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沒有問題/一個上海家庭的1949/我們恃強凌弱,還覺得在伸張正義-一草-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逸草：這幾篇文看似無甚關聯，讀來卻又覺得有某種緊密相關。想來讀者也會有同感。

台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事實之四；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三點五倍，超出日韓，雄居全亞，這是事實之五；

台灣下轄十九個縣市的民選首長三十年來無一個貪腐犯罪記錄，這是事實之六；

台灣所有的民選首長均向民眾公開自己的家庭財產明細及納稅記錄，這是事實之七。

台灣是東亞地區民主自由的燈塔，是人類四大自由原則開花結果的地方。

台灣的現政權是把台灣人當人看的政權。台灣人的福利待遇處在當今世界前列。

台灣沒有妄議中央，沒有封號，沒有上訪，沒有維穩，沒有統一思想，沒有無邊的三公消費，沒有天價醫療，沒有養老之憂，沒有政法委，沒有階級敵人，沒有黨的軍隊，沒有反黨分子，沒有黨的喉舌，沒有威權主義，沒有偉大領袖，沒有反腐一直在路上，沒有官員隱瞞財產，沒有接班人，沒有緊密團結在以蔡英文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沒有做夢，沒有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沒有反黨就是反人民，沒有認賊作父，沒有彎道超車，沒有特殊津貼，沒有把人分三，六，九等，沒有假話，瞎話，空話，套話，廢話，屁話，捧話，橫話，狂話等等。

《教父》裡有句台詞：不要輕易去威脅他人，如果你的威脅無法兌現，你將失去對他人的話語權。

從“美國軍艦若敢穿越台灣海峽，大陸將如何如何”到“美國軍艦若敢停靠台灣港口，大陸將如何如何”；從“美國眾議院院長若敢訪問台灣，大陸將如何如何”到“台灣總統若敢訪問美國，大陸將如何如何”。狠話撂了一大堆，結果人家全做了，如何如何了？現在美國現役部隊入駐台灣都開始正大光明、廣而告之了，又能如何如何？要切記，炮彈只有從炮膛里發出才有威懾力，從嘴裡發出早晚都是笑話。

牆內大學同系的老師評論：江亞輪慘案罹難人數兩倍於泰坦尼克號，幼時曾見過報刊上打撈上岸的成排死難者照片留下恐佈印象。桔子船張老闆拋桔子笸籮救人的義舉連我這樣的小孩都知道。公認的大善人49年後竟遭槍決，天理何在！😣😭

天平路怡邨，一個上海家庭的1949

張克勳先生和照片裡的自己合影（2021.4.16，杭州）

這是一張七十多年前的合影，攝於上海天平路怡邨，其背後是當年轟動上海的江亞輪事件。據作者回憶，他們離開上海回老家前還拍過一張全家福，後來在“文個”中被毀。照片上的人不會想到，幾個月後他們就將遭遇滅頂之災。

天平路212弄11號前合影，前排右起：八哥張克勛、大侄張紹海、張克勖、二侄張紹江、大侄女張瑤華；後排右起：大哥張克效、父親張翰庭、母親王佩芬、大嫂胡倩霞、四哥未婚妻王荷仙 (1949.1)。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1949 年已遠去70年。70年前的我，是上海天平路淑英小學的小學生，一個不識世事的懵懂少年。我家就在學校的斜對面——天平路怡邨212弄11號。哥姐有五人在杭州讀書，上海家中只有父母、小哥和我四人。1948年下半年到1949上半年，這一年時間對國家而言，對我的家庭而言，對我本人而言，都具極不平常的意義，它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成了我永久的記憶。

天平路怡邨地塊圖

我的父親張翰庭年逾花甲，仍然孜孜不倦埋首於航運事業。我家有一艘300噸的“金源利”號機帆船，那是我爺爺留下的遺產。子承父業，父親從事着台州至上海的貨物(主要是黃岩蜜橘)運輸。1948年12月3日晚7點，3000噸級的客船“江亞”輪從上海十六鋪碼頭出發駛往寧波，不料途經吳淞口外里銅洋突然爆炸沉沒，行駛到該水域的“金源利”號機帆船正在其附近。隨船的父親聞訊後，略作思考即命大副轉向，急速趕到爆炸現場。

現場已是人聲沸鼎一片狼藉，巨大的江亞輪已船首高翹不見船尾，正在繼續下沉中。

父親不顧個人安危昂立船頭，指揮“金源利”成 T 形靠上沉船實施搶救。拋纜繩將兩船連接，絕大部分被救者是自己攀爬過來的，也有抓着“金源利”墜下的繩索，由上面的船員奮力拉上來的，形形色色的救人方式不一而足。經三個多小時奮戰，經船員點數，共救起 543 人。此時的“金源利”船頭已被沉船拖累呈傾斜狀，情況十分危急，大副只得含淚砍斷纜繩駛離現場。因當時已戒嚴，只得於次日早晨才送遇難者回上海十六鋪碼頭，而後“金源利”默默離滬返回台州修理受損船體。

此一義舉感動了世界，媒體爭相報道，上海《申報》等媒體上門來又是拍照又是採訪，送犒勞品的也絡繹不絕。上海本地更是街頭巷尾紛紛傳頌，曲藝界特編小曲演唱——時調小曲《江亞輪救險經過詳情》。(胡志發、邱一飛合編)

諸位先生聽端詳，且聽我，江亞慘劇唱幾聲，自從十二月又三號，江亞輪船開寧波，男女乘客三千零，大家都要回鄉行，因為時局勿太平，他們都想逃性命，下午四時離碼頭，五時已出吳淞口，到了六時又三刻，江亞已到銅沙外，忽然來了一聲響，江亞輪船被爆壞，男女客人都驚慌，船上的電燈已斷絕，那時候，海水漸漸向里進，男男女女叫救命，老的老來小的小，號啕大哭真悲傷，黑暗沉沉看不清，無處地方去逃生，時候不到十分另，江亞輪船望下沉。命不該死天主鑄，巧遇一船來相救，滿裝橘子往上海地，它的船名金源利，忽聽一片慘哭聲，又聞連聲喊救命，水手告知船主聽，船主老闆張翰庭，聞聽此言吃一驚，即忙下令去救命，四十水手總動員，將船靠近江亞輪，只因己船貨已滿，不能容跡許多人，大義可風張翰庭，不惜財產和生命，見義勇為天下少，一聲命令水手們，速將橘子五百箱，拋入海洋去救人，來一個來救一個，救上乘客四百另。只因船僅兩百噸，恐防以外出事情，無奈解纜離江亞，又聞船中慘哭聲，張老先生很不忍，淚如雨下落胸襟，只怪自己船太小，不能再救一眾人，依依不捨解纜行，海中又撈十幾人，奄奄一息命難存，大德義勇張救星，親送薑湯救難人，再用棉皮來裹住，慢慢甦醒兩世人，棺材底下重翻身，好比南柯夢一場，死裡逃生慶更生，行善自有天報應，善惡到頭有分明，但看這位張救星，年紀已有六十另；身康體泰多健全。名聞四海人人曉，萬古流芳傳世人，此人大義天下少，值得編曲諸位聽，要看張公好榜樣，莫作貪財下流人；雖然本人才學淺，一片忠言勸諸君，萬古千秋美名流。

也因此，我父親被授予“上海市第一榮譽市民”光榮稱號和榮獲金質獎章。1948 年12 月 30 日下午，一輛黑色小轎車開到家門口，來接我父母、小哥和我去市政府參加表彰會。到了會場，我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人很多，多數長衫馬褂，黑黑的一片！幾位領導人講話後，由吳國楨市長給父親佩戴上“上海第一榮譽市民”金質獎章。

輪到我父親上台發言，老人家略顯局促不安，喃喃表態：“救人是我的本分，完全應該做的，不用表彰！”

招來台下一片熱烈掌聲。

時間的巨輪不覺轉到了1949年的春天，懵懂的我隱隱感到了時局的微妙變化：交通大學坐落在我家後面的華山路上，那天上午我在附近玩的時候，看到有坦克車和軍人圍住了學校的大門，路旁的大人們在悄悄議論——學生罷課了。又有那麼幾天，看到天平路上行駛的 2 路有軌電車，車在運行但無售票員賣票，我就和小哥一起在天平路乘上，到外灘後再乘回來。一路玩着還覺得蠻愜意，當時哪知道這是工人在罷工呀！

三月間，家裡來了好多親戚，有大姨媽夫婦、小姨和姨丈等長輩。見他們個個表情嚴肅臉有愁容，和我的父母親討論什麼重大問題，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決定去留的家族會議。大姨媽她們力勸我父親離開上海去台灣，她們分析了形勢，提出馬上離開越早越好。

可父親卻堅持回故鄉不去台灣，他說：“我們做人做事立得穩站得正，共產黨來了又有什麼好怕的呢？到了台灣這麼個小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有什麼好？”就這樣雙方你一言我一語無法最後統一，結果是不歡而散分道揚鑣。

大姨媽她們一星期後去了台北，後聽說在台灣大學當教授。我們一家向來是父親說了算數，所以一個月後也離開上海回到了老家浙江溫嶺。當時是坐自己的“金源利”號回故鄉的。回到老家後，在寬敞的大客廳里，又看到了各界陸續所送的銀盾。裝在玻璃大盒裡的銀盾上刻着“慈航普度”，擺滿了大客廳的兩旁。

1949 年 6 月，溫嶺成立新政權。7月的一天早晨約八時多，家中大院開進來一隊穿黃軍裝的兵，約有一個排，靜坐在曬場道地的西邊。帶隊者名李奇佩，挎盒子槍，是溫嶺新河區區長。他一個人大踏步走向廂房，父親穿全白中式單衣褲站門口相迎，兩人彬彬有禮招呼，看來是一次平和的造訪。我和哥姐們正在樓上玩，從上往下正好看見。大約兩小時後，見父親送客至曬場中央時突然停步，兩人交談數語後父親折回臥室，再出來時手挽一件灰色長衫，跟隨這大隊人馬離開了家。原以為不日即可歸，事實卻是永別！

父親被誘捕的消息不脛而走，鄉里的十幾位白髮老者頭舉檀香到縣府請願要求放人，江亞輪倖存者聞訊兩次組織“保張團”從寧波來到溫嶺，請願釋放張翰庭。上海市長陳毅應寧波同鄉會懇請，致電浙江省主席譚震林，要求將張翰庭移送上海，譚震林電令溫嶺縣送張翰庭到杭州。雖經半年時間多方呼籲放人，1950年1月10日上午，仍被用開花彈處死。臨刑時仰天高呼：“天曉得！！！”卻又有何用？！

頃刻間，張家已涉家破人亡絕境，龐大的庭院被塗上黑漆改為糧庫，一個好善樂施、享譽地方的文明家族從此消亡。失去父親的我們，就像失去了掌舵的一葉小舟，苟延殘喘地偷活在這個世界上……

天平路212弄（2022.3.9）

天平路212/11後門（2022.3.9）

天平路212/11(2022.3.9)

2022年3月9日中午，正好在天平路活動，飯後順便去怡邨尋訪。天氣真好，弄堂里靜悄悄的，一片歲月靜好。七十多年前11號張家的遭遇，今天大概已無人知曉。下午，傳來學校被封的消息，就此開啟上海三個月的難忘時光……

我們恃強凌弱，以此為樂，還覺得在伸張正義

1970年代……我們生活在定量供應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票，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糧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兩油票。在那個時代，購買糧食時付了錢還要付糧票，購買豬肉和菜油也是同時需要支付錢、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還有布票，我們要用錢和布票去布店購買布料，然後到裁縫那裡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為了省錢，自己動手縫製衣服。當時沒有服裝廠，商店裡也沒有成衣出售。在那個時代，家中擁有一台縫紉機，會令街坊鄰居羨慕不已。

我們需要精打細算，每天吃九兩米飯，每周吃幾片豬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個月的生活不會出現透支。我們這一代是從既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生活里成長起來，當我們這一代人回憶起童年時期什麼最美好，我們的記憶竟然驚人的相似，都是過去曾經吃到過什麼好吃的。除了吃，我們幾乎沒有其他的美好記憶。

當時，城鎮居民儘管省吃儉用，也很難有所結餘。對於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食往往不能吃飽；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糧食會略有富餘，她們省下自己的糧票供給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應也是同樣入不敷出。於是人們經常在暗地裡偷偷花錢購買糧票和油票，以此維持生計。

在我的家鄉，農民手中會有一些富餘的油票，他們將田裡油菜籽收集起來後上交給國營的榨油廠，國家會補貼他們一些油票。這些數量微薄的油票，是當時農民很重要的額外收入。貧窮的農民為了籌錢治病，或者為了籌辦婚禮等，會來到城裡悄悄出賣他們手中的油票。在那個公有制的時代裡，這樣的行為就是投機倒把。

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現在的話說是志願者，現在的志願者還會有工作餐，我們當時的工作餐就是張嘴吸着冬天裡的寒風。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里，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杆的後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後，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我們恃強凌弱，以此為樂，還覺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張正義。雖然戰果纍纍，可是抓獲的投機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農民，繳獲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這些農民不敢抵抗，他們做賊心虛似的，覺得自己是在做壞事，他們唯一的反應就是眼淚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沒收。

輝煌的戰例只有一次，我們抓獲了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農民。這個人個子比我們高出一頭，身體像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一樣寬。我們撲上去的時候，他奮力反擊。他右手捏緊拳頭，當然他不敢揮拳打我們，他知道一旦打了我們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將我們推開後奪路而逃。

這是我們遇到的最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點讓他逃脫。多虧我們人多勢眾，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有幾個同學手中還舉着磚塊，將他砸得滿臉是血，把他摁倒在地。這時他右手仍然緊握拳頭，左手還在努力推開我們。我們知道他的右手裡會有油票，我們怎麼使勁，也無法掰開他的手指。兩個同學將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個同學用磚塊擊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鮮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頭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後，我們看到幾張沾上血跡的油票，數了一下剛好是一斤。我們把他押送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後，又從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這是繳獲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話來說，是屬於大案要案。在審問的時候，他一邊用沒有受傷的左手擦着臉上的血跡，一邊交代自己的投機倒把罪行。他是為了籌措自己婚禮的錢，向親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們一家人省下來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經半年沒有吃過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飯時只是將蔬菜在鹽水裡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凌晨，在我此刻的回憶里觸目驚心。我們這些中學生笑聲朗朗地喜慶輝煌戰果，而這個傷痕累累的年輕農民，卻在苦澀地講述自己的簡單經歷。由於他是初犯，對他的處罰只是沒收這十二斤油票，再讓他寫下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後堅決不做投機倒把的壞事。他受傷的右手在寫下保證書的時候顫顫巍巍，不知道是因為手指的疼痛，還是因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書寫的白紙上，保證書成為了一份血書。

他被釋放後，我們這些意猶未盡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鎮清晨的街道上不斷訓斥他。我們是為了炫耀自己而訓斥他，我們重複說着他被繳獲的十二斤油票，過路的人聽到這個數目後，個個驚得目瞪口呆。

他在我們響亮的叫嚷聲里一聲不吭地向前走去，我們看到他淚流滿面，旁若無人的淚流滿面。他不時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淚水，手的疼痛又不時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們一直走出小鎮，才站住腳，嬉笑地喊叫着訓斥他的話，看着他沿着鄉村的小路漸漸走遠。他在初升的太陽下走去，受傷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帶着內心的迷惘，還有滿臉的血跡和滿臉的淚水，走在漫長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滿懷心酸和負罪感地寫下這些。我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年輕農民後來是否如期結婚？不知道他後來如何艱難地償還借來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記得，當時我們用磚塊擊打他的頭部時，他克制了自己的憤怒，沒有使用拳頭還擊，仍然只是用手掌推開我們。

中國社會的劇變之後，過去的投機倒把分子變成了現在的小商小販。城市裡的失業者和農村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這是人的最基本的願望，在城市裡到處擺攤或者沿街叫賣。就是在北京，這樣的小商小販已經數以萬計。這些無證無照的小商小販因為流動性強，地方政府無法向他們徵收費用。同時在地方官員的眼中，這些攤販的四處出現，破壞了城市形象，也破壞了“和諧社會”。一個名叫“城市綜合管理執法局”的機構應運而生，威風凜凜的城管隊員開始四處活動。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橋上，一群一夥的攤販蹲在地上叫賣他們廉價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聲“城管來啦”，這些攤販迅速捲起地上的物品蜂擁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們這些中學生沒收農民的油票那樣，現在的城管隊員對付小商小販的手段沒有進化，也是沒收他們叫賣的物品。當然現在城管隊員的成果是我們那時候望塵莫及的，現在城管沒收的很多物品是我們那時候從未見過的。

幾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個地鐵出口附近的時候，經常看到很多無照經營的三輪車夫，他們蹬着三輪車接送客人。同時也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城管的卡車上堆滿了沒收的三輪車凱旋而歸。

我見到過幾個傷心的三輪車夫，他們都是動用家裡所有的錢或者向親友們借了錢才購買了三輪車，賣力蹬車來養家糊口，還要供孩子上學。在炎熱的夏天裡他們揮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風裡也是渾身汗水。當他們賴以生存的三輪車被城管沒收以後，他們生活的前景也被沒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