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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1932年10月21日－2014年3月2日）是夏威夷大学荣誉退休的政治学教授。他将自己的大半生用于收集并研究人类近代的集体暴力历史。拉梅尔也是发展民主和平论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主张民主政府是最不会随意残杀其人民的政府形式，同时民主国家之间也从来不会（或几乎不会）互相争战。

拉梅尔著作丰富，写下了24本学术书籍，并且在1975-1981年间出版的《认识冲突与战争》（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d War）中记载了他研究的主要成果。他在接下来15年里埋头于建构民主和平的理论，不断加入各种新的资料和数据测试，对比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对许多单独的战争案例进行研究。1997年出版的《权力屠杀》（Power Kills）一书总结了拉梅尔的研究，其他重要的作品还包括了《致命政治：苏联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1917-1987》（1990）、《中国的血腥世纪：从1900年来的民族挣扎和大灭绝》（1991）、《大灭绝：纳粹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1992）、《政府谋杀》（1994）、以及《大灭绝的人口统计》（1997）。

拉梅尔自己发明了Democide（大灭绝）一词：“由政府谋杀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包括了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大屠杀”，他并且指出：“我是以民法来定义谋杀，亦即某人有意或蓄意的致他人于死地，就好像将一群人关在集中营里，造成他们不久后便因营养不良或缺乏医疗照顾而死去，或是逼迫他们从事劳动、或流放他们至荒芜的地区，使他们很快便因为困乏和疾病而死去。”

拉梅尔的研究指出由于政府大灭绝而死的人口数量，要远高于因为战争而死的总人数。在研究超过8,000件政府造成的灭绝案后，他统计出至少有2亿6200多万的人在二十世纪因为大灭绝而罹难，比同时期因为战争而死去的人口数量高出了六倍。

他主张在政治权力和大灭绝之间存在着连结关系，如果政治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政治的大屠杀便会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被分散、制衡、和监督的地方，政治暴力则相当少见。拉梅尔总结道：“一个政权拥有越多的权力，其人民就越可能被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提倡自由。”“让政治权力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事。”

逸草：下文基本上只是大宣论调，只提表皮，不及内里。继续吹捧马列，看不到以马列为基础建立的权力不受制衡的红极权专制体制，是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

群友评论：列宁式团伙一贯以其“先进性”作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依据。但事实是: 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所以，官僚集团才是素质最低的群体。

从“仆人”到“主人”：苏联干部制度的畸变与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ZT 薛小荣 社科同文馆ATS 2021-12-09 

作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来源：爱思想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挫折。如何认识和理解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短短七年时间里，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就在广大民众冷漠目光的注视下轰然坍塌，一直是政界学界共同关注的“历史之谜”。苏联的干部制度及其畸变而成的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形成，无疑可以成为我们深度解释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悲剧的一把钥匙。只有深刻剖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准确把握苏联干部制度畸形发展的内在因素。本文拟从俄国的治国传统、苏共的组织伦理、干部的身份设定和监督的空泛虚化等4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一、从俄国的治国传统来看，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精英主义统治是俄国的治国理政传统，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厚历史根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取得政权以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固然有着无产阶级的独创性发展，但是，在一个具有长久专制统治传统的落后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共的执政必然会受到俄国治国传统在制度、文化、心理、实践等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而最为深刻的就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基本制度，沙皇专制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权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的国家统治实践中，沙皇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限制。事实上，沙皇专制制度作为建基于俄国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义统治，实质上既包含沙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又包含了统治阶级中贵族阶层的统治权力。可以说，沙皇专制制度是由作为国家首脑的沙皇和作为权力支柱的贵族共同构建起来的统治制度。由此就逐渐形成了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精英主义统治的治国理政传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根本参加不了国家的机构和国家的管理。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个人颁布，一切官吏都由他一个人委派。可是，对于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连了解都做不到。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

十月革命以后，取得国家统治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打碎旧的国家统治机器的同时，在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缺乏管理经验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放下人民直接实现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理想，实行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布尔什维克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委托统治。这就在事实上初步形成了对国家事务管理在两个层面上的权力落差：

第一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产生形成。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性，那么，由谁来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呢？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讲，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唯一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广大劳动群众中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高度觉悟的人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它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全体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而牺牲的革命先行者，肩负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阶级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代表来行使国家统治权力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劳动群众的整体利益往往就会成为空泛的政治宣言。列宁逝世以后，随着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共产党在事实上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全面垄断。但是，由于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落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成为超越人民群众的特殊存在，具有了自己的利益！“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出现了一种党崇拜。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全会上，以及每一个盛大场合，一定都要千方百计地强调‘列宁主义的党’——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国家是在它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是‘智慧、荣誉和良好’的化身。”

第二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形成。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作为人民的政治代表开始对国家实施全面统治。党成为国家权力分配的最终决定者。通过以任命制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制度，产生形成了政党内部领袖、干部（高中级党员）和群众（普通党员）之间的巨大权力落差。在这一权力授予机制中，下级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个人的权力必须服从于组织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部委实现了对权力的各自分割。“列宁的政党旨在成为一个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它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邦联制或地方自治或其他组成单位的自治。它必须是一个准军事的组织，普通成员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各种规则，各级领导人也必须受制于自上而下形成的等级权力链。政策在政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当权力成为组织的垄断性资源以后，在苏联开始形成并确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各级党组织的总书记则在其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各级权力机关的组织就犹如一座金字塔，层层对上负责。下级机关同上级机关的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关系；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标签，实际上从来没有有效地实行过。在这座权力金字塔上，处于最上层的部分自然地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结构、这种政治生活气氛，尽管不是出于自愿的。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依赖于这种惯性向前发展。”

上述两个权力落差，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秉承的精英政治逻辑，即苏联共产党高于劳动群众、干部高于普通党员、领袖成为权力的最高象征。在这一统治逻辑之下，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不仅是俄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成为苏联共产党巩固执政权力的必然要求。

二、从苏共的组织结构来看，强调集中、服从、统一、秘密的组织要求，使党内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服从，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层政党文化因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近现代政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类型的政党组织。其中，以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最具代表性，成为两大主要政党类型的集中代表。除了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别外，布尔什维克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上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标榜“民主”、“自由”，因此其政党结构一般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组织成员的弱约束性等特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在组织结构上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纪律性、严密性、集中性与职业化。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应该说，列宁所主张建设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既是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更为深刻地反映了机械工业时代对政治组织的内在要求。如果暂时不考虑革命斗争需要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这一点，那么，列宁之所以创立组织严密、号令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就在于：政党的组织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技术水平的需要。即，以报纸等印刷媒体为代表的通讯技术可以满足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要求。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早在1899年时，列宁就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由于地域的阻隔而导致的组织涣散，在政治斗争中无法快速动员和凝聚党内外力量的致命问题。为此，列宁主张通过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来克服这一组织弱点，并以机关报为中心，改造党的组织。“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

可以说，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建设构想和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本原则。不过，报纸以及随后出现的电台等通讯技术在传播信息、组织动员方面确实具有极其强大的政治能量。但是，由于报纸、电台等通讯技术固有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特点，反映在政党的组织建设结构之上就是十分强调党的中央机关（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领导作用，而对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则被牢牢地约束在党的组织纪律之中，从而使政党的组织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一种金字塔型的等级体系。而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跃而为俄国唯一执政党的政治发展实践也进一步扩散了这种组织结构特征。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上层的结构性问题，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指出，党的上层领导“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为此，列宁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列宁有过原则性的意见，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组织构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将列宁的政党建设原则称为“无情的集中主义”。在她看来，“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由此导致工人阶级成为被监管的、完全被动的、缺少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在最高领导层小圈子里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被以1500万党员的名义神圣化了，而实际上做决定与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没有以应有的方式通知他们。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宣传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套话：‘党揭露了斯大林’、‘党开始了改革’。‘党’这个词成了意识形态专家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掩蔽手段。而在现实中，普通党员在做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级党组织中也在逐渐下降。各级领导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具有一种‘不倒翁’的特点。一旦由于工作不力而从一个领导职位上撤下来，就转移到另一个职位上去。党的机关干部阶层就这样形成了。”应该承认，卢森堡的批评虽然是从西欧政治环境来思考俄国特殊的革命斗争问题，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她所预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化趋向却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随着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的强硬统治，苏联的政治实践加剧了政党组织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全体党员对党的上层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党的命运系于党的领导集团的一念之间。苏联亡党亡国的剧痛教训暴露了这种政党体制的最大弱点，即“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

三、从干部的身份设定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内在的规定了干部必须具有优于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心理原因。

干部作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对苏联公民（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种政治认定，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显著的权力导向功能，即只有干部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国家统治权力。斯大林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可以说，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时期还是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时期，党的干部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符号象征。

对苏联共产党来说，党的干部具有崇高神圣的政治道德色彩。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干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间骨干力量，是连接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的桥梁，是政党组织宣传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是政党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的具体载体。“列宁的政党在原则上是一支经过仔细挑选并具有严格纪律的精英队伍，所以它绝不旨在成为一个靠说服和争取选票来扩大自身影响的群众组织。它自称在道德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它之所以在知识上具有优越性，乃是因为它拥有精通政党这门独特科学之各种理论的专家；而它之所以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则是因为它的成员无私地献身于实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命运，而这种命运也是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它的理想是一种彻底奉献的理想，首先是彻底奉献给革命，然后是彻底奉献给革命所通向的新社会的建设工作。”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特征，要求干部必须成为群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但是，随着苏共的长期执政和党的干部制度的僵化，党和国家的干部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群体，干部也成为苏联社会特权享受的代名词。正如李普曼所言：“象征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和神奇的力量，词语本身就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想到象征，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它们，宛如它们有着独立的力量。而且，那些曾经令人神魂颠倒的象征，从没有完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人们一想到干部、一看到干部，就把干部等同于配车、别墅和丰富的物质供给。苏联社会普遍的崇官尚权心理由此形成，这就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产生形成奠定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具体来说，干部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身份象征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的。

一是组织体系的制度要求。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是一个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的革命家组织。其“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因此，作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前进真理的革命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另一方面，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可以起到组织团结的目的。“我们对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义愈是重视，我们同宗派主义、小组习气和计较地位离得愈远，我们就愈是应当努力使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打乱我们的活动，不至于阻碍我们的中央机关正常地履行职责。”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政党组织的成功革命经验就成为重要的路径依赖。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党的干部就成为巩固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斯大林所说：“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 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二是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先进组织所担负的建立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是苏联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党领导群众的成功经验，都在相当意义上内在地规定了党与群众这一主客体的依附关系，在更深层面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即，作为苏共政治象征的干部这一主体是以相对于劳动群众这一客体的真理掌握者而存在的。在上下等级关系中，干部作为党领导群众的主体肩负着教育、引导群众客体的命定使命，群众作为党的领导的客体被赋予了接受教育改造的身份标定。这一组织要求在列宁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以来就一直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列宁认为，工人并不能自发地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只能自发地成为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只有依靠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他们。“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对此，乔治·萨拜因这样评价，列宁“习惯于认为革命乃是必须‘从外部’向群众灌输的某种东西，而且也乐于相信除非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否则人民大众就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头脑的群氓。”

可以说，正是苏联共产党在政党建设上所秉承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承担，赋予了党的主要力量——干部——领导群众的特殊意义。应该说，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执政时期都是必要的。没有党的干部的自我牺牲和身体力行，是无法唤起劳动群众对革命的向往和支持。但是，在苏共执政以后，畸形发展的干部任用制度使得苏联共产党开始脱离劳动群众，干部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小圈子”。罔顾民意，甘居高位而视人民如牛马，最终为人民所抛弃。正如列宁所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四、从监督的空泛虚化来看，苏联共产党在干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在没有有效监督的自我封闭状态环境中，干部的升迁走留完全取决于上级的认可，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设计原因。

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原因。应该说，列宁对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是早有认识的。早在1904年时，列宁就对官僚主义作出了强烈批判，并表示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是有害的。他说：“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已经意识到，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落后以及党的干部管理国家能力的不足，都使官僚主义的产生具备了现实条件。他指出：“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在苏维埃机关复活的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有害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

应该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也曾经试图通过人民选举、设立工农检察院等方式来克服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但是，俄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在封建落后的俄国实行人民直接选举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政治的妥协，采取干部委任制的方式以应对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其后，经过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巩固起来。中间虽然经历了赫鲁晓夫干部轮换制的改革，但是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所否定。苏联干部制度开始表现出领导干部老龄化和职务终身制的两大弊端。而这两大弊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僚特权的制度化，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当经济改革陷入停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以打破苏共特权为名义，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制度作为改革对象。据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回忆，当他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无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苏联干部制度虽然几经反复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苏共垄断权力的固有弊端，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明是一种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立场问题。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针对社会主义运动所发出的警告那样：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问题、民主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者仍将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最终导致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由那些狡诈的善弄权术的领袖们主导下的专政……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带来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它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果实从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凋零。

也就是说，苏联干部制度的畸形发展以及由此产生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并最终导致人民抛弃苏共统治的事实表明：一个以特权为享受的政党是不可能永远站在历史舞台之上、一个封闭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的。当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人民与外部世界的大门之后，苏联人民有了获取更多地非官方提供的信息渠道时，用意识形态伪装起来的苏共干部“大公无私”、“牺牲奉献”的身份神话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民众的嘲讽和鄙弃。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苏联一直追随着列宁以控制纸张供应作为革命后的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及通讯传播机器一直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东西，要使用影印机就要得到安全许可：俄罗斯文的文件要两个政府部门签名，非俄罗斯文的文件则要三个部门签名。长途电话线及电传打字机在每个单位内部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个人电脑’这个想法本身在客观上就会对苏维埃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在内，造成颠覆。信息技术的流通，包括机器和技术在内，很难在一个信息控制对国家的合法性、人民的控制极为关键的社会中发生。传播信息技术愈是让外在世界能进入苏联公民的想像表达（再现）的世界中，在客观上这类技术让公民能接触到，就愈会有破坏性。因为大体上，由于缺乏信息以及替代的世界观，苏联人民已经由臣服的恐怖态度转为被动的千篇一律，因此苏联国家体制本身就不定信息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缺乏扩散，信息技术就无法发展出超越国家所订定的特定功能性任务。因此使得因使用而带来的创新以及网络化互动的过程无法展开，而这点正是信息技术范式的特色。”苏联的惨痛教训表明了高度僵化集权的国家在信息主义面前的失败。“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现象。共产主义与苏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此巨大的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成为全无预料的历史变动中的最离奇例子。我认为此过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力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 

也许，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