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讀到胡蘭成時，從他那兒聽說了台灣的女作家朱天心以及她的《擊壤歌》。

有書友讀罷《擊壤歌》連聲叫好。

最近終於讀了一遍，2010年台灣第二版的《擊壤歌》。據朱天心的自序，說是三十年後的再版，那麼該書的第一次出版大約是1980年了。

我直奔正文而去。讀起來很流暢，偶有生澀的段落，所幸都不是太長。近乎一口氣讀完了。

一個感覺：書中提到明人宋濂，引述台灣中學課本說他“濂文神思飄逸，詞情典瞻，惟才高辭富，不忍修剪，故其文或不免繁蕪之累。”

讀完全書，覺得評論宋濂的這一句或者用在《擊壤歌》也頗恰切。

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思想飄忽不定，不愛讀書，但愛讀閒書、有觀點、記憶力強、在高中數年經受着台灣“聯考”（猜類似中國的“高考”）的壓力，為了未來而被迫備考。然而高中生活不僅有備考，還有別的，還有讀閒書、看電影、和同學們、朋友們東遊西盪……

“盪”似乎是出現極為頻繁的一個詞，很有校園生活的情致。《擊壤歌》如果簡單化來概括，可以說是一位台灣女生的高中回憶錄。

然而為什麼命名為《擊壤歌》呢？

《擊壤歌》出自西晉皇甫謐寫的一本史書《帝王世紀》。原書已軼。我在網上查到一則比較完整的引文：

《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梅註：“《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擊壤，不是望文生義的“拍打土壤”之意。據《辭海》，“壤”是一種遊戲之具。所謂擊壤，就是玩遊戲也。於是，擊壤歌就是遊戲之歌。

擊壤歌的歌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體現的是老百姓對自給自足生活的一種滿意態度。

那麼，問題就來了：朱天心的《擊壤歌》究竟是把高中三年視為“遊戲”？還是視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作呢？

我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曾經在”遊戲“與”勞作“之間搖來擺去。因為很顯然，朱天心的書對於台灣高中三年生活的敘寫把兩者都寫到了。而且，明顯的，作者和絕大多數台灣、中國的高中生一樣，視讀高中為勞作。然而青春年少，高中生的生活不可能就是上課、做作業、讀教科書、備考、補習，等與讀書備考有關的事情。

遊戲的生活，”盪“的生活，社交活動似乎是《擊壤歌》的重點。那麼多少男少女，在少女朱天心的高中生活中來來往往。他們各有各的特點，與敘事者“我”的關係也各不相同。

除了同齡人之外，老師、父母、“爺爺”（胡蘭成），乃至那個年代台灣的書籍、作家、電影，等等，一切與“我” 相關的文化生活都通過一個台灣高中女生的視角得到了有時不免“繁蕪”，然而總體而言”神思飄逸，詞情典瞻“的呈現。

“繁蕪”的段落之一：最明顯的是有一段關於“國父”（孫中山）的政治理論的議論，頗有小孩半懂不懂學大人說話的味道。考慮到胡蘭成有住在其家、充當其家庭教師角色的歷史，少女朱天心的這段囉嗦而缺乏邏輯的論述大概率是胡蘭成灌輸之後的轉述而已。與全書的文風有明顯衝突。十七歲的朱天心畢竟不是一個成熟的作家。

“繁蕪”的段落之二：是關於禪宗公案的解讀。我之前讀過胡蘭成的《禪是一枝花》。於是發現：《擊壤歌》有一段公案幾乎是照搬了胡蘭成關於那一則公案的解讀。十七歲的少女對於禪宗公案那種思想遊戲半懂不懂完全可以理解，至於照搬老師的論述到自己的文章或書中，實在大可不必。或許是出於為胡蘭成（被當年的台灣政府半封鎖）抱打不平之故，然而從整體上看，又一次破壞了敘事風格的一貫性。

當然，以上批評只是指出《擊壤歌》的”瑕疵“，總體而言，該書顯然是一塊”白璧“，其光輝不是一兩點”微瑕“可以掩蓋的。

讀《擊壤歌》，讓我聯想到中國人，特別是中國高中生在”改開時代“的高中生活，特別是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之間的中國高中生們。

共同點：都是處在國家比較開放的年代。教育體制都依然僵化。老師依然中規中矩。然而讀閒書的話，有各種新鮮的思想、文學、影視作品在社會上風行。高中生的備考壓力都很大，但是在思想、言論上有很大自由。

不同點之最大一點：國家不同。一個是台灣，一個是中國。雖然少女朱天心或該書的敘述者依然懷有“反攻大陸”的理想。然而那時候，兩岸分治的狀態已然持續了三十年左右。兩岸是不同的國家已經是一個穩固的事實。少女朱天心“反攻大陸”的理想既有台灣政府教化的影響，也有家庭的影響。對於不成熟的高中生來說，政治觀念的易受影響倒也不奇怪。

第二點：時代不同。《擊壤歌》寫的是台灣七十年代高中生的生活。類似的生活在大陸要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之後才出現。

第三點：開放和自由的程度不同。且不管年代不同，試着平行比較一下，把台灣的七十年代比中國的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紀零零年代比較的話，台灣比中國還是要自由許多、開放許多。

朱天心當年可以看到的西方國家的電影，中國高中生即便在”改開“的三十年也未必能接觸到。朱天心當年可以讀到的書，中國高中生即便在”改開“的三十年中也大多讀不到。

台灣出了朱天心，十七歲就寫出了這本《擊壤歌》。中國呢？出過一個韓寒，居然還是其父捉刀的。其它所謂青年作家就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書。

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力。今天，缺乏自由的中國與自由獲得制度保障的台灣之間，在創造力、藝術創作之間的距離只會越來越大。相信有一天，我們將在台灣看到華語文學文化的偉大復興。到那時候，或許朱天心“反攻大陸”的理想可以在文學、文化、思想領域上得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