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後，隨着國力的上升，蘇聯建立起一個與美國相抗衡的政治軍事經濟體系，以謀求最終獲取世界的領導權。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蘇聯主導的國際體系勢力遍及人類居住的五大洲，一度壓倒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咄咄逼人的政治軍事力量。
然而，蘇聯體系的發展和衰落可以說是“其興也勃焉，亡也忽焉”，它存在時間不超過半個世紀，尤其是從鼎盛到崩潰用時不過十年，在沒有經過對手戰爭打擊的情況下，就迅速自我坍塌。這個體系也沒有像過去的西班牙帝國、大英帝國那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控制區域留下廣泛的文化和制度遺產，可謂一飄而過，一切印痕都被抹去。蘇聯為什麼輸地這麼快，輸地這麼徹底，值得人們深入思考。
一
在討論蘇聯國際戰略得失之前，我們先對蘇聯外交政策演變，以及其領導的國際體系發展變化做一個梳理。蘇聯建立初期以“輸出革命”作為發揮國際影響力的支點，1919年，蘇（俄）共發起成立了第三國際，規定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其實也就是蘇共的分支機構。蘇聯希望以第三國際的名義，操控各國共產主義革命，然後在革命成功後建立親蘇政權。
不過至二戰爆發前，蘇聯雖然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是輸出革命的成果有限。除了中國建立了一些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割據政權，以及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陣線短暫執政（1936—1939）外，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力量都還很弱小，蘇聯仍舊處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是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一支孤立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軍隊解放了大片東歐國土，戰後在占領區扶持建立起6個社會主義政權，南斯拉夫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也在蘇聯幫助下驅逐了法西斯勢力，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在亞洲，蘇聯在朝鮮半島占領區（即38線以北）扶植建立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和中國的革命在蘇聯支持下也先後獲取勝利。
到1949年，蘇聯已經建立起一個橫跨亞歐大陸，占據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的地緣政治戰略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取得了以往沙皇時代俄國人做夢都不敢想象的成就，這也是蘇聯構建自己領導的世界秩序的開始。
鑑於勢力的增強，蘇聯對西方採取了強硬的策略，二戰中與西方的合作關係全面破裂，冷戰不斷升級，爆發了柏林危機、朝鮮戰爭等激烈對抗事件。不過這時候，蘇聯的戰略目標僅是維持區域霸權，尚不敢奢談與美國爭奪全球利益，這種戰略在斯大林去世後還延續了一段時間，一直維持到1956年赫魯曉夫的權力得到鞏固。
赫魯曉夫全面掌權後對內實行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改革，對外則揚棄了斯大林時期的革命外交路線，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外交路線，主張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之間和平共處、互通有無。勃列日涅夫早期（1964-1970）延續了赫魯曉夫對西方的“緩和路線”，蘇聯加入了一系列限制核武器、生化武器公約，發起召開了歐洲和平和安全會議及世界和平大會。
（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這是蘇聯對西方“緩和”的最重要標誌事件之一）
這期間蘇聯與西方總體保持了良好關係，除了有柏林牆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等個別事件外，兩個陣營之間基本保持了和平。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緩和路線在當時遭到中國的強烈批判，但是事後來看，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思想的一個重大轉變，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平外交”有異曲同工之處。
得益於這些措施，蘇聯能夠從西方引進了大量資本和技術，從西歐獲得的貸款達300多億美元，引進的機械設備也累計達1000億美元以上，這大大促進了蘇聯經濟的發展。1950年蘇聯經濟總產值僅為美國的31%，1965年上升到59%，到1970年代初已經接近70%，蘇聯的國力有了明顯提升，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二霸主。
同時，蘇聯對第三世界也破除了過去“革命外交”的意識形態傳統。斯大林時代，蘇聯只對開展共產主義革命，扶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有興趣，從赫魯曉夫時代起，開始務實看待那些沒有採用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對其中有影響力的埃及、印度、印尼等國，蘇聯通過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與它們建立起密切合作關係。這時候蘇聯開始真正產生全球影響力，成為在國際政治中具有全面地緣影響力的國家。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美國在越戰遭受失敗，開始進行全球戰略收縮；整個西方陷入持續經濟危機；原西方列強在亞非的殖民地基本都實現獨立，廣大第三世界地區留下大量政治真空地帶。勃列日涅夫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陷入“總危機”，蘇聯開始掌握“國際政治的主動權”，逐漸放棄“緩和”路線，在全球範圍內全面挑戰美國利益，構建自己的全球領導權。
這時候蘇聯全面出擊，一方面通過援助和經貿的手段，俘獲廣大發展中國家。蘇聯在赫魯曉夫時代對外援助國家有27個，而到勃列日涅夫後期達到64個，幾乎涵蓋了所有有點規模的發展中國家，蘇聯一躍成為全世界最慷慨的金主。
另一方面則放棄了以前的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路線，直接用武力來輸出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1975年，蘇聯主動介入安哥拉內戰， 1977介入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衝突、介入扎伊爾內戰，1978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1979年入侵阿富汗……到80年代初，蘇聯在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外，又建立了13個聽從莫斯科的、採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
經過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全面擴張，蘇聯已經構建了起一個範圍廣泛的國際新秩序，這個國際新秩序的核心是華沙條約組織八國，中堅力量是經互會成員國家，此外還有安哥拉、貝寧、埃塞俄比亞等列寧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政權，以及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親蘇的第三世界國家。到1980年代初，蘇聯在18個國家擁有75萬軍隊，是當時美國海外駐軍的兩倍之多。蘇聯真正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帝國，蘇聯陣營的國家數量和人口面積也超過了美國所直接領導的世界體系，蘇聯領導的世界秩序範圍達到頂峰。
不過，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全面擴張，給經濟帶來沉重的負擔。從1975年開始，蘇聯的軍費超越美國，軍費預算約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5%—20%之間，再加上龐大的對外援助資金，蘇聯為了維持國際競爭，每年的直接開支就要3000多億美元，漸漸成為其不堪承受之重。
（美蘇軍費對比變化，蘇聯軍費後來居上，一度每年比美國高出近千億美元）
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感。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抵制，最終參賽的只有蘇聯陣營成員及其僕從國。蘇聯的戰略攻勢，也讓與西方的關係更加惡化，催生美國以里根為代表的，英國以撒切爾為代表的強硬自由主義勢力的崛起，他們摒棄之前執政的左翼的民主黨或工黨的妥協路線，加緊對蘇聯的遏制和顛覆。
進入80年代以後，蘇聯陷入持久的經濟危機，對外戰略不得不採取全面收縮。到1980年代末，蘇聯陣營國家紛紛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轉向美國一邊，最後蘇聯也發生解體劇變，蘇聯領導的世界秩序完全消散，“冷戰”以蘇聯戲劇性的完全失敗而結束。
二
在了解蘇聯外交政策演變的基礎上，我們重點要探討的是，蘇聯作為新生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占優勢的世界中，擴展自己的影響力，獲取“勢力範圍”的。尤其是它在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時代國力最強大的近30年中，是如何與美國進行競爭，構建自己領導的世界秩序的。
第一，社會制度輸出。由於蘇共把解放全人類作為立黨之本（相比之下中共執政宗旨就接地氣多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把意識形態競爭放在首位，因此對於輸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特別感興趣。
不過，蘇聯堅持認為全面公有制以及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因此，蘇聯模式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並不能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比如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曾經試圖發動那裡的工人階級鬧革命，最終發現由於那裡生活太安逸、無產階級“沒有鬥爭意志”而作罷），又加上“肅反”、“大清洗”等影響了蘇聯的聲譽，致使只能把最落後的亞非貧困國家作為意識形態輸出的重點。
通過蘇聯的努力，到80年代全球共出現了近30個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政權，另外，受蘇聯的影響， 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孟加拉國等接受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原則，並將社會主義寫入憲法。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輸出，改變了蘇聯在國際受孤立的狀態，奠定了其影響力的基礎。
（橙色區域為1980年代蘇聯及其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蘇聯後期為了滿足大國擴張欲，在亞非地區採用政變和武裝干涉的方式，強力移植它的社會模式。蘇聯模式其實在這些國家既沒有多少認可度，蘇聯還為了維持這些政權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就像21世紀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作為一樣）。可以說，除了滿足克林姆林宮的虛榮心外，蘇聯並沒有從中獲取實際好處。蘇聯解體前後，隨着莫斯科支持力度的削減，這些社會主義政權很快就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對外援助。對外援助在蘇聯外交中占有極其重要的部分，這是因為，一方面蘇聯認為自己是全球革命領袖，有義務去幫助那麼弱小民族、弱小國家；另一方面，經濟利益輸送是最便捷俘獲盟友的方法。根據蘇聯政府公布的數據，截止到1989年，蘇聯共向12個社會主義國家和49個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貸款援助就有858億盧布，按照美元匯率約1490億美元。這個規模大致相當於蘇聯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8%左右，遠遠超過美、英、法等國對外援助與國力的對比。
由於援助規模很大，以至於蘇援在很多國家的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為一些國家賴以生存的生命線。據統計，蘇聯的援助項目和貸款占據了印度工業產值的17%，敘利亞經濟總投資的15.3%，阿富汗工業投資的30%以上，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60%以上的工程是蘇聯承包援建的。蘇聯解體後，像朝鮮、古巴、安哥拉等這些長期依賴蘇聯援助的國家，經濟立即崩潰。
（蘇聯耗資10億美元援助的埃及阿斯旺水壩，這是當時世界上耗資最大的工程之一，水壩竣工後，埃及為了表示感謝，修建了“埃蘇友好紀念碑”）
由於蘇聯的慷慨解囊，很多國家獲得的援助數額都是天文數字級別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全部債務和債權，根據21世紀初俄羅斯給巴黎俱樂部提供的數據看，有13個受援助國家的債務本息超過40億美元，分別是：古巴320億美元、朝鮮110.96億美元、伊拉克120億美元、蒙古112億美元、阿富汗105億美元、敘利亞98億美元、越南94億美元、利比亞46億美元、阿爾及利亞47億美元、埃塞俄比亞48億美元、也門53億美元、巴基斯坦50億美元，南斯拉夫43億美元。
但是由於蘇聯援助的多是貧困而又治理能力很差的政權，這些援助多是有去無回。比如，1955至1968年，蘇聯本來按計劃應該收到32.67億美元償還金，但到款僅有9.09億美元。進入八十年代，蘇聯的援助進入還款高峰期，按計劃受援國每年需要償還40億盧布左右，但是到賬率不足20%。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對這些國家的債權，但是絕大多數國家隨着沒有了蘇聯支持，經濟財政急劇惡化，更失去償債能力，最終絕大多數債務都被免除。比如朝鮮債務被免除90%，伊拉克、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的債務則全部被免除，最終一分錢也沒有能收回。
（蘇聯曾經援助過的部分國家，其中未包括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國）
第三，推廣留學教育。隨着蘇聯國力的逐漸增強，蘇聯當局還特別熱衷發展留學教育，其動機大致出於：顯示蘇聯的大國地位，培養塑造一批親蘇派，以及支援落後國家，為他們培養技術人才。總之，與歐美的留學教育不同，蘇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治色彩非常強，留學規模的擴張完全是靠政府推動，同時也完全服務於國家的外交戰略。
據統計，1950年在蘇聯的留學生數量5900人，1960年為1.35萬人，1970年為2.62萬人，1980年劇增至8.83萬人，到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留學生人數已經達到至少15萬人，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留學生目的地國，占全世界留學生的10%以上。
這期間來自亞非拉落後國家的生源增長尤其迅速。比如，1960年在蘇非洲留學生僅900餘人，1979年猛增到14690人，80年代達到2萬多人，這個時期，蘇聯超越美國、法國和英國，成為非洲留學生的第一大目的地國。再比如，1970 年蘇聯給拉美地區發放的獎學金配額僅400個，1980年增加到5000多個，而同期美國國務院給拉美地區提供的獎學金名額僅781個。
這些在蘇留學生普遍得到很好的待遇，不僅學費全免，還獲得免費的醫療、置裝以及旅行津貼。據估算，蘇聯1980年給予63000名留學生的預算為3.25億美元（美國政府該年度相關撥款僅3000萬美元），平均一個留學生消耗的經費為5000多美元，這相當於當時蘇聯一個工人兩年的薪酬。
（在蘇聯的非洲留學生）
但是，這種脫離了教育實際規律，純粹為了滿足大國虛榮或政治目的的留學教育實際作用並不太大。事後證明，雖然蘇聯政府為之投入了很多資源，但是由於蘇聯高等教育質量一般，在蘇留學生並沒有像所在國的留美、留歐學生那樣，在社會成為精英中間力量；蘇聯刻板的留學生管理模式，使得留學生並沒有多少機會接觸蘇聯社會，當冷戰結束，這些數量龐大留蘇學生走向社會後，也沒有收穫一批“親俄派”或俄羅斯利益代言人。總體而言，蘇聯推廣留學教育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第四，構建自己主導的國際組織體系。蘇聯構建了一系列與西方世界平行的國際組織體系，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華沙條約組織。在這裡尤其要指出的是，蘇聯並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那種枯燥的軍事帝國，除了輸出革命和出口軍火，別無長處。蘇聯還發起了經互會、國際經濟合作銀行和國際投資銀行等經濟和金融組織，這些組織與華沙條約組織一樣，在維持蘇聯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1987年的華沙條約組織首腦峰會）
經互會成立於1949年，先後加入經互會的除了東歐七國（不含南斯拉夫）外，還有蒙古、古巴、越南，觀察員國有朝鮮、伊拉克、莫桑比克、墨西哥、南也門、安哥拉等。國際經濟合作銀行成立於1963年，國際投資銀行成立於1970年，其成員都跟經互會基本重疊。
經互會是歐洲第一個經濟一體化組織，其市場和人口規模也比日後成立的歐共體要大很多，本可以發展成為一個與歐共體（歐盟）相競爭的經濟組織。但是蘇聯把經互會搞成一個放大版的計劃委員會，各個成員國之間要制訂共同的“五年計劃”，以蘇聯的意志為中心進行“專業分工”；杜絕市場交易，各成員國之間實行以物易物的最原始方式交易。這種烏托邦色彩嚴重的國際組織，最終也隨着冷戰結束，馬上被各個成員國所拋棄。
三
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看出，蘇聯投入了很多的資源，竭盡全力打造自己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最後，我們要問答文章開頭提出的疑問：為什麼這個秩序最終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得到長久維繫呢？為什麼蘇聯締造的帝國沒有給俄羅斯留下多少外交遺產呢？筆者認為應該從更深處，即蘇聯外交指導思想和決策體制上去尋找答案。
首先，革命外交理念。蘇聯把國際體系構建的重點放在小國和窮國，如果從反對資本主義的策略思考，小國和窮國是一直可以依賴的力量，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新秩序的主體。從本質上講，在人類歷史激烈衝突中能夠倖存下來的小國，都具有很強的外交靈活性，他們從來不會死心塌地認準一個盟友，隨時會調整外交方向，這是它們的生存之道。所以小國並不會成為蘇聯忠實的盟友，正像尼克松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援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一個朋友都沒有。
而窮國問題更多。窮國之所以窮，除了列強掠奪外，更多是無法克服的自然稟賦劣勢，或者自身國民文化的劣根性。蘇聯不可能通過援助短期內改變他們的面貌，也很難從投資中獲取經濟利益，與這些國家結盟，往往是背上經濟負擔。
由於蘇聯體系內大多數是小國和窮國，越到後期維持這個秩序負擔越沉重，到最後這是戈爾巴喬夫放棄維持這個秩序的根本原因。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重點與那些經濟條件好、規則意識強的國家交朋友，這樣才能構建一個有收益、可持續、強有力的國際體系。
其次，蘇聯對國際形勢一直存在嚴重誤判，過於高估自己的綜合實力、社會制度優越性，而低估西方世界的實力。列寧曾經在在20世紀初做出了資本主義處於垂死掙扎階段的論斷，然而，此後資本主義經過一些列改良，擺脫了危機。但蘇聯後來的領導人，固守教條，每逢西方遇到一些周期性危機，都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總崩潰，社會主義即將取得全球性勝利的預兆。因此，提出很多不切合實際的口號，設計出很多不切合實際的外交政策，導致其外交處處受阻。
比如，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報告中，用了洋洋灑灑數千字篇幅大談資本主義總危機，認為“這種危機震撼着各級政權機構和各資產階級政黨”，資本主義所有的技術和制度創新都無法挽救危機。在這種戰略估計下，蘇聯對西方世界採取了全面攻勢，日後表明，蘇聯既缺乏挑戰或取代西方的實力，又嚴重低估西方制度的自我修復性和反擊能力，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遭到一百多個國家的抵制，以及隨之蘇聯經濟陷入增長停滯即是最好證明。
(蘇聯諷刺資本主義的宣傳畫）
從總體來看，西方國家仍舊占有科技和創新領先優勢；資本主義制度一貫具有強大修復性，可以克服各種社會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金融統治秩序，短時內更是無法被撼動。因此，任何後發國家，都應該儘量避免像德國或蘇聯那樣對英美為軸心的舊秩序發起總決戰，中短期內應儘量與其保持和平共處會更有利於自己的崛起。
再次，蘇聯構建的國際體系沒有遵循民主和市場的原則。蘇聯在自己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充滿霸權主義作風，把其他成員都視為自己的“小兄弟”或“僕從國”，處處表現出“唯我獨尊”的態勢。比如，1956年出兵干涉匈牙利改革，絞死匈牙利最高領導人納吉；1968年武裝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阻止“布拉格之春”。中國後來退出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跟蘇共天天以“老子黨”發號施令也不無關係。蘇聯並沒有適應二戰結束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趨勢，保留了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導致了它的國際領導力是很脆弱的，構建的國際秩序是缺乏韌性的，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發生變數。
反觀美國領導的北約組織，雖然美國居於絕對主導地位，但還是保持了規則上的民主和平等。比如，1966年法國曾經退出北約，不僅撤回受北約指揮的全部法國軍隊，還將駐法國的美軍驅逐出境，並且讓北約總部從巴黎遷往布魯塞爾。這種做法，在華約組織內部根本是不可能會發生的，如果哪個國家敢這麼做，那麼也會想象到其後果是什麼。
蘇聯更在其主導的國際體系內採取種種不計經濟成本的做法，註定了這種秩序的不可維持性。比如，蘇聯在經互會內部實行“薄來厚往”的貿易政策，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進口，以低於國際市場價格出口。以古巴蔗糖為例，1982年國際價格5.48美分，而蘇聯收購價高達49.7美分，僅1981年到1985年，蘇聯為古巴提供的蔗糖價格補貼就高達157億美元。而另一方面，對於古巴所嚴重依賴的石油等能源，蘇聯以低於歐佩克定價的40%的價格出售。
(卡斯特羅和勃列日涅夫）
蘇聯與很多經互會落後成員國與蘇聯之間一直存在大量貿易順差，蘇聯最後又通過其控制的國際經濟合作銀行，貸款給這些國家用來找補貿易平衡，最終又等於將這些貿易順差免去。比如，80年代，蘇聯每年對越南的貿易順差都有7億美元左右，而這些順差最後又通過貸款返還給越南。蘇聯跟朝鮮每年也有大量順差，最高的年份甚至達20多億美元，最終也都是一筆勾銷。這種類似中國“朝貢貿易”的機制，如果作為“天朝上國”的蘇聯經濟形勢後，尚能維持下去，如果經濟形勢不好，就立即不能運轉了。
最後，我們還要從外交決策機制方面探討原因。蘇聯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使得外交決策取決於最高層少數幾個人，甚至是領袖一個人，這種缺乏決策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決策體制，往往會犯下很多嚴重錯誤。赫魯曉夫之子後來曾經反思蘇聯決策的問題，他說：整個國家的決策都集中於書記處幾個人，尤其是總書記一人，無論赫魯曉夫說什麼，都是沒有反對聲音。
蘇聯歷史上不缺乏優秀的外交人才，莫洛托夫、葛羅米柯、麥斯基、多勃雷寧和費德林等，都是同時代最優秀的外交官。但是由於蘇聯的外交決策機制以及思想牽制，使得蘇聯只有偉大的外交家，而沒有偉大的戰略家。不能像美國那樣誕生一批像喬治·凱南、基辛格、亨廷頓、布熱津斯基這種戰略家，也沒有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這種優秀智庫，蘇聯偌大國家的命運懸繫於克林姆林宮的極少數幾個人，冷戰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合以上分析。蘇聯領導的世界秩序是近代以來第一個非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這在國際政治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蘇聯一度拿到一幅不錯的牌，但是犯下了很多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蘇聯後期，不恰當的外交戰略造成內外交困，成為導致蘇聯滅亡的原因之一，最終又全盤皆輸。
蘇聯國際戰略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幾個基本的準則：外交戰略重心仍舊仍以與西方發達世界交往為主，亞非落後地區為輔助；對對西方世界仍應該以和平共處為主；外交戰略應該以國家基本利益為導向，而不是意識形態為導向。這些也是1978年以來中國外交政策調整帶來的中國發展崛起所證明的正確外交路線。
尤其是蘇聯最後30年追求世界領導權的種種作為，為後發國家提供了一系列警示：一個新崛起的世界力量，到底應該如何挑戰舊的領導者，應該如何施展自己的領導力，應該如何處理國內發展與國際擴張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蘇聯的殷鑑未遠，值得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