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此文將美華就大學平權之爭方方面面的要點，講述得比較清楚。

對文尾『反對平權的華人，最常引用“逆向歧視”證據是精準的標考成績。…當中國家長和學生怪罪平權政策之際，…恐怕還得問：對標考成績的強調，和連帶的“補習班思維”，似乎在爭取一種量化評估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越來越像被他們摒棄在後的中國高考制度？』，頗有同感。四十年前恢復中國高考制度，曾給我們華一代中不少人帶來命運的改變。可那是在走出文革反知反智荒謬年代後的特殊時期。如今的海華中，還會有幾人看好那多少遏制了青少年天性和創造力的國內中小學應試教育？

說起“加州理工學院，自從它純粹採用學習成績為入學審核標準後，亞裔學生的入學率從1992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43％”。要是各頂尖名校都像加理工那樣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亞裔學生，失去多元化帶來的活力，各位還會像現今這般熱衷於那些頂尖名校嗎？看周圍華裔中真傑出拔尖的孩子們，申請加理工者稀。即使申請了它被取，也往往會奔向被錄取的其他頂尖名校。相對少看重加理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其過重於用學習成績作為錄取標準。由此構成的學生團體，對渴求能從多元化多樣性群體汲取新鮮活力、開闊視野、豐富大學生活的優秀華二代人來說，缺乏吸引力。

不少反種族平權的華人，聲稱願意接受在大學錄取中扶持 “貧窮或劣勢經濟條件下的”人群。可若真要增多優先錄取低收入家庭、學習成績偏低些的學生，那些在熱衷於孩子上名校人里占了多數的中高家庭收入華一代，難道不會對這類政策發出“鼓勵貧窮乏進取”的指責？

有趣的是，有人在《細分之爭源頭詳情/亞裔教職人員公開信》博文後跟帖說“美國大學其實是用一些主觀、不能衡量的標準，玩弄政治，剝奪華人子弟應有的公平和權利”、“去掉Legacy的關鍵在於：儘量減少主觀、不可衡量、不公平的指標。實行公開、可衡量、可監督的錄取標準。”可被問到『你所謂的“公開、可衡量、可監督的錄取標準”，除了應試教育那套，還有些什麼？』時，卻連一條能上檯面的也回不出來。

“有些媒體卻說，美國大學正面臨過量中國學生帶來的危機。”對這話雖有疑，但隨美國大學入學中平權政策調查的鋪開，各名校錄取新生中少數族裔已近半或過半、亞裔最多的實情，會讓更多人了解得更清楚。這對亞裔學生力爭更多的名校錄取額，難說會是福、還是會有可能不利。

美國華人的大學平權之爭

劉裘蒂：很多亞裔學生認為自己是“逆向歧視”受害者，但有些媒體卻說，美國大學正面臨過量中國學生帶來的危機。

更新於2017年8月29日 06:12 

轉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專欄作家 劉裘蒂

8月初《紐約時報》爆料，美國司法部的內部文件顯示，特朗普政權正準備對美國大學入學的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進行調查。隨着媒體熱議司法部此舉的動機是為了維持白人權益，司法部發言人解釋調查的重點是2015年5月由64個美國亞裔組織聯合提出對哈佛大學的訴訟，指責哈佛的入學審核程序形成對亞裔學生不正當的歧視。

這則新聞仿佛為挺特朗普和反對美國大學平權的華人打了雞血，但是美國司法部難道真的是為了亞裔伸張正義嗎？有些評論家認為特朗普政權只是利用亞裔當擋箭牌，就像攻擊大學平權政策的人士只是利用了亞裔的平權委屈，卻不對亞裔在職場和商界面對的“竹子天花板”採取反制 。

也有民主黨傾向的觀察家分析，這個調查將由司法部里特朗普上台後、根據政黨傾向任命的民權科新工作人員執行，而不是由通常負責涉及大學事務的教育機會科負責，因為前者保守右傾，後者開放左傾，用意是打壓教育機會科的“前朝遺民”職業公務員，並借這個機會“肅清異己“，在背後破壞高等教育多元性。

而綜合來講，這則消息振奮了特朗普總統保守的群眾基礎，抓住了長期的平權怨懟。民主黨及民權鬥士認為，正值共和黨議題在國會停滯不前之際，對平權政策的調查，為白宮提供了對中產階級和中上階級白人選民的策略性安撫。

美國高校的種族平權

美國平權運動，直譯成“扶持行動”或者“肯定性行動”，又稱積極平權、優惠性差別待遇等，是1960年代伴隨非洲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興起的社會運動，主張在大學招生、政府招標等情況下照顧如少數種族、女性等弱勢群體，保障他們不會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視及不公平對待。

平權政策允許教育、就業、工程承包和醫療方案考慮少數群體的劣勢而給予優待，其中以入學的種族因素考慮最富爭議，也引起了“逆向歧視”的指控。

很多亞裔學生認為，他們正是“逆向歧視”的頭號受害者。他們最常引用的數據是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滿分為1600分SAT標考中，亞裔學生必須比白人學生高出140分，比拉丁裔學生高出270分，比非洲裔學生高出450分，才能在入學申請過程中平起平坐。

但是普林斯頓研究院在2005年發布的另一個研究發現，沒有種族平權措施，精英大學的非洲裔學生的錄取率很可能會下降近三分之二，從33.7％下降到12.2％，拉丁裔學生的錄取率可能會下降一半，從26.8％下降到12.9％。

這個報告的作者也強調，廢除種族平權後造成的錄取率降低，會轉化成劣勢群體學生申請率和就學率的降低，將會對精英高校學生的種族分布結構造成更尖銳的長期影響。

支持和反對種族平權的人士，都喜歡引用另一個研究的數據，顯示消除種族意識的入學政策將會使亞裔學生的入學人數急劇增加。支持平權的人認為這證明了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需要“保護”，而反對平權的人認為這證明了亞裔學生的入學機會目前在平權措施陰影下受到壓抑。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加州理工學院，自從它純粹採用學習成績為入學審核標準後，亞裔學生的入學率從1992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43％。亞裔美國人只占加州人口的15％，卻占了加州大學的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其他學校廢除平權之後，亞裔學生在美國大學生的比例將遠遠超過他們在人口的比例。

所以亞裔的平權之爭的關鍵問題：亞裔是平權政策的受惠者，還是受害者？

2015年美國教育部經過九年的調查，裁定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招生評選機制，雖然有時考慮種族或國籍等因素，屬於合法提倡學生的多樣性，並沒有歧視亞裔學生。

美國教育部的理由是亞裔學生申請進入普林斯頓的困難，是因為每個人都很難進入普林斯頓。調查報告指出，普林斯頓有如此多的高素質申請者，因此拒絕許多優秀、即便有不完美成績的申請者，而不太完美的申請學生中也有亞裔。

普林斯頓大學的資料顯示，2010年次的本科有17563 名學生申請，錄取1792名學生，錄取率是10.2%。SAT I拿到滿分2400的學生中有超過50％被拒。申請者中有超過6300名SAT的數學成績達到了750分以上，超過4800名在SAT的字彙部分拿了750分以上的成績，有5600名申請者的平均學分績點為4.0（滿分）或更高。

美國教育部同意普林斯頓的辯解，不用量化的分界線劃分學生：即使某些學生的高中和標準考試成績不達標，並不意味着申請者自動被排除，招生部門還會根據學生的其他素質和整體實力來考核，其中有些這類的申請者是亞裔。2010年次的錄取學生中，有不少亞裔學生的學校成績和標考成績，低於沒有拿到入學許可的不是亞裔背景的學生。

美國教育部站在普利斯頓一邊的立場，震驚了很多反對種族平權的亞裔代表，因為在他們看來，亞裔的超高標考指數和常春藤盟校持平不升的亞裔錄取率，似乎是不容動搖的“逆向歧視”鐵證！

平權主義分裂美國亞裔的利益

聽到美國司法部重新調查亞裔平權歧視的消息，美國亞裔都在派對狂歡，慶祝特朗普為他們喉舌嗎？所有美國種族群體中，高校平權政策的去留，在亞裔族群中引起最大的關注，但是也暴露了以往習慣抱團的“亞裔群體”內部出現的嚴重分裂，尤其以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和相對已經融入“亞裔族群意識”的老移民之間的衝突。

新華人移民正處於美國亞裔的分裂線。

我常常和MSNBC華裔主播呂勇詩（Richard Lui；前CNN主播）談到歷來亞裔美國人對於平權的看法。他自從1992年的羅德尼•金在洛杉磯的種族動亂以來，一直關注種族問題，一手報道最近在弗格森、巴爾的摩、紐約、加州各地，和國際上的種族衝突，並致力於提高亞裔在美國社會能見度的各種活動和討論，在過去15年經常在美國和海外就這些話題發表演說。

我問呂勇詩目前亞裔群體對於平權政策的看法。他說：

“教育平權政策的精神主要為了實現兩個目標：一為缺乏教育資源的劣勢族群提供教育機會; 二讓所有學生在校園更廣泛地接觸到不同人群和觀點。但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其實在許多情況下，潛在的社會經濟指標對達成這些目標更為有關，種族背景卻變成主要的關鍵。

美國亞裔對這個問題主要有兩種看法：

頭一種觀點認為平權政策限制了亞裔學生的數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學生比較起來，亞洲學生在入學標準考試必須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樣的入學機會。

第二種觀點認為，平權政策曾經提高亞裔的大學入學率，讓早期的亞裔人口有上大學的機會。但是有人會說，‘即使在早期的移民潮中，亞裔的學習成績本來就好。’實際上，根據美國亞裔獎學金基金會在200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接近50％的亞裔學生在社區學院學習，這顯示了亞裔是‘模範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並不真切。這個報告顯示了亞裔也是平權政策的受惠者。”

我想，亞裔內部利害衝突不但反映了代際的區別，也因為這個群體中的多樣性。在亞太裔的群體裡，聲音很多，但不協調，反映了這個群體的大量原籍國（49個起源國）、語言文化、及教育、經濟背景的差異。

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顯示，美國有1732.1萬名亞裔 (包括有亞洲血統的多種族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5.6％，其中華人居冠（367萬人），其次是菲律賓人（341萬人）、印度人（318萬人）、越南人（173萬人）、韓國人（170萬人）和日本人（130萬人）。根據人口普查局的統計，亞洲裔美國人的總人口從2000年到2010年增長了46％，是美國增長最多的主要種族群體。

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華人（不包括台灣）有476萬，占全美人口1.2%。因此在傳統的政治運作中，自然必須靠着與亞裔抱團才能形成勢力。中國新移民的熱潮，正好趕上美國亞裔企圖擺脫傳統不吭聲的“模範少數”的刻板印象，但是隨着這些社區團體整合資源，他們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尖銳。亞裔學生在標準化測試中有不同的成績，在選擇性入學申請過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競爭力。

2015年5月，亞裔教育聯盟（核心發起人是中國人）連同其他63個組織，向美國教育和司法部提出了對哈佛的投訴，要求聯邦政府調查高校在招生過程中“非法種族歧視”。2016年，亞美教育聯盟發起了另一個針對耶魯和其他兩所常春藤盟校的“種族平權歧視”訴訟。

亞裔教育聯盟認為，亞裔是大學入學中受到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影響最大的種族群體，因為它不公平，造成種族緊張局勢。這種平權政策對家境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有利，卻犧牲了貧窮或劣勢經濟條件下的亞裔或白人。“亞裔美國人一般支持種族中立的平權政策作為在大學入學的輔助參考，以幫助實現多元校園，但是必須是以客觀評價申請人的社會經濟情況為依據，其執行不會顯着損害美國的‘賢能政治’，和有效改善弱勢社區的教育成果。”

但是，亞美教育聯盟所聲稱的“亞裔美國人”立場真的代表大部分亞太裔的看法嗎？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對於反對種族教育平權發言聲浪最高的是中國來的“新移民”，有不少有經濟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國念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資移民的方式來到美國，和老移民的“經濟弱勢群體”有別，並且背後有着“中國崛起”的語境。他們組織的方式是透過微信，因此美國英語媒體有時候可能會低估他們的影響力。

同時美國的亞裔群體裡也有另一個聲浪支持種族平權主義，基本上有兩類：一類是曾經或現在可以受惠種族平權的群體，另一類是具有多元文化意識的社區運動人士和高校教育者。

去年美國最高法院對“費雪vs德州大學”一案作出的判決，基本上支持德州大學，裁定為了增加校園的多樣性，大學可以繼續在招生決定過程中考慮種族因素。在該案聽審期間，美國亞裔推進正義聯盟、美國亞裔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和美國亞太律師協會，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分別提交了三份法庭簡報，敦促最高法院支持德州大學的平權政策。

這些簡報代表了160多個亞太組織對於高等教育平權政策的立場，涵蓋亞太裔社區背景的巨大差異，包括阿拉伯、菲律賓、日本、中國、韓國、南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民組織。此外，簡報還代表了53名高校教授和官員對平權的支持。

美國亞裔推進正義聯盟的司法訴訟主任當時說：“為了服務於社區最脆弱的成員，我們組織的範圍包括從大型的泛亞全國性組織和專業協會，也有學生和基層組織。明確顯示亞太裔絕大多數支持考慮種族因素的招生政策，不會被利用來作為剝奪其他種族群體權利的幌子。”

這些亞裔組織提交的法庭簡報指出，在不考慮種族因素的情況下，美國大學無法對申請者進行全面評估。在經過一個世紀的歧視和排斥之後，種族意識的平權方案打開了亞太裔學生的高等教育大門，並繼續使許多面臨重大教育障礙的亞太裔學生受益匪淺。

對於支持種族平權的亞太組織而言，團結這個族群必須正視美國亞太裔群體中的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苗族（在中國稱苗族，越南稱為赫蒙族，多數因戰爭原因來美避難——編注）、柬埔寨、老撾和越南裔美國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美國亞太裔中最低，與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國人相似。只有61%的苗族後裔擁有高中文憑，只有12%的老撾後裔畢業於大學。

對於強勢的中國新移民來說，可能很難體會亞太裔在美國移民史的經歷，或是認同亞太族群內部成員的多元。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錯綜複雜的歷史情境，作為第三代華人移民後裔的呂勇詩可以感到兩種觀點的衝擊：

“來自像中國的新移民，正面臨這樣的多層次的背景。可能對於來自海外的（高校）申請人來說，不能訴諸他們的文化直覺。當我的母親從中國來時，她非常努力，進入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受惠於平權政策中的一種：‘可承擔的學費’。我的父親上了舊金山州立大學，是他的家庭中少數上過大學的人，也受惠於平權政策中的一種：‘可承擔的學費’。學費仍然昂貴，但是這或許是他八個姐妹都沒（錢）上大學的代價。”

美國亞太裔內部的觀點分歧，在加州的平權運動里最為凸顯。加州在1995年廢除了公立的加州大學及其九個校區錄取學生的平權政策。1996年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廢除了包括教育、就業、政府招標等各方面的平權措施。2014年加州參議會通過一項恢復平權的提案，在關於平權法案的激烈辯論期間，主張恢復平權措施的美國亞太裔組織，很驚訝於中國來的新移民的反對聲音。

美國大眾看平權

根據2016年七月初蓋洛普的民調顯示，70%的美國人認為大學應該僅憑學生實力來進行入學審核，而不是考慮申請學生的種族背景。這些調查結果表明，美國人不同意最高法院2016年在“費雪vs德州大學”控訴作出的裁決。法院基本上裁定，為了增加校園的多樣性，大學可以繼續在招生決定過程中考慮種族因素。

蓋洛普此前曾在2003年、2007年和2013年的少數民族權利與民主選舉調查中提出同樣的問題，結果顯示自2003年以來美國大眾的觀點一直保持穩定。

而在2016年蓋洛普 與《高等教育內幕》的合作調查，也提出了一個略有不同的問題，直接關注了“費雪vs德州大學”的最高法院裁決，結果顯示65％不贊成，只有31％贊成最高法院的裁決。

以4比3的比例，最高法院的多數法官對“費雪vs德州大學” 一案裁定，如果所有其他扶持策略都失敗，那麼尋求多元化學生構成的大學，只好在入學時考慮種族因素。即使如此，大學只能使用種族作為入學決定的考慮因素之一。換句話說，美國大學可以合法地採用綜合評估的方式，考慮到申請者的學業成績、地理位置、想學的主修、生命經歷、以及種族背景等等。

也正是這種“綜合評估”的方式，給予美國大學機動性的餘地，因此很難證明一個具有競爭意識的入學政策，是否歧視學生的整個種族群體。

蓋洛普的研調也顯示，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之間存在差異，僅有22%的白人和29%的拉丁裔支持在大學入學決定中考慮種族因素，相較於44%的黑人表示支持種族平權。然而即便如此，研調報告認為這也顯示，超過半數的黑人支持廢除種族性的平權主義。

但是，許多引用這個蓋洛普民調的文章，忽略了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不同結果：63%的美國人贊同旨在增加大學校園黑人和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的平權措施，與2003年皮尤民調的結果幾乎相同。

皮尤中心同時指出，這些數字反映了種族和黨派的鴻溝。雖然大多數（55％）的白人支持大學入學的平權政策，相比之下，84％的非洲裔和80％的拉丁裔表示贊同。 近八成（78％）民主黨人和62％的獨立人士支持平權，而共和黨人有 50％反對種族平權，43％支持。

因此，蓋洛普和皮尤這兩個調查之間的差距，可能關繫到抽樣的人群是否真實反映了當前美國社會人口種族的結構。蓋洛普和皮尤的研調，都沒有分開顯示亞裔美國人的看法。

根據美國亞裔推進正義聯盟和其他組織在2016年對美國亞裔選民調查中，64％的受訪者表示贊成“旨在幫助黑人、婦女和其他少數民族獲得更多高等教育的平權措施”，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反對。

中國學生和餅乾模子

幾乎贊成和反對種族平權的聲音，都同意大學校園多元化本身是件好事，而美國最高法院早就認定學生多樣性在教育中不容否認的價值，但是對於多樣性的定義，以及大學如何追求這種多樣性卻是富有爭議。

《紐約時報》在上周發布最新的研究顯示，自從實施平權政策以來的最近35年間（1980-2015），美國大學校園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占比，和這些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之間的距離反而更大了。比方說，黑人新生在精英學校的份額自1980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只占新生全體的6％，但是黑人在美國大學學齡人口中卻占了15％。這之間將近10%的差別，比1980年時的7%差距還高。

用1980年為基礎線，不論是常春藤盟校，或是加州大學系統，過去35年間亞裔 學生在錄取學生中的占比，遠超過亞裔在人口中的比例，為所有種族群體之冠。

針對種族的平權政策是否達成校園多樣化的目標，呂勇詩認為：“平權措施似乎沒有實現其絕對目標，數據顯示，許多頂尖學校的在實施平權後變得更不多元。這些數字可能處在一個真空中，因為在實施平權政策的近幾十年來，經濟差距與教育差距仍然同步，‘毒品戰爭’和入獄監禁率，在同一時期內飆升。然而問題仍然是：如果沒有諸如平權政策的方案，數字會更糟嗎？”

呂勇詩認為，美國精英大學在考慮種族平權時，近年來也推動校園的國際化。因此今日大量的申請學生來自中國和印度，如果大學入學考查時把他們“歸類”，那他們算是“國際學生”？還是“美國亞裔”？ 每所學校的標準不同。

“平權措施遭評的原因之一是，每所學校的實施政策不一致，也就是說，政策是主觀、沒有規範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校說它們不使用種族作為評估申請學生的指標。”

我想，華人對於種族平權政策之爭的熱度關注，除了重視教育的傳統之外，也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留學生的激增。根據國際教育研究院(IIE)發布的數據，去年美國高校的國際學生人數增長了7.1％，達到了2015-16學年的100萬。中國來的學生數量居冠 (328547) ，占美國所有國際入學人數的31.5%。

根據啟德教育的《中國學生低齡留學白皮書》數據顯示，2012到2015年之間，出國讀本科、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學生占比增加了17%，由2012年的23%增長到2015年的40%。而4年間出國讀本科的學生群體增幅明顯，達到11%~14%。

中國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越來越小，2015年赴美中學生數量是2013年的1.5倍。越來越多的小留學生選擇在高中、初中甚至小學就走出國門。

這些現象的綜合效應，必定造成中國留學生之間申請美國大學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新東方發布的《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引用了教育部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學生的標準化成績（如托福、SAT等）逐步飆升，導致申請競爭難度增加，越來越難脫穎而出。

不幸的是，這些好得嚇人的標考成績，只是加強了美國學界歷來對東方學生擅長死背強記，卻缺乏口語、寫作和獨立思辨能力的刻板印象。

上周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約翰•龐夫雷發文指出：美國大學正面臨中國學生過多的“危機”，造成教授和其他學生的困擾，因為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缺乏教育基礎、語言能力、以及接受美國教育所需的關鍵能力，卻充斥了美國校園。許多學生幾乎完全靠着他們父母的支付能力，而在美國大學獲得了一席之地。

金融風暴後缺錢的美國大學把中國市場當成現金牛，積極向中國招攬學生，比方說明尼蘇達大學在 2007年只有150名中國學生，到今年9月份將有近3000名入學，占新生總數的50%。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在2000年只有37名中國來的本科生，今年估計將超過3000名，被戲稱為“伊利諾伊中國大學”。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繳全額學費。

龐夫雷還引用了許多讀者已經耳熟能詳的第三方數據：許多中國學生僱傭槍手代考SAT和托福，90％來自中國的推薦函是假的，70％的自傳是由別人代筆，50％的高中成績單是偽造的。2012年對25000名有興趣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英語能力實際上在下降，三分之二學生不具備在美國學習的英語能力。

而到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在校園裡只跟其他中國學生混。

當然，龐夫雷文章並沒有談到常春藤盟校的中國學生素質，而反平權的華人可以指責這種延續對中國學生的刻板印象正是造成“逆向歧視”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學生在美國面臨嚴重的形象問題。另外，支持平權的亞裔人士，包括最近在《紐約客》雜誌發文的亞裔哈佛法學院教授，都指出亞裔學生在入學審核中最常被批評的弱點是“缺乏區分性”。

不代表亞裔的反平權組織“公平招生”，目前正透過美國信息自由法要求普林斯頓大學公開最敏感的招生文件，包括個別學生檔案和關於學校評估和選擇新生班的資料。根據美國媒體BuzzFeed News獲得的文件顯示，普林斯頓大學招生官員反覆寫道：亞裔的申請者之間難以區分，經常用的字眼是；“司空見慣的簡歷”，或是“標準預科型”或“難以突出”。普林斯頓正極力訴訟阻止公開招生的文檔，並且辯解亞裔之外的學生也有拿到類似“司空見慣的簡歷”的評估。

整體而言，考慮種族因素的平權政策，由於標準的多樣和模糊，給予美國大學很大的調度空間，一般認為除非經由立法程序，如果僅僅依照法院判例，可能一時很難顛覆。

而反對平權的華人，最常引用“逆向歧視”證據是精準的標考成績。中國申請學生的不斷激增，特別是對於常春藤盟校和其他一線名校的熱衷，加上媒體對於中國學渣扎堆湧現美國校園亂象的報道，勢必使得優秀的中國學生更難突出。

當中國家長和學生怪罪平權政策之際，為了避免“餅乾模子”之譏，恐怕還得問：對標考成績的強調，和連帶的“補習班思維”，似乎在爭取一種量化評估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越來越像被他們摒棄在後的中國高考制度？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