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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道夫.約瑟夫.拉梅爾（Rudolph Joseph Rummel，1932年10月21日－2014年3月2日）是夏威夷大學榮譽退休的政治學教授。他將自己的大半生用於收集並研究人類近代的集體暴力歷史。拉梅爾也是發展民主和平論的重要學者之一，他主張民主政府是最不會隨意殘殺其人民的政府形式，同時民主國家之間也從來不會（或幾乎不會）互相爭戰。

拉梅爾著作豐富，寫下了24本學術書籍，並且在1975-1981年間出版的《認識衝突與戰爭》（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d War）中記載了他研究的主要成果。他在接下來15年裡埋頭於建構民主和平的理論，不斷加入各種新的資料和數據測試，對比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並對許多單獨的戰爭案例進行研究。1997年出版的《權力屠殺》（Power Kills）一書總結了拉梅爾的研究，其他重要的作品還包括了《致命政治：蘇聯的種族滅絕和大屠殺—1917-1987》（1990）、《中國的血腥世紀：從1900年來的民族掙扎和大滅絕》（1991）、《大滅絕：納粹的種族滅絕和大屠殺》（1992）、《政府謀殺》（1994）、以及《大滅絕的人口統計》（1997）。

拉梅爾自己發明了Democide（大滅絕）一詞：“由政府謀殺的任何個人或群體，包括了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和大屠殺”，他並且指出：“我是以民法來定義謀殺，亦即某人有意或蓄意的致他人於死地，就好像將一群人關在集中營里，造成他們不久後便因營養不良或缺乏醫療照顧而死去，或是逼迫他們從事勞動、或流放他們至荒蕪的地區，使他們很快便因為睏乏和疾病而死去。”

拉梅爾的研究指出由於政府大滅絕而死的人口數量，要遠高於因為戰爭而死的總人數。在研究超過8,000件政府造成的滅絕案後，他統計出至少有2億6200多萬的人在二十世紀因為大滅絕而罹難，比同時期因為戰爭而死去的人口數量高出了六倍。

他主張在政治權力和大滅絕之間存在着連結關係，如果政治權力沒有受到限制，政治的大屠殺便會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權力被分散、制衡、和監督的地方，政治暴力則相當少見。拉梅爾總結道：“一個政權擁有越多的權力，其人民就越可能被屠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提倡自由。”“讓政治權力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險的事。”

逸草：下文基本上只是大宣論調，只提表皮，不及內里。繼續吹捧馬列，看不到以馬列為基礎建立的權力不受制衡的紅極權專制體制，是官僚特權階層形成的根源。

群友評論：列寧式團伙一貫以其“先進性”作為凌駕於人民群眾之上的依據。但事實是: 在極權社會中，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嚴密、意識形態統一的團體，往往不是由社會中素質較高的人構成。原因在於，人們的教育水準越高，理智越強，其觀點和趣味就越獨立，也就越多樣化，因而就越不易認同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因此，高度劃一的看法和意志，勢必降低團體的道德標準。同時，也只有這樣的群體，才便於獨裁者掌握控制，以達到其政治目標。所以，官僚集團才是素質最低的群體。

從“僕人”到“主人”：蘇聯幹部制度的畸變與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

ZT 薛小榮 社科同文館ATS 2021-12-09 

作者：薛小榮，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戈爾巴喬夫改革。

來源：愛思想網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沉重挫折。如何認識和理解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短短七年時間裡，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就在廣大民眾冷漠目光的注視下轟然坍塌，一直是政界學界共同關注的“歷史之謎”。蘇聯的幹部制度及其畸變而成的官僚特權階層的產生形成，無疑可以成為我們深度解釋蘇聯亡黨亡國歷史悲劇的一把鑰匙。只有深刻剖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才能準確把握蘇聯幹部制度畸形發展的內在因素。本文擬從俄國的治國傳統、蘇共的組織倫理、幹部的身份設定和監督的空泛虛化等4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闡釋。

一、從俄國的治國傳統來看，以集權為特徵的專制主義和以特權為內核的精英主義統治是俄國的治國理政傳統，是產生形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深厚歷史根源。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蘇聯作為無產階級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共在取得政權以後，其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固然有着無產階級的獨創性發展，但是，在一個具有長久專制統治傳統的落後國家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蘇共的執政必然會受到俄國治國傳統在制度、文化、心理、實踐等各方面的深刻影響。而最為深刻的就是沙皇專制統治的影響。

作為一種國家統治的基本制度，沙皇專制制度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沙皇具有至高無上的專制統治權力。但是，這並不是說在具體的國家統治實踐中，沙皇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受限制。事實上，沙皇專制制度作為建基於俄國農奴制基礎之上的封建主義統治，實質上既包含沙皇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又包含了統治階級中貴族階層的統治權力。可以說，沙皇專制制度是由作為國家首腦的沙皇和作為權力支柱的貴族共同構建起來的統治制度。由此就逐漸形成了以集權為特徵的專制主義和以特權為內核的精英主義統治的治國理政傳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沙皇專制制度就是沙皇擁有無限的權力。人民根本參加不了國家的機構和國家的管理。沙皇擁有獨攬的、無限的、專制的權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個人頒布，一切官吏都由他一個人委派。可是，對於俄國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連了解都做不到。對於國內所發生的事情，沙皇連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過是批准幾十個最大最顯貴的官吏的意旨罷了。一個人，不管他多麼願意，象俄國這樣一個大國，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國的不是沙皇，——所謂一人專制，只不過是一種說法罷了！——管理俄國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顯貴的官吏。沙皇能夠知道的，只是這一小撮人願意告訴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違背這一小撮名門貴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貴族；他從小就完全生活在這些顯貴中間；他就是受這些人培養和教育的；沙皇對全體俄國人民的了解，僅僅限於這些顯赫貴族、富裕地主和少數可以出入沙皇宮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況。”

十月革命以後，取得國家統治權力的布爾什維克黨，在打碎舊的國家統治機器的同時，在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文盲、缺乏管理經驗的現實面前，不得不放下人民直接實現對國家事務進行管理的理想，實行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布爾什維克政黨對國家事務的委託統治。這就在事實上初步形成了對國家事務管理在兩個層面上的權力落差：

第一個權力落差是在無產階級政黨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產生形成。由於廣大人民群眾直接管理國家事務在實踐中的不可行性，那麼，由誰來代表人民群眾行使國家管理的權力呢？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來講，無產階級政黨都是唯一的選擇。從理論上講，無產階級政黨是由廣大勞動群眾中一部分具有先進思想、高度覺悟的人組成的先鋒隊組織，它們沒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為全體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奮鬥而犧牲的革命先行者，肩負對廣大人民群眾實施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的階級使命。從這一意義上講，無產階級政黨作為廣大勞動群眾的政治代表來行使國家統治權力就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如果不能通過有效的制度保障，那麼，由無產階級政黨來代表勞動群眾的整體利益往往就會成為空泛的政治宣言。列寧逝世以後，隨着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蘇聯共產黨在事實上實現了對國家權力的全面壟斷。但是，由於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的落後，蘇聯共產黨開始成為超越人民群眾的特殊存在，具有了自己的利益！“從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出現了一種黨崇拜。在每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全會上，以及每一個盛大場合，一定都要千方百計地強調‘列寧主義的黨’——蘇聯共產黨——的作用。國家是在它的‘英明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黨是‘智慧、榮譽和良好’的化身。”

第二個權力落差是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產生形成。布爾什維克黨在奪取政權以後，作為人民的政治代表開始對國家實施全面統治。黨成為國家權力分配的最終決定者。通過以任命制為特徵的自上而下的權力授予制度，產生形成了政黨內部領袖、幹部（高中級黨員）和群眾（普通黨員）之間的巨大權力落差。在這一權力授予機制中，下級組織的權力來源於上級組織，個人的權力必須服從於組織的要求。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組織局和部委實現了對權力的各自分割。“列寧的政黨旨在成為一個嚴密的中央集權組織，它不承認任何形式的邦聯制或地方自治或其他組成單位的自治。它必須是一個準軍事的組織，普通成員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和各種規則，各級領導人也必須受制於自上而下形成的等級權力鏈。政策在政黨未決定之前可以由黨員自由討論，但是一旦做出決定，這個決定就必須得到無條件的接受和執行。”當權力成為組織的壟斷性資源以後，在蘇聯開始形成並確立起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而各級黨組織的總書記則在其中占據着關鍵位置”，“各級權力機關的組織就猶如一座金字塔，層層對上負責。下級機關同上級機關的關係只是一種服從關係；人民群眾的監督職能，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只不過是一種口號、標籤，實際上從來沒有有效地實行過。在這座權力金字塔上，處於最上層的部分自然地擁有了無限的權力。人們已經習慣於這種結構、這種政治生活氣氛，儘管不是出於自願的。這種政治體制已經形成一種慣性，依賴於這種慣性向前發展。”

上述兩個權力落差，實質上反映了蘇聯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所秉承的精英政治邏輯，即蘇聯共產黨高於勞動群眾、幹部高於普通黨員、領袖成為權力的最高象徵。在這一統治邏輯之下，官僚特權階層的出現不僅是俄國歷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而且成為蘇聯共產黨鞏固執政權力的必然要求。

二、從蘇共的組織結構來看，強調集中、服從、統一、秘密的組織要求，使黨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服從，這是產生形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深層政黨文化因素。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在近現代政黨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類型的政黨組織。其中，以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和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資產階級政黨最具代表性，成為兩大主要政黨類型的集中代表。除了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別外，布爾什維克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主要表現在組織結構上的不同。資產階級政黨標榜“民主”、“自由”，因此其政黨結構一般具有組織結構的開放性、組織成員的弱約束性等特徵。而布爾什維克黨則在組織結構上表現出極為強烈的紀律性、嚴密性、集中性與職業化。列寧指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整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擁護，就是說，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考、正直、有自我犧牲精神、有威信並且能帶領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擁護，那麼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應該說，列寧所主張建設的布爾什維克式政黨，既是當時俄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又更為深刻地反映了機械工業時代對政治組織的內在要求。如果暫時不考慮革命鬥爭需要集中統一的革命政黨這一點，那麼，列寧之所以創立組織嚴密、號令一致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有一個重要的技術因素就在於：政黨的組織結構適應了當時社會環境所能提供的技術水平的需要。即，以報紙等印刷媒體為代表的通訊技術可以滿足列寧創建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要求。列寧指出：“工人階級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聽眾，因為他們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動的政治知識，因為他們最能把這種知識變成積極的鬥爭，哪怕這種鬥爭不能產生任何‘顯著結果’。而能夠成為全民的揭露的講壇的，只有全俄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而俄國在這一點上無疑也是應當歸入現代歐洲的。報刊在我國早已成了一種力量，否則政府就不會拿成千上萬的盧布來收買它，來津貼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爾斯基之流了。”早在1899年時，列寧就注意到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由於地域的阻隔而導致的組織渙散，在政治鬥爭中無法快速動員和凝聚黨內外力量的致命問題。為此，列寧主張通過創辦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來克服這一組織弱點，並以機關報為中心，改造黨的組織。“必須把創辦一個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組有密切聯繫的黨的機關報作為我們的當前目標。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把這個工作作為最近期間的全部活動內容。”

可以說，列寧關於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建設構想和實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漸形成，並最終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根本原則。不過，報紙以及隨後出現的電台等通訊技術在傳播信息、組織動員方面確實具有極其強大的政治能量。但是，由於報紙、電台等通訊技術固有的一對多、自上而下的信息傳播特點，反映在政黨的組織建設結構之上就是十分強調黨的中央機關（特別是黨的領導集團）的領導作用，而對基層組織和普通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則被牢牢地約束在黨的組織紀律之中，從而使政黨的組織結構明顯地表現為一種金字塔型的等級體系。而隨後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一躍而為俄國唯一執政黨的政治發展實踐也進一步擴散了這種組織結構特徵。這種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的上層的結構性問題，列寧早在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前就已經意識到。他指出，黨的上層領導“要受黨的‘下層’，受全體加入黨的有組織的工人的監督和領導”。為此，列寧提出了以民主集中製作為黨的組織原則。但是，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之間的關係，列寧有過原則性的意見，但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卻沒有提出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作為同時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羅莎•盧森堡對列寧的這一組織構想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她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中將列寧的政黨建設原則稱為“無情的集中主義”。在她看來，“列寧所主張的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是根據以下兩個基本原則建立的：第一、使黨的一切組織及其活動，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都盲目服從中央機關，這個中央機關單獨地為大家思考問題，制定計劃和決定事情；第二、把黨的有組織的核心同它周圍的革命環境嚴格地隔離開來。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由此導致工人階級成為被監管的、完全被動的、缺少獨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員會的工具”。“在最高領導層小圈子裡做出的每一項決定，都被以1500萬黨員的名義神聖化了，而實際上做決定與普通黨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沒有以應有的方式通知他們。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宣傳工作中就出現了一些典型的套話：‘黨揭露了斯大林’、‘黨開始了改革’。‘黨’這個詞成了意識形態專家們從事各種活動的掩蔽手段。而在現實中，普通黨員在做決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級黨組織中也在逐漸下降。各級領導者之間存在着錯綜複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關係。他們具有一種‘不倒翁’的特點。一旦由於工作不力而從一個領導職位上撤下來，就轉移到另一個職位上去。黨的機關幹部階層就這樣形成了。”應該承認，盧森堡的批評雖然是從西歐政治環境來思考俄國特殊的革命鬥爭問題，難免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她所預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集中化趨向卻被後來的歷史所證明。

隨着列寧的逝世和斯大林的強硬統治，蘇聯的政治實踐加劇了政黨組織體系中的這一結構性矛盾，最終導致全體黨員對黨的上層缺乏強有力的監督，黨的命運繫於黨的領導集團的一念之間。蘇聯亡黨亡國的劇痛教訓暴露了這種政黨體制的最大弱點，即“我們的社會體制，就像事實所表明的那樣，有其最致命的弱點：對政權高層人物的背叛絕對無能為力”。

三、從幹部的身份設定來看，無產階級政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內在的規定了幹部必須具有優於勞動群眾的政治覺悟、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這是產生形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社會心理原因。

幹部作為蘇聯社會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不僅是對蘇聯公民（主要是指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一種政治認定，具有突出的象徵意義。而且具有極其顯著的權力導向功能，即只有幹部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國家統治權力。斯大林指出：“黨的幹部是黨的指揮人員，而由於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所以他們也就是國家領導機關的指揮人員。在制定了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後，黨的幹部就成為黨的領導和國家領導的決定力量。”可以說，無論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時期還是其後的蘇聯共產黨的執政時期，黨的幹部都具有極其深刻的政治意義和符號象徵。

對蘇聯共產黨來說，黨的幹部具有崇高神聖的政治道德色彩。政黨作為現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僅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政治話語的符號表達不斷地被人格化，由此導致政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均被賦予極其深刻的道德內涵。特別是無產階級政黨，由於其所肩負的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為突出。幹部作為蘇聯共產黨的中間骨幹力量，是連接黨的領袖與黨員群眾的橋梁，是政黨組織宣傳動員群眾的骨幹力量，是政黨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的具體載體。“列寧的政黨在原則上是一支經過仔細挑選並具有嚴格紀律的精英隊伍，所以它絕不旨在成為一個靠說服和爭取選票來擴大自身影響的群眾組織。它自稱在道德兩個方面都具有優越性：它之所以在知識上具有優越性，乃是因為它擁有精通政黨這門獨特科學之各種理論的專家；而它之所以在道德上具有優越性，則是因為它的成員無私地獻身於實現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命運，而這種命運也是社會和民族的命運。它的理想是一種徹底奉獻的理想，首先是徹底奉獻給革命，然後是徹底奉獻給革命所通向的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這種強烈的道德使命特徵，要求幹部必須成為群眾的教育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但是，隨着蘇共的長期執政和黨的幹部制度的僵化，黨和國家的幹部逐漸形成了特殊利益群體，幹部也成為蘇聯社會特權享受的代名詞。正如李普曼所言：“象徵常常具有很大的用處和神奇的力量，詞語本身就能釋放出不可思議的魔力。一想到象徵，人們總會興致勃勃地談論它們，宛如它們有着獨立的力量。而且，那些曾經令人神魂顛倒的象徵，從沒有完全失去對人們的影響。”人們一想到幹部、一看到幹部，就把幹部等同於配車、別墅和豐富的物質供給。蘇聯社會普遍的崇官尚權心理由此形成，這就為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產生形成奠定了深刻的社會心理原因。具體來說，幹部在蘇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身份象徵主要是由以下兩個方面規定的。

一是組織體系的制度要求。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該首先是一個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的革命家組織。其“唯一嚴肅的組織原則是：嚴守秘密，極嚴格地選擇成員，培養職業革命家。只要具備這些品質，就能保證有一種比‘民主制’更重要的東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這種更重要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在我們俄國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監督來代替它的”。因此，作為掌握了社會發展前進真理的革命家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既以鼓動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另一方面，經常性的教育活動，可以起到組織團結的目的。“我們對開展宣傳、鼓動和組織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義愈是重視，我們同宗派主義、小組習氣和計較地位離得愈遠，我們就愈是應當努力使黨員之間的意見分歧能夠心平氣和地進行實質性的討論，使這些意見分歧不至於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至於打亂我們的活動，不至於阻礙我們的中央機關正常地履行職責。”當無產階級政黨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後，政黨組織的成功革命經驗就成為重要的路徑依賴。在蘇聯共產黨執政的過程中，黨的幹部就成為鞏固政權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斯大林所說：“有正確的政治路線，這當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這畢竟還不夠。我們所以需要 政治路線並不是為了裝飾門面，而是為了貫徹實行。但是要貫徹正確的政治路線，就要有幹部，就要有懂得黨的政治路線、把黨的政治路線當作自己的路線來接受、決心實現它、善於在實踐中實現它、能夠對它負責、能夠捍衛它、能夠為它而奮鬥的人。否則，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有成為一紙空文的危險。”

二是組織體系的價值要求。無論是無產階級政黨作為勞動群眾的先進組織所擔負的建立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還是蘇聯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所形成的黨領導群眾的成功經驗，都在相當意義上內在地規定了黨與群眾這一主客體的依附關係，在更深層面反映了蘇聯共產黨組織體系的價值要求。即，作為蘇共政治象徵的幹部這一主體是以相對於勞動群眾這一客體的真理掌握者而存在的。在上下等級關係中，幹部作為黨領導群眾的主體肩負着教育、引導群眾客體的命定使命，群眾作為黨的領導的客體被賦予了接受教育改造的身份標定。這一組織要求在列寧所創建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以來就一直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生存發展的核心價值。列寧認為，工人並不能自發地變成社會主義者，而只能自發地成為工聯主義者；社會主義只有依靠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給他們。“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因此，“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從一切階級和階層同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從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方面，才能汲取到這種知識。”對此，喬治·薩拜因這樣評價，列寧“習慣於認為革命乃是必須‘從外部’向群眾灌輸的某種東西，而且也樂於相信除非在知識分子的領導下，否則人民大眾就是渾渾噩噩、麻木不仁、毫無頭腦的群氓。”

可以說，正是蘇聯共產黨在政黨建設上所秉承的價值取向與使命承擔，賦予了黨的主要力量——幹部——領導群眾的特殊意義。應該說，這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執政時期都是必要的。沒有黨的幹部的自我犧牲和身體力行，是無法喚起勞動群眾對革命的嚮往和支持。但是，在蘇共執政以後，畸形發展的幹部任用制度使得蘇聯共產黨開始脫離勞動群眾，幹部也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利益“小圈子”。罔顧民意，甘居高位而視人民如牛馬，最終為人民所拋棄。正如列寧所言：“在人民群眾中，我們畢竟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想法，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率領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率領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散架。”

四、從監督的空泛虛化來看，蘇聯共產黨在幹部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使得在沒有有效監督的自我封閉狀態環境中，幹部的升遷走留完全取決於上級的認可，這是產生形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制度設計原因。

以任命制為核心的蘇聯幹部制度是產生形成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制度原因。應該說，列寧對官僚主義對黨的事業的危害是早有認識的。早在1904年時，列寧就對官僚主義作出了強烈批判，並表示官僚主義對布爾什維克黨是有害的。他說：“官僚主義就是使事業的利益服從於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視工作，為增補進行爭吵而不進行思想鬥爭。這種官僚主義確實根本不是黨所希望的，並且是對黨有害的。”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後，列寧已經意識到，由於廣大勞動群眾知識文化水平的落後以及黨的幹部管理國家能力的不足，都使官僚主義的產生具備了現實條件。他指出：“由於農民和工人群眾的文化水平不能適應這一任務，同時我們幾乎99％的人都已習慣於軍事政治任務，我們這裡官僚主義又復活了。這是大家公認的。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就是要徹底消滅舊的機構（就象十月革命時那樣），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但是，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又承認，在我們這裡官僚主義已經復活，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在蘇維埃機關復活的官僚主義對布爾什維克黨產生了有害影響，“因為黨的上層領導就是蘇維埃機構的上層領導”。

應該說，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以後，也曾經試圖通過人民選舉、設立工農檢察院等方式來克服已經產生的官僚主義和官僚特權。但是，俄國社會的現實表明，在封建落後的俄國實行人民直接選舉只能是一種政治理想。為此，列寧不得不進行政治的妥協，採取幹部委任制的方式以應對國內國外的嚴峻形勢。其後，經過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為核心的蘇聯幹部制度正式確立並逐漸鞏固起來。中間雖然經歷了赫魯曉夫幹部輪換制的改革，但是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所否定。蘇聯幹部制度開始表現出領導幹部老齡化和職務終身制的兩大弊端。而這兩大弊端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官僚特權的制度化，嚴重阻礙了蘇聯社會的發展。以至於到了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時候，當經濟改革陷入停頓的時候，戈爾巴喬夫以打破蘇共特權為名義，直接把蘇聯共產黨和黨的幹部制度作為改革對象。據當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小傑克•F•馬特洛克回憶，當他看到這次會議的文件時興奮不已，“新內容比比皆是”，“我從未在一份共產黨官方文件中看到對諸如保護公民權利、權力分散、司法獨立、在證明無罪之前先作無罪假設等原則給予如此廣泛的重視”。“有些‘議題’似乎是從美國憲法中翻譯過來的。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外，文件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繫。有關‘社會主義’的那些蘇聯慣用提法也不見了。從某種程度而言，議題所談論的更接近於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

蘇聯幹部制度雖然幾經反覆但卻始終無法改變蘇共壟斷權力的固有弊端，這已經不能簡單地說明是一種制度建設上的缺陷，從更為深刻的意義上來講，這其實是一個政黨的根本立場問題。正如羅伯特•米歇爾斯在《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中針對社會主義運動所發出的警告那樣：社會主義所面臨的不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還面臨管理問題、民主問題，如果社會主義者仍將革命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簡單化，那麼，社會主義革命將最終導致一種打着社會主義旗號，並由那些狡詐的善弄權術的領袖們主導下的專政……因此，社會革命將無法帶來社會結構的真正改變。它是社會主義者的勝利，而非社會主義的勝利，這種勝利的果實從社會主義者取得勝利的那一刻起便開始凋零。

也就是說，蘇聯幹部制度的畸形發展以及由此產生蘇聯官僚特權階層並最終導致人民拋棄蘇共統治的事實表明：一個以特權為享受的政黨是不可能永遠站在歷史舞台之上、一個封閉隔絕的社會是不可能維持長久存在的。當戈爾巴喬夫打開了蘇聯人民與外部世界的大門之後，蘇聯人民有了獲取更多地非官方提供的信息渠道時，用意識形態偽裝起來的蘇共幹部“大公無私”、“犧牲奉獻”的身份神話將不可避免地遭到民眾的嘲諷和鄙棄。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言：“蘇聯一直追隨着列寧以控製紙張供應作為革命後的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複印、信息加工及通訊傳播機器一直是受到嚴格監管的東西，要使用影印機就要得到安全許可：俄羅斯文的文件要兩個政府部門簽名，非俄羅斯文的文件則要三個部門簽名。長途電話線及電傳打字機在每個單位內部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個人電腦’這個想法本身在客觀上就會對蘇維埃官僚體系，包括科學官僚體系在內，造成顛覆。信息技術的流通，包括機器和技術在內，很難在一個信息控制對國家的合法性、人民的控制極為關鍵的社會中發生。傳播信息技術愈是讓外在世界能進入蘇聯公民的想像表達（再現）的世界中，在客觀上這類技術讓公民能接觸到，就愈會有破壞性。因為大體上，由於缺乏信息以及替代的世界觀，蘇聯人民已經由臣服的恐怖態度轉為被動的千篇一律，因此蘇聯國家體制本身就不定信息技術在社會系統中的擴散；而缺乏擴散，信息技術就無法發展出超越國家所訂定的特定功能性任務。因此使得因使用而帶來的創新以及網絡化互動的過程無法展開，而這點正是信息技術範式的特色。”蘇聯的慘痛教訓表明了高度僵化集權的國家在信息主義面前的失敗。“1917年俄國革命及其點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乃是20世紀重要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現象。共產主義與蘇聯，曾觸動整個世界，並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世紀的社會與人民。然而，此巨大的帝國與其強大的神話，卻在短短幾年中崩潰了，成為全無預料的歷史變動中的最離奇例子。我認為此過程的根源，顯示了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表現出國家主義無能力處理向信息時代的過渡。” 

也許，蘇聯官僚特權階層形成的根源正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執政黨竟庇護‘自己的’壞蛋！！真是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