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是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致力於近當代知識分子研究。他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輯錄了他的關於當代知識分子的文章，揭示了很多軼事。

晚年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其中第七冊（又叫《中國現代哲學史》）在大陸不能出版，原因不明。有說是因為對毛澤東的評價，有說是馮說中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未完成的新民主主義。張畢來、丁石孫等7 名政協委員向政協提案，呼籲出版馮著，宗璞為此還給有關領導寫信，最終無果。馮友蘭不再違心，寧可不出，藏之名山，以俟後人。

今日的大學教授和普通人一樣，也被固定在單位里，一切都依賴單位，所以他們缺乏自由之精神。沒有自由擇業，沒有自由流動，沒有自由撰稿，就沒有自由知識分子。北大、清華、南開、北師大1949 年前100 位教授平均自由流動三次，多的有流動四五次的，而流動的時間一般在三四年之間。最終落腳在一個自已比較理想的大學內。

錢端升、周一良、金岳霖、陳垣等1949年之後的經歷證明一個時代可以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的學者，在人生關口，似乎總不如治史學的人看得透，看得遠。一般而言，前一類的學者，應該在理論上對政黨、國家、自由民主有更深切的了解，這些學者寫的文章，都是極犀利、極清醒的，但紙面上的深度並沒有融入自己的行為。倒是那些治歷史的學者不一定有超過這些學者的理論深度，但判斷起事情來，似乎總比前一類學者高明。比如胡適、傅斯年、錢穆、姚從吾、毛子水、陳寅恪這些做史學研究的人，比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錢端升、吳世昌等人，1949年在走留之際，更決策正確。也許歷史舊事比理論更令人警醒。所以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數學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

1982年，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鍾書真改了。胡很為難，對李慎說：“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李說：“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斡旋之下，錢給胡寫信道歉。錢鍾書本性特立獨行，幾十年來都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下生存,稜角磨平，變得圓滑。但其心自苦有誰知。壓抑久之，書生氣也會偶爾爆發，率性而為。

紅學家吳世昌在牛律大學任高級講師兼導師。1962年回國。當時大女兒已是牛津大學三年級學生，二女兒也考入牛津大學。吳世昌回到國後，任中科院文學所的研究員。吳在文革中關牛棚，下幹校。大女兒受刺激而致病長住醫院，二女兒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和巫寧坤50年代回國不同，吳在資訊通暢的西方對國內的反右等頻繁政治運動應該了解，自投羅網，甘入危邦，也許是愛國情感使人目盲，也許是像納粹時的很多猶太人一樣，相信自己是例外。

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表現為反抗專制和追求個性，如果在這個時期恰有一種以反抗專制為特色的學說盛行，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青年人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容易為某種思潮中表層的反專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種思潮本身所具有的專制傾向。

國民黨時期對言論管制的鬆懈，是垮台的原因之一。這使中共警覺，所以1949年以後一切有關新聞、出版和傳播的觀念全都改變了，絕對不許私人染指新聞和出版業，這是一個意識到新聞自由威懾力的政府做出的選擇，這種選擇中包含了對自己政治能力的絕對不自信和對人民大眾的絕對不信任。

要對那些特別容易懺悔的人加以提防，他們有一次懺悔，可能就有一千次。

1949年後，提出的口號、講話、方針，從字面理解，確實不乏誘人之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自己的價值尺度去感受，自然會有親切感。然而實際的事實都與講話存在着絕大的差距，而承諾和失信都是單方面的，中國社會這種典型的文本與實際脫節，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誰也沒有否定過言論自由，但絕不准有私人報紙刊物；結社自由也在憲法中寫着，但絕不准自由結社。掛羊頭，賣狗肉，說人話，辦鬼事是本朝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