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什么容易左倾 有个比喻：民主党的票仓是“无知少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妇女。显然知识分子群体容易左倾。
2005年调查，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15%是右翼。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个比例，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又据UCLA高等教育研究所，1990年有42%的大学教授自认为是左派，但是201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0%，而保守派则从18%降到了12%。左派阵营的教授数目是保守派阵营的五倍。到2017年，大学教师中注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大约是10:1。女性中的比例16.4:1，男性中的比例是6.4:1。助理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最高，为10.5:1，教授中为8.2:1。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越是脱离实际的学科，就越左倾。经济学：3:1，化学：4.6:1，数学：5.5:1，英语系为26.8:1，社会学为27:1，人类学为42.2:1。人文院系81%教师是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51%；商学院49%。
这和工商界形成对比。2015年，《哈佛商业评论》发现，共和党选民占据了美国公司董事会50%的席位，而民主党则仅占24%。一般民众也与学院的意识型态相反，盖洛普调查2014年有38%的美国民众自认为保守派，24%为左派。
知识分子的左倾表现为圣化情结；追求乌托邦；相信人类的改造蓝图，认为人类社会是可设计的，而不是自发完成的；倾向集体主义，反对个人自由；喜欢占领道德高地和自我崇高，有道德优越感；相信平等高于自由和结果平等；喜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只对抽象的人类感兴趣，对具体的人缺乏爱；主张多元文化。
人们常常认为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中先知先觉的一群，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程度高；他们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但这只是错觉。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说：“知识与美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单纯的智力和道德无关。”知识分子容易左倾的原因有下列四点：
首先是圣母婊情结：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救世主心态，喜欢占领道德高地，关注天下的情怀让人感到高尚，产生道德优越感。知识分子喜欢走极端，试图在地球上实现只有天堂才能实现的目标。历史表明，每一次这种尝试都会撕裂深渊，走向荒谬。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生活在幻想和激情中。这种浪漫情怀虚构了他寄予希特勒的理念。他在纳粹的改造民族的计划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幻想导致他投靠纳粹。 高尚是好事，只要这是自己的行为。理想主义只能要求自己，一旦用来要求别人，就很危险。性质就完全变了。每个人都有平庸的权利，只要他不去害人，别人不能强迫他人高尚。为天下拔自己的一毛是崇高的，值得敬仰，但敬仰不能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别人的一毛。知识分子左倾表现在己之所欲，强加于人，以自己的道德为天下人的道德。以自己的乌托邦为天下人的理想。 其次知识分子知行脱离。一方面享受布尔乔亚的优裕生活，一方面高谈拯救普罗大众。后者是对前者产生的内疚负罪感的弥补。己所不欲，亦施于人。肉欲的沉沦需要精神的高尚来补充。用对抽象人类的博爱代替对具体的人的关怀；用高调来代替生活中的真实情感。高谈左倾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快感。
知识分子在象牙塔中做学问，不切实际，脱离常识。他们不必为自己的理念负责任。沉溺于小圈子的意识形态和一味追求道德标杆，忽视大众的普遍需求。很多知识分子从事的研究毫无意义，甚至是垃圾。学术界有句话“不发表就完蛋”，他们的很多研究都是单纯为了发表论文而做。左派的理想和理念是他们脱离实际的研究的生存环境。
最后在高校当左派最安全：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由于取消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双重标准，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而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左派的容忍精神差，右派常被攻击，甚至生存困难。而左倾永远是安全的。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德泽瑙瓦（DE GENOVA）抗议美国侵略伊拉克说他希望美国兵在伊拉克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休（1993年美国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遭到叛军伏击，阵亡18人），虽然政界和美国社会强力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解雇德泽瑙瓦，哥大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保住了德泽瑙瓦的饭碗。德泽瑙瓦的职业生涯并未受到影响，现在已升任休斯顿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和主任。而UCLA教授Gordon Klein不为黑人学生提供以乔治·弗洛伊德事件逃避期末考试的便利，就被校方公开谴责他滥用权力并暂停职务。南加州大学教授Greg Patton在课堂中讲解语言中的填充语，用了中文口语中“那个”做例子，听起来像英语对黑人的蔑称“Nigger”，被学生举报后被暂停职务。太平洋大学教授Richard Paxton由于在课堂上所谓对种族和性别的政治不正确言论（他说所有的人都有性别属性和美洲原住民好战）被学校开除。说明学术界的所谓言论自由权利是只对左翼的。而左派的多元文化不包括他们反对的那一元。近年来保守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演讲，不是被轰走，就是被示威者阻止进入，或者在会场上被打断，或者学校屈于压力撤销邀请。保守派作家Charles Murray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演讲被左派学生轰下讲台，同行者被殴打。高校不能容忍右派的言论自由，但却邀请伊朗独裁者内贾德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反美反犹的演讲。2019年一个保守派组织在加大柏克莱分校招募成员时，被左派分子暴力袭击。纽约大学一位教授表达自己对政治正确的看法，被学生轰出教室，被学校暂停职务。芝加哥大学教授哈拉尔德·厄里格在推特中不赞同解散警察和街头暴力，被多名学者要求辞职。佛蒙特州的高中校长蒂法尼·莱利因在脸书上质疑示威者的言论被迫提前退休。Syracuse大学校报解雇了一名质疑警察有制度性种族主义的统计依据的专栏作者。《费城问询报》强迫发表了一篇谴责借抗议抢劫放火的文章的编辑辞职。在很多高校，右翼只能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组织活动。一个公开的保守派在高校谋职很困难。人都有避害趋利的习性，环境如此，高校中左右分野的比例悬殊也就不足为奇了。
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成了培养左派的温床。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左倾观念。调查发现在大学即将毕业时标定自己为自由主义者或极左派的人数比新生中如此自评的人增加了32%。而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或极右派的人在即将毕业的学生中的人数则下降了28%。近亲繁殖的后果造成了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左倾。很多文科学生，毕业后任职于媒体，这也是美国媒体左倾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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