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了农民起义这个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一般来讲，民众起义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果只是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导致人口灾难。但古代中国就与众不同，那就是人口数量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人口剧烈波动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万，公元23年王莽之乱结束，人口只有2800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
隋朝将人口恢复至6000万，但隋末天下大乱，人口骤降至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到8000万，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安史之乱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13世纪初，宋、金、西夏合计接近1.4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三个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损失87%，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峰期损失将近一半；
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朝人口在17世纪初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峰，明清易代损失40%人口，只剩下1.2亿；
道光年间清朝人口达到4.3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峰，经历太平天国后损失7000万人口。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看到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难明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了。
而且，历史大咖秦晖认为，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人口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如果只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数字，从6000万到1亿再到2亿、3亿、4亿，你必然充满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细看看紧随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会不会吓得睡不着觉？
光鲜的背后，是令人不敢直视的血淋淋事实。
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功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百里绝而无民者”，这些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史实，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种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无论是次数还是程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提并论。
人口小幅波动
中国的周朝，立国800年，没有这样的人口剧烈波动现象。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在商鞅变法的战国中期，七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500万的高峰。
秦灭六国，总人口为4000万，也就是说150年的时间，灭国战争不断，但总人口只减少了500万。这种减少的速度和幅度，与秦朝建立后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诸侯林立，小国纷争，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没有这种剧烈波动呢？
还真没有。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欧洲200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
公元元年，2470万；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万；600-1000年，人口恢复至2541万，相当于第一个千年，人口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个千年，1200年增至4088万，1300年5838万，1400年因为黑死病降至4150万，之后一直增长，1820年达到1.3亿。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人口数量总体上是持续缓慢地增长，唯二的两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引起的，400年减少了600万人口，损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为黑死病肆虐，100年减少了1700万人口，损失率不到30%。
与古代中国人口的剧烈变化相比，欧洲人口的变化比较平滑，减少得慢，增长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
根据1941年苏联人口学家鲍里斯·乌拉尼斯的著作《战争与人口》，其数据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上与麦迪森吻合。
蓝色线条代表欧洲总人口，红色为欧洲西部，绿色为欧洲南部，橘色为欧洲东部
秦晖就对此总结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起来更是骇人听闻……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幅度也没有中国大。
我们再来看印度，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公元元年，3400万；200年，3900万；400年，4500万；600年，5100万；800年，6200万；1000年，7700万；进入第二个千年，人口继续持续增长，1500年，突破1亿；1800年达到1.85亿。
不断被外族入侵、很少统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现在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持续缓慢地增长。
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据的欧洲和印度，这两大古文明区，人口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没有大起大落。
那么， 我们不禁要思考，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充满了纷争与动荡，统一从来不是它们的历史主流。按照我们的历史观，封建割据下，战争和领主剥削造成的负担，应该很沉重很痛苦，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血腥和野蛮，不断波及下层民众。
本应困苦不堪的他们，怎么就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损失呢？反而维持了一种缓慢增长的态势。
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冲突，似乎有点刷三观啊。
战争不背锅
在我们固有的史观里，古代中国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是由于官僚腐败、地方势力膨胀导致中央皇权式微，国家陷入动乱，战争不断。
这是典型的皇权史观，站在皇权角度分析人口问题。通俗讲，就是皇权出问题了，战争出现，导致人口减少，所以要维护皇权稳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战争是不是人口剧烈下滑的主要原因。
秦汉之际，5年时间人口减少1800万，相当于每天近1万人；
两汉之际，王莽新朝后期，6年时间人口减少2800万，相当于每天1.3万人；
从隋炀帝继位到621年唐朝基本统一中原，17年时间人口减少3500万，相当于每天6千人；
安史之乱，8年就人口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1万人；
元末明初，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朱元璋攻陷北京，17年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5千人；
明朝末年，在清军入关之前，16年时间减少5000万，相当于每天8.5千人；
天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相当于每天1.5万人。
这些死亡案例都是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南北朝、宋末元初、清军入关，我都没有算进来。
平均每天减少人数少则5千人，多则1.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死亡人数1500万人，平均每天1万人；抗战8年，中国死亡2000万人，平均每天7千人。
古代战争，其激烈程度和密集程度，是绝对不可能与一战和二战相提并论的；其人口基数，也与20世纪相差甚远。但古代中国（秦至清）创造的人口浩劫，在绝对数量上，已经不输于最剧烈的现代战争，在人口损失率上，已经大大超过了现代战争。
很显然，如果把古代中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主要归因于战争，肯定不合理。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一头一尾。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人口是增长的，达到了4500万，从商鞅变法到战国结束，是战争最频繁激烈的时期，人口150年仅减少500万；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人口却从1912年的4亿增加到1928年的4.7亿。
战争固然会使人口减少，但绝对不会出现古代中国（秦至清）那样的人口浩劫。
秦晖在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人口浩劫后，得出结论：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时的制度确实有某种问题。
秦晖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去展开论述是何种问题，而是戛然而止，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脆弱的皇权体制
最大的人口灾难，不是战争，而是社会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间歇性的挨个斩杀，那么社会崩溃就是持续性的批量屠杀。
古代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大一统专制制度，整个国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看起来很稳定，其实很脆弱。
在和平时代，其社会秩序要稳定得多，这是一大优势，因此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古代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一旦社会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宋代学者罗泌有过一段经典分析，“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
封建割据，各自为政，一人失德，影响波及面较小；专制制度，一人失德，全天下都是承担者。
典型就是汉武帝，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30万的匈奴，怎么可能把颠峰大汉折腾到崩溃的边缘呢？战争都是在境外发生的，西汉尚处颠峰，但人口减少四五百万，仅仅关东就出现了200万流民，可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仅发动了26次大规模战争，很多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盲目出征，其中与匈奴的最后三次大战全输了，而且开凿大量河渠道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喜好巡游。他潇洒了，全国成为代价，“使百姓疲敝，起为盗”。
匈奴，与其说是汉武帝的功绩，不如说是他的遮羞布。
反倒是西汉后期，统治者学老实了，虽然与匈奴、西域和闽越的战争没有间断，比如与匈奴就进行了至少6次大战，但统治者比较控制节奏，不胡来，不乱花钱，西汉的人口噌噌上涨，50年时间就人口翻倍，达到6000万的历史高峰。
小炒在《官不聊生，在古代早就实现了，却是无敌寂寞的皇权惹的祸》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在古代中国，皇权独享政权，不承担责任；官僚是皇权代理人，承担行政责任，但不能分享政权。这也是费孝通、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表达的观点。
皇权与官僚都是权责严重失衡的，一个有权无责，一个有责无权。皇权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社会从而永享政权，官僚必须讨好皇权才能分得利益降低风险。这就导致，双方在控制和汲取百姓方面是一致的。
这与封建制就很不一样，各级领主自治，享有各自领地的政权，领主不仅会应付上级的税赋摊派，还会关注领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不会一味割韭菜，要对自己的臣民负责。
因此，在大一统专制制度，没有统治阶级为百姓说话，为百姓谋利益意味着损害皇家利益。一旦皇权开始折腾，官僚必然卖力表演，层层加码，负担全由百姓承担；一旦皇权有所收敛，官僚也会跟着收敛，宁愿懒政不作为，也不会施惠于民。
所以，百姓承受的税赋、徭役等社会负担，只增不减，区别仅仅在于增加的快或慢。
前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到农民负担总是越来越重、没有低保，也能从中找到原因。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统治阶级宁愿看着国家盛极而衰、农民不断起义，也不愿意减轻农民负担。
1、皇权的统治基础是官僚而不是百姓，民生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改善民生只是为了稳固统治，因此改善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继续改善就会威胁到用永世一系的皇权统治；
2、农民爆发起义，皇权首先想到的是镇压，而不是安抚。因为天下都是皇帝老儿的，皇权对调用全国资源镇压起义十分有信心，崇祯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这点，只是认为“诸臣误我”，衰败的西汉也没有阻止汉武帝残酷镇压流民起义；而且安抚就会开一个坏头，引起其他地方效仿，对皇权统治不利，所以必须以儆效尤。
大一统专制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bug，由于皇权独享政权，利出一孔，所有利益都出自于权力，因此官僚系统必然不断膨胀。而且，经济下行时，会有更多的人想当官，因为经济不景气，赚钱的风险增加，还不如躲进官僚系统拿铁饭碗靠谱。官僚越多，意味着百姓负担越重，经济就会越加不景气，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官僚，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爆发起义，皇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资源镇压，维护自身“私天下”统治，社会就会走向崩溃。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农民起义决定王朝崩溃，而是政府镇压决定了王朝崩溃。
也就是说，只要皇权体制不改，皇权与官僚的权责失衡不纠正，这个崩溃的局面就不可能避免。
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成蛋糕，社会生活是做蛋糕与分蛋糕，那么，一般发生战争，就是把蛋糕直接切走一部分，切走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大于蛋糕做大的部分，但由于做蛋糕的过程还在继续或者蛋糕没有剧烈缩小，人们分得的蛋糕没有明显减少，一般不会导致人口剧烈下滑。
比如二战期间，日本举国之力参战，但1945年人口只比1940年减少100万，而且比1939年增加150万。
但如果是社会崩溃，就是蛋糕不断自动缩小，做蛋糕的过程也被中断，大家一哄而上抢蛋糕，分不到蛋糕的饿死、抢蛋糕时自相残杀致死，人口由此剧烈下滑。
比如欧洲黑死病，8年就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1/3。
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浩劫，真正死于战争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是饿死、自相残杀，还有人吃人。就如同《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那种惨烈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秦晖说，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史观是有问题的，那就是皇权史观。明明是一介草民，非要站在皇帝视角看待历史。人口增长是皇恩浩荡，人口浩劫是皇权受阻，从而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双标法。在评论西方体制时，总喜欢拿“制度不是万能的”来说事，但对于本国历史，却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动辄就送一顶“别有用心”的帽子。
我常说，要想看到更真实的历史，不仅需要头脑，更需要勇气。因为，那些真相，对于“我祖上阔过”这种心理脆弱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无论怎样，中国要在现代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贡献自己的一些文明资源，就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