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生于1933年3月15日，逝于2020年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法律变革计划的制定人，伟大的异议者，史无前例的流行文化符号。金斯伯格身上有着无数的标签。

她在许多方面确实异于常人。比如说，当绝大多数女性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年代，她以哥伦比亚法学院年级第一的成绩法律博士毕业；比如说，她战胜了无数偏见和歧视并成功登顶美国法律界的顶峰，成为了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再比如说，她在1999年和2009年两次战胜癌症之后依然保持健身的习惯，耄耋之年还能做二十个俯卧撑，并在病倒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的勤奋。

但金斯伯格并非生来便是无畏的女权斗士、伟大的异议者。她在漫长人生中的挣扎、疑虑和挫败，以及她从社会泥沼中奋力而出的勇气和毅力，才是她最值得敬佩和共鸣之处。正如她在为我翻译的传记《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所作的序中所说的那样，她希望了解了她人生故事的人们会“发现某些场景似曾相识，某些时刻振奋人心”。

我亲身体会过金斯伯格对于法律后辈的善意与支持，因此对于她的逝去感到特别震动。2018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律所里做律师，当时我翻译的金斯伯格传记《异见时刻》正在准备出版。我尝试性地给金斯伯格大法官写了一份信，询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书做一个短序。没想到她很快回了信，跟我说过几周就写。为了解释她的延迟，还列出了整个夏天的行程，问我“这个时间安排是否可行”。

这封信现在依然是我最珍藏的物品之一。

这让当时并不确定她是否会回信的我受宠若惊，字里行间的温柔和耐心更是让我十分感动。这其实也很符合我所了解到的金斯伯格的个性——比起大众所认为的那个凶悍、霸道的金斯伯格，真实的她其实是审慎、严谨、轻声细语的。

写这一篇小文是因为我想讲一讲不特别为人所知，但最让我感触的那些有关金斯伯格的小故事，并谨以悼念一个有血有肉、独一无二的金斯伯格。

1959年，26岁的金斯伯格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但由于她已婚已育的犹太女性身份，她求职时被所有的律所和法学院拒之门外。之后的近六十年间，金斯伯格都在以各种身份努力抗争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但她的目标并非只是打破玻璃天花板，让自己进入由男性主导的职场。她想要创造一个男人和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并肩合作、真正平等的世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代。金斯伯格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创始人，为女权运动的法律变革制定了详尽的计划。

但她的女权主义哲学和计划却被当时的许多女权主义者批判为太过温和，甚至被称为对女权运动的背叛。这些反对的声音差点让她在二十年后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失之交臂。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金斯伯格对于奠定了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所持有的保留态度。对于任何对美国法律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罗伊案都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华墨重彩的一章。这个1973年的最高法院判例明确指出女性拥有不受政府过多干涉的、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会指出罗伊案是女权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最大的战果之一，但金斯伯格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金斯伯格并非不支持女性堕胎权。相反，她坚定地认为怀孕本来就是与女性的公平权利息息相关的事情——如果没有独立做出各种有关生育决定的自由，女性永无平等可言。在罗伊案同一时期，金斯伯格还作为律师代理了斯科拉科诉国防部长案 （Struck v. Secretary of Defense），为女性争取堕胎权。在斯科拉科案中，名叫苏珊的女性军官因为怀孕而被要求要么堕胎要么退伍。金斯伯格想要让法官们意识到，政府禁止女性堕胎，但当军队认为让女军官堕胎对自身更有利时却又要求她们堕胎，是一件多么讽刺又虚伪的事情。她认为，既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确定是否应当允许女性堕胎，那么我们就先从不应当强迫女性堕胎开始抗争，然后我们才能循序渐进地让最高法院意识到生育自由是男女平等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可否认，罗伊案的结论是女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其法理基础建立在女性的隐私权之上。金斯伯格认为，这一法理论证禁不住考验，太容易被政治的倾向而左右摇摆。真正坚实的女性堕胎权必须建立在女性平等权的基础上。金斯伯格甚至因此拒绝了美国民权同盟希望她代理罗伊案的邀请，因为她认为社会变更应当是逐步累积、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发生，“涵盖范围过广的法院判决只会适得其反，必须先靠民间运动和立法机构引起社会变革，然后法院才能改变判例。”金斯伯格当时对罗伊案的判决评论道，“最高法院给予女性的并非她们个人享有的权利。”  

金斯伯格是对的。罗伊案宣判之后的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了许多的案例使得罗伊案的保护范围越来越狭窄。而在特朗普治下的日益保守的美国中，罗伊案更是岌岌可危。这一事实也许再次证明了金斯伯格超越了时代的智慧和先见之明。

金斯伯格还公开说过多次，她在做民权律师时代理过的最喜欢的案子是维因伯格诉维因伯格案（Weinberger v. Weinberger），在这个案子里她代理的是一位丧妻的家庭主夫。当时的法律规定寡妇可以因为需要照顾幼子领取亡夫的补偿，但鳏夫则无权享有同样的补偿。金斯伯格认为这样的法律，“不仅是对女性为家庭经济做出的经济贡献的侮辱，其配偶作为父亲的角色同样不被认可。”当时许多女权主义者不理解金斯伯格为何要为男性争取权利，有女权同盟提醒金斯伯格她们建立的是女性权利项目，而非男性权利项目，甚至有人指责金斯伯格背叛了女权主义运动。但金斯伯格坚定地认为，如果女性想要平等，男性也必须被解放。

在近五十年后再回看金斯伯格当时的决定，不得不称赞其天才之处。最终维因伯格案中，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以9-0大获全胜，在性别平等法律推进的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但也正因为因为这些争议，金斯伯格差点失去了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因为当时白宫有所疑虑觉得，“女人们不喜欢她”。

年轻时期的金斯伯格

邓布利多曾经说过，“反抗敌人需要勇气，而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更需要过人的勇气”。金斯伯格的这种对于自己认定真理的坚持在政治越来越失去底线和廉耻的今天，愈发难能可贵。有人这样评价身为律师的金斯伯格，“她认为自己是宏大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她只关注法律的结果，而非改变了法律的律师。”我认为十分恰当。

毫无疑问，金斯伯格因为自己的性别遭受了无数的歧视和困难——手握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却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之后却又因为怀孕而被雇主扫地出门。但最让我感到心酸和印象深刻的却是一件比起其他困难来显得似乎没那么重要的小事。

1956年，23岁的金斯伯格考上了哈佛法学院（后来因为丈夫马丁工作调动转去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当时她的女儿还在牙牙学语。金斯伯格一边念法学院一边照顾孩子，但却依然成绩名列前茅，成功成为了《哈佛法律评论》 的编辑。有一天晚上她在图书馆工作到午夜，需要去阅览室中确认一篇文章的引用是否正确。但门卫依照规定不允许女生进入阅览室。金斯伯格央求他拿一下那篇文章，她不进去，就站在阅览室门口看，但怎么说门卫都不答应。

也许是同样身为女性，这种以“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的冰冷拒绝太过熟悉，所以这一个小故事让我感到特别心酸，一直记了许多年。金斯伯格当时的无助和失败也让我原谅了自己人生中许多无力的时刻。我们要抗争，但有时，只是还未到我们的战场。

当时的金斯伯格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性别歧视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当某件事一直是社会的常态时，告诉自己“别那么敏感，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恐怕是更为容易的事，但平权的种子一定已经在她心中种下了。法学院毕业几年之后， 金斯伯格于1962年受邀去瑞典学习瑞典语并系统性地编纂一本有关瑞典民事诉讼法的书。金斯伯格当时在瑞典观摩了许多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她羡慕地看着瑞典的女性可以自由工作、公开反抗不公平待遇，政府还积极参与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运动。也许正是这个夏天，金斯伯格蓄力多年的女权意识终于真正觉醒了。

金斯伯格的这段人生经历在悼念她的文章中鲜少被提起，但我却觉得它有着重大的意义。这证明了即便在充满了偏见的社会中，人依然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想法，去追求最为朴素的真理——没有人应该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我的女权意识觉醒得很晚，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最基础的概念，但过去人生中所有的经历都很快变成了我的养料和弹药。我相信，金斯伯格也是这样的。

1973年，40岁的民权律师金斯伯格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辩论。那天她拿到的最高法院律师执业资格卡上，她的抬头是“金斯伯格太太”（Mrs. Ginsburg），她当时的学生起哄让她去要求更改为不带已婚意义的“金斯伯格女士”（Ms. Ginsburg）。她拒绝了。今天她的目标是赢得这个案子，无需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这也是金斯伯格一以贯之的人生理念。她一生都遵循了母亲对她的教导，“坚持信念、保持独立，永远不让愤怒和憎恨的情绪浪费你的时间与精力。”

金斯伯格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我们今天的抗争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她那样勤奋而热情地去抗争和奋斗，去帮助身边每一个我们可以帮助的人，去团结身边一切可能被团结的力量。即便历史进入了灰暗的时期，即便有时生活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

2013年金斯伯格在她的一篇异议意见书中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原话：“道德世界的苍穹虽长，但它终将趋向正义“，然后她补充道，“只要我们坚守承诺直到终点”。我期待，在短暂的灰暗之后，我们终会迎来一个真正平等而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