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過去的四年，對很多人來說不異於一場浩劫和噩夢。

2021年1月20日，拜登總統宣誓就職，美國終於迎來政黨輪換，有人說這體現了美國200年憲政制度堅強的生命力。

要我說，這句話對也不對。

說它對，指的是2020的大選是美國人民的偉大成就，這一點也許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除了大批的郵寄選票之外，11/3日，全國上億的選民，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頭頂着新冠每天致死數千人的疫情，在投票站前排起長隊，為國家的前途命運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個偉大的過程中，沒有暴力，沒有槍聲，儘管這個國家已經被分裂的意識形態和肆虐的謊言造謠所分裂。

大選前的周末，我敲開一個又一個遙遠社區家庭的房門，鼓勵和提醒人們不要忽略行使自己的這一權力和義務，有一位老太太向我保證說她必然不會缺席，因為她已經是投票站的義務工作人員，這意味着耄耋之年的她將要在一個室內人流不息的環境裡工作上一整天，近距離地幫助那些戴口罩或者不戴口罩的選民們；大選之後，一個早上的電台Call-in節目談疫情，一個女生打進來，她說她剛剛確診了新冠，向來謹慎的她認為自己感染的唯一可能來源，就是11月3日作投票站義工的那繁忙一天，但是她並不後悔。

這一年的美國人民，是真正冒着生命危險來行使這一憲政權力，我們做到了。

拜登總統的前任是一位高水平的民粹主義者，他的現場演講讓支持者如醉如痴，他在自己基本盤裡的支持率高達90%，讓本黨的任何反對聲音都不寒而慄；他在一個以白人為主體的，具有深重的種族主義歷史包袱的大國高呼“讓美國重回偉大”，很難不讓政治勢力漸微的主體民族激情燃燒，熱血沸騰。

縱觀人類近代歷史上這樣個人魅力爆棚的民粹主義大師，從墨索里尼到希特勒，從西班牙的弗朗哥到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沒有任何憲政力量和人民的選票能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這些獨裁者中，沒有一個自願在活的時候離開權力的寶座。

但是在美國，我們做到了這一點；世界發達國家集體右轉的歷史大走向，居然被美國人生生地用選票給逆轉了，這在歷史上沒有先例。

但是，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世界裡，勝敗之間的差距和結果幾乎同等重要，拜登除了在絕對選票上大勝，在選舉人票上更是306對232的絕殺。即便如此，失敗者居然還是有實力搞一出1月6日攻陷國會山的政變。那麼你可以想象，如果選舉結果真的非常接近的話，這個國家的命運將會是什麼。

這個美國人民冒着生命危險參與的過程，在1月6日的武力改變選舉結果的政變失敗之後，依然有絕大多數的共和黨眾議員不認賬，企圖以一己之力改變選舉結果。

相當多的政客拋棄了美國精神，是人民用選票拯救了她。

所以說這並不是制度的勝利，相反，權力制衡的制度失靈了。

這過去的4年浩劫中，我們看到公權力和私人生意混為一談而制衡力量有心無力；我們看到政治避免干預司法的傳統七零八落；發展到極致，就連尊重選舉結果這一公民社會的基本共識，也成為政客們難能可貴的高風亮節了？

這裡面最荒謬的問題是，美國總統能不能自我特赦？這居然也成了一個高深莫測的憲政理論的題目。例子就是參院在確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聽證會上，參議員問大法官候選人，總統是否有權自我特赦？答案居然是此題太複雜我現在不能說。這其實是一個美國小學生都應該對答如流的問題，因為美國小學生都知道一個諺語“人不能當自己的法官”（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se）。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大法官為什麼答不出這個小學生的問題呢？恐怕根源在於前總統在很多公開場合暗示過要特赦自己（不過他最終也沒敢這麼幹）。

三權分立，公權力之間的制衡，乍一看仿佛是一個穩固的三腳架不偏不倚。但是美國國父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人類會發明政黨。美國國父設計了國會這樣一個機構來制約總統這樣的個人，眾院400人，參院100人，總共五百人，難道還抗衡不了一個人嗎？但是，一旦國會這個機構被一個政黨所把持，而一個政黨又被一個強人挾持民意所綁架，那麼美國憲政這個看似穩定的三角架，就會迅速向一個方向坍塌下去，幾乎無可挽救，只有人民的選票這最後一道防線。

我在過去4年中一個感想是，美國憲政中層層設防的制衡機制，在制止總統幹壞事上經常是力不從心，而在拖政府行使正當職責後腿上，則是相當的有效。

什麼才是政府的正當職責呢？

拜登政府在上任之際，曾經氣壯山河地發誓要在百日內給一億美國人接種新冠疫苗，這就是政府應該干的。但是很多專家懷疑這是吹牛，真能這麼厲害嗎？

貧困限制了他們的想象力。百日接種一億，就是一天一百萬。1947年，美國最後一次天花病毒小流行發生在紐約市，死了2個人，結果紐約兩個星期就給全體市民接種了一遍天花疫苗，基本是兩天一百萬的速度，但是不要忘了，那僅僅是在一個市；而80年後的今天，我們有無數通訊和醫學技術的飛躍，我們面臨每天死數千人的悲劇比當年的天花威脅不知道大多少倍，但是我們全國政府的能力比相當於當年的一個市強得不多？

1947紐約天花疫苗大接種

大規模流行病下最看政府的執政能力。新冠的測試，我們失敗了；疫情的追蹤控制，我們失敗了；主要依賴私企創新能力的疫苗研發，我們成功了；而疫苗的分配和接種，我們還遠未成功。

有的時候，對個人自由的尊重和崇尚，成了政府執政能力低下的藉口。

如果說新冠疫苗分配問題是一個新生事務，那就拿政府預算問題來舉例，和小家庭居家過日子量入為出一樣，作財政預算是亙古不變的政府職能。政治學者研究發現，在美國現代預算體系運作的過去四十年裡，政府只有四次，在1977，1989，1995和1997，按時通過了預算。他們分別是在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頓總統的治下。

美國預算難產的問題在世界發達國家中獨一份，這和憲政體系中錯綜複雜的權力制衡也有關。預算的通過需要眾院參院和總統三個不同政府分支的點頭，其他重大的法案更需要參院3/5的絕對多數。那麼，在現代美國政治兩級分化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往往分屬對立黨派的三個分支哪裡那麼容易就達成共識？所以通不過預算是美國政府的家常便飯，政府因為無錢而時不時的關門，也成為美國政府運作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美國保守派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里根總統的名言是“政府不是答案，政府就是問題”。

這個名言放在當下就可笑了，顯然我們需要政府統籌起來防治傳染病。政府長遠的目標是提高人民的福祉，給人民提供共同富裕的平等機會。但是，根據皮尤研究所的估計，除掉通貨膨脹的因素，美國中產階級的購買力在過去40年裡基本沒有提高。

所以美國政府玩忽職守了，人民才會在2016犯下大錯。

這說明美國人民向來引以為傲的憲政制度已經慢慢進入了一個死胡同，如果現在這個時代還有人抱着200多年前的制憲會議佩服得五體投地，憲政設計“多麼偉大”，“多麼完美”，那也許是過時了。

其實在1787年費城制憲之前，美國已經有了一部鬆散的憲法叫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實行了幾年之後，國父麥迪遜對這個制度不滿意，給華盛頓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等獨立革命的大佬寫信，召集全國的社會賢達在費城開了這樣一個會，把原本的制度給推翻了。這個事本身沒有遵循什麼合法的程序，所以絕大部分現代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費城會議上的55位賢達，其實是把歌頌的熱情用錯了地方。

真正給美國憲法賦予了劃時代意義的是，費城會議簽署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的憲法草案，提交給各州討論投票通過，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民主大實踐.

在那個年代，西方文明中心法國，還是處在絕對集權之下，說出“朕即國家”名言的路易十四仍然是國王；英國議會的下院已由選舉產生，但是有嚴格的財產限制，全國有選舉權的人不到十分之一。而美國的憲法大辯論則認識到國家根本大法的討論有異於一般性選舉，所以它廢除了投票權對私有財產的規定，全國13個州所有的自由人投票選出數百人的代表團，經過一年的激辯，最後核准了憲法。

232年前，美國人民用選票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民主憲政的共和國，超越世界一百年；150年前，林肯稱被內戰撕裂的這個共和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後”的希望，那一次是美國人在內戰的硝煙中投下選票；如今，美國人民頂着百年不遇的瘟疫再一次用選票創造了歷史，挽救了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好也是最後”的希望。

（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資料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taxvox/its-not-news-congresss-budget-process-wreck-it-should-b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8/07/for-most-us-workers-real-wages-have-barely-budged-for-decades/

https://www.historyofparliamentonline.org/research/constituencies/constituencies-1754-179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8/nyregion/nyc-smallpox-vacc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