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讀下面關於俄導偷拍朝鮮紀錄片的轉文，不能不聯想起昔日文革間所謂反華紀錄片的鬧劇。如今大國幾乎已淪落成西朝鮮。習王朝下的信息封鎖之陋，比起耄文革年代，恐怕已是有過之無不及。 從此安東尼奧尼成為享譽全球的頂級電影大師，在此之後，列入他電影工作清單首當其中的，是拍攝一部關於中國的影片。 赴中國拍攝前，安東尼奧尼將拍攝“意向書”寄往北京，其中他說他計劃關注人的關係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他意識到他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中國》的編劇是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安德烈·巴爾巴托，攝影是盧西亞諾·托沃利。 1972年5月13日，安東尼奧尼攝製組一行到達中國，中方安排了一個協助小組隨行。當時“新影”派攝影師跟隨拍攝，捕捉的鏡頭與安東尼奧尼的完全不同，意識形態差異明顯。《中國》在中國拍攝22天，共耗3萬米膠片，最後製成一部時長3個多小時的大型紀錄片。 
中國是作為遠東神秘符號、歷史記憶和傳奇詮釋的結合進入安東尼奧尼的創作視野的。對於安東尼奧尼來說，中國仿佛近在咫尺。他自述來中國之前的感受和認識:“在我去中國之前，我也有關於中國的想法，它主要不是來自最近出版的書中‘文化大革命’和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爭論。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腦中的形象主要是帶有童話色彩的:黃河，有很多鹽，家和路都是用鹽做成，一片雪白的藍色沙漠，還有其他沙漠，動物形狀的山峰，穿着童話般服裝的農民。”“文革”後期的中國，於封閉狀態。安東尼奧尼又是外宣部門請來的客人，是拍過《奇遇》《夜》《蝕》《紅色沙漠》（1964）的國際電影大師，在他眼中的情景，學校、幼兒園、公園、紡織廠里的人們，臉上寫滿幸福的笑容；長城、城樓、太極拳、武術、渠水流經的林縣、古城南京東方威尼斯式的城市蘇州，都展示“謎一般的國度”的勝景。影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北京。第二部分包括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和部分農村，以及古城蘇州和南京。第三部分則為當時的上海。上海的夏天，讓許多人看到很多熟悉的場景和形態。 片中鏡頭和含義被反覆重構和解釋，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分析及所指意義。如拍紡織廠女工，特別用很大篇幅記錄一位產婦實施剖腹產手術的全過程，像科教片一般詳細、客觀的拍攝，構成影片最完整、突出的段落。在林縣的一天，攝製組跟着一行人到某個地方去，到了後發現原來是一個自發的集貿市場，有糧食、家禽和自製的食品，貨物不怎麼好，似乎有些參差不齊，但人們討價還價地在做着買賣，被攝製組拍到了，便流露出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那些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的小村莊的人們，在看到一群大鼻子的洋人時，所感到的是懷疑、驚懼、害怕和躲避。”多時候，人們似乎是在花心思看外國人、猜度外國人，他們貼着泥土牆站着，不後退一步，也決不靠前一步，沒有一個人敢走上前來主動說話。有人招呼他們離開，他們就驚跳着往回走，然後躲在遮擋着的某處，只露出一隻眼睛。眼前的風景，便是他們最近、最遠、最深的地方。 攝製組所到之地，有人執行“保衛”任務隨行的“新影”的鏡頭裡依稀能看到執行這種任務的警衛戰士。當時特定的語境和中國對外關係及其宣傳政策，影響並規定着一切。“這是一種真實寫照。那些在下課時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裡讀書的孩子們，他們面無表情地大聲朗讀課本—那些為他們所不明白的東西。但是也有個別膽子大的，仰起圓圓的小臉東張西望，對於眼前如此人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極大的不滿，一副桀驁不馴的模樣。” 安東尼奧尼70年代拍攝的這部《中國》，實際上是試圖重新發現中國。 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態度並非否定，甚至可以說，他是真心愛中國的。但這部影片拍成後，1974年在中國卻遭遇禁映。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以評論員名義發表大篇幅的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文中說:安東尼奧尼是在1972年春作為客人到中國來的。他帶着攝影機訪問了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林縣。但是，他的中國之行，不是為了增進對中國的了解，更不是為了增進中意兩國人民的友誼，而是懷着對中國人民的敵意，“採取了別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對中國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進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醜化”。故意呈現零落的田地、孤獨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這不是存心的歪曲？故意把天安門廣場拍得像個亂糟糟的集市，這不是存心侮辱我們偉大的祖國嗎？文章認為安東尼奧尼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搜羅可以用來攻擊中國的材料，“窮極無聊”，以達到不告人的目的。“這個影片的出現，是一個嚴重的反華事件，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197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以供批判之用。對於這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電影的批判與禁映，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有兩個視覺上的原因。一是鏡頭角度缺少“偉光正”，雖聚焦工人農民，卻也不時轉換成了安東尼奧尼自己。二是電影攝影機轉換過快，影片中的主角實質上已經不是中國人和中國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影像，而是編導者自己對他者的想象，影片中的影像和聲音也已成為編導安東尼奧尼自己影像藝術之旅和心靈之窗的伸展和敞開，啟人思考。 1979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同意外交部《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表明中國政府採取和極“左”年代錯誤努力要劃清界限的立場。正如有人指出的，安東尼奧尼只是想作一種調查，用鏡頭觀察一切，以了解中國的革命和革命後的變化。而這便是電影家的電影和宣傳家的電影的差別。 安東尼奧尼後來說:“我沒有堅持去尋找一個想象中的中國，而是把自己交付給了能看到的現實，我覺得是做對了。”後來陳丹青曾感嘆《中國》是他迄今所見唯一部逼真記錄70年代的影像作品一位外國人的作品。這部影片運用的許多紀實拍攝手法，給後來中國紀錄影片的創作者們以重要的啟蒙。 中國直到2004年才在中國首次放映。放映時作者也在現場，影院過道的地上，都坐滿了熱情的觀眾。 ======================= 世態靜觀 2023-02-14 19:00 Posted on 安徽 ZT https://mp.weixin.qq.com/s/J14e2oWgbTJR3FCJtFGHqg 
聽到“開始”，朝鮮少女珍美（Zin Mi）露出明朗的表情說：“我們國家是地球上太陽最早升起的，位於東方的美麗國家。”
珍美的父親是縫製工廠的勞動者，母親是豆漿工廠的勞動者。他們一家在平壤的一家在寬敞舒適的公寓吃晚餐記錄片裡，珍美一家看上去是平壤平凡完美的一家。 
但，這是虛假的。鏡頭外，觀眾總能聽到類似這樣的聲音：“表現得自然一點！就當這裡是你們自己的家。微笑！” 這棟公寓並不是珍美的家。珍美的父親其實是報社記者，母親是餐廳服務員。珍美完全按照朝鮮當局編寫的腳本在演戲。為了讓這部紀錄片充滿正能量，他們任意發揮自己的想象，隨意改變職業，這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正常的。 
4月27日，俄羅斯出身的導演維塔利·曼斯基（53歲)2014年在朝鮮拍攝的紀錄片《太陽之下》於韓國上映。《太陽之下》紀錄珍美加入朝鮮少年團，準備金日成誕辰“太陽節”活動的過程和她的日常生活，以一個女孩的視角來觀察今天的平壤。 《太陽之下》花1年時間拍攝，曼斯基與攝製隊兩次到訪平壤，全程有朝鮮“保鏢”陪伴。
拍攝之前，劇組非常艱難地獲得朝鮮政府的合作，但條件是腳本要完全由朝鮮政府代表決定。
朝方向曼斯基介紹了5名可以接受拍攝的女孩兒，但要求他在10分鐘內做出選擇。在短暫的時間內，曼斯基沒有辦法詳細了解女孩兒們的家庭背景，所以只問了一下父母的職業。其中珍美的爸爸是記者，媽媽是餐廳服務員，曼斯基覺得真美的生活可以拍出一些比較有趣的內容，所以在5個女孩中選擇了她。 
按照朝方的意思，這部106分鐘長的紀錄片要向外界展現在金家領導人的管理下，朝鮮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個平壤3口之家：8歲的小女孩真美是主角，爸爸是服裝廠工人，媽媽在豆奶廠工作。父母所在的單位總能超額完成國家制定的生產目標，一家3口的飯菜的量夠6個人吃。 紀錄片裡，一切都滲透着法西斯美學的堆砌感,人密密麻麻，但整齊得像是機械人，或是空洞的軀殼。 
從開始到結束，拍攝任務、地點、台詞等都要按照朝鮮當局的指示進行。曼斯基和他的製作團隊一直受到監視，每天都要把拍攝的東西交給當局，這部片子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朝鮮版《楚門的世界》”。 正如該片開場部分字幕那樣：“朝鮮提供了該片的劇本，有專門人員全程跟隨，該人員選定拍攝地點，對我們拍攝的內容進行檢查。這是朝鮮希望我們在展現全世界最幸福國家中最完美家庭的過程中不會有失誤。”
但在愛沙尼亞塔林黑之夜電影節上，觀眾們看到了另一版本：朝鮮官員們從頭到尾一直在鏡頭外操縱着拍攝，他們指揮被拍對象應該怎麼坐，什麼時候該笑。“這些人也不說自己是誰，但我們知道，所有的決定都是最高層授意的。” 
朝鮮和外部世界被隔斷，這幫了曼斯基大忙。朝鮮當局者們不怎麼懂數碼相機技術，不知道在拍攝前的準備時間或者拍攝中間攝像機也一直在拍攝。
一開始曼斯基還算配合，但在中途，他改變了主意，決定把這些官員的行為也記錄下來。在按要求完成每一個鏡頭之後，曼斯基故意讓攝影機繼續開着，捕捉了他們威嚇拍攝對象的嘴臉。
曼斯基每次都提前到現場布置好攝像機，在朝方人員未察覺的情況下按下拍攝鍵，或是一名拍攝師進行拍攝吸引朝方人員視線後，其他拍攝師把鏡頭對準這些朝方人員。 
這樣，曼斯基不僅拍攝了朝鮮方面嚴格把控下的一些場面，還拍下了政府人士指手畫腳參與調度的畫面。他們總是從攝像機之外的某個角落突然冒出來，對於出鏡人物，從語言到行動，都要指揮。而被拍攝對象總會機械地遵從這種“表演指導”。
有一段是在拍攝珍美一家吃早飯的場景，菜餚很豐盛，珍美的爸爸突然誇起泡菜來。他說，吃200克泡菜、喝70毫升湯就可以攝入人一天所需維生素的一半。這時，鏡頭一角出現一名男子，這個人就是朝方拍攝工作的相關人員。
實際上，曼斯基只提交了實際拍攝內容的30%左右。“如果他們之前哪怕看過一次我上傳到臉書上的文章，也不會讓我擔任導演。”這位導演被問及怎麼把藏起來的拍攝內容帶出朝鮮，表示“不能說”。
“我希望做一部關於真實的朝鮮的電影，但這裡沒有現實生活，”曼斯基說，“只有關於現實生活的傳說。”
紀錄片裡，珍美在學校和朋友們一起學習的課本內容寫着：“敬愛的大元帥教導同志們說，日本鬼子和地主們一樣都是壞人。”對這群不過八歲的孩子們，學校的老師讓他們記住這樣的內容。
他還捕捉了一些令朝鮮當局難堪的鏡頭：其中有一幕非常美好而安靜的畫面，朝鮮人民站在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大銅像下，鏡頭掃過他們的臉，他們的笑容非常燦爛，但眼裡卻是恐懼。 
在片子的最後，珍美對生活感到恐懼，在攝像機面前流下了眼淚。被要求想一些生活中開心的事，可是她表示沒有。被問到有沒有什麼可以想起來的詩歌，這個小女孩開始背誦起讚頌金日成的詩。
曼斯基1963年出生於蘇聯時期的烏克蘭。他這樣回憶起父母當時的年代：“蘇聯人當然也沒有人身自由，但他們的思想是自由的。朝鮮沒有這樣的自由。這是朝鮮社會的悲劇。他們不能想象還有另一種生活。” 
曼斯基表示現今朝鮮的模式更甚於在蘇聯實行過的“斯大林模式”： “目前地球上沒有像朝鮮一樣社會主義體系那麼強烈的國家。我很好奇俄羅斯的過去，所以想在朝鮮拍電影，但是看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場面。”
“如果有人說朝鮮好，我想對他說：‘去那兒生活吧’。他如果避而不答，一定是沒良心的厚臉皮之人。” 
對於為何要做如此“危險”的事情，曼斯基說，這是我的工作，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朝鮮和世界上現存的其他國家無法比較，是一個擁有特殊體制的國家：“現在在朝鮮發生的一切都是對人類的犯罪。”
愛沙尼亞塔林黑之夜電影節電影節上，《太陽之下》上映之前，朝鮮外務省向俄羅斯外交部發送書函，要求：“禁止電影上映，銷毀電影，處罰導演”。 
“之後朝鮮當局還發送了3封信件，說有緊急的事要說，讓我訪問朝鮮。所有的信最後一句話都是‘珍美非常想你’。”這位導演如此回信：“我想在朝鮮公開這部電影。翹首以待有一天可以和朝鮮人民一邊欣賞這部電影沒，一邊笑着談論過去。” 俄羅斯前文化部長則批評製作團隊矇騙朝鮮政府。
曼斯基表示，俄羅斯政客很怕與這電影有關聯。“他們抱怨我們欺騙了朝鮮當局，那些協助這部電影完成拍攝的人可能會因此被處決，說我們應該為此感到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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