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没有问题/一个上海家庭的1949/我们恃强凌弱,还觉得在伸张正义-一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逸草：这几篇文看似无甚关联，读来却又觉得有某种紧密相关。想来读者也会有同感。

台湾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实之四；

台湾的人均GDp是大陆的三点五倍，超出日韩，雄居全亚，这是事实之五；

台湾下辖十九个县市的民选首长三十年来无一个贪腐犯罪记录，这是事实之六；

台湾所有的民选首长均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明细及纳税记录，这是事实之七。

台湾是东亚地区民主自由的灯塔，是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开花结果的地方。

台湾的现政权是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政权。台湾人的福利待遇处在当今世界前列。

台湾没有妄议中央，没有封号，没有上访，没有维稳，没有统一思想，没有无边的三公消费，没有天价医疗，没有养老之忧，没有政法委，没有阶级敌人，没有党的军队，没有反党分子，没有党的喉舌，没有威权主义，没有伟大领袖，没有反腐一直在路上，没有官员隐瞒财产，没有接班人，没有紧密团结在以蔡英文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没有做梦，没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反党就是反人民，没有认贼作父，没有弯道超车，没有特殊津贴，没有把人分三，六，九等，没有假话，瞎话，空话，套话，废话，屁话，捧话，横话，狂话等等。

《教父》里有句台词：不要轻易去威胁他人，如果你的威胁无法兑现，你将失去对他人的话语权。

从“美国军舰若敢穿越台湾海峡，大陆将如何如何”到“美国军舰若敢停靠台湾港口，大陆将如何如何”；从“美国众议院院长若敢访问台湾，大陆将如何如何”到“台湾总统若敢访问美国，大陆将如何如何”。狠话撂了一大堆，结果人家全做了，如何如何了？现在美国现役部队入驻台湾都开始正大光明、广而告之了，又能如何如何？要切记，炮弹只有从炮膛里发出才有威慑力，从嘴里发出早晚都是笑话。

墙内大学同系的老师评论：江亚轮惨案罹难人数两倍于泰坦尼克号，幼时曾见过报刊上打捞上岸的成排死难者照片留下恐佈印象。桔子船张老板抛桔子笸箩救人的义举连我这样的小孩都知道。公認的大善人49年后竟遭槍决，天理何在！😣😭

天平路怡邨，一个上海家庭的1949

张克勳先生和照片里的自己合影（2021.4.16，杭州）

这是一张七十多年前的合影，摄于上海天平路怡邨，其背后是当年轰动上海的江亚轮事件。据作者回忆，他们离开上海回老家前还拍过一张全家福，后来在“文个”中被毁。照片上的人不会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就将遭遇灭顶之灾。

天平路212弄11号前合影，前排右起：八哥张克勋、大侄张绍海、张克勖、二侄张绍江、大侄女张瑶华；后排右起：大哥张克效、父亲张翰庭、母亲王佩芬、大嫂胡倩霞、四哥未婚妻王荷仙 (1949.1)。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1949 年已远去70年。70年前的我，是上海天平路淑英小学的小学生，一个不识世事的懵懂少年。我家就在学校的斜对面——天平路怡邨212弄11号。哥姐有五人在杭州读书，上海家中只有父母、小哥和我四人。1948年下半年到1949上半年，这一年时间对国家而言，对我的家庭而言，对我本人而言，都具极不平常的意义，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天平路怡邨地块图

我的父亲张翰庭年逾花甲，仍然孜孜不倦埋首于航运事业。我家有一艘300吨的“金源利”号机帆船，那是我爷爷留下的遗产。子承父业，父亲从事着台州至上海的货物(主要是黄岩蜜橘)运输。1948年12月3日晚7点，3000吨级的客船“江亚”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往宁波，不料途经吴淞口外里铜洋突然爆炸沉没，行驶到该水域的“金源利”号机帆船正在其附近。随船的父亲闻讯后，略作思考即命大副转向，急速赶到爆炸现场。

现场已是人声沸鼎一片狼藉，巨大的江亚轮已船首高翘不见船尾，正在继续下沉中。

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昂立船头，指挥“金源利”成 T 形靠上沉船实施抢救。抛缆绳将两船连接，绝大部分被救者是自己攀爬过来的，也有抓着“金源利”坠下的绳索，由上面的船员奋力拉上来的，形形色色的救人方式不一而足。经三个多小时奋战，经船员点数，共救起 543 人。此时的“金源利”船头已被沉船拖累呈倾斜状，情况十分危急，大副只得含泪砍断缆绳驶离现场。因当时已戒严，只得于次日早晨才送遇难者回上海十六铺码头，而后“金源利”默默离沪返回台州修理受损船体。

此一义举感动了世界，媒体争相报道，上海《申报》等媒体上门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送犒劳品的也络绎不绝。上海本地更是街头巷尾纷纷传颂，曲艺界特编小曲演唱——时调小曲《江亚轮救险经过详情》。(胡志发、邱一飞合编)

诸位先生听端详，且听我，江亚惨剧唱几声，自从十二月又三号，江亚轮船开宁波，男女乘客三千零，大家都要回乡行，因为时局勿太平，他们都想逃性命，下午四时离码头，五时已出吴淞口，到了六时又三刻，江亚已到铜沙外，忽然来了一声响，江亚轮船被爆坏，男女客人都惊慌，船上的电灯已断绝，那时候，海水渐渐向里进，男男女女叫救命，老的老来小的小，号啕大哭真悲伤，黑暗沉沉看不清，无处地方去逃生，时候不到十分另，江亚轮船望下沉。命不该死天主铸，巧遇一船来相救，满装橘子往上海地，它的船名金源利，忽听一片惨哭声，又闻连声喊救命，水手告知船主听，船主老板张翰庭，闻听此言吃一惊，即忙下令去救命，四十水手总动员，将船靠近江亚轮，只因己船货已满，不能容迹许多人，大义可风张翰庭，不惜财产和生命，见义勇为天下少，一声命令水手们，速将橘子五百箱，抛入海洋去救人，来一个来救一个，救上乘客四百另。只因船仅两百吨，恐防以外出事情，无奈解缆离江亚，又闻船中惨哭声，张老先生很不忍，泪如雨下落胸襟，只怪自己船太小，不能再救一众人，依依不舍解缆行，海中又捞十几人，奄奄一息命难存，大德义勇张救星，亲送姜汤救难人，再用棉皮来裹住，慢慢苏醒两世人，棺材底下重翻身，好比南柯梦一场，死里逃生庆更生，行善自有天报应，善恶到头有分明，但看这位张救星，年纪已有六十另；身康体泰多健全。名闻四海人人晓，万古流芳传世人，此人大义天下少，值得编曲诸位听，要看张公好榜样，莫作贪财下流人；虽然本人才学浅，一片忠言劝诸君，万古千秋美名流。

也因此，我父亲被授予“上海市第一荣誉市民”光荣称号和荣获金质奖章。1948 年12 月 30 日下午，一辆黑色小轿车开到家门口，来接我父母、小哥和我去市政府参加表彰会。到了会场，我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人很多，多数长衫马褂，黑黑的一片！几位领导人讲话后，由吴国桢市长给父亲佩戴上“上海第一荣誉市民”金质奖章。

轮到我父亲上台发言，老人家略显局促不安，喃喃表态：“救人是我的本分，完全应该做的，不用表彰！”

招来台下一片热烈掌声。

时间的巨轮不觉转到了1949年的春天，懵懂的我隐隐感到了时局的微妙变化：交通大学坐落在我家后面的华山路上，那天上午我在附近玩的时候，看到有坦克车和军人围住了学校的大门，路旁的大人们在悄悄议论——学生罢课了。又有那么几天，看到天平路上行驶的 2 路有轨电车，车在运行但无售票员卖票，我就和小哥一起在天平路乘上，到外滩后再乘回来。一路玩着还觉得蛮惬意，当时哪知道这是工人在罢工呀！

三月间，家里来了好多亲戚，有大姨妈夫妇、小姨和姨丈等长辈。见他们个个表情严肃脸有愁容，和我的父母亲讨论什么重大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决定去留的家族会议。大姨妈她们力劝我父亲离开上海去台湾，她们分析了形势，提出马上离开越早越好。

可父亲却坚持回故乡不去台湾，他说：“我们做人做事立得稳站得正，共产党来了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到了台湾这么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好？”就这样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无法最后统一，结果是不欢而散分道扬镳。

大姨妈她们一星期后去了台北，后听说在台湾大学当教授。我们一家向来是父亲说了算数，所以一个月后也离开上海回到了老家浙江温岭。当时是坐自己的“金源利”号回故乡的。回到老家后，在宽敞的大客厅里，又看到了各界陆续所送的银盾。装在玻璃大盒里的银盾上刻着“慈航普度”，摆满了大客厅的两旁。

1949 年 6 月，温岭成立新政权。7月的一天早晨约八时多，家中大院开进来一队穿黄军装的兵，约有一个排，静坐在晒场道地的西边。带队者名李奇佩，挎盒子枪，是温岭新河区区长。他一个人大踏步走向厢房，父亲穿全白中式单衣裤站门口相迎，两人彬彬有礼招呼，看来是一次平和的造访。我和哥姐们正在楼上玩，从上往下正好看见。大约两小时后，见父亲送客至晒场中央时突然停步，两人交谈数语后父亲折回卧室，再出来时手挽一件灰色长衫，跟随这大队人马离开了家。原以为不日即可归，事实却是永别！

父亲被诱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乡里的十几位白发老者头举檀香到县府请愿要求放人，江亚轮幸存者闻讯两次组织“保张团”从宁波来到温岭，请愿释放张翰庭。上海市长陈毅应宁波同乡会恳请，致电浙江省主席谭震林，要求将张翰庭移送上海，谭震林电令温岭县送张翰庭到杭州。虽经半年时间多方呼吁放人，1950年1月10日上午，仍被用开花弹处死。临刑时仰天高呼：“天晓得！！！”却又有何用？！

顷刻间，张家已涉家破人亡绝境，庞大的庭院被涂上黑漆改为粮库，一个好善乐施、享誉地方的文明家族从此消亡。失去父亲的我们，就像失去了掌舵的一叶小舟，苟延残喘地偷活在这个世界上……

天平路212弄（2022.3.9）

天平路212/11后门（2022.3.9）

天平路212/11(2022.3.9)

2022年3月9日中午，正好在天平路活动，饭后顺便去怡邨寻访。天气真好，弄堂里静悄悄的，一片岁月静好。七十多年前11号张家的遭遇，今天大概已无人知晓。下午，传来学校被封的消息，就此开启上海三个月的难忘时光……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在伸张正义

1970年代……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很难有所结余。对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往往不能吃饱；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粮食会略有富余，她们省下自己的粮票供给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应也是同样入不敷出。于是人们经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钱购买粮票和油票，以此维持生计。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

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

辉煌的战例只有一次，我们抓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农民。这个人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身体像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样宽。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镇，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满怀心酸和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象，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

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

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