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當思想遭遇強權，俄羅斯東歐知識分子的兩種道德觀

在貓與老鼠的遊戲中，老鼠是為了取代貓還是永遠當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權力放掉還是留着自己用？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因人而異首先，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技術人員，而是指俄國詞彙中與“天然反對派”類似的一個群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群體在任何一個時代中都存在着與政權剝離與合謀的現象，所以從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現象是由知識分子的“雙頭鷹情結”所導致，它們就像俄國國徽上的雙頭鷹，一個頭面向東方，一個頭面向西方，這種兩面性既可以存在於不同的認知群體，也可能體現在一個人生命的不同階段。有人認為，往往在一個知識分子的身體裡會同時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無法抗拒權力的“萬有引力”的兩種價值取向的較量。這也就是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說的，怎樣看待 “貓和老鼠”博弈結果的分歧。在貓與老鼠的遊戲中，老鼠是為了取代貓還是永遠當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權力放掉還是留着自己用？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因人而異。美國學者劉易斯·科賽在《理念人》一書中也認為，在西方有兩種知識分子的傳統，一種完全沉浸在脫離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種則以關心塵世為己任，對待權力的態度決定了他們對待道德的態度。

對雙頭鷹的其中一個向度我們很熟悉，那就是面臨唾手可得的權力取而代之，因為這本來就是所謂老鼠抗爭的目的。尤其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科舉入仕做官的價值體現使他們會更願意導向後者，在傳統上文化薰陶的土壤里，本來就有“讀得萬卷書，服務帝王家”的抱負，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強地“道德功利”的色彩。這種一開始就有改朝換代考慮的人，對權力的“干預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他們要尋求的並非終極真理，而是“皇帝輪流坐”的世俗“成功”。也許他們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夠跳出 “造反——當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經為此有過各種防範措施，但是權力的沒有靈魂性和腐蝕性在缺乏制度制約的情況下，幾乎可以百發百中地突破個人預設的道德防線。當老鼠成為國家機器的主人或附庸時，很快就與他們所反對的 “貓”並無二致，就像顧准所說，“羅伯斯庇爾就是取勝，自己也會變成拿破崙”。農民領袖龍袍加身以後大搞“奉天承運”、“君權神授”、“山呼萬歲”之類的個人崇拜比世襲皇帝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這中間也不乏“堅守個人道德底線”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與貓鬥爭時只是出於正義的選擇，並沒有想去當貓，在這些人頭腦中，“爭取自由不是為了權力的寶座，而是要承擔起對自由的責任”。他們的確從思想上始終保持着對權力腐蝕的警惕，能夠認識到保持老鼠與貓的張力，也就是保持與政治權力距離感的必要性。但是這種不諳權、術、勢，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在貓和老鼠遊戲塵埃落定之後會陸續被淘汰出局。

現有的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理論就是試圖從制度設計上解決 “貓和老鼠”遊戲中的輪迴關係。除此而外，還有另一些人從宗教、道德層面看待權力問題，這恰恰是我們以往關注比較少的“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反對派”。一般來講，在歐洲有宗教救贖情結的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傾向於永遠當老鼠，他們具有社會正義感和道德責任感，希望通過社會變革用法律途徑解決舊制度的弊病，他們參與遊戲的本意，是追求一種“反政治”的平衡，從未想過自己做皇帝，也不願意捲入摧毀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革命大潮面前，這些人就會急流勇退，思想立場發生轉變，趨向保守主義，從解放現實的世界觀轉入拯救靈魂的“內在論”。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種浪費，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頭腦發熱行為。世間的罪惡在於人性深處的欲望作祟，政權之惡的反人道性根源在於無神論，這種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靈之根”和“價值危機”的主要原因。他們傾向於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人性的陰暗面和無道德性，於是賦予遠離政治一種內在的不可知論的哲學含義。

在“道德至上論者”看來，那種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級選擇”是逃脫不掉命運懲罰的，比戰勝對手更大的挑戰在於戰勝自己，“權力這個東西註定要劫掠知識分子的自由意識”，“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疏遠權力的”，能夠不朽的既不是權力，也不是肉體，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識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權力的腐蝕性。無權的老鼠變成貓或者老鼠一致服從貓的話，知識分子就已經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了，而成為政客和官僚了。這時老鼠與貓就成為了同類，變成了進入官僚體系的權力意志體現者，他們就會鎮壓別的老鼠，那麼就會出現新一輪的“貓和老鼠”的遊戲，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等於原地不動，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於是就產生了雙頭鷹的另一個頭，我們姑且把他們稱為“宗教道德”論者。

現實社會的壓迫感，迫使人們轉向非現實社會，把行為抗暴轉化為內心追求的道德淨化。“不屬於權力世界”的人意識到，以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的不完善性並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在俄羅斯和東歐具有上述兩種訴求的知識分子群體都出現過，但是他們的“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反對派”出現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羅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義”者“路標派”的產生，是因為他們看到，“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於是提出思想與政治的分離，要建立一種在 “消極自由”生活態度上的道德責任感，自身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過程中。東歐則是另一種情況。

二戰以後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蘇軍坦克所能到達的地方，在那裡權力成為了真理的化身。整個社會都能感到，國家的 “公權力”就像章魚的觸手一樣，無孔不入地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個人的生存空間壓縮到極致，以至於連每個個人思想的“正確”與否都必須由權力來確定。這種制度除了對社會經濟壟斷外，由於合法性失缺的緊張感，比它所推翻的那個舊制度更加注重對思想的壟斷和輿論的鉗制。統治者知道，多元和競爭的局面是最不利於這種靠暴力上台的政權的，只有強力是可以頻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後倚重強制手段是一個常規。斯大林就懂得 “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

眾所周知，在這種靠恐怖維繫的“臣民社會”里，新聞和書報檢查制度不是為了維護公眾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統治者集團的利益、為了維護“謊言王國”而存在的。在國家力量強大的工業化時代，民眾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榨取的對象，他們必須要為“整體主義”的荒誕理論奉獻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質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實”的稀缺，人們似乎生活在對未來的“預支”中。那些他們曾經當“老鼠”的時候許諾要給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憲政”的詞語依舊保留，往日的奮鬥目標也會掛在嘴邊，政權所需要的犧牲者都會被冠以聖徒的光環虛構化，並且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說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實現，但是私下裡老鼠和貓的位置互換卻在悄悄移位，老鼠的天下會向貓的制度取經，抄襲貓的維持穩定的制度，就在不知不覺的 “熱月政變”當中，建立起與貓體制的連貫性，而老鼠革命時期的言行成為毫無生命的遙不可及的象徵物，都已經變成毫無意義的虛構概念。這些符號僅僅是一種 “勉強覆蓋在一個血腥本質上的薄薄外殼”（伊凡·克里瑪等：《地下：東歐薩米亞特隨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頁）。或者是變成可以裝進任何“替代物”的載體，所以這個制度與其說是建立過程 “不完善”的 “殘缺”，不如說壓根就是“虛偽的”以及從舊制度“抄襲的”。

現實社會的壓迫感，迫使人們轉向非現實社會，把行為抗暴轉化為內心追求的道德淨化。“不屬於權力世界”的人意識到，以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的不完善性並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現有的其他各種思想資源都不足以全面對抗由老鼠變成貓後的局面，即便是西方從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只是在爭取到自由以後才有意義，而在爭取的過程中，它面臨一種脫離了原產地水土不服的“移植難題”。更有人認為，現在的“共產極權”甚至就是“啟蒙運動惹的禍”，是啟蒙運動把歐洲社會從基督教宗教與傳統的土壤中拔了出來，並且以大眾的名義開始了單一的重塑社會的現代化“國家主義”的試驗。

在這一“無所畏懼的叛逆性”思潮下，把人類的激情從宗教轉移到政治中，不僅催生了暴政，而且在思想方法上的絕對主義、決定論、一元化都成為老鼠變種制度的指導思想。面對這種理論資源的困境，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對這個世界全新的解釋系統。在各種藥方都不靈驗的情況下，東歐知識分子便把希望轉移到宗教上。於是“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就只剩下宗教了。

當一個人感覺好的時候，他會把宗教趕到一邊去，當個人無能為力的時候，宗教就復甦了，“宗教被作為知識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種自衛工具”（同上，第146頁）也會應運而生。於是就有一部分人轉向神秘主義和宗教烏托邦。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見者米哈耶羅·米哈耶羅夫在1971年寫過一篇《宗教復興》的短文，他把20世紀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時期與羅馬帝國公元前後基督教誕生之時的社會背景相比較，認為二者頗有相似度，“蘇聯，正如羅馬帝國一樣，已經為整個星球的宗教復興準備了土壤。”（同上，第96頁）具有類似想法的人認為，政府控制再嚴也只能約束社會的外表、摧殘人的肉體，而無法毀滅人的靈魂和精神，而且他們本來就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來看待的，只不過認為它是一種“偽宗教”，或者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是一種“錯誤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點燃照亮人類黑暗的“真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