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末起，每到圣诞除夕，成都的天府广场人山人海，聚集了从大学里面出来的大量学生，后来加入广场的就是看热闹的市民，小商小贩，执勤的警察和警车，基督教堂同时也出现拥挤的情况。这是至文革和六四以后的“盛况”，这就说明了在当代人的精神层面里，显现出的一处空虚之处，人们需要什么呢？

城市里面有以“三爱”为主的残留下来的陈旧教堂，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运作，另外就是民间的地下教会，他们一般在民间信教的家庭里面进行宗教活动。    很多年以前，我就见过地下神父，还有修女。早期见到的地下神父和修女，几乎一生很多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在监狱里面。记得那次我们好几个外教朋友（不是基督徒）在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年级比较大的修女争论些问题，还专门跟她抬杠，她跟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到后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那种感觉：有信仰的人，心里面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慈悲，看不出他们的沧桑和悲愤，所以他们深受民间基督徒的信赖和尊敬。

前两年回去的时候，在基督教徒的家里，又见到一个地下神父，现在年轻的神职人员，虽然没有受过以前那些神父的苦难，也得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他们是介于草民和上帝之间的引路人。我面见的这个神父，身材高大，长得很英俊，我问他：如果在你现实的生活中，有女人爱上了你，你会怎么办呢？

罪过，罪过，我真是个迷途的羔羊。

说来也巧，我那次还有机会被另外一个朋友带领去见过三爱会天主堂的神父。在成都市政府第三办公区旁边，有个比较大的天主教教堂，现在外表被装修一新，去年走那里路过，看见外面的围墙上，还有些西洋雕塑，只是太忙碌，根本没有具体去看看。

记得是5月的天气，已经异常的炎热，朋友是早就跟神父预约好时间的，临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我以前常走天主堂路过，就是没有进去看过，还真有点好奇。 晚上九点过后，我们到神父的办公室去，刚要进门的时候，我们就被一个门卫老头拦住，他很不满意我脚上那双鞋，他认定我穿的是拖鞋，我跟他说是意大利的凉鞋。我那朋友拉着我就往里面走。

“不跟他啰嗦，他在跟我们装神弄鬼的，他根本就不信教，表面是守门，实则是个探子。”

探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过一介草民布衣，浪费的只能是表情。

我以前倒是听过一个在人大搞宗教工作的邻居讲，每到开会的时候，那些在社会上还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在会上抱怨，要待遇的情形，简直跟信仰扯不上关系。 不过眼前这位神父，深受我朋友的尊敬。神父当天刚刚从附近的县份上工作回来，看上去面容有些疲倦。我这个朋友跟我讲，这个神父不去跟其他的神父争利益，争权利，他主动常常下基层解决那些教徒的疑难问题，一般都在乡村，工作比较辛苦。朋友告诉我还有个信教的李老师，从学校退行后，近70岁的老人了，也常常跟这个神父下乡，教那些教友唱圣歌，这个老妇人有一儿一女，两个都是疯子，她现在一直都还在照顾他们，但是她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用到这些地方，不然，她自己艰辛的生活，很难能够支撑下去。

有一次，我们去洛带古镇，一个朋友自称非常熟悉那里，一定要带领我们前往，回来过后，遭到我一阵臭骂：到了洛带，错过了供销社饭店特色油烫鸭，鲜溜乌鱼片等美食。不料朋友回敬道：有伤心凉粉吃就不错了嘛。 原来，在这镇上有个基督教老教友，90多岁了，生活状况贫穷，在1960年代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父亲生病体弱，她居然把自己臂膀上的肉割下来给她父亲吃了。  朋友跟神父过节的时候常去看她，最受感动的还是他们自己，因为老人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老人，她把这种快乐，慷慨地给与了比她都要富裕的朋友，而最终，他们认定她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我刚来瑞典的时候，在一个大教堂转悠，也遇见了一个神父，他当时已经85岁高龄，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就开口跟我讲起中文来，原来他解放前在中国内地当过神父，后来在香港又呆了很长时间，时间流逝得很快，可是他的中文还是说得那么流利，可他谦虚地说：“马马虎虎吧。”

咳咳，从我面见地上，地下神父的经历，感觉这个世界还真算小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