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估計這樣的“生存手冊”在專封民口的大歪宣控制下難以生存，趕快轉發、存照。

夾邊溝生存手冊！

直面傳統文化 Today

來源：天空島嶼

晚年時的周惠南和老伴

夾邊溝的石頭看上去圓滑，卻摸着硌手。時光倒流幾億年，這裡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力量將此地抹為無垠荒漠。

50年對於這裡太過短暫。長風獵獵，巴丹吉林沙漠的黃沙一遍遍撫摸着這片土地。半世紀前三千“右派”在這裡戰天鬥地，如今這一切均被歲月消磨得不見蹤跡。只剩幾棵倔強的沙棗樹挺立風中，仿若古戰場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節，總有人來到此地燒紙磕頭。有人哭得呼天搶地，扶不起來。臨了，掬一把黃土含淚離去。他們的親人長眠於此，但誰也不知屍骨埋葬的確切位置。當死亡大規模來臨，屍體拿床單裹住，麻繩一捆，抬上馬車。一車十幾個拉到沙包，幾鍬刨出個坑，草草用沙子蓋住。沒有棺材，沒有墓碑。埋人者的習慣是，最後多挖一個坑，留給下批送來的人——有時，也可能是自己。

《甘肅省志·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萬。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倖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歷。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飢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里。50年前（指1960年）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夾邊溝殘屍枯骨

當年的痕跡

從酒泉市區出發，出北門直奔東北方向，行車半小時即到夾邊溝林場。1957年10月開始，“右派”們背上行囊，從甘肅蘭州等地乘火車到達酒泉城。那時，綠皮火車從蘭州搭載着“右派”，一路晃蕩20個小時才能到達酒泉，50年過後，這段路程縮短到9個小時。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趕在冬至前早早降臨。走在雪水滋潤過的沙地上，那種綿軟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林場如進入冬眠般靜得出奇，耳邊只有樹葉颯颯落下，無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邊成片的向日葵，它們如殭屍般毫無生氣。陽光凜冽，映照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時間仿佛時空凝滯。

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縣。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龐大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龐大的航天城相比，夾邊溝是不起眼的小村莊。

夾邊溝本是村名。村子的一邊是古長城，當地人叫“邊牆”；另一邊是排洪溝，因此叫成夾邊溝。1954年，甘肅省勞改總局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開辦國營勞改農場，後來改為就業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改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在此後的三年中，夾邊溝農場成為接納甘肅省“右派”的勞教農場。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大規模“反右”鬥爭。

1958年春節剛過，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後來被認為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說：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甘肅省何以將大批“右派”送往貧瘠而寒冷的夾邊溝？《經歷——我的1957年》作者和鳳鳴認為：“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以對甘肅全省的極右分子予以處罰，讓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甘肅省當時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在現今的林場幹部陳蘇民看來，50年前“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動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右派”們種下了新疆楊、沙棗樹，從花園水庫修大幹渠引水道夾邊溝，如今都蔭及後人。生於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時代就跟隨部隊轉業的父親來到夾邊溝，他頗為懷念紅色年代勞動競賽的火熱幹勁：“那時人是多麼有力量，現在的人可吃不了這苦了。”

“右派”在夾邊溝的勞動究竟是何種強度？另一位林場幹部王柱華說，夾邊溝是嚴重鹽鹼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鹼溝。鹼水有極強的腐蝕性，對人體傷害極大。大冬天“右派”們站在鹼水裡，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當於現在大型五六十噸的車。“依現在看，勞動強度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來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畫家、詩人高爾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亞，為真理受苦受難”，開始了夾邊溝的生活。

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周惠南也在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夾邊溝。他說自己心裡有底，“我過來之後要立功受獎，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

1954年9月建檔的夾邊溝農場《計劃任務書》上，記錄了農場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況：場區地形為一帶形低地，南北寬1.5公里，東西長15公里，場內崗丘起伏，並有零星沙堆。場內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鹼。這裡的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有時一年都不降雨。晝夜溫差懸殊。多風，最大達到八級。

很多人都覺得，最多半年就會回家。34歲的劉光基在自家單位甘肅省建設局裡一句話沒說，卻被定為“對‘右派’言論喜形於色”送到夾邊溝。但他看“來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學畢業多得很，連長征幹部都來了，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蘭州大學的校長等等。“我覺得沒那麼簡單，起碼三年。最後算得還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為防止自殺，所有人進來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蘭州陳宗海當年只有21歲，當農場管教幹部扒開他的衣服讓他交出刀具和財物時，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對於從各地奔赴而來的“右派”們而言，夾邊溝的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幹部眼裡，他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幹部告誡他們：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後還要繼續工作。怎麼教育呢？對方答：你們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陳宗海想，那我在家裡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來這裡幹啥？

果然有人自殺。完不成任務要扣飯扣饃，“右派”多是知識分子，不願受辱，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面。有人夜裡出去上廁所，吊死在樹上。

不值得。劉光基對自己說，你自殺，人家還說你畏罪自殺呢，反倒給家裡帶麻煩。要活着，咱們走着看；陳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兩三年就過去了，不過“後來一看，死了那麼多人還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這麼多苦。”

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床。起床後路過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飯，大鍋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蘿蔔葉子泡在裡面，拿出來一洗，剁碎，摻和進包穀面或其他雜糧面攪拌。“右派”們管它叫“糊糊”。晚飯和早飯一樣。中午飯通常是包穀面窩頭或者高粱餅，有時也有拳頭般大小的白面饃頭，早飯時給每人發一個，讓帶到工地上吃。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後來又降為20斤，最少的時候，降到15斤。

陳宗海覺得難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裡人寫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檢查。有個人在信里跟家裡抱怨麵餅大小就跟睾丸一樣，黑的就跟狗屎一樣，後來就給判刑了。嚇得陳宗海從此在家信就兩句話：父母大人你們好，我在這裡很好。

一下子絕望了

在農場的大力鼓動和一種莫名的戴罪立功集體心理暗示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陳宗海一天半夜一個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幹了一整天，這一天翻了三畝半，得了個全場第一。

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記載：農場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任何一組都會影響全隊發揮，各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但摘帽的誘惑讓人們鬥志昂揚，哪怕有人在這樣瘋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從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農場開始餓死人了。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節那天，“右派”們興沖沖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讓回家，留在農場就業。這個晴天霹靂，讓所有人一下絕望了。

這年春節，連續三天場裡幹部來向大家拜年，“右派”們怨聲載道：不就是不讓人睡覺嘛，聽聽說的都是什麼話——增加知識，鼓足幹勁，在新的一年再大幹一場。第一天這麼說，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是想讓我們在這裡紮根麼？

剛過來時，陳宗海還帶了本《水滸傳》，後來就不知扔哪裡去了。高爾泰在回憶錄中寫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背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夾邊溝，吃飽肚子已是奢求，遑論精神生活。劉光基說，哪有心情看書——看書還有啥用，“右派”的書都擦屁股或者捲菸了。

不聊天

勞動教養是當時處理“右派”分子最為嚴厲的方式。

多年後倖存“右派”們重逢聊起當年，皆說勞教幹部對待“右派”用的是對待勞改犯人的辦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將“右派”捆得皮開肉綻；安排高強度密度的勞動，使勁折騰不讓休息。陳宗海記得夾邊溝還組織過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誼舞會。某年“五一”節，勞教幹部把“右派”們都叫起來，不管會與不會，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灘上亂扭一氣。

每晚還要開小隊會學習，十人圍坐煤油燈下，輪流發言。自我反省，檢討自己，檢舉別人，誰磨洋工假裝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誰有不滿情緒踢倒了石灰線上的小木牌。說到熄燈哨響，各自睡去。

同為天涯淪落人，卻彼此設防，誰也不敢貿然結交朋友，甚至與人交談。每個人都害怕在這裡再被檢舉揭發。周惠南說，每天勞動之後回來就休息，互相之間不談自己的問題。也不願問別人問題，只是怕引起麻煩。“遇到一個人都會在想：他會不會出賣我，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往上爬？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人。”

夾邊溝易守難逃。儘管這裡並沒有重兵把守，但多數人仍沒有能力從茫茫荒漠中逃脫。勞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體力，但此時“右派”們多幻想認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滅時，他們又已經吃不飽，沒有足夠的體力支撐幾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兩天，又自己回來了。因為他跑不出鹽鹼地戈壁灘，認着自己的腳印走回來，暈倒在場部附近，被人發現後捆起來送到場部。場長反倒開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兩天裡刮一場風沒了腳印，你就報銷了，也省了我的麻煩。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問題”。周惠南聽說有人這樣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來了，但回來後並無進一步懲罰。

吃

1959年下半年之後，甘肅省西固區工商管理科科長俞兆遠，就沒想着自己能活着出來。

他什麼都吃，到處偷着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裡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裡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只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着，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此處省略102字]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倆，留下一點雜糧，倆人彼此推讓，誰也不捨得吃。倆人當時都已經各有了四個孩子。弟弟說，我們倆，必須要活一個出來，誰能活下來就把另一個的孩子養大，要是兩個都去掉這個家就完了。家人說，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倆抱頭一場痛哭。

到後期勞動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時，陳宗海覺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沒了”。“真的到了那種無欲望狀態，麻木。看見死人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裡有這個準備的。我知道了人臨死前，就是這個無欲望狀態。”他問勞教幹部：勞動教養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幹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認為改造好了你就走。陳宗海說，這不是胡扯蛋麼。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和鳳鳴至今後悔在給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寫到：我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後我才省悟到自己的這段話鑄成了大錯！景超同我們離別後一直挨餓，他早就該為生存而鬥爭！倔強的他兩年來信守的就是所謂的‘自尊心’，我還以對他的愛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這是我一生中所鑄成的最大的過錯！”

噩夢結束

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要遷到高台明水農場。

此時夾邊溝農場發生了戲劇性一幕：農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場裡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甘肅省勞改總局處理。有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除去老弱病殘者外，夾邊溝農場能夠走動的將近2000餘人全部轉移到了高台縣的明水大河農場。此時河西走廊已經入冬，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實際口糧已降到12斤。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倖存者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着一包水。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頭髮都豎了起來。噪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為首的檢查團來夾邊溝調查情況。11月中旬，農場執行中央工作檢查團的指示，開始將明水灘山溝里的氣息奄奄的重病號接到高台縣鹼泉子高台農場辦公室和學校騰出的房屋中進行搶救，夾邊溝農場也同時開始搶救人命，並開始遣返勞教人員。

周惠南兄弟倆坐着火車回蘭州，他親眼看見一個“右派”在車上去世被扔下火車。回到家後，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夾邊溝噩夢終於結束了。

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右派”司繼才後來回憶：夾邊溝農場送去了大約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發衣裳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但是，從明水活着回來的人超不過300人。

夾邊溝符號

周惠南說，告別之時，較相熟的“右派”們曾約定日後聯繫，並留下彼此地址。50年過去，“卻基本上誰也沒聯繫誰。”從夾邊溝走出的“右派”際遇各有不同。幾十年後，夾邊溝“右派”們在接受採訪時均表示平時少有往來。他們不願觸及痛苦歲月留下的傷疤，那一張張面孔也任隨時間沖刷，慢慢沉沒在記憶深處。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化。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

夾邊溝的喧鬧在1961年“右派”們撤出之後歸於死寂。上世紀70年代，農場改為林場，陸續從定西遷來40餘戶農民。從此他們成為林場的常住居民。他們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為生。辣椒成片鋪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紅色在視野里慢慢膨脹得快要流動起來。

移民們已習慣陌生的人們來此祭奠，他們知道夾邊溝曾經死過很多人，雖然並不了解詳情。“據說夾邊溝在中央都掛了號，可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說。憑靠附近一個小型水庫的灌溉，這裡的莊稼可以確保旱澇保收。在年蒸發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夾邊溝，這是他們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夾邊溝依舊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車，問出租車司機去夾邊溝怎麼走？很多人都一頭霧水。這個連當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從2000年開始才逐漸為外人所知。

“今天我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楊顯惠在《上海文學》上連載，人們尚對“夾邊溝”一臉茫然。10年後，紀錄片導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劇情片《夾邊溝》，參展威尼斯電影節——“驚喜影片”。夾邊溝在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中逐漸成為了符號。

地理意義上的夾邊溝，築不起誰的方尖碑，因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隨風飄移，無論建造什麼都會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谷。白楊已換了三茬，只有“受命不遷”的沙棗樹在此紮根。人們來過這裡，留下眼淚與空空的酒瓶，迅速蒸發，餾出記憶。

女“右派”和鳳鳴來過此地，長歌當哭，“尋尋覓覓，淒悽慘慘戚戚。”

美學家高爾泰來過此地，“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摘帽“右派”陳宗海在五年前（2005年）故地重遊，“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他看到當年以生命為代價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廢棄殆盡，心中無限感傷。

俞兆遠前年還去過夾邊溝。原來的厂部平房已經全部變成蘋果園，遺骨原來埋下來的漕槽還在。1970年代，農場曾被部隊短暫徵用。之後農場又轉交給酒泉市，變成了林場。

當年“右派”住過的地窩子，只能依稀辨認出大致輪廓。當年的平房歷經半世紀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倉庫。“右派”們用生命開墾出來的土地，終被廢棄。“右派”挖的排鹼溝當時效用不大，但如果沒有當時的排鹼溝，也就沒有現在的林場。”王柱華說。如今夾邊溝林場有林地兩萬八千畝，總面積十一萬畝左右，主要種植各種楊樹，另有沙棗、紅柳和一些果木。陳蘇民說，儘管已改成林場，但鹽鹼地的土質，加上風沙大，“種活一棵樹比女人生個孩子還難”。

“右派”當年開墾的兩千多畝耕地，現在是來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種。更多的耕地隨着農場體制的變化，加上上游鳴沙窩用水量的增加，地處下游的近萬畝耕地水源已近於枯竭，棄耕多年。40歲的王柱華在夾邊溝林場已有20年工齡。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還能看到人骨。“習慣之後就不怕了。”他知道這是當年“右派”的遺骨，“人死如燈滅，到最後都逃不過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