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初稿寫於數年前。見到有幾處(包括萬維網友求真知)轉貼了我文，頗感榮幸。今稍作修改，還是在自己的萬維博客發一下。】

 逸草：六·四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

          -- 一些反思與思考

在89年六·四的前一年，我已在就讀的美國學校拿了碩士學位，並陸續完成了基礎和專業的四門博士資格考試。89年的春天，在我的碩士論文基礎上，由導師和我合寫的文章，被當時系裡認作一流的雜誌所接受和發表。春學期結束後，我便為博士論文的開題做起準備來。憋着勁暫不要孩子也要在一年內完成論文，儘快回國工作。國內母校的一領導，托其與我在美同校的家人帶給我口信，說有些學院領導的知識結構已跟不上改革開放形勢，要我儘快完成學業回去相助。

那時就讀的美國學校里已有百餘名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商學院裡也已有了幾位大陸從其他省市來的或同鄉同胞。那種作為頭一、兩位進入該校商學院讀研的大陸留學生、自認為不能給國人丟臉的壓力已大大減輕。從本科理工科出身，來美轉為攻讀商科碩博士學位已有數年，最困難的轉行學習階段已過去。於是有時間也有興趣，關心起國內那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來。

從朋友們陸陸續續的來信里，已了解了一些86-87年上海學潮的情況。知道其效果並不好，國內政治舵嚮往非民主方向轉。好友H姐曾是學校學生工作主持人之一。她為人正直，工作能力強，有着下鄉插隊時當過某省知青標兵的經歷，一直被大家看好政治上會有大好發展前途。這回她已被江在內部會議上點了名，政治上再也不得重用。學潮過後一片蕭瑟壓抑，已有朋友勸我考慮別歸了。此時我們對這89年學生運動，感覺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年輕學子們民主意識已增強，熱浪似有可能破冰。憂的是，從86-87年的學潮結果看，當局不可能作大的讓步。我和在美的同學朋友們都替國內學生和支持的民眾捏一把汗。

到了北京百萬市民上街支持學生時，周圍比較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片叫好聲。我卻要冷靜些，越來越憂心忡忡，感覺鎮壓的可能增大了。覺得那些以為不會鎮壓的朋友們，還是將GCD和當時的政府看得過於軟弱和仁慈了。

父親在來信中抱怨，有的街上（可能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學生們設路障把着路，有不喊“支持學生反官倒”不讓通過的狀況。父親說，若這樣的局勢不加控制，恐怕接着就會要大家喊“打倒GCD”了，那怎麼得了？父親是抗戰初期三十年代入共的老GCD人，可思想較為開放，曾對我們年輕人對鄧取締了“西單牆”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滿表示過理解。連他對學運都有這樣的抱怨，很可能反映了老一輩GCD人已將這次89學運看作有推翻GCD政權的企圖了。

五月中旬，我們看着電視上頭裹紗布的吾爾開希與李鵬談判時的那個得瑟勁兒，不禁嘆其盲主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錯過了極少的幾次稍有可能扭轉局面避免傷亡的機會。後見六月初趙紫陽喊話，學生們反映麻木、無動於衷。我們心急如焚，真有種衝動，恨不得猛搖他們幾把，喚他們快醒過來，變革不圖一日成。不過我們也知道，那時他們已是什麼話都聽不進去了。我們只能盼G政府能多拖幾日，讓年輕人那勁頭過去，別讓青春熱血流。

槍聲傳來，無人不痛心疾首。我當時在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幫忙，參與了遊行抗議和燭光悼念晚會。是的，學生們是熱血的，是富有愛國激情的。不管他們有多幼稚，也絕構不成屠殺他們的理由！我打電話去家裡問父母，如此政府是他們為之付出大半生所追求的嗎？他們回答說這後面背景比我們所知要複雜得多。但他們敢肯定，這流血結果是他們這代人中的多數人不想看到的，這樣的悲劇場面不會在上海重演！我寫信給支持我出國並建議我改專業的母校校領導，表示了對北京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憤慨。她回信里的話，和我父母說的差不多。無非是說學運有國外敵對勢力唆使的背景，要我冷靜旁觀。

數年後結識了一朋友，他在清華的弟弟於六·四被彈殺。他和妻子將父母接到了身邊養老。後來，每回看到關於六·四死難者母親們的音訊，都鬱悶不已。

六·四的當時，國內的同學朋友們的反應各異。覺得學生們鬧得過分，不得不鎮壓的是極少數。有半數以上的朋友覺得學生們的訴求是對的，但在行動上有些過激過分。可也絕不該用坦克上街和槍殺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少於半數的友人，尤其是86-87年上海學潮的積極參加者，支持學生們和北京市民的抗爭，並有部分人多少參加了這場學運。

這裡提一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陳樂波。他是我老家的鄰居兄長，其父就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陳同生。《導報》當時為了國民的言論自由和給整個新聞界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空間，而站到了89年民主運動的前沿。89年學運在5月13日開始絕食之前，聲援《導報》、要求新聞自由，是當時大家關注的焦點。“導報事件”也史無前例地將很多新聞工作者捲入到這場民主運動中。

陳兄在六·四前擔任《導報》編委兼中國經濟部主任。如網上一文所述：汪道涵曾經把陳樂波帶到江家裡，實際上也是希望通過他來做《導報》的工作，勸讓《導報》妥協。陳樂波那次在江家裡把江教訓了一頓，而且跟他講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逆歷史潮流而上斷頭台等故事，使江怒火中燒。後來江還在有些場合提到這件事，說竟然我們的幹部子弟說我要上斷頭台！陳兄在六·四後被捕，被關押了約一年。期間他兒子出生，妻兒缺乏照顧，左右鄰舍包括我姐都伸出了援手。陳兄出獄後轉向經商，不少朋友們都願意幫助他，他一家人現在生活得很好。

六·四使我們改變了對鄧的看法。作為77級中的一員，我們曾對鄧有感激之情，對其在“科學的春天”到來、和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欽佩的。這種感覺，在後來的取締“西單牆”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已大打折扣。認識到在恢復高考上，他可能不過是盡了些對自己子女的父親職而已，而我們恰恰與其子女近齡，沾到了光。當然他也可能有為國家和人民做些好事的願望。改革開放中他有些功，但也不過是他看到了世界大流，順應了潮流而已。其倡導改革開放的最根本目的，還是在於鞏固GCD政權。可他支持對學生市民下屠令，則是他草芥人命的本性大暴露，與他在五十年代所謂“反右擴大化”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是一脈相承的。

六·四的血腥寒了學子們的心，洗亮了學子們的眼睛。一個其太上皇聲稱要將民眾“殺他二十萬”來換取“安定二十年”的無能政府，再也激不起我們的報效熱情。在和其他州求學的幾位大學同學尤其是大學班裡的老支書大哥商量後，都認定了，獲取學位後若有能力就留在美國工作生活。一年多後，孩兒誕生，我們的人生軌跡也就此改變了。

回過頭來看，89年學運是86-87年學潮的延伸擴展。要說對86-87年學潮的個人影響，大概是方勵之老師的比較廣遠。他那“加入GCD，改造改變它”的說法，在80年代上半截就已被不少有思想的青年學生們所接受。

但更主要的，還是人們對G政府的專制本質認識不夠，對其還抱有幻想。以為它會在民眾催促下，清除那當時似乎還滋生不久、涉及面不廣的腐敗。以為它還具有像糾正文革那樣糾正自己錯誤的能力。卻不知，在沒有制度來保證對權力加以監督的情況下，國家機器能否朝民主方向運轉，完全取決於掌國人有無真正的民主意識和願望。遇到國權在鄧等僵硬死腦者手中，他們將青年學子和民眾呼聲，認作動搖其江山根基的洪水猛獸，就出現了非鎮壓不可的局面。

看看如今的習政權，似乎在下大勁反腐。早知今日反腐須面對如此積重難返的局面，又何必當初神經過敏，用什麼四二六社論來壓制扭曲學生們的為國為民心？若當時借用學生們反官倒的熱情，做一些制度上的改變，鼓勵民眾和新聞媒體，來約束監督官員手中的權力，將那些尚未形成大氣候的腐敗扼死在其滋生溫床中，哪會有如今這麼嚴重的大面積腐敗？說到底，鄧等相當一部分當時的掌國掌權人，已拋棄了他們青年時期可能有過的救國為民心，一切只為了維護GD政權，才會那麼懼怕學生、懼怕民眾對民主和民主制度的訴求。

歷史上的一個良機，就這樣錯失了，化作了六·四鮮血。

六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着志士的鮮血。

為了民眾對民主的訴求，

他們曾頑強地抗爭不息。

（改自歌曲《五月的鮮花》）

後記：

有友讀了這篇文後，做了這樣的評論：

“民主是個制度問題，不是素質問題，是權力平衡的產物，平衡才能對權力有效地監督。毛澤東、鄧小平都是太上皇。近代世界文明帶給中國兩大進步，國家最高領導人換屆，太上皇做不成了。二是互聯網，民之口防不住了，中國走向民主是早晚的事。有兩個途徑，一是內部分化，二是外部對抗，結果就是形成一個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局面，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逼宮”，就是學會理性的解決社會爭端。六四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反封建的有學生自發的民主解放運動。我們有理由相信，類似六四的事件，不會再有了。香港占中，當局不敢開槍了，這就是政府的妥協，六四的勝利。這樣一次一次的勝利，就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制度，就有了民主。民主和文化相輔相成，是幾代人的事。每一次血都不會白流。”

這樣的評論，理性、積極又樂觀，深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