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去的四年，对很多人来说不异于一场浩劫和噩梦。

2021年1月20日，拜登总统宣誓就职，美国终于迎来政党轮换，有人说这体现了美国200年宪政制度坚强的生命力。

要我说，这句话对也不对。

说它对，指的是2020的大选是美国人民的伟大成就，这一点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除了大批的邮寄选票之外，11/3日，全国上亿的选民，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头顶着新冠每天致死数千人的疫情，在投票站前排起长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伟大的过程中，没有暴力，没有枪声，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被分裂的意识形态和肆虐的谎言造谣所分裂。

大选前的周末，我敲开一个又一个遥远社区家庭的房门，鼓励和提醒人们不要忽略行使自己的这一权力和义务，有一位老太太向我保证说她必然不会缺席，因为她已经是投票站的义务工作人员，这意味着耄耋之年的她将要在一个室内人流不息的环境里工作上一整天，近距离地帮助那些戴口罩或者不戴口罩的选民们；大选之后，一个早上的电台Call-in节目谈疫情，一个女生打进来，她说她刚刚确诊了新冠，向来谨慎的她认为自己感染的唯一可能来源，就是11月3日作投票站义工的那繁忙一天，但是她并不后悔。

这一年的美国人民，是真正冒着生命危险来行使这一宪政权力，我们做到了。

拜登总统的前任是一位高水平的民粹主义者，他的现场演讲让支持者如醉如痴，他在自己基本盘里的支持率高达90%，让本党的任何反对声音都不寒而栗；他在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具有深重的种族主义历史包袱的大国高呼“让美国重回伟大”，很难不让政治势力渐微的主体民族激情燃烧，热血沸腾。

纵观人类近代历史上这样个人魅力爆棚的民粹主义大师，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从西班牙的弗朗哥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没有任何宪政力量和人民的选票能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这些独裁者中，没有一个自愿在活的时候离开权力的宝座。

但是在美国，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世界发达国家集体右转的历史大走向，居然被美国人生生地用选票给逆转了，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但是，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世界里，胜败之间的差距和结果几乎同等重要，拜登除了在绝对选票上大胜，在选举人票上更是306对232的绝杀。即便如此，失败者居然还是有实力搞一出1月6日攻陷国会山的政变。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选举结果真的非常接近的话，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这个美国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的过程，在1月6日的武力改变选举结果的政变失败之后，依然有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众议员不认账，企图以一己之力改变选举结果。

相当多的政客抛弃了美国精神，是人民用选票拯救了她。

所以说这并不是制度的胜利，相反，权力制衡的制度失灵了。

这过去的4年浩劫中，我们看到公权力和私人生意混为一谈而制衡力量有心无力；我们看到政治避免干预司法的传统七零八落；发展到极致，就连尊重选举结果这一公民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成为政客们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了？

这里面最荒谬的问题是，美国总统能不能自我特赦？这居然也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宪政理论的题目。例子就是参院在确认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会上，参议员问大法官候选人，总统是否有权自我特赦？答案居然是此题太复杂我现在不能说。这其实是一个美国小学生都应该对答如流的问题，因为美国小学生都知道一个谚语“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se）。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法官为什么答不出这个小学生的问题呢？恐怕根源在于前总统在很多公开场合暗示过要特赦自己（不过他最终也没敢这么干）。

三权分立，公权力之间的制衡，乍一看仿佛是一个稳固的三脚架不偏不倚。但是美国国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类会发明政党。美国国父设计了国会这样一个机构来制约总统这样的个人，众院400人，参院100人，总共五百人，难道还抗衡不了一个人吗？但是，一旦国会这个机构被一个政党所把持，而一个政党又被一个强人挟持民意所绑架，那么美国宪政这个看似稳定的三角架，就会迅速向一个方向坍塌下去，几乎无可挽救，只有人民的选票这最后一道防线。

我在过去4年中一个感想是，美国宪政中层层设防的制衡机制，在制止总统干坏事上经常是力不从心，而在拖政府行使正当职责后腿上，则是相当的有效。

什么才是政府的正当职责呢？

拜登政府在上任之际，曾经气壮山河地发誓要在百日内给一亿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这就是政府应该干的。但是很多专家怀疑这是吹牛，真能这么厉害吗？

贫困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百日接种一亿，就是一天一百万。1947年，美国最后一次天花病毒小流行发生在纽约市，死了2个人，结果纽约两个星期就给全体市民接种了一遍天花疫苗，基本是两天一百万的速度，但是不要忘了，那仅仅是在一个市；而8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无数通讯和医学技术的飞跃，我们面临每天死数千人的悲剧比当年的天花威胁不知道大多少倍，但是我们全国政府的能力比相当于当年的一个市强得不多？

1947纽约天花疫苗大接种

大规模流行病下最看政府的执政能力。新冠的测试，我们失败了；疫情的追踪控制，我们失败了；主要依赖私企创新能力的疫苗研发，我们成功了；而疫苗的分配和接种，我们还远未成功。

有的时候，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崇尚，成了政府执政能力低下的借口。

如果说新冠疫苗分配问题是一个新生事务，那就拿政府预算问题来举例，和小家庭居家过日子量入为出一样，作财政预算是亘古不变的政府职能。政治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现代预算体系运作的过去四十年里，政府只有四次，在1977，1989，1995和1997，按时通过了预算。他们分别是在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的治下。

美国预算难产的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独一份，这和宪政体系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制衡也有关。预算的通过需要众院参院和总统三个不同政府分支的点头，其他重大的法案更需要参院3/5的绝对多数。那么，在现代美国政治两级分化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往往分属对立党派的三个分支哪里那么容易就达成共识？所以通不过预算是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政府因为无钱而时不时的关门，也成为美国政府运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保守派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里根总统的名言是“政府不是答案，政府就是问题”。

这个名言放在当下就可笑了，显然我们需要政府统筹起来防治传染病。政府长远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福祉，给人民提供共同富裕的平等机会。但是，根据皮尤研究所的估计，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在过去40年里基本没有提高。

所以美国政府玩忽职守了，人民才会在2016犯下大错。

这说明美国人民向来引以为傲的宪政制度已经慢慢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抱着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佩服得五体投地，宪政设计“多么伟大”，“多么完美”，那也许是过时了。

其实在1787年费城制宪之前，美国已经有了一部松散的宪法叫做《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实行了几年之后，国父麦迪逊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给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独立革命的大佬写信，召集全国的社会贤达在费城开了这样一个会，把原本的制度给推翻了。这个事本身没有遵循什么合法的程序，所以绝大部分现代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费城会议上的55位贤达，其实是把歌颂的热情用错了地方。

真正给美国宪法赋予了划时代意义的是，费城会议签署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法草案，提交给各州讨论投票通过，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民主大实践.

在那个年代，西方文明中心法国，还是处在绝对集权之下，说出“朕即国家”名言的路易十四仍然是国王；英国议会的下院已由选举产生，但是有严格的财产限制，全国有选举权的人不到十分之一。而美国的宪法大辩论则认识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有异于一般性选举，所以它废除了投票权对私有财产的规定，全国13个州所有的自由人投票选出数百人的代表团，经过一年的激辩，最后核准了宪法。

232年前，美国人民用选票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宪政的共和国，超越世界一百年；150年前，林肯称被内战撕裂的这个共和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后”的希望，那一次是美国人在内战的硝烟中投下选票；如今，美国人民顶着百年不遇的瘟疫再一次用选票创造了历史，挽救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好也是最后”的希望。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taxvox/its-not-news-congresss-budget-process-wreck-it-should-b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8/07/for-most-us-workers-real-wages-have-barely-budged-for-decades/

https://www.historyofparliamentonline.org/research/constituencies/constituencies-1754-179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8/nyregion/nyc-smallpox-vacc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