特别需要棒小伙子来对付不测吗？我不敢这样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出力不愿出力，倒的的确确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通病。在城里，我是做过调查的，父子都在一座城市打工，老子干的上脚手架的重体力活，而儿子干的是在宾馆门口瞎晃悠。老子蓬头垢面，儿子养的膀大腰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体力活的时候，对一个国家是一种险象。为什么？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劳动的勤劳民族，当一代人都不愿意出力，都不愿意干体力活，这不是什么好现象，是国民素质的一种整体蜕化和衰落。
国际上的斗争，许多不是表现在枪炮战场上，有些就是从改变对手的素质开始。比如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认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将来在战场上如果再交战，对美国是个威胁。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改变它，美国人花钱雇了个战犯，说成功了可以减刑免刑，那就是要他出主意改变一代日本青年尚武品格，让他们好逸恶劳，喜欢享受。怎么做到这点呢？美国中情局重金雇请了一个叫喜多川的文化商人，专门打造一些不男不女的小娘炮，为这些人置办演出市场，在日本全国巡演，把这些人最终培养成青年偶像。让千千万万的日本青年都喜欢这样的娘炮。结果如何呢？美国用了10年时间，用最小的代价，把日本打造成了娘炮文化大流行的国度。什么江田岛精神，什么武士道精神，早已成为昨日故事。大部分青年都崇尚打扮的不男不女的样子，连征兵都躲避。这样的成功经验，后来美国还在中国花钱大肆推广，把中国娘炮的大照片刊登在他们的时代周刊上，让千百万中国青年青年去追逐。中国今天的饭圈文化和小娘炮，都有美国人的很大贡献。今天我们一代青年不愿意出力，实际上是一种好逸恶劳的现象。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整个社会警惕。【逸草注：这段话像是追随大外宣口径，有编造或不实之嫌。】
提起劳动力问题，很多话语现在已经非常时尚，比如说什么那些年计划生育造成今天劳动力短缺。什么现在年轻人一定要生二胎三胎，不生就是不爱国。等等，我不完全反对这样的分析。但是，我们现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上不存在问题吗？你用好了现在的劳动力了吗？让精壮劳力都去当保安把大门，这里有没有国家管理的责任呢？我们在鼓励宣传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理论上是不是被忽略了呢？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是不是缺少张扬了呢？不管你信不信，我看这里大有问题。年轻人不愿意出力了，这不完全是年青人的问题，这有社会责任。精壮劳力都进入了百万数百万保安大军，让老年人去出苦力，这是这个社会的严峻问题。思想宣传部门用正确舆论的引导不可忽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劳动都是光荣的，好逸恶劳，拈轻怕重，都是为社会所鄙视的。我们民族的好传统不能就这样随意丢弃。如果国民素质因此而退化，那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责任的。一家人，子不教父之过。一个国家，一代人走向懒惰，这个国家的一代人都有责任。
必须明白，我们的下一代一旦惰性发展了，那种勤劳持家的好品格被放弃了，那么我们的民族道德便会打了折扣。即使将来我们大大富裕了，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水平了，我们崇尚劳动的优良传统也是绝对不能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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