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听说过王稼祥因所谓“三和一少”路线而遭迫害。读文方了解到,是因为他有良知和勇气,上书建议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搞战狼外交,而为耄皇为耄红极左所不容。 ZT 绝猛视点 2021-12-10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去世 图为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旧照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48期 作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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