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0月初，就連白宮內部人士也認為，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競選需要一場孤注一擲的救援行動。因此，三個總統陣線的人聚集在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一所房子裡，準備發起這樣一項行動。

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那是與特朗普總統長子小唐納德(Donald Trump Jr.)關係密切的紐約公關人士亞瑟·施瓦茨(Arthur Schwartz)的家。來客包括白宮律師埃里克·赫什曼(Eric Herschmann)和前白宮副法律顧問斯特凡·帕薩蒂諾(Stefan Passantino)。

赫什曼知道他們要討論的主題。他曾在今年年初的彈劾審判中代表特朗普出庭，當時他試圖轉移對總統的指控，手段包括提及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在烏克蘭的工作。最近，他的名字一直在白宮的工資單上，工作職責含糊不清，被列為“總統高級顧問”，與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關係密切。

三人把總統連任的希望寄托在第四位客人上，他就是《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白宮記者邁克爾·本德(Michael Bender)。他們在那裡把東西交給了他：一批詳細記錄亨特·拜登商業活動的電子郵件，他們還通過免提電話與亨特·拜登的前商業夥伴托尼·博布林斯基(Tony Bobulinski)進行了通話。博布林斯基願意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一則爆炸性聲明，稱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知道兒子的活動，並從中獲利。特朗普團隊離開時相信《華爾街日報》會公開此事，他們的興奮之情也傳達給了總統。

特朗普的顧問們認為，《華爾街日報》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其文章可能會毀掉拜登的候選資格。該報在報道方面的溫和保守主義意味着其新聞版面在整個行業中具有可信度，其讀者群比其他重要新聞機構更加右傾。兩位知情人士說，該報華盛頓分社社長保羅·貝克特(Paul Beckett)最近在一次記者和編輯的虛擬會議上表示，雖然他知道該報經常向許多支持特朗普的讀者提供不受歡迎的新聞，但《華爾街日報》應該保護它在各政治派別中受到普遍信任的獨特地位。

在特朗普團隊滿懷期待地等待《華爾街日報》的曝光時，該報開展了盡職調查：本德和貝克特將報道交給了備受尊敬的中國問題記者詹姆斯·阿雷迪(James Areddy)，以及跟蹤亨特·拜登事件的國會山記者安德魯·杜倫(Andrew Duehren)。阿雷迪採訪了博布林斯基。他們開始起草一篇文章。

然後事情就亂了套。前紐約市長、現為特朗普總統律師的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沒有提醒其名義上的盟友的情況下突然現身，為麥克萊恩團隊精心布置的陰謀帶來了一個小報版本。朱利安尼向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新聞集團(News Corp.)旗下的《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華爾街時報》的姊妹刊——交付了一批來源可疑的文件，但其中包含一些與麥克萊恩團隊相同的電子郵件。朱利安尼一直在與特朗普前助手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合作，後者也開始將部分郵件泄露給他青睞的右翼媒體。令問題複雜化的是，朱利安尼聲稱這些郵件來自亨特·拜登遺棄的一台筆記本電腦，並拒絕讓一些記者檢查該電腦，這給整個故事蒙上了一團迷霧——《紐約郵報》的報道也是如此，它聲稱喬·拜登曾經參與兒子的活動，但是無法證實。

雖然特朗普團隊顯然非常忐忑，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分社的編輯們卻在糾結一個核心問題：這些文件或博布林斯基能否證明喬·拜登參與了兒子的遊說活動？抑或這又是一個小拜登利用其家族的名字進行交易的故事而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題，但不是一個新的主題，也不是一個在大選前迫切需要披露的主題。

班農說，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希望《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能在10月19日周一發表。這算是競選活動的晚期，但還不算太晚，而且可能會影響當周的新聞周期，使得這個話題進入周四至關重要的最後一場辯論。當天，特朗普在電話會議上對助手們說，《華爾街日報》即將發表一篇“重要文章”。

他的話在《華爾街日報》內部並不受歡迎。

“編輯們不喜歡特朗普影射我們是被安排來當打手的，”一名沒有直接參與報道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告訴我。但隨着周四辯論的臨近，記者們繼續寫稿，對白宮匆忙的時間表無動於衷。

最後，博布林斯基等得不耐煩了。

“他擔心他們不會發稿，”班農說。

周三晚上7點35分，博布林斯基通過電子郵件向多家新聞媒體發送了一份684字的正式聲明，說明自己的情況。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發表了全文。第二天，他作為特朗普的意外嘉賓出現在納什維爾，出席了辯論。在辯論開始前不到兩小時，他向媒體宣讀了一份六分鐘的聲明，詳細說明了他對前副總統涉嫌參與其子商業交易的指控。

當特朗普上台時，總統的表現就好像郵件和指控的細節已經眾所周知。“我覺得‘大人物’是你。我不知道，也許不是，”他對拜登說，他指的是那些文件中一句模稜兩可的話。

辯論結束後，《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報道，只是阿雷迪與杜倫報道的梗概。其核心是，博布林斯基未能證明自己的核心主張。“《華爾街日報》查閱的公司記錄顯示，喬·拜登沒有在其中發揮任何作用，”該報道稱。

當被問及《華爾街日報》對這篇報道的處理方式時，主編馬特·默里(Matt Murray)表示，該報不談論其新聞採集的問題。“我們嚴謹、可信的新聞報道本身就可以說明問題，”默里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

如果你一直收看候選人辯論，但並不迷戀福克斯新聞(Fox News)或布萊巴特，你就不會知道特朗普在說什麼。特朗普團隊希望可以顛覆競選的故事正在迅速消失。

看門人的回應

在麥克萊恩會面那群人試圖影響大選，卻以失敗告終，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揭示了特朗普行動的混亂和老套——這與自由派擔心的協調作戰的“虛假信息”機制相去甚遠。但這也與美國媒體的更大轉變有關，長期缺席之後，看門人好像又回來了。

過去幾十年畢竟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一切都始於德拉吉報道(Drudge Report)、Gawker和博客開始告訴你那些古板的老報紙和電視台不會告訴你的東西。然後，社交媒體帶來的內容洪流衝垮了舊有的路障。

到2015年，老式的看門人陷入了一種信任危機，他們認為，正如克努特國王(King Canute)無法控制潮汐，他們也無力控制網絡上的新聞周期。那年夏天和秋天，很多電視網都讓唐納德·特朗普當上了執行製片人。2016年10月，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和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似乎比各大新聞機構更能推動新聞周期。舊媒體和新媒體的許多人物都相信，在新的世界裡，讀者會自行找到他們想要閱讀的信息——因此，編輯和製片人關於是否報道某件事以及給予它多少關注的決定已經沒有太大意義。

但過去兩周發生的事證明了相反的現實：像《華爾街日報》這樣的老牌看門人仍在掌控議程。事實證明，維基解密和著名媒體對維基解密的報道是兩碼事，特朗普的一條推文和報道這條推文的文章不一樣，即使《華爾街日報》有暗示喬·拜登做了壞事的觀點文章，和沒有得出該結論的新聞報道也是不同的。

特朗普總統和前副總統喬·拜登在上周的辯論會上。特朗普帶來一位意外嘉賓，對亨特·拜登發出了一些指控。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克曼·克萊因互聯網與社會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聯合主任約凱·本克勒(Yochai Benkler)製作的一張圖表，或許是過去四年中最具影響力的媒體資料。該研究表明，一個密集的新右翼媒體圈已經出現——主流新聞媒體就“圍着這一右翼媒體圈設定的議程打轉”。 

班農早就明白這一點。他將自己的策略描述為“錨左轉右”，早在執掌布萊巴特新聞時，他就已經想方設法在主流媒體上植入對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攻擊。2015年春，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提前拿到《克林頓現金》(Clinton Cash)一書的時候，這些媒體的認可權力是顯而易見的，該書是作家彼得·施韋澤(Peter Schweizer)對克林頓家族模糊商業、慈善和政治利益的調查。

施韋澤現在仍在這個圈子裡。但你不會在主流媒體中看到他的作品。在本月發表了數篇關於亨特·拜登的文章後，他在布萊巴特的日子也結束了。

鮑布林斯基沒有出現在廣受尊敬的《華爾街日報》的版面上，而是出現在布萊巴特聲明中的現實，正是班農的噩夢，也是本克勒最美好的願望。各家主流媒體都不相信亨特·拜登的所作所為與前副總統有直接關係，因此基本都沒把這件事放在頭版，對特朗普及其盟友對他的對手的說法只做出了持懷疑態度的解釋。

“所以，《今日美國》(USA Today)不願在本周刊登我寫亨特·拜登的專欄，”保守派作家格倫·雷諾茲(Glenn Reynolds)在10月20日抱怨道，並將文章發到了自己的博客上。當試圖把關於亨特·拜登的敘事推到CBS新聞里時，特朗普總統自己也撞了牆。

“這是《60分鐘》(60 Minutes)節目，我們不能播放無法核實的事情，”萊斯利·斯塔爾(Lesley Stahl)告訴他。然後，特朗普做了和雷諾茲差不多的事情，在自己的博客——Facebook上發布了他這邊的採訪視頻。

當然，媒體對信息的控制不像過去那樣全面了。擁有印刷機和廣播信號塔的人並不能真的阻止你去看泄露郵件，或是關於喬·拜登對其子的生意往來知情多少的未經證實的說法。但本克勒的研究表明，儘管有社交媒體的影響，精英媒體設定議程的能力依然存在。

我們當然早應該明白這一點。我們許多對Twitter新聞標題滿腹牢騷的讀者已經明白了。特朗普也一直都明白——他對著名媒體的無休止攻擊，可以解讀為一種迷戀的表達，一種愛的形式。本周，你就可以聽到那些人對背叛的吶喊，多年來他們一直聲稱傳統媒體全是偏見，且根本無關緊要。“

多年來，我們一直尊重甚至敬畏自由媒體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算不上以崇敬傳統媒體著稱的右翼評論員達娜·洛施(Dana Loesch)寫道，她對拜登的故事沒有得到關注表示失望。“現在，當你質疑自由媒體的偏好時，他們就用數字鋼筆指着你的喉嚨。”

門的另一邊

由一場根植於設法詆毀獨立媒體的右翼運動發出如此熱切的抗議，無疑有些可笑的意味，甚至會覺得受寵若驚。你們也看到近年來許多記者都在強調對信息的控制。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控制也能讓一種新流行起來的骯髒伎倆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就像2017年的法國，在法律規定的沉默期開始前，媒體基本忽視了競選最後關頭被黑客泄露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總統團隊的郵件。

但我承認，我對看門人的這種報復深感矛盾。在今年3月進入時報工作以前，我的職業生涯都是在門的另一邊度過的，把信息傳遞給大多都在網上的受眾，我默認他們已經看到了泄露或謠言的內容，並認為我的工作是引導他們穿過信息叢林，而不是遮蔽他們的眼睛。“媒體嶄新而陌生的使命，就是提供一個框架來幫助受眾理解他們不可避免會看到的瘋狂的、未經審查的、使人無比迷惑的信息——而不是忽視它，”我和（現也在時報工作的）同事約翰·赫爾曼(John Herrman)在2013年寫道。2017年，我決定發布未經證實的“斯蒂爾檔案”(Steele dossier)，部分原因是看門人正在審查並受其影響，但卻不讓受眾知道。

這個秋天，頂級媒體和科技行業的高管準備重打上一場戰爭——類似維基解密那種由外國支持的“攻擊和泄露”行動，以試圖影響大選結果。正是對此的高度警惕，導致Twitter屏蔽了《紐約郵報》報道亨特·拜登文章的鏈接——對其他媒體都在謹慎處理的這一新聞，Twitter的反應誇張到可怕。赫什曼、帕桑蒂諾和施瓦茨的陰謀跟維基解密還不太一樣。但包括本報在內的許多媒體對亨特·拜登郵件的來源感到特別緊張，很大程度上還是受了維基解密報道經驗的影響。

我更願意相信默里和像他一樣謹慎專業的記者，而不是社交平台的產品經理和高管。我希望那些對看門人重新確立地位感到欣慰的美國人民也會去關注誰獲得了話語權，以及話語權有多集中，並支持新聲音對其進行糾正和挑戰。

Ben Smith是媒體專欄作家。在擔任BuzzFeed News創始主編八年後，他於2020年加入《紐約時報》。創辦BuzzFeed之前，他曾為Politico、《紐約每日新聞》、《紐約觀察家》和《紐約太陽報》報道政治相關內容。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benyt

翻譯：Harry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