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读下面关于俄导偷拍朝鲜纪录片的转文，不能不联想起昔日文革间所谓反华纪录片的闹剧。如今大国几乎已沦落成西朝鲜。习王朝下的信息封锁之陋，比起耄文革年代，恐怕已是有过之无不及。 从此安东尼奥尼成为享誉全球的顶级电影大师，在此之后，列入他电影工作清单首当其中的，是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 赴中国拍摄前，安东尼奥尼将拍摄“意向书”寄往北京，其中他说他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他意识到他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中国》的编剧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安德烈·巴尔巴托，摄影是卢西亚诺·托沃利。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摄制组一行到达中国，中方安排了一个协助小组随行。当时“新影”派摄影师跟随拍摄，捕捉的镜头与安东尼奥尼的完全不同，意识形态差异明显。《中国》在中国拍摄22天，共耗3万米胶片，最后制成一部时长3个多小时的大型纪录片。 
中国是作为远东神秘符号、历史记忆和传奇诠释的结合进入安东尼奥尼的创作视野的。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中国仿佛近在咫尺。他自述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中‘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文革”后期的中国，于封闭状态。安东尼奥尼又是外宣部门请来的客人，是拍过《奇遇》《夜》《蚀》《红色沙漠》（1964）的国际电影大师，在他眼中的情景，学校、幼儿园、公园、纺织厂里的人们，脸上写满幸福的笑容；长城、城楼、太极拳、武术、渠水流经的林县、古城南京东方威尼斯式的城市苏州，都展示“谜一般的国度”的胜景。影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北京。第二部分包括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和部分农村，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第三部分则为当时的上海。上海的夏天，让许多人看到很多熟悉的场景和形态。 片中镜头和含义被反复重构和解释，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分析及所指意义。如拍纺织厂女工，特别用很大篇幅记录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像科教片一般详细、客观的拍摄，构成影片最完整、突出的段落。在林县的一天，摄制组跟着一行人到某个地方去，到了后发现原来是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有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货物不怎么好，似乎有些参差不齐，但人们讨价还价地在做着买卖，被摄制组拍到了，便流露出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的人们，在看到一群大鼻子的洋人时，所感到的是怀疑、惊惧、害怕和躲避。”多时候，人们似乎是在花心思看外国人、猜度外国人，他们贴着泥土墙站着，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来主动说话。有人招呼他们离开，他们就惊跳着往回走，然后躲在遮挡着的某处，只露出一只眼睛。眼前的风景，便是他们最近、最远、最深的地方。 摄制组所到之地，有人执行“保卫”任务随行的“新影”的镜头里依稀能看到执行这种任务的警卫战士。当时特定的语境和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宣传政策，影响并规定着一切。“这是一种真实写照。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安东尼奥尼70年代拍摄的这部《中国》，实际上是试图重新发现中国。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态度并非否定，甚至可以说，他是真心爱中国的。但这部影片拍成后，1974年在中国却遭遇禁映。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大篇幅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中说:安东尼奥尼是在1972年春作为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了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故意呈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这不是存心的歪曲？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文章认为安东尼奥尼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搜罗可以用来攻击中国的材料，“穷极无聊”，以达到不告人的目的。“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以供批判之用。对于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的批判与禁映，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有两个视觉上的原因。一是镜头角度缺少“伟光正”，虽聚焦工人农民，却也不时转换成了安东尼奥尼自己。二是电影摄影机转换过快，影片中的主角实质上已经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影像，而是编导者自己对他者的想象，影片中的影像和声音也已成为编导安东尼奥尼自己影像艺术之旅和心灵之窗的伸展和敞开，启人思考。 1979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表明中国政府采取和极“左”年代错误努力要划清界限的立场。正如有人指出的，安东尼奥尼只是想作一种调查，用镜头观察一切，以了解中国的革命和革命后的变化。而这便是电影家的电影和宣传家的电影的差别。 安东尼奥尼后来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后来陈丹青曾感叹《中国》是他迄今所见唯一部逼真记录70年代的影像作品一位外国人的作品。这部影片运用的许多纪实拍摄手法，给后来中国纪录影片的创作者们以重要的启蒙。 中国直到2004年才在中国首次放映。放映时作者也在现场，影院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热情的观众。 ======================= 世态静观 2023-02-14 19:00 Posted on 安徽 ZT https://mp.weixin.qq.com/s/J14e2oWgbTJR3FCJtFGHqg 
听到“开始”，朝鲜少女珍美（Zin Mi）露出明朗的表情说：“我们国家是地球上太阳最早升起的，位于东方的美丽国家。”
珍美的父亲是缝制工厂的劳动者，母亲是豆浆工厂的劳动者。他们一家在平壤的一家在宽敞舒适的公寓吃晚餐记录片里，珍美一家看上去是平壤平凡完美的一家。 
但，这是虚假的。镜头外，观众总能听到类似这样的声音：“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当这里是你们自己的家。微笑！” 这栋公寓并不是珍美的家。珍美的父亲其实是报社记者，母亲是餐厅服务员。珍美完全按照朝鲜当局编写的脚本在演戏。为了让这部纪录片充满正能量，他们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随意改变职业，这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 
4月27日，俄罗斯出身的导演维塔利·曼斯基（53岁)2014年在朝鲜拍摄的纪录片《太阳之下》于韩国上映。《太阳之下》纪录珍美加入朝鲜少年团，准备金日成诞辰“太阳节”活动的过程和她的日常生活，以一个女孩的视角来观察今天的平壤。 《太阳之下》花1年时间拍摄，曼斯基与摄制队两次到访平壤，全程有朝鲜“保镖”陪伴。
拍摄之前，剧组非常艰难地获得朝鲜政府的合作，但条件是脚本要完全由朝鲜政府代表决定。
朝方向曼斯基介绍了5名可以接受拍摄的女孩儿，但要求他在10分钟内做出选择。在短暂的时间内，曼斯基没有办法详细了解女孩儿们的家庭背景，所以只问了一下父母的职业。其中珍美的爸爸是记者，妈妈是餐厅服务员，曼斯基觉得真美的生活可以拍出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所以在5个女孩中选择了她。 
按照朝方的意思，这部106分钟长的纪录片要向外界展现在金家领导人的管理下，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平壤3口之家：8岁的小女孩真美是主角，爸爸是服装厂工人，妈妈在豆奶厂工作。父母所在的单位总能超额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目标，一家3口的饭菜的量够6个人吃。 纪录片里，一切都渗透着法西斯美学的堆砌感,人密密麻麻，但整齐得像是机械人，或是空洞的躯壳。 
从开始到结束，拍摄任务、地点、台词等都要按照朝鲜当局的指示进行。曼斯基和他的制作团队一直受到监视，每天都要把拍摄的东西交给当局，这部片子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朝鲜版《楚门的世界》”。 正如该片开场部分字幕那样：“朝鲜提供了该片的剧本，有专门人员全程跟随，该人员选定拍摄地点，对我们拍摄的内容进行检查。这是朝鲜希望我们在展现全世界最幸福国家中最完美家庭的过程中不会有失误。”
但在爱沙尼亚塔林黑之夜电影节上，观众们看到了另一版本：朝鲜官员们从头到尾一直在镜头外操纵着拍摄，他们指挥被拍对象应该怎么坐，什么时候该笑。“这些人也不说自己是谁，但我们知道，所有的决定都是最高层授意的。” 
朝鲜和外部世界被隔断，这帮了曼斯基大忙。朝鲜当局者们不怎么懂数码相机技术，不知道在拍摄前的准备时间或者拍摄中间摄像机也一直在拍摄。
一开始曼斯基还算配合，但在中途，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这些官员的行为也记录下来。在按要求完成每一个镜头之后，曼斯基故意让摄影机继续开着，捕捉了他们威吓拍摄对象的嘴脸。
曼斯基每次都提前到现场布置好摄像机，在朝方人员未察觉的情况下按下拍摄键，或是一名拍摄师进行拍摄吸引朝方人员视线后，其他拍摄师把镜头对准这些朝方人员。 
这样，曼斯基不仅拍摄了朝鲜方面严格把控下的一些场面，还拍下了政府人士指手画脚参与调度的画面。他们总是从摄像机之外的某个角落突然冒出来，对于出镜人物，从语言到行动，都要指挥。而被拍摄对象总会机械地遵从这种“表演指导”。
有一段是在拍摄珍美一家吃早饭的场景，菜肴很丰盛，珍美的爸爸突然夸起泡菜来。他说，吃200克泡菜、喝70毫升汤就可以摄入人一天所需维生素的一半。这时，镜头一角出现一名男子，这个人就是朝方拍摄工作的相关人员。
实际上，曼斯基只提交了实际拍摄内容的30%左右。“如果他们之前哪怕看过一次我上传到脸书上的文章，也不会让我担任导演。”这位导演被问及怎么把藏起来的拍摄内容带出朝鲜，表示“不能说”。
“我希望做一部关于真实的朝鲜的电影，但这里没有现实生活，”曼斯基说，“只有关于现实生活的传说。”
纪录片里，珍美在学校和朋友们一起学习的课本内容写着：“敬爱的大元帅教导同志们说，日本鬼子和地主们一样都是坏人。”对这群不过八岁的孩子们，学校的老师让他们记住这样的内容。
他还捕捉了一些令朝鲜当局难堪的镜头：其中有一幕非常美好而安静的画面，朝鲜人民站在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大铜像下，镜头扫过他们的脸，他们的笑容非常灿烂，但眼里却是恐惧。 
在片子的最后，珍美对生活感到恐惧，在摄像机面前流下了眼泪。被要求想一些生活中开心的事，可是她表示没有。被问到有没有什么可以想起来的诗歌，这个小女孩开始背诵起赞颂金日成的诗。
曼斯基1963年出生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他这样回忆起父母当时的年代：“苏联人当然也没有人身自由，但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朝鲜没有这样的自由。这是朝鲜社会的悲剧。他们不能想象还有另一种生活。” 
曼斯基表示现今朝鲜的模式更甚于在苏联实行过的“斯大林模式”： “目前地球上没有像朝鲜一样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强烈的国家。我很好奇俄罗斯的过去，所以想在朝鲜拍电影，但是看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场面。”
“如果有人说朝鲜好，我想对他说：‘去那儿生活吧’。他如果避而不答，一定是没良心的厚脸皮之人。” 
对于为何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曼斯基说，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朝鲜和世界上现存的其他国家无法比较，是一个拥有特殊体制的国家：“现在在朝鲜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爱沙尼亚塔林黑之夜电影节电影节上，《太阳之下》上映之前，朝鲜外务省向俄罗斯外交部发送书函，要求：“禁止电影上映，销毁电影，处罚导演”。 
“之后朝鲜当局还发送了3封信件，说有紧急的事要说，让我访问朝鲜。所有的信最后一句话都是‘珍美非常想你’。”这位导演如此回信：“我想在朝鲜公开这部电影。翘首以待有一天可以和朝鲜人民一边欣赏这部电影没，一边笑着谈论过去。” 俄罗斯前文化部长则批评制作团队蒙骗朝鲜政府。
曼斯基表示，俄罗斯政客很怕与这电影有关联。“他们抱怨我们欺骗了朝鲜当局，那些协助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人可能会因此被处决，说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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