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最近不少微信群在转发几个有关上山下乡的纪录片/视频。 看了其中一个记录片的前十几分钟，大多说的是上海知青豪情满怀地自愿去北大荒。看得不是滋味。尽管那也是事实，却只是很小部分的事实。那种纪录片/视频分明是在宣传当今天朝"梁家河"皇的旨意。 毋容置疑，绝大多数知青都是被迫上山下乡。本博数年前曾写过一篇《手足情，父母心 - 文革中经历的严酷和家庭温馨》，发在［华夏文摘］。里面有这样一段：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姐姐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急急下乡不犹豫，一是为了可有些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二是生怕拖留不走，会给在关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烦和增大压力。这就是什么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
三姐是67届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农场后，三姐原有留城的机会。但她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她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的12.21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大姐一听广播的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我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
上次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 从这可见，当年我家三姐下乡倒是自愿，但也是因家庭受难所迫，为家人分忧，哪有什么习皇刻意鼓吹的“革命豪情”？
在《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 （尾声加后记）— 逸草原创》文中，我对自己的“上山”经历是这样看待的：
【回想起这一段山区岁月，心中满是温馨。感受到的甜被放大了，吃过的苦已淡忘。虽然夏日时被山里小咬叮得伤迹斑斑，冬日里一步一滑走在冰雪路上，多少回滑倒在雨雪中，摔碎了手中的热水瓶，多少回在巡回医疗途中的盘旋公路上晕车呕吐，这些苦与下乡知青所遭遇到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很少会在平日记忆中冒出来。
总的说来，在那里前面一年多的日子，算得上是我走过的人生路中，心理最为放松、生活节奏最悠闲的时光。后与高考相关的几个月，又经历着我人生的最大转折。卫校毕业从大上海来到偏僻山区，在不少人眼里是人生中的坎坷和曲折，可实际上对我却是塞翁失马。若不是在安徽参加高考，碰上适于我们这类急急复习学习应考者的考卷，我难有机会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人生也常会如此这般地犒劳认真对待它的辛勤耕作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道酬勤吧。
我把这一段经历视为我人生的财富，包括磨练了我的意志，较深地认识了毛政权下不合理的工贵农贱现象和巨大的城乡差别，也多了些对人性中善恶的了解。但我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这类轻飘飘的话。文革和上山下乡大潮，是当今亿万人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大磨难，其中很多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至于我和很多人一样，把这些经历视为人生财富，是由于我们在无奈中却又生有抗争的天性，并从祖辈父辈的家庭教育中汲取了抗恶和承受困难的能力。这才使我们能从战胜困难中积累人生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崎岖山路中走出，踏上相对光明的大道。
尽管我这一段上山经历，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有很大不同。无须下地劳作，又有工资保障。但那孤身漂泊在外、在比家乡生活差不少的环境里奋斗的知青情怀，还是进入了我的身心。10多年前，我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剧中那女孩隔着山梁，给即将离去的男友唱了一声“哥哥哎，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歌声，我热泪夺目而出，安徽山区生活的一幕幕，尽在眼里。我知道，这一段经历，将在我血液里流淌，在我记忆里永存。】
让那天朝歪宣歪曲事实、美化文革/上山下乡劫难的宣传见鬼去吧。
ZT 不能抹去的文革记忆
杨帆 杨帆评论 杨帆：抹去文革记忆是重演的前提-陈国恩的回忆录的价值
我班陈国恩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是大律师。他自由有个性有思想，1968年去陕西插队，历经磨难，转户口回京竟用了20年，我看着都着急，帮他在西城区找人也没帮成。他自己说起来却比较淡定，可能是挫折太多把脾气磨平了。最后终于转回，母校四中安排了他的工作，晚年顺利。他喜历史爱思考，勤于写作。我动员他把转户口过程写出来，就是要细节，越细越好。否则年轻人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这无缘无故的磨难，甚至不知什么叫“户口”。他被打动了，一个春节写出《少小离家老大归》，以后又写《北京四中好在哪里》，回忆四中师生的风采，他在四中呆了30年，观察得细，他也上心。真正有价值的不仅是经历多少，也要有文笔，能把细节写出来。以后的读者们是不会看那些大道理的。现在同龄人许多人会说，你写得谁不知道啊？一点小事。 问题在于，我们写回忆录也不是给他们看的，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秦始皇，但不知道八大工业部，知道林彪不知道聂荣臻，对于大跃进文革的状况，上边并不想让他们知道，记忆正在被抹去，大家都认为“绝对不会重演”，这是重大误判。一遇发动，年轻人和那些不逞之徒，还会向我们在年轻时那样起来造反，同样的伟大历史事件，黑格尔说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在中国则可能反复发生闹剧。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真正的，第一次悲剧写出来吗？ 国恩写的都是正面，很有价值，我已准备把他和范西峰，高永迈，晋美等的文字，纳入我的回忆录。 我写小学光明面多，写中学阴暗面多，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一上四中感觉就不好，主要是四清文革的干扰。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发展，包括北大清华，都不在精神灵魂和学术方面，国恩描写的“四中精神”，可能要进历史博物馆，因此就更有价值。 我记得1992年左右，陈国恩的户口还没转回北京，我就请他写写这段。他一个春节写了这么长，肯定动心忍性，一个春节没过好。但是以后想起，比看那些索然无味的娱乐节目，恐怕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了。他写出了自己真实的经历，特别是自己真实的个性和看法，非常宝贵。一气呵成，有情感冲动，自然是好文章。 他说为自己的妻子孩子留下了历史记忆。其实，也是为我们老三届，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这就是我给自己一生总结的“走实践道路，写血肉文章”。 老三届题材是永恒的，因为它产生的时代极为特殊，原因极为特殊，够历史学家们研究一万年。 问题在于，我们死了，就没有第一手资料了。谁知道后人如何写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来写自己的历史。 这就是我要写回忆录的原因。就是以自己经历记录和影响历史，其真实性最为重要，包括自己的真性情。这是我从国恩文章中受到的启发。 这些经历，在我们自己看来，大家都有，似乎没有什么的，多数人已不愿意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其实，能写出来的人不多。文笔功夫，思想原创和感受力，都很重要。用弗洛伊德的话，就是人的潜意识和原始冲动，是需要升华为文化的。 我们还能活几年啊！死后大家追悼，妻儿泣不成声。其实过不了几年，也就淡忘了。我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会梦见我的奶奶------那个自幼抚养我长大的人，连我的父母也很少入梦了。 生命短暂，文化永恒，思想永垂不朽。 老三届受的苦难，没什么历史必然性，而是文化革命错误思想的结果，因此不能“无悔”。 能从正面吸取教训，是老三届的造化。在逆境和绝望中积极向上奋斗，承担两个体制的成本，造就中国伟大崛起，老三届是伟大的一代人！我们快70的人了，不能永远生活在老一辈的光环下，我们已创造了伟大的历史。
陈国恩：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的北京四中初中同班同学杨帆正在写回忆录，邀请我写一写当年离京回京的过程，因为他知道一些我的苦难经历。我本不想再去打开这些痛苦的回忆，但杨帆说动了我，为了给后代留下我们所处年代真实的资料，我们应该辛苦一下，哪怕再难受一回。 一、离京 在整整50年前的1968年秋天，树叶开始掉了，冬天快来了，我们这些17岁的初中生都在彷徨之中，红卫兵们失去了以往的斗志昂扬，其他派别的同学也都不再意气风发，都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里。随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的发表，上山下乡终于拉开了大幕，原来是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1964年进入北京四中上学以来，我们也曾下乡劳动3次，通过与“贫下中农”的接触，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各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在大家都茫然之刻，第一批去内蒙古开始报名了，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晋美和梁春生去了。在当时，除了出身没有问题的几个同学当兵去了，这是我们班最早离开的两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些小绵羊将被这场风暴席卷到何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都要插队，而且一批比一批地方更远，当时在校掌权的“工宣队”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再加上当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全班同学没有几个家里没“事”的了，我们班陆丹丁、郑钊和我三人决定去内蒙投奔晋美梁春生。晋美他们插队落户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号大队，从北京乘火车一夜便到，我们把行李都带上了，可见决心之大。朝号大队共有四中初中高中的学生十几名，因为是第一批，插队的高潮未到，所以同班的不多都是“小散户”，我们三个一到，加上原来的两个就有了五个同班同学，就成了“大户”，原有的均衡就打破了，我们就是初中的小孩，但是高中的想法就多了，我校高二的一个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到公社告了一状，说陆丹丁是“联动”份子，郑钊也是老红卫兵，这样的人不能要。按现在的说法，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可是当时公社还是很重视的，派民兵把我们三人押解出境，行李都来不及托运。告状的这个人后来官居正部级、全国知名，看来告我们只是入仕之前的牛刀小试，为将来的仕途做好了手段上的准备。我们心情不好，到呼市玩了几天，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回京再做道理。 从内蒙铩羽而归后，插队第二批山西的也准备出发了，我们也错过了这一拨。我们班山西去得最多，一共有十几个，其中现在知名的有刘源、杨帆等。临行时我去车站送他们，车站人山人海、哭声一片，车一动我班一个同学的母亲晕倒在地，真是惨不忍睹，我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杜甫的诗句《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真是生离死别的场面，看到想到这里我有点不想走了，我真怕我们家人受不了这样的情景。 随后有一天在校园里，我和郑钊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要我们报名去第三批的陕北延安，我们俩也不想越走越远，内蒙也好、山西也罢，都是一夜的车程，钱不过10元左右，相比之下延安就太远了，我们俩就找借口不去。郑钊说家里被子不够，工宣队一人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5口，问他父母一共挣多少钱，他也没敢撒谎，说300元，那个人一听就急了，说一个人都60元了，你是捣乱，那人指另外一个工宣队员说，他一家子4口人，就指着他挣40多元活，你这个条件必须去！接着又问我，我说父母年纪大了，我在家最小，自然，在他们眼里，这也不是理由。 说到父母，我说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律师、法官，那时不像现在，律师和法官可以互换，想干什么干什么。1949年后父子二人都因是“旧司法人员”而失了业，祖父老了就不再干了，父亲在政协系统的民主建国会工作。律师这个职业现在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了解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反动政府的人。其实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民事律师，只管经济、婚姻、继承之类的案件，连刑事案件都不理，更遑论政治！即便是这样的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难逃挨整的恶运。 我父亲当时关在政协的“牛棚”里，在工宣队找我谈话后的一天，他奉命到四中开家长会，显然是工宣队通过单位给叫来的。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被允许回家住了一个晚上，让他给我做工作，报名去延安。晚饭后，他说要找我说说话，然后却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却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早当家！我明白他的处境和心情，顺从工宣队的意思劝我报名去延安，内心怎忍亲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如果不劝我报名，在他已有的“罪名”之外，会再加上一条“对抗上山下乡”罪。我看到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这位曾经无数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言的大律师，此时却哑火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便主动的说，爸，我明天去学校报名，我父亲听后喃喃地重复道，去吧去吧。就这样我和郑钊及班里的其他四位同学共6人“自愿”报名去延安插队落户，成为千千万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在随后几天要办理有关的手续，我去西长安街派出所消户口，办完之后要交两分钱手续费，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两分钢镚停了一下才撒手，知道这一撒手我就不是北京人了。当时人小，哪里想得到要想再回来，不要说两分，就是两块元、两百元，也回不来了！为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力指的是势力），没钱没力的出卖肉体，从此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内，一直上演着一出出回城大戏，直到上个世纪末。 我是1969年2月2号离开北京赴延安的，阴历我记得是腊月26或27，许多家长向工宣队反应，要求让孩子们在家过了节再走，当然这是徒劳的。2号的火车是7点左右发车，需要在5点就起床，我由于头一天发泄似的“造”了一天，2 号早晨起不了床，我哥哥叫了我几次都无效，他没办法的说：“快起来吧，你这样子妈就更难受了”。听到这话，我马上翻身下床，收拾出发。我哥送我到北京站，不等发车我就叫他回家了，不要再等分别时刻，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最心慈面软，受不了那样的场面。随着一声长鸣，我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涯。 ..... 五、关于知青问题的思考 本来我的中国式移动，北京——延安——汉中——保定——北京，写到这里就写完了，但现在关于知青的话题众说纷纭，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我也有些话想说，不说就如鲠在喉，于是就加了这么一节，简单说三点意见。 （一）回避不了 知青这种社会现象，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那时还是像董加耕、邢燕子这些先进人物带头的，直到1968年大规模兴起，一直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先后有上千万学生被卷入其中，涉及的家庭更是不计其数，几乎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涉及这个问题。时间之久、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哪怕是在世界上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灾荒的情况下，这么多的孩子不让上学了，给安排到离家数千里的陌生地方去“接受再教育”，这种大规模的人为主动迁徙，真是举世无双。有一次有人向我组诗稿，我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对杖是“嗷嗷待脯上学日，步步回头下乡时”，这两句就是当时真正的写照。我在文中没有细写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因为写这些就成了个人的辛酸史，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写时代、写事件，才是回顾历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的回忆过去，其实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受的苦，而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剧中的主人公们为抗战，全国大迁徙到处宣传抗日，吃尽了苦中苦，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他们也辗转回到了上海，却发现还是一无所有，不被人尊重，没有工作、无处安家。你仔细想一想知青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91年中央下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可以回城，可是又有多少人选择不回，难道他们不想吗？不是，是回了城没有工作、没有房住，他们已不被原来的城市所接纳。回来的，又有多少人家庭反目，因为他们回来打破了原来哥哥姐姐们的平静生活，走时一个人，回来一家子，怎么共处？怎么居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这都是当年真实的故事。在知识不值钱的年代，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知识又开始值点钱了，他们又被说没有文化，要去补课学习，哪有这样两头堵人的？知青不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了吗，这些人难道是有原罪吗？于是，社会上有了许多民谣，什么“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等等，版本恨多，这些一是无奈，二是自嘲。知青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惹着谁了？”知青们过去上有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现在自己也有了儿子孙子，这上下五代人口口相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将来如何向历史交代？后人又如何书写这一段历史？这都要仔细地研究探讨，不要得过且过，绕是绕不开的，回避也不是办法。 我的插队生涯，我的移动过程，在所有的知青中，肯定不算是最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惨的，我没有挨过打、没有挨过饿、甚至没有受过什么大气，比起其他地方的报道出来的种种侵犯知青得恶劣行径，我简直是没有受罪！但我还是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的子孙一个交代，以免他们长大了认为，他们的爷爷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 （二）我不赞成“青春无悔” 在当前关于“知青”这个话题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议论，这都是正常的表达。有一种看法是“青春无悔”，他们认为插队这一段人生经历，使他们受益良多，现在还很觉得骄傲。他们在网上发表文章，甚至办展览，宣传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我郑重地表态，我不赞成这一观点。 要说青春无悔，首先我们先说青春这两个字，“青”这个字，就是形容草木嫩苗刚刚破土而出急速生长的样子，它们急需阳光、雨露和营养，急需各方面的呵护，使它们健康的成长；“春”这个字，就是说的春天，是青草青苗最适合成长的时间。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春心荡漾的春心，说的是动物往往在春天里求偶交配，繁衍后代。合起来青春这两个字就是说不管植物也好、动物也罢，都是成长成熟的重要时期。我们人也是同理，青春时期是孩童向成年过度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在不同时代有早有晚，大约都在十几岁至二十几岁之间。在这个时期的人最需要什么呢，大约三样，一是食物，这个时期正在长身体，是一生中最能吃的时候；二是知识，在这个时期人的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你想一想，你会背的那点唐诗宋词不都是那个时期的“童子功”吗？这个时期学点什么都记得住；三是求偶，人到了这个时候，都有一颗对异性喜欢的心理，“这样的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人类早就灭亡了。而我们这些知青，那时候这三样东西都能得到吗？没得到！那现在还补得回来吗？不可能！ 再说无悔这两个字。一是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事情过去了，由不得你后悔不后悔；二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去不去插队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那时是大势所驱，由不得你自主选择，也就不存在后悔的问题；三是后悔不后悔，都由利益所决定。比如你在十年前有50万，你买了一套房，现在值500 万了，你就不后悔，还要大声宣扬自己有眼光买值了；你买了一辆车，现在残值只剩下几万了，你就后悔当时不如买房。由此看来凡是说无悔的，都是得到了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或回城早、像蜻蜓点水一样就回来了，或上大学顺利、分配到了合适的机关，现在站出来“晒”成功，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们学校高中的几位学生，他们在插队时就拼命的高喊，要“争当和真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版人，作“铁杆”扎根派，有的为表此决心，特意娶了贫下中农的女儿结婚，在获得了利益之后，入党、升学、招干，都遂了愿，最早离开农村的、始乱终弃的、国外逍遥的都是他们，现在我想，这些高喊“青春无悔”的人，恐怕也是那些人，起码是一种人、一类人。那些回城没有工作到处打零工、住在棚户区又一身疾病吃着低保的人，恐怕连喊这些空洞口号的劲头都没有，悔与不悔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些高喊青春无悔的人，如果现在让他们的子女再去插队，而且是不许带手机、银行卡，他们会高兴地送子女去吗？如果会，我真心地佩服他们，认为他们是心口一致的。 （三）应该有个说法 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对过去许多事情都有了公正的说法。走资派早就平反了、右派也早就改正了、国民党也被承认是抗战的了，就连地主资本家也都被看成是爱国的和乐善好施的了。过去几十年里一切运动中的倒霉蛋现在都可以喘一口顺溜气了，唯独“知青”这个最大的群体、最冤的群体、最苦的群体，影响时间最长的群体，至今社会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这样说，有人会问，人家打过仗、挨过斗、挨过整，所以要平反，你们知青干了什么，为什么还要给说法？这话问对了，这才是为什么有必要给知青一个说法。 首先是为国解忧。我们都知道，文革使整个国民经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1968年及其后几年，国内国外形势都很紧张，知青们这一代人在城里无学可上、无工可做，政府没有能力安排，这样下去只能是无事生非打架斗殴，这其实已有了苗头。这时候领袖发出了号召，知青们被发到了边远农村，等于是一盆水被泼得远远的，一来大城市清净了，二来节省了城市供应粮，把负担强加到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大队。在东北和内蒙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弄了几十万学生们过去，不但有上述两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肉盾牌，让苏修按核按钮时顾虑再大一些！在过去旧社会，穷人过不下去了，养不活全家了，都是挑一个或两个孩子送人，以减轻家庭负担。当时我们这一拨知青就是被送人的孩子，只不过被送到了更穷的地方。国家后来经济情况慢慢好转，与疏散知青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你们说，这是不是为国解忧。 其次是为国分忧。知青们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有，在不同的地方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东北兵团，也有不少的南国儿女，他们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严寒，在极左的思潮下，寒冬也要大干，有不少知青的身体就这样凋谢了、垮掉了。但他们生产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每年给国家贡献了大量的商品粮！南国的胶树林中，知青们通过学习练习，学会了养树割胶，为国家提供了战备物资。这说明知青是好知青、学生是好学生、孩子是好孩子，我们没有给自己和家庭丢脸！你们说，这叫不叫为国分忧。 再次是为国担忧。在1991年以后，大批的知青回城，一时问题多多，无法解决。知青们自己救自己，不靠国家不靠政府，靠一双手，白手起家，创建了一批自己的作坊、企业，为自己找到了活路、又为国家提供了税收。就拿北京的大碗茶有限公司来说，他们在前门地区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方便了游客，积累了资金，直到盖起了大楼商厦，现在的著名的老舍茶馆就在其中。在全国，又有多少知青办的大企业集团在驰骋纵横！你们说，这叫不叫为国担忧。 就凭这为国三忧，我们应该为知青的历史地位及贡献有一个公正的说法，最好由国家权威机构如人大常委会发声，肯定知青的历史功绩，慰问全国的所有的知青，让这些老知青们在晚年，在心里感到温暖，得到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就像一个家长，对其中的某一个子女说，这辈子我亏欠你了，没让你上大学，早早地受罪干活为我解忧、分忧、担忧，你们说，家长都这么说了，孩子还能说什么呢，但反过来，家长要是不这么说，孩子心里就会一直别扭着。 写完了你去删改吧。你看着能用则用，不用我也没意见。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的妻儿都不完全知道我的这些经历。再见。
不写出来，我们愧对历史和我们自己。 ---------------------------- 五十年转瞬即逝，过去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许多当年记忆也都变得模糊，不写下来，许多刻骨铭心的事情就会湮灭，而我们的儿女可能会认为，那段心酸惨痛的经历可能就不存在，或者没有那么可怕和悲惨，可能还会羡慕我们不用上学、不用考试，天天在田野里自由自在。我想说，过去的苦难，不期待你们能够理解，只希望你们记住：
——不要把我们繁重的劳动当作轻松浪漫的乡村旅游；
——不要把我们悲惨伤心的眼泪当作闪闪发光的珍珠；
——不要把我们带血的伤疤当作绣花的丝绸。苦难就是苦难，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依旧还是苦难！ 杨帆评论：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国恩动了真感情，加上有文字功底，所以东西写得好。有孤独感是必然的。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峣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一辈子就这遭遇。记得屈原的话：虽九死而其未悔。没见我67岁还要上法庭吗。以自己诉讼推动中国法治进步。我们在英雄时代奠定的理想与信仰，在世俗化过程中受到了无情嘲弄。人们把我们当成祥林嫂，唐吉歌德。近年来没有了，因为人们把这些名著也给忘了，年轻人则根本不知道。那些反对我的人原来说我是毛泽东的传人，就知道搞斗争。后说我是文革的传人，干什么呀，不就是损人吗！他们有他们的共识，说明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不贬低我们，他们的日子不滋润其实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真的没有打搅他们的美梦。只不过为维护社会道德底线说点什么。让那些婊子们，想立牌坊的时比较困难一点。什么最优，次优，较差，我们早就不敢奢望了，就是共同底线，也包括他们的在一个宣扬，我是流氓我怕谁，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氛围里，我活得不愉快。好在，我维护底线努力干一次胜一次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维护的是底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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