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只有少数成功了，这些成功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构建透明、公平和法治的政治秩序，以及自由、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后发国家能够纵身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
（1）苏东剧变已经过去30多年，过去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成果迥然相异，有的国内政治清廉、经济持续繁荣，迈入发达国家门槛，成为这30年全球成功治理的典型；有的则政治腐败不堪、民生凋敝，成为政治学教材案例上的“失败国家”。30年前这些国家基本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后来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思考。
由于多数人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现状都比较陌生，因此，本文首先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转型情况做一个分类概述。至于如何总结这些国家转型效果，从人民为本的角度，大致可以通过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看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否有大的改善，是否建立起有创新活力，能够持续增长的市场体系，这方面最简单的参照是人均GDP、HDI（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自由指数等；二是政治方面，看是否建立起一个权力被充分约束、人民的合法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和行使的体制，这方面评价指数有清廉指数、法治指数、民主指数及新闻自由指数等，这些指数都是紧密正相关关系，我们以清廉指数和法治指数为参考。
（2）综合以上的评断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转型成功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欧波捷匈三国，以及原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下简称“中东欧八国”）。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30年平均增长速度在4%左右，高于欧盟，也高于前苏联阵营其他国家，是仅次于东亚的增速第二高的区域。目前这些国家都已经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斯洛文尼亚（1997年）、爱沙尼亚（2006年）、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2007年）、匈牙利（2007年）、克罗地亚（2008年）、波兰（2009年）、拉脱维亚（2009年）和立陶宛（2012年）。
同时这些国家建立起权力更替有序、并被有效约束的政治体制。比如，按照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 )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爱沙尼亚位居第18、捷克第22、拉脱维亚第24、匈牙利第25，都是属于法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G20下属智库——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做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显示，这些国家的贪污腐败程度也都很低，其中爱沙尼亚排名第17、斯洛文尼亚第35、拉脱维亚第42、波兰第45、捷克第49。总体来讲，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治理水平上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
（捷克首都布拉格）
（3）第二类是部分成功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比苏东剧变前有了较大提高，有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准，其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黑山、塞尔维亚和波黑也达到8000美元以上。阿尔巴尼亚目前人均GDP比较低，仍旧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这跟霍查时代该国就非常贫穷，在东欧垫底有关，1990年其人均GDP约600美元，而目前上升到5900多美元。
同时，这些国家也有建立起“近民主体制”，虽然民主发育程度比欧洲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基本杜绝了个人专制独裁、利益集团垄断国家资源的情况，他们的法治指数、清廉指数排名要好于拉美，更好于普通亚非发展中国家。加上这些国家的多数都在申请加入欧盟，因此经济发展前景都比较好，按照目前趋势下去，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后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这些国家中有个特例，那就是哈萨克斯坦。虽然这个国家长期由纳扎尔巴耶夫统治，但是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肃清贪污都做的不错。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中，经济社会转型成果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法治指数也有很大改进，这几年全球排名在42-66之间，所以，哈萨克具备开明威权国家的特点，还是很有希望以后成为发达国家。
（4）第三类是总体失败国家，包含作为斯拉夫轴心的俄白乌三国，高加索三国及中亚哈萨克斯坦之外的四国（由于这些国家基本涵盖了独联体绝大多数成员，以下简称“独联体国家”）。这些国家的特征是，既没有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好成绩，也没有创造一个清廉、法治、承递有序的政治秩序，人民的生活比苏东剧变前没有多少实质提高，甚至是倒退，未来国家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目前经济学界对苏联解体前人均GDP估计有较大的差距，大致在5800—9200美元之间浮动，根据笔者对苏联解体前城建水平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观察，牛津大学Tim Vlandas 7043美元的估算值较为恰当，也就是说大致相当于中国2012年左右的收入水平，或当时南韩、台湾或塞浦路斯的水平。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人均GDP可以达到8000美元左右，中亚地区则在3000美元左右。
然而，苏联解体后的30年间，俄罗斯人均GDP目前仅增长到1.02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比解体前有不小下跌。苏联解体前，俄罗斯GDP总量在9700亿美元至1.3万亿美元之间，约是当年中国的3倍左右，到2020年俄罗斯GDP仅为1.483万亿美元，30年来最多增长50%，而中国GDP总量已是14.72万亿美元。目前俄罗斯经济规模不要说远远落后于中国，并且接连被广东、江苏两省赶超。
（世界银行以及格罗宁根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对俄罗斯1988年以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统计分析，结果均显示30年来，俄罗斯经济总量仅仅增长了两成）
如果俄罗斯是否有明显下跌，还具有争议性，那么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三国或中亚三国则有明显的倒退。以苏联境内第二工业强国和大粮仓乌克兰为例，1990年其估算GDP为3100亿美元，2020年为1550亿美元，1990年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2020年为3726美元。如果说1990年乌克兰是一个准高收入国家，那么现在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低收入国家。白俄罗斯境遇也差不多，尤其是近十年维持零增长，2008年其GDP数值为607亿美元，到2020年反而降到602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中国西安一个城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1988年至2020年乌克兰人均GDP演变，人均收入至今仍未恢复到1990年水平，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则是彻底失败国家，这三个国家人均GDP均在2000美元以下，排名在全球170名以后，位居在非洲坦桑尼亚、马里之后。而苏联解体前，这些地方收入明细高于中国，当时中国很多边民偷渡都这里寻求更好生活。
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上也做的很失败，多数是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摇身一变成为独立国家的总统，然后长期执政或父死子继。比如，阿塞拜疆总统先后由阿里耶夫父子担任，已经执政30年；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执政25年；土库曼总统一开始由尼亚佐夫担任，他在任内大权独揽，2006年病逝于任上，又由其指定的接班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担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都已经执政27年，还在任上。
此外，这些国家盛行寡头体制。比如，乌克兰解体后形成了顿涅茨克帮 、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基辅帮和敖德萨帮几个寡头集团，乌克兰最富有的50个寡头集团控制了国家至少45%的财富，其中首富Rinat Akhmetov一个人的财富就相当于全国GDP的7%左右。俄罗斯的寡头问题也一样非常严重，虽然普京打击了一些旧寡头，但是又涌现出很多新寡头，据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2013年发布的报告，俄罗斯110个最大寡头控制了大约4200亿美元财富，平均每人近40亿美元，俄罗斯是世界财富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最重要的寡头们）
总之，这些国家在30年来转型的道路上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但是依然没有成果，不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还逐渐被亚洲新兴经济体超越，在全球经济和文明中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
（5）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前苏联东欧国家之间转型成果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其实，苏东剧变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水平很接近，发展差异没有那么大，尤其是作为苏东阵营核心的俄白乌波捷匈六个区域发展水平很相仿。在转型初期，各国的转型路径也都一样，即在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解除价格管制，推动大规模生产资料私有化，以急速方式建立市场经济。在这过程中经济也都发生了剧烈滑坡，比如捷克GDP减少了近30%，而俄罗斯、乌克兰达50%以上。
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看，还是是否坚持了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是否创造出一个社会安定、公平，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创新得到激励的体制。
我们可以看出，转型比较成功的中东欧八国，他们在改革早期，就能比较公平地处理私有化，建立市场经济。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国家转型做的成功，这是由他们文明背景决定了的，中东欧八国无一例外是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他们被并入苏联阵营也比较晚（其中波罗的三国是1940年，其他国家则是二战以后），因此，他们之前形成了比较好的私有产权基础、市民社会基础和民主意识基础。
相反，那些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背景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私有化初期就做的很不顺利，导致私有化成为寡头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休克疗法”对经济的伤害远远大于中东欧八国；由于缺乏结社土壤和团体意识，议会民主制也搞得质量很低。
（6）更重要是中东欧八国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大分流”。前者面对改革的阵痛（到2000年仅有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经济总量恢复到2000年水平），仍旧坚定地继续朝着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改革。不久之后，他们就进入改革收获期，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民主体制也得到巩固，社会秩序日渐平稳下来。1960年以来，全球有23个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其中，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就占了8个，说明他们的转型成果是引人瞩目的。
而那些独联体国家，以俄罗斯为代表，在经历了转型期的震荡之后，对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放弃了信心，逐渐回归到权威主义上来，即：推崇强人统治，架空政党和议会；加强国家对经济管制；政策向其大型资源类寡头企业倾斜，不重视中小企业及科技创新类企业发展。这些国家走向了政治专制化，市场活力降低，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路子。
这种路径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效果。比如，中小企业被视为衡量市场经济发达程度，以及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俄罗斯中小企业对GDP贡献率仅为22%，中东欧八国都在50%以上；俄罗斯每1万人有40家中小企业，而匈牙利平均每1万人拥有173家中小企业。经济市场化程度差异也是非常明显，根据《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立陶宛位居第15、捷克第27、拉脱维亚第30，而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在90名开外，属于欧洲垫底国家。腐败程度方面，在透明国际廉洁指数排名榜179个国家中，乌克兰排名第117，俄罗斯第129，乌兹别克第146，都是贪污非常严重的国家。
（两组数据对比。波兰与乌克兰，捷克与白俄罗斯分别都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口规模相近的国家。在转型前他们之间的经济总量都很相似，但是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模式，波兰、捷克的经济逐渐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拉开明显的差距。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如果以上帝的视角，俄罗斯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改革后，民主制初具雏形，市场体制初步建立，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逐渐有起色。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改革下去，等到迎来2000年之后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那么俄罗斯完善和发展私有制经济，调整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将有可能转到一个稳定有序的市场经济良制轨道上来。但是俄罗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私有制与寡头、强人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条最坏的私有化转型道路，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充满动荡性，经济越来越“拉美化”。
（7）所以，研究苏联东欧，要把冷战时期与转型时期综合起来看更有意义。1970年代后期，苏联东欧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后，突然遇到制度的天花板，经济发展速度陡然降下来，这实质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为试图突破这个天花板进行了各种尝试，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如何突破瓶颈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样本，这些样本远比拉美丰富，对中国也更有借鉴意义。
苏联和东欧转型的结果告诉我们，通过构建透明、公平和法治的政治秩序，自由、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后发国家能够纵身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20世纪的历史上，大致有40余国家（地区）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天花板，其中遵循了这个规律的东亚和中东欧诸经济体，都迈入发达社会，而抗拒这个规律的独联体和拉美诸国依然长期停留在停滞和动荡的陷阱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